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昉：明代的吏治|文史知識

明代的吏治

歷史上各朝開國君主，有懲前代之失，幾乎無不重視吏治。但談到吏治，卻以明代最具特色。太祖朱元璋以刑戮與監察為手段，前期諸君以破格與久任為方法，整肅一代吏風，澄清一代吏治。可惜到了後期，上下崇尚資格，內外倚重考選，竟使吏治加速敗壞。有明之亡，亦與吏治敗壞有關。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歷史借鑒。

一 刑戮與監察相結合的太祖吏治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歷盡艱險奪得天下，視「國」為「家」較歷代開國君主尤甚。為杜絕一切可能失天下的隱患，他不僅大殺功臣，分封子孫，創下歷史之最；其頒布「祖訓」之繁，建立「祖制」之多，亦為歷史僅見。同時，他特別重視整肅吏風，其手段首重刑戮，次重監察。

刑戮的作用在於使貪官污吏有所懲戒。朱元璋自稱：「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明史·刑法志》）所謂重刑治亂世，主要指以重刑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吏。正如《明史》魏觀等傳贊所云：「明太祖懲元季吏治縱弛，民生凋敝，重繩貪吏，置之嚴典。」朱元璋懲治貪官污吏的措施，人所熟知的主要有三：

（一）京師築牆。洪武十八年（1385），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赴京師築城」（《明史·朱熙傳》）。

（二）鳳陽屯田。洪武八年（1375）二月甲午，敕「官吏受贓及雜犯死罪當罷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明會要·刑四》）。九年（1376），又詔「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滴屯鳳陽，至數萬」（《明史·韓宜可傳》）。

（三）梟首剝皮。據葉子奇《草木子》記載：朱元璋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60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且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為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

此外，明初懲治貪吏的刑罰，本較唐、宋為重。朱元璋欽定《大明律》，關於刑名，除規定笞、杖、徒、流、死5種外，還恢復使用大辟、凌遲、閹割等酷刑。該律特辟《受贓》專篇，名目共11條，規定「枉法贓」一貫以下杖70，80貫則絞。對違令濫設吏卒害民者，則族誅或梟斬。三篇《大誥》，作為法外加刑，懲治官吏貪污、豪強害民的條例，竟佔總條目的80%；其中凌遲、梟首、族誅案數千例，棄市以下案一萬餘例。例如，假千戶沈儀勾通蘇州知府張亨、知事姚旭，「冒派差役」，「擾民作弊」，沈及伴當4名凌遲、張、姚梟斬。鄭州知州康伯太等12人，私吞賑災錢糧，除一人外，餘皆誅。此等案例，也不過是其突出者。至於戶部侍郎郭恆貪污一案，自六部侍郎以下數百人。均處死刑；各省官吏，株連殺戮數萬人，就更為著稱了。另外，《大誥》還創設斷手、剁指、挑筋等肉刑。刑部官吏胡寧等人，恣意受財，縱囚代辦公務文案，被刖足發本部以儆效尤。論者曾謂太祖吏治是恩威並施、獎懲結合，其實不然。與「威」「懲」相比，「恩」 「獎」實不足道。朱元璋晚年，解縉曾上書指出：「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始終如一也。」（《明史·解縉傳》）當屬實情。

明宣宗行樂圖

監察的作用在於使貪官污吏難以心存僥倖。朱元璋曾稱：「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明史·職官二》）可見對監察之重視。洪武六年（1373），親「令御史台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為有明「考察之始」（《明史·選舉三》）。當時針對地方的常設監察官主要有三：

（一）布政使。歷史上，凡以「使」名官，原本均為中央監察官。布政使雖然不是中央監察官，但原為中央官，後亦兼掌監察之職。布政使的前身為行中書省的參知政事。行中書省原為中書省駐外機構，參知政事本為中央派出官員。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參知政事為布政使。至此，布政使成為一省最高行政長官。但《明史·職官四》記布政使職掌有云：「凡僚屬滿秩，廉其稱職、不稱職，上下其考，報撫、按以達於吏部、都察院。三年，率其府州縣正官，朝覲京師，以聽察典。」布政使兼掌一省監察，權力不小。

（二）按察使。亦為「使」官。其名始見於唐，為中央監察官。元初名提刑按察使，後改肅政廉訪使。稱提刑，稱肅政，知亦為監察官。明初，即置提刑按察司。首長按察使，《明史·職官四》記其職掌云：「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糾官邪，戢奸暴，平獄訟，雪冤抑，以振揚風紀，而澄清其吏治。」末句是其職掌重點。明省下分監察道。洪武十四年（1381），置各道按察分司。十五年（1382），又置天下府州縣按察分司。規定：「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按察使作為一省監察首長，權力很大。

