當代中國十大民望

羅天昊 致力於國家與城市競爭戰略　　著有《大國諸城》　　羅天昊國與城 ID：Luotianhao99　　大勢將至，未來已來。　　改革開放接近四十年，無論是全球環境還是國內時局，都孕育著面四十年來最劇烈的變局。全民亦對新的時代，懷抱新的期待。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激蕩風雷激。　　在中國已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向回歸全球之巔衝刺的關鍵時刻，中國即將迎來四十年來最緊要的一次大會，這是一個巨變的前夜。整個國家，各個階層，均在尋求未來之路之道。　　代表謀於朝堂，民間龍戰於野，經過廣泛的民意探訪，匯聚十大民望，國家不可辜負。　　（1）實現社會公平　　民眾之望，首在公平。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曾經激發出巨大的活力。人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獲得更為美好的未來。　　當下，社會的公平性日益被懷疑。　　在財富領域，很多人的財富不來自身努力，而來自出身、特權等因素，對於機會不公的痛恨，引起了廣泛的仇富。　　在社會階層方面，中國當下階層逐步固化，縱向流動日益困難。　　最危險的是，中國形成了一種龐大而複雜的「新底層階層」，包括失地農民、被拆遷的城市居民、失業大學生，部分落魄的中產與體制外知識分子，加上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工人。　　在就業方面，「拼爹」替代了拼能力。中國社科院一份名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表明，父輩具有社會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幹部。二代農民工，其父母幾乎都是農民或農民工。官員後代更容易成為官員，窮人的後代繼續做窮人，代際遺傳逐步加強，「血統論」沉渣泛起。　　在知識文化方面，不公易開始蔓延。　　目前，北大和清華，來自農村的生源僅不到20%，同時，很精英階層子女通過各種特權，獲得加分或者特招機會。擁有知識被賦予了改變命運的使命，但是起點公平已經嚴重失衡。　　最關鍵的是，知識改變命運這一信念本身已經坍塌。以前窮人子弟考上大學就實現了鯉魚跳龍門，當下，下層階層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成本越來越高，動力越來越小。北大畢業生陸步軒賣肉，是知識資源的嚴重錯配。　　社會不公不僅破壞了中國夢，也造成了全民的理想與信心的喪失。相對少數移民海外的人，留守國家的13億人，希望在哪裡？　　國家必要以公平為基石。個人前途歸於才華與努力，而不來於血統與依附，個人財富來自市場與競爭，而不來自踐踏規則，個人榮耀來自於貢獻與美德，而不來自權位與金錢。　　中國急需造就普遍之公平，鑄就普遍之希望。　　（2）實現共同富裕。　　先富帶動後富，是國家的承諾，不可食言。　　貧富分化，觸目驚心。 2016年中國基尼係數達到0.465，遠高於多數發達國家。招商銀行發布的《2017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　佔總人口僅1‰的158萬千萬富翁，持有的資產達165萬億。幾乎等於GDP的兩倍。中國作為窮國，成為富人最多的國家，且財富極度集中。同時，部分人的財產來自腐敗與特權，造就了廣泛的不公。貧富對立情緒嚴重。　　貧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階層分裂是國家動蕩之因。中國絕不能成為又窮又亂的「潰敗國家」。　　如何共富是對中國的巨大挑戰。但共富並非「均富」，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主義》中提出了以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方式，實現財富的再分配。