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的破產與東亞秩序的未來 作者：劉建平

　　中國從近代以來就是以日為師、以俄為師，最後反過來都被人家打了一頓。到底是老師，還是暴徒呢？都不是，都好像是。國際關係問題需要作為國際關係學的學術研究來回答，人情化想像是對國際關係學蒙昧。改革開放以來，向日本學習現代化，迷信國際關係人情化的所謂「友好」，結果被日本搞的「歷史認識問題」和「釣魚島危機」反覆折騰，不是被「傷害了感情」，就是被「破壞了基礎」，還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現在到了應該反省的時候，對所謂國家、國家利益和國家間的關係應該有一個怎樣的清醒認識？

　　2012年日本否認「擱置主權爭議共識」而對釣魚島採取「國有化」交易行動，是中日關係的重大事變。在「釣魚島事變」的前夕，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2011年底訪問中國，當時中國媒體和學者的論調是一個最好的說明。說明什麼呢？說明中國還處在一個社會科學的蒙昧狀態。什麼樣的蒙昧狀態？日本首相正要來訪華，說要改善中日關係，中日要搞國民友好交流年，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中國的主流媒體人和媒體學者好像很興奮，說這是中日關係發展的大好機遇，中日關係已經到了四十而不惑之年，野田佳彥訪問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兆頭。這是些什麼話呢？對中日關係用的是一種文學或占卜語言，要麼是風雅頌，要麼是推背圖，對內是唱讚歌，對外也是拍馬屁的話。然而，日本對這種馬屁經、對這種風雅頌和推背圖的回答就是「釣魚島事變」，就是「購島」。日本的購島在中國被貶稱為「購島鬧劇」，事實上大家看，它現在做成了，根本不理會中國要求的「糾正錯誤」、「懸崖勒馬」，反而擴軍備戰、聲稱保衛「固有領土」。所以，要正視現實的嚴峻性，不必再說它是個「鬧劇」，事實上是個事變，中日關係的一個重大事變；不研究這個基本的事實，不研究改變不合理現實的方法論，而滿足於口誅筆伐的形式主義原則論批判，外交就可能上媒體的當，上那些自我欺騙或自我麻醉的輿論泡沫的當，就判斷不清楚中日關係將把中國帶向何方。

　社會科學研究一個最基本的起點就是要確認事實和現狀，那麼，中日關係的事實和現狀是什麼？中國外長在最近的記者會上說：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是中日關係的前提，在這兩個原則問題上沒有妥協的餘地。這個話很對，但是說得太晚了。為什麼？關於這兩個問題的兩國原則共識是中日關係的前提，那麼日本打破了這個前提，就是說日本把斷交意義的行為強加給了中國，而且中國反覆抗議無效，這個事實應該是什麼呢？就是斷交。正因為以前沒有認清中日關係的事實，所以就無限制地拖，拖到現在不知道怎麼辦。如果說中日不是斷交狀態吧，實際上有國內媒體已經用了一個詞叫「絕交」，外交部也說對話的大門已經被關閉，已經處在一個事實上的准斷交狀態，但又不承認或不正視這麼一個斷交狀態；對病患無認知當然就不會有療救方法，所以中日關係就一直沒有重建的機會。

　　如果及早預見、正視這個事實並採取預防外交行動或隨時的有力交涉的話，或許中日關係就是另外一種狀況。我們現在看日本報道的最新的事實，了解到日本在2012年9月10日「購島」之前，包括在APEC會議上中日兩國首腦的見面，曾經試探中國對於「購島」行動的可能反應，當時日本決策層的人說：為了要測試一下中國對「購島」可能有什麼反應，想盡辦法安排高層會談。結果測試出來中國不會有具體的政策性反應，他們才敢於「購島」。他們原來認為「購島」會給日本帶來一個非常大的危機，甚至日本已經做好了戰爭的準備。這種準備從2013年10月的《朝日新聞》的報道可見一斑。這是一位在日本駐華使館工作過、目前在做一個顧問機構的代表，他記者說：他給在中國工作的日本國民的一個建議就是你的全體家人手上一定要有一張機票，這張機票是隨時都能走的，而且必須是外國航空公司、目的地不是日本的。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中日隨時都可能開戰，而且日本有可能是攻擊目標，所以要坐外國航班，不能往日本去，要往其他國家去。很顯然，他認為「購島事件」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日本是很嚴肅看待的，並不是胡亂扮演一通的「鬧劇」。但很顯然，中國沒有做出讓日本感到重大危機那樣的反應，所以日本的「購島」就沒有「懸崖勒馬」，而是順利推進了。

　　或許有人以為突如其來，但其實這是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關係的結構性問題演變的必然結果，而演變的結果，目前的狀態，用國際關係學的概念是什麼？就在「購島」的2012年，日本就有報道說中日關係倒退了40年、80年；後來由於軍事對峙、演習對抗、備戰或疑似備戰，國際專家和媒體一般都認為隨時可能發生衝突；現在日本政府又拿中日關係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作比，學術界也有與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形勢相類似的說法。所有這些都確鑿無疑地證明，中日關係目前就是戰爭狀態，至少在日本政界主流的政治心理上是這樣以中國為假想敵國的。就像傳統冷戰時期中日邦交正常化前，那時也是戰爭狀態。現在我們要思考的是，這種戰爭狀態應該怎麼來化解？能不能化解？中日關係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倒退？應該怎麼重建？