（三）監察御史。隸屬都察院，是真正的中央監察官。《明史·職官四》說：「按明初制，恐守令貪鄙不法，故於直隸府州縣設巡按御史。」這是有明一代以御史監察地方之始。但其職稍後被按察等官所取代。洪武十年（1377），始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十五年（1382），又分監察御史為十二道（後增為十三道），常住理事。這裡的道為監察區劃，有大、小之別。大道相當於行政區劃的省，小道就是前述按察分司所管省下監察道。監察御史所掌為大道，有110人之多，分常住與巡按二類。同書《職官二》記常住監察御史職掌為：「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記巡按監察御史職掌為：「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監察御史作為中央派出監察官，權力更大。

此外，還有定期的巡撫和不定期的考察。《明史·職官二》都察院條稱：「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銜者，有總督，有提督，有巡撫，有總督兼巡撫，提督兼巡撫，及經略、總理、贊理、巡視、撫治等名。」總督以下諸名目，只要加有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銜，都成為中央監察官，可見非正式中央監察官之多。其中，巡撫之名，起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子朱標巡撫陝西，當時尚非專任。仁宗洪熙元年（1425）八月，以大理卿胡概、參政葉春巡撫南畿浙江，始設巡撫專職。此後，巡撫成為中央定期派出的監察官，其餘則均為中央不定期派出考察官吏的監察官。《廿二史札記》專設「遣大臣考察官吏」條，記洪武迄景泰中央遣大臣考察官吏事例甚詳，末云：「時已設巡撫，又遣大臣考察，重吏治也。」

刑戮宣示懲戒，監察杜絕僥倖，二者結合，儘管腥風血雨，百官重足而立，但卻整肅了一代吏風。

二 破格與久任相結合的前期吏治

太祖建制，成祖繼承。《明史·循史傳序》云：「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英、武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吏治如此，方法無非破格與久任而已。

破格的作用在於使賢良容易脫穎而出。此制實際創於太祖。當時天下初定，急需人材，故不得不破格用人。洪武元年（1368）九月，太祖詔稱：「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又稱：「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明史·太祖本紀》）十一月，即遣大臣魏觀及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六年（1373），又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其目有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多種，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十二年（1379），征天下博學老成之士至京師。十四年（1381），詔求明經老成之士，有司禮送京師。同時，太祖又因科舉多取文辭，不涉實務，故而廢科舉，實行薦舉。薦舉的目的也在於破格用人。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下至倉、庫、司、局諸雜流，亦令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而至者，又令轉薦。據《明史·選舉三》記載，吏部奏薦舉當除官者，多時至3700餘人，少時亦至1900餘人。此制明前期基本承襲。如：

（一）宰輔破格。何顯周，洪武中舉耆儒，後任四輔官。張度，洪武五年由掾吏擢監察御史，累官吏部尚書。李原名，以通經儒士舉，洪武二十年任禮部尚書。李至剛，汗武二十一年舉明經，成祖時修太祖實錄，官至禮部尚書。楊士奇，建文初薦入翰林，成祖時累官左春坊大學士，進少傅。徐晞，永樂中以縣功曹歷部署，正統間累官兵部尚書。

（二）知府破格。郎敏，洪武中以國子生授監察御史，為饒州知府。范濟，以文學舉，洪武中為廣信知府。藺芳，舉孝廉，永樂中出為吉安知府。廷臣出任知府，也算破格。宣德五年五月，命廷臣趙豫、況鍾、羅以禮、莫愚、邵旻、馬儀、陳本深、陳鼎、何溫淵9人出為松江、蘇州、西安、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溫州知府。同年十一月，又擇廷臣25人出為知府。

（三）知縣破格。顏伯瑋，建文元年以賢良征，授沛縣知縣。李信圭，洪熙時舉賢良，授清河知縣。范希正，宣德三年舉賢良方正，授曹縣知縣。地方百姓亦可保薦知縣。正統時，楊貢任交河典吏，得民心，知縣林俊調任，父老奏貢清正廉能，乞代其職。吏部尚書王直以貢為掾吏，不同意。英宗認為：「民既保奏，宜順其情，若拘以資格，用人之途狹矣。」遂之任，果以稱職聞。

此外，還有其他破格。如鄱陽人張琬，洪武時以貢士高第為給事中，一日，帝問天下財賦戶口之數，口對無遺，立擢左侍郎。金吾前衛經歷黃福，洪武時上書論國家大計，帝奇之，超拜工部侍郎。邢浩、盧友諒、齊瞻、金良佐、吳昭、陳宗顏、安處善、徐子民、曹岱、梁伯與、彭友信、李宜之，洪武中以儒士舉，俱為布政使。馬麟、盛儀、俞景周、周克敬、孫豫、江潤、艾瑛，永樂中舉人才，俱為布政使。