比如高額遺產稅等。通過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機制，財富產生機制，稍減資本暴利，稍加勞動所得，讓財富惠及更多的人。同時，減少政府所擁有的財富，更多藏富於民。　　從合法性和民意基礎而言，中國這樣一個窮國，占人口 80%的平民階層，為國家之根基。中國已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人均收入居全球下游，仍是一個以窮人為根基的國家。　　從道義和責任上說，執政黨的當年其以工農起家，後來逐步建立最廣泛的階層聯盟，但是從其本質而言，仍需要以勞動大眾為根基，也就是以第三階層為根基。既激發第一階層和第二階層的活力，又兼顧第三階層的公平與權益，。　　有趣的是，基尼係數與消費能力有內在邏輯關係。過去十年是中國基尼係數最高的時期，2008年達到頂點，消費佔GDP的比重也在2009年下降到最低點，最近幾年隨著國家整肅貪腐，打擊政商勾結，基尼係數下降，消費能力也上升。　　貧富懸殊的危害在哪裡？富人消費多落腳到國外以及奢侈品市場，對於大眾消費拉動作用不大，財富也沒留在本土，而平民財富不足，也制約了大眾消費，最後，貧富懸殊導向消費不足。　　共同富裕，不僅是道義要求與國家使命，也是國家經濟強盛的理性選擇。　　（3）落實核心民權　　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但是在當下中國，民權的落實，卻存在種種不足。尤其是財產權和人身權方面，整個社會痛感非常強烈。尤其是弱勢群體。　　財產權方面矛盾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農民土地確權，城市被拆遷戶利益，民營企業家財產保護三個領域。　　在農村，矛盾主要在於征地拆遷補償不足，暴力拆遷和暴力抗拆互為因果，糾結難解。同時，農民土地權不明確，導致無法實現經營規模化，而且土地財富無法變現，禁錮了農民財富的流轉，導致了農村凋敝。　　在城市，十幾年來，因為暴力拆遷而鬧出人命的事件，觸痛了整個社會的神經。　　民營企業家財產安全問題，也成為巨大社會痛點。不規則的各種收費，各種管制，乃至對於民營企業家人身和財產的直接侵害，引起了這個階層的巨大不安。　　人身自由權的最大痛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戶籍管制以及背後的教育，社保等公共資源的巨大不公；計劃生育造成了巨大人口和家庭危機。　　戶籍制度，是橫亘在國民面前巨大鴻溝。而在戶籍制度背後，附著兩大核心權利，一個是教育，很多大城市都變相限制外地人的孩子上學，北京甚至拆除了不少民工子弟，同時提高了外地孩子上學的各種壁壘。一個是社會保障。城鄉之間，各個城市之間，社會保障巨差別巨大，兩個退休官員的退休金，可以抵上100個體制外的老農民。　　人身權方面的另外一個痛點，是強制性的計生。在過去幾十年中，強制性的一胎化政策，曾造就了無數社會和家庭悲劇，當下雖然廢除了一胎制，但是，計生還未徹底開放。　　在十九大前夕，國家頒布了新的民權法典，含義深遠。　　振興民權，大勢所趨。也是實現民有和民享的人間正道。　　（4）推行適度福利　　高稅收，低福利，萬民疾苦。　　福利權是全球公認的國民基本權利。　　北歐國家自不必言，實行的是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其社會結構以中產為主體，基尼係數不到0.3，收入差距小，瑞典最窮的貧困人口，年收入約10萬人民幣，在中國算小康。安徒生童話中被凍死的賣火柴的小女孩，從此不再存在。　　美國等競爭性市場經濟國家福利稍低，但奧巴馬醫改之後，起碼在醫療方面實現了廣泛覆蓋。而且美國窮人發放食品券，沒人餓死街頭。　　中國福利狀況，正如著名學者秦暉所言，是負福利。福利分布兩極分化：體制內利益階層享受超高福利，體制外幾乎無福利。窮人的養老、醫療幾乎無人管。凍死餓死街頭的事情時有發生，因為疾病而全家致貧的事情也經常出現。　　賦稅比歐洲高，福利比非洲低，這是邪路。中國未來需要實行適度福利。　　