　　有人說中日關係怎麼是戰爭狀態，戰爭狀態不是經過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結束了嗎？這是荒唐無稽的教條主義。中國學術界由於長期缺乏對中日關係基本的實證研究，不甚了了中日之間從來沒有在國際法的意義上結束戰爭狀態；其實中日關係的戰爭狀態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過現在被「釣魚島危機」激活而顯在化了。認真研究戰後中日交涉的歷史，包括日本與蔣介石政權的「中華民國」和新中國兩方面的交涉史，就會明白。這個問題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做更深入的了解。

　　確認了這種現狀，我們才產生嚴肅的問題意識並願意去努力建構中日關係史的知識邏輯，那就是為什麼中日關係會這樣？講中日關係問題，很多人會說出很多原因，什麼日本不認罪，中國強大了這類的原因。要不就是從文化上的種種解釋，會說出很多貌似的理由，其實這些理由都是和社會科學無關的。社會科學要確認基本的事實，就是實證研究。很顯然，中日關係為什麼惡化？就是因為歷史認識問題和釣魚島問題，沒有這兩個問題就不會惡化，是這兩個問題才引起了周期性的惡化。這因為什麼呢？歷史認識問題意味著日本對中國的蔑視，釣魚島問題的存在是兩國主權領土利益衝突的象徵，否認擱置爭議的政治共識意味著日本對中國敵視，這兩個最基本的結構性問題造成了中日關係的周期性惡化。現在，因為釣魚島問題突破了中日關係所能承受的底線，導致緩和周期不能複位的持續惡化狀態，這個惡化狀態已經導致了軍事對抗，至少已經激化了相互的軍事對抗衝動或現實主義戒備。

　　認識到中日關係是怎樣的的結構性邏輯，我們才有可能考慮中日關係應該怎樣重建。我們看到日本學者已經行動起來，他們成立了「新中日關係思考會」，提出「重建中日關係」這樣一個口號；包括日本當時到中國來參加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著名外交家栗山尚一先生，在「釣魚島事變」以後也都提出來釣魚島問題和歷史認識問題應該達成新的共識，這是中日關係重建的根本要義。如果中日關係不能重建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關於領土問題，從中國的遊行和網路民意指標來看，如果釣魚島完全被日本獨佔了，中國社會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對中國來說，最低的底線也得爭取回到「擱置爭議」原則上來。當然，事實上「擱置爭議」共識已經被日本打破，怎麼回到「擱置爭議」上來？如果回到這個原則上來的話，應該是什麼樣的形式？應該是兩國重新簽訂一個法律文件來確認它被擱置了，可以共同開發，也可以繼續保持無人島現狀。

　　中日關係造成現在這樣被日本折騰的局面，原因之一就是1970年代的中國外交根本就沒有處理國際關係的國際法自覺，不知道國際交涉需要一個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雙方議事錄，即使沒有明確的共識協議，也應該有一個議事錄，確認雙方談到過釣魚島問題，這個問題被擱置了，形成這麼一個文件。現在日本的學者已經提出來，說中國的領導人甚至連這個東西都沒有提，哪裡算有什麼共識？當然，從戰後日本外交史的交涉情況和比較研究看，這種說法也可以辯駁，可以證明中日兩國領導人當時口頭約定的「以後再說」就是政治共識。但作為學術研究要反省的是，日本是知道這裡有問題的，但日本當時故意誘導中國領導人按照日本的方式來處理中日關係問題。日本為什麼能這樣做到呢？就是因為人家的學術研究發達，人家知道國際關係怎麼處理才符合其國家利益需要，但是中國不知道，當時迷信「友好」想像，或者還有那種拉著日本對抗「蘇聯霸權主義」之類更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中國的外交史、國際關係研究要總結的經驗教訓。

　　現在要重建中日關係，就是回到原來那個起點上來解決問題，認識到戰後處理、戰後遺留歷史問題處理才是中日關係的主題，偏離了這個主題的中日關係就成了有意無意的虛構和欺騙。如果不能重建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剛才說了中國社會是不可能接受釣魚島被日本獨佔的，如果中國社會發現了日本獨佔事實的話，就可能導致東亞和中日關係的中東化。戰後國際關係有三種模式，一種是歐洲的共同體模式，因為和解，所以走向了共同體政治；還有一種模式是中東的戰爭狀態，就是因為領土主權問題、各種問題不能和解，導致持續著要麼是國家間戰爭，要麼是無政府暴力恐怖，這就是中東戰爭狀態；還有一種模式就是東亞冷戰，中日關係的冷戰結構一直存在著，導致現在即使全球冷戰終結了但中日關係也不能走出冷戰陷阱，反而向戰爭狀態演變。如果中日兩國不能制止這種演變的話，中日關係和東亞就可能發生中東化的前景。這就是我們在社會科學視野中能夠看到的東亞政治走向和未來中國的命運。劉建平（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