久任的作用在於使政策有其穩定性。此制也創於太祖。史稱太祖仿漢官吏久任之法，「凡諸良吏秩滿當遷，或罣誤罷黜，亦多因部民之請，使進秩視事，往往二三十年不易」（《廿二史札記》）。此制明前期亦基本承襲。如：

（一）宰輔久任。明前期，楊士奇在內閣43年，金幼孜在內閣30年，楊榮在內閣37年，楊溥在內閣22年，蹇義任吏部尚書34年，夏原吉任戶部尚書29年，胡濙任禮部尚書32年。

（二）知府久任。如前述廷臣破格出為知府眾人中：況鍾任蘇州知府，秩滿當遷，郡民2萬餘人乞留，詔進二秩留任。陳本深任吉安知府，已滿九載，郡人乞留，詔予正三品俸，又守9年。羅以禮任西安知府，丁憂去，代者不稱職，部民追思，乞於朝，詔起複視事，秩滿仍令留任。又有陳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右參政，仍令視事，在州20餘年。

（三）知縣久任。史誠祖，洪武末為汶上知縣，凡遷職均為民奏留，在縣29年，竟卒於任。吳祥，永樂中知嵩縣，凡32年，亦卒於任。李信，永樂中為遵化知縣，經27年，始遷知州。房喦，宣德時知鄒縣，經20餘年，未待遷徙而卒。

此外，還有其他久任。如洪武時，興化丞周舟已擢吏部主事，縣民乞留，乃遣還。于謙巡撫河南、山西，左遷大理寺少卿，兩省吏民千餘人乞留，英宗特許留任。

破格易舉賢良，久任便於穩定，二者結合，儘管缺規少矩，百官升遷路遙，但卻澄清了一代吏治。

三 資格與考選相結合的後期吏治

明後期，吏治敗壞，昔人論之已詳。但究其原因，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主要原因有二：一為資格，一為考選。

資格之興，始於憲宗。如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府縣條所云：「至憲宗，始重親民之任，乃以第三甲進士為之。」以優秀人才為親民之官，本是好事。但資格既興，破格自廢，均有弊病。資格既興，親民之官不安於位。如同條又引羅一峰之言云：「人中進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給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則忻。其視州縣守令，若鵷鸞之視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喪，對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破格自廢，胥吏不得為守令，遂作姦犯科，恣意妄為。如張居正所指出：「若不從科目出身，終身不得膴（美）仕。」（《張太岳文集》）胥吏只好「舞文以貪賄，挾賄以買官，倚官以剝民」（余繼登《典故紀聞》）。如此，吏治自然開始敗壞。

資格之重，始於世、穆二宗。如《明史·循吏傳序》所云：「嘉（靖）、隆（慶）以後，資格既重。」但資格既重，久任自廢，亦均有弊病。資格既重，優秀親民官多被徵調中央。如同序接云：「甲科縣令多以廉卓被征，梯取台省。而龔、黃之治，或未之覯焉。」龔（遂）、黃（霸）為漢之循吏，現均未見，說明親民之官缺乏賢良。久任自廢，尋常親民官亦視州縣為傳舍，政策失去穩定性。如何良俊所指出：「初至地方，必一二年後，庶乎民風土俗可以周知。今守令遷轉不及三年，則是方知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計矣。」（《四友齋叢說》）地方大權實際由前述不良胥吏把持。如此，吏治自然進一步敗壞。

考選之興，始於資格之重。考選之法，本與資格之制配套。考資選格，亦本有利官員升遷。但考選既興，監察自廢，弊病尤大。正如今人鄧之誠所說：「由於考選之法既興，縣令得行取科道，上官不敢以法相繩，吏治頓廢。」（《中華二千年史》）而如前引《萬曆野獲編》同條所說，「自考選法興」，親民之官「結交要路，取譽上官」，最終形成朋黨，更為嚴重。當時，考核百官的「京察」，竟成為朋黨傾軋報復的戰場。如此，吏治自然更加速敗壞。

資格與考選結合，導致破格、久任、監察相繼自廢。儘管孰優孰劣，尚有不同意見，但明代的吏治，至此卻再也沒有整肅、澄清的希望。

明太祖朱元璋，為永保朱氏天下，無所不用其極。雖然嚴防女後、外戚干政，取得很大成績；但嚴防宦官干政，卻沒有成功。有明一代宦官之禍，竟遠較宦官之禍最烈的漢、唐益甚。為整肅吏風，不惜動用酷刑，大開殺戒，卻最終仍難避免吏治敗壞。明末農民起義，吏治敗壞為原因之一。明之滅亡，朱氏子孫數十萬人，幾被誅滅殆盡。亡國之慘，喪家之痛，亦為歷史僅見。正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