很多人擔心中國提高福利或增加賦稅，這是誤讀。　　為什麼中國福利低稅負卻高？利益集團消耗了太多了國民財富。減稅的關鍵，是減少利益集團的超高福利。　　最壞的選擇，是一邊壓低窮人福利，一邊卻縱容利益集團。　　已經高賦稅，再來減福利，這是欺民眾。　　中國的適度福利政策應有兩大特徵，一是結構，遏制權貴的高福利，增加窮人的福利。二是總量，從「負福利」走向適度正福利。　　不奢望北歐國家的高福利，但好於當下，四大底線：不要餓死人，不要凍死人，不要讀不起書，不要因病赤貧。　　適度福利至關重要，部分人拿福利過度的國家來套負福利的中國，在社會保障不足的情況下竟然還反對福利，這與禁止一個餓昏的人吃肉以控制高血壓一樣愚蠢。哈佛大學的研究已證實貧窮和忙碌將降低人的智商。　　適度福利對於社會有三大激勵作用。一是適度閑暇，國民工作效率更高。二是不用為生存所迫而扭曲職業，實現社會資源最佳配置。三，提高文化與技術水平，創造更好效率。瑞士失業人士可以在國家資助下讀完大學，保證了全民的素質與活力。同樣，中國未來可以有窮人，但不可有痴人。　　（5）建成包容開放之國　　大國之器，開放包容。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遙望國家復興，已聞濤聲陣陣。在此關鍵性時刻，考驗中國未來能夠走多遠，關鍵在軟實力。　　開放包容，有兩大衡量指標，一，人口是否多元？二，思想文化是否多元？　　能執全球牛耳的國家，必有開放、包容、活力的社會特性。有多元的人口和文化。千年前的大唐，千年後的美國，都是如此。紐約，東京，首爾等均為著名移民城市。中西融合的香港成為亞洲創意中心，「東方好萊塢」。國內的深圳、廣州、杭州等重鎮都以開放著稱。　　對包容社會傷害最大的是戶籍制度，城鄉之間、不同城市之間的歧視，戕害了國家的開放精神。2016年北京流動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僅38%，堂堂大國首都，流動人口至少需要佔50%以上才及格。又是限制外地孩子讀書，又是限制外地人買車買房，北京是誰的首都？　　開放多元的國家，各種新思想、新創意不會輕易被排斥。容易打破利益之爭，減少內耗，改革更容易推動。富有創業創新精神，充滿激情活力。　　思想文化的開放，則是隱性的。沒有開放的思想市場，就不可能培養出創新精神。中國當下要實現製造業升級，實現技術突破，創新能力至關重要。　　同時，思想文化不自由，社會將嚴重缺乏寬容，狹隘與仇恨流行，唯有開放包容，才能造就社會的包容和對他人的尊重。　　對於國家來說，沒有開放包容，就沒有創新精神。　　對於國民來說，沒有開放包容，就沒有自由幸福。　　有包容個性的氣度，才可造就善於創新，剛健獨立，自由幸福的民族。　　（6）立善法，行善治　　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　　法治的缺失，使中國社會亂象叢生。民眾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人身和財產被侵害的事件時有發生，整個社會缺少誠信，舉國皆騙，社會失序，道德崩潰。人人惶恐，民心不安，「上層逃離，中層逃稅，底層逃票」。　　中國的法治之失，主要在三個方面。　　一是缺乏良法和善法，法制不健全。　　最近幾年，非法傳銷導致眾多青年被打死，非法集資導致眾多家庭破產，蘇亨茂被逼死事件也使婚騙浮出水面。法治的不完善，使很多邊緣化行為難以被制約，在社會經濟和信息傳播巨變的當下，法律已嚴重滯後。尤其最近幾年，各種金融詐騙手段翻新，花樣百出，竟成法外之地。而各種造假侵權，也幾乎被縱容。於正、郭敬明等的抄襲剽竊行為，公然橫行。毫無懲處。　　各種惡法的存在，也嚴重傷害社會公平。戶籍管制，拆遷條例，收容教育等，弊端日益明顯，嚴重阻礙了資源配置與民眾自由。傷害了民眾利益。　　二是法治資源的畸形布局，法不親民，　　日本人河源啟一郎在中國自行車丟了，報警之後馬上就找回來，而本國民眾，很多時候被盜被搶，卻無法得到足夠的重視。高官富人出事，國家公器熱情服務，普通民眾受到損害，國家救助則姍姍來遲。法治資源分布嚴重遠離普通民眾。　　三是權貴階層對於法治的破壞。　　部分權貴子弟橫行霸道，一直到輿論高度關注，無法遮擋的時候，才能得到懲治，在這冰山一角背後，有多少沒有被制約的權貴？　　在市場中，依靠特權與壟斷致富，權錢勾結的現象，也沒有完全被遏制。民怨潛伏，仇富仇官暗流洶湧。　　建成法治中國，也需要改變這三個領域。　　完善良法善法，保護公民人身和財產安全，有效懲治惡行。廢止惡法。讓民眾有安全感。　　國家資源，更多向平民傾斜，法律不光為富人和權門服務，打造平民之國，大眾之國。　　先治官，再治民。嚴治官，寬待民。制約權貴，打擊權錢勾結。　　（7）要金山，也要青山。　　左手青山，右手金山。　　此前，中國經濟一路狂飆突進，唯GDP主義導致了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霧霾區高峰期影響範圍達17個省市，超過國土面積的7分之一，形勢嚴峻。　　在國家層面，五大發展理念中，已經將綠色發展列入其中。知易行難，最難破解兩難的，是落後地區。　　禪宗大師青原行思提出參禪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看山是山。第二重境界，看山不是山；第三個境界，看山仍是山。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看起來似乎一樣？但是，剛出生的嬰兒，與人生經歷五彩繽紛的垂老之人，生命過程截然不同。　　中國的發達地區正從第二個階段向第三個階段轉型，從有金山無青山到金山和青山都要。很多後發區域仍處於「看山是山」的階段，對窮人來說，繁華世界比青山綠水的吸引力大多了。　　要發展，還是要環境？這是欠發達地區的兩難選擇。　　關鍵是要有「底線思維」，後發地方確實不能喝西北風，要快，但是，不能打破生態環境的極限。不能把江西、貴州這些地方，搞得跟北京一樣霧霾重重。　　從2011年至2013年，中國經濟的增速分別為9.2%、7.8%和7.7%，同期的單位GDP能耗，則分別減少2%、3.6%和3.7%，呈快速遞增趨勢。經濟慢一小步，環保快一大步。　　此外，如果要保持生態環境，國家能否負起責任，補償做出犧牲的地方？例如，南水北調中線的起源地，國家的補償到位了嗎？北京出血了嗎？大西北江河源頭實行嚴格保護的地方，是否也補償到位？　　金山代表現實，青山留給未來，保持現實與未來的平衡，經濟與環境的平衡，積極進取與敬畏底線的平衡，方為正道。　　（8）建成陽光市場經濟體系　　政商結盟，國之大凶。　　十幾年來，中國出現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財富的創造機制，出現了畸形。部分人財富的獲取，並非來自勞動與才智，而是來自腐敗、壟斷和特權，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市場經濟？　　最壞的選擇是權貴市場經濟，用權力尋租，用市場套現。　　這種半吊子市場經濟，最容易產生腐敗，在中國的改革後期，權力對市場干預回潮，權力尋租現象嚴重，政商勾結已成虎狼之患。政商勾結的重災區，多為權力壟斷領域，以及半開放行業。最顯著的就是能源、地產與金融行業。　　政商勾結隱含著兩大致命缺陷， 一是不公平競爭。得到了權力的傾斜和照顧的企業，實際上侵害了潛在競爭者的權利。扭曲了市場，傷害了公平。二是將政治家和商人都推向了不義的境地。韓國總統和大財閥多數不得善終，中國一樣，每個倒下的徐明背後，都有一個腐敗高官。同樣，每一個倒下的仇和式高官背後，也有不法商人的身影。　　建立公平的市場經濟體系，讓財富遠離權力，才能實現整個社會的軟著陸。腐敗讓人痛恨，何嘗不讓人痛心？商人得利時雖可心，卑躬於權力時又何曾甘心？　　權貴資本主義非正途，中國需要陽光市場經濟。　　國家號召弘揚企業家精神，提出了親商與清商的問題，既要為商人服務好，也要適當劃分政商界限。從政策和立法兩個方面抑制政商結盟。　　政策措施包含三個方面。　　一，減少權力對市場的干預。繼續推行簡政放權，同時，國企在競爭性領域逐步退出。　　二，逐步抑制政商結盟嚴重的一些行業。比如地產和金融投機行業。　　三，嚴格界定政治與商業的界限，立法保護公民的財產權，使公民不用懼怕權力，不用依賴權力就能保全合法財產。依靠智慧與汗水就可致富。　　所有的權力，必須受到監督，所有的財富，必須來自陽光。　　（9）為民立心，文化革新　　濁世滔滔，人心迷失，文化自信，定海神針。　　部分中產階層和知識精英，希望國家更多接受西方文明，甚至部分激進者主張全盤西化；部分人則希望復興國學，官方在某種意義上也倡導了馬克思加傳統的混合文化體系。　　在中國即將重返巔峰之際，國人將以何種文明立心，成為一個突兀的問題。　　百年前李鴻章說中國遇到「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指中國不僅從器物與技術方面開始落後，在文化軟實力方面，也第一次開始了落後。部分國人也產生文化自卑情結。　　文明的邊緣，往往成為變革的肇源地。同為儒家文化圈，邊緣的日本，韓國甚至越南，改革相對容易。中國作為固有的文明中心遇到的反彈強大，改革更為漫長和艱巨。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和再造，百年來的中國夢，不僅是獨立富強之夢，亦是文明進化之夢。　　中華文明也存在獨特性。西方文明稱霸時期，未被徹底征服的傳統大國，唯儒家世界的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土耳其。危而不倒，一定隱藏獨特的基因。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已破產，亨廷頓認為未來將有多種文明衝突並存。西方文明並非永久代表最高文明。也並非盡善盡美。911的發生就是西方文明不兼容所導致的悲劇。歐美各國近年社會問題重重，戰爭動亂不斷，也昭示其內生危機。　　中國背負數千年傳統，融合現代是一個巨大挑戰。土耳其成功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成為伊斯蘭世界最文明的國家，中國比土耳其更大，如能夠探索出一條古今融合的新路，必造大功於全球。　　上世紀90年代日本 「新東洋學」盛行，鼓吹文明中心從西方重新轉移到東方。中國不應象日本一樣鼓吹「中國中心論」，最燦爛的文明都是碰撞和融合的結果。　　復興是新生而非復辟，融合中西，取各自精華，方可完成文明涅槃，老樹發新芽。形成博大恢弘的新文化。　　實現文明的嬗變與更新，方可重朔國民心之力。造就剛健自信之國民。　　（10）有犧牲精神的國家領袖　　李顯龍特殊時刻訪問中國，在秋天的深處，兩大華人國家的相遇引發了廣泛疑問：新加坡和台灣都是小經濟體，華人世界的當世領袖，是否可以超越光耀先生和經國先生，引領大國大邦走向現代文明？　　文明更替，國運變化，內部社會矛盾集中的關鍵時刻，尤其需要有具備犧牲精神的人，帶領國家走出歷史的荒原。　　當年，亞倫作為猶太領袖之一，帶領猶太人走出了埃及，但是，卻縱容民眾墮落，鑄金牛作偶像。民眾不信正道而拜物。　　他將國人帶出歷史的荒原，卻默許眾人拜金牛；開啟了一個拜物而失去信仰的時代；民眾還沒有抵達流奶與蜜的聖地，最肥的公羊祭品卻落到少數貴族祭司之手；他曾在民眾饑寒困頓中求得甘泉，卻無法窺探更久遠的未來。　　大族的領袖，必另有其人。亞倫難堪大任，時代呼喚摩西。　　毋庸諱言，當世也有不少手握大權的人，善謀私利，卻罔顧天下人的疾苦，權柄榮耀和金錢享受都要，貪婪且猥瑣。這樣的傳統政客，未來必被摒棄。　　中國需要新的領袖，為民眾立約，求天下公平與人間法則，引導民眾走向德性的領袖。　　中國需要有犧牲精神，敢於為時代擔當的領袖。成大事不必在己。在有生之年或許都無法獲得現世的榮華，但正如摩西，終身都沒有進入迦南地，把責任和過錯留給自己的一代人，但卻把希望留給了後輩。　　引領國家走向未來，為最多數的民眾福祉燃燒自己，才有資格做中國的領袖。　　不要善於算計自我利益的政客，要勇於犧牲的大政治家，超越經國先生和光耀先生，立極於當世。　　（結語）　　民心澎湃，猶如大海波濤。　　傾聽民聲，順應民意，才能贏得民心，凝聚民力。一個有擔當的國家，必尊重最廣泛的民願，必謀求更久遠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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