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妓業為何屢禁不止？解密當代中國妓女現象
(2010-05-28 17: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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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妓業為何屢禁不止？解密當代中國妓女現象作者：浪漫遊俠
人們為了尋代生活的樂趣，為了尋找情感寄託，往往置身於此。杜秋娘一曲《金縷衣》「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使風流才子們神昏顛倒，佳人相伴自是醉生夢死。青樓確實是個迷魂盪志的地方，對讀書人來說，眼前佳人們花團錦簇，顧盼生情，一個個潘郎李郎地叫著，讓他們充分享受到顧客即「上帝」的待遇，自然有「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之嘆，妓女、青樓的確是中國男人幾千年的情感依賴。從明人張岱《陶庵夢憶》中的一段描繪「秦淮風月」盛況的語句中便可窺見一斑：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蕭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台雜坐。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各團扇輕絝，緩鬢傾髻，軟媚著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競看燈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掛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鈸星鐃，宴歌弦管，騰騰如沸。士女憑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自散。
儘管古代的青樓也掩藏著種種痛苦和罪惡，但至少還為推動古代文化作出了一些貢獻。然而到了民國時期，青樓演變為「出賣色相、肉體的場所」，甚至與許多犯罪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為此，解放軍進入北京便取締妓院。毛澤東堅決地說：「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 在解放初期，北京的八大胡同，天津的南市、落馬湖，上海的會樂里、四馬路等地都是妓院的聚集處，在毛主席的一聲令下而全部取締，到1958年時，新中國取締妓院、改造妓女的運動獲得了巨大成功，僅上海一地就有7000多名妓女轉變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掃黃打黑」運動，也是一次真正的、標本兼治的運動，使性產業和「黑蝴蝶」在中國大陸絕跡了30多年。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私有經濟的發展、「自由」資本市場的橫行、「人們」物質生活的豐裕、共產主義理想的破滅、傳統觀念的死灰復燃，以及西方性自由性解放文化思潮的偷渡和進口，「富貴思淫慾」帶來的妓女現象又出現了。80年代所謂的「舞女」；90年代「明目張胆」的妓女，時髦名字為「小姐」。雖然政府一再明確取締賣淫嫖娼，但官僚資本的中國社會卻無法使問題得到相對合理的解決。一個龐大的妓女集團像雨後春筍般地在全國發展壯大起來，特別是買淫市場的技術化和國際化，中國妓女早已拋棄或被剝奪了古老傳統的「賣藝不賣身」等陳規和琴棋書畫——這些不夠技術——的良好修養，而從事直接的賣淫活動，以及投入非本質的技術高消費的社會中去。這意味著，在我國經濟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同時，「嵌入」的市場技術不再是神話、而是現實，性產業也迅速地與國際技術賣淫市場接軌。於是便像引進外資那樣引進「先進」的性交技術與設備，當然也包括性觀念、性道德等文化資本在內。在這一過程中，國外A片、黃色書刊，特別是互聯網上大量的色情圖片、電影都發揮了主要作用，傳統的房中術、春宮圖以及更超前的性知識、性技術得以重見天日。「性是好的，錢是好的」，這樣我們才知道，妓女的工作場所可以不必仿照古人，叫什麼「怡春院」、「藏春閣」、「百花園」等等，可以叫「洗頭房」、「夜總會」、「休閑中心」、「美容院」、「××髮屋」 ……總而言之，都是男人洩慾的「天堂」、女人賺錢的市場，而成為當今時代無恥糜爛的標誌。
現代的妓女們從事的純粹是皮肉交易，根本與文化沾不上邊，她們甚至不需要太漂亮的色相，只要具有女人的肉體就行了，她們淪落為一種讓人歡心取悅的工具，一種供那些道德敗壞的男人們洩慾的容器。古代的青樓女子大多是因為生活所迫而從事這個行業的，而現在的妓女除一部分是脅迫的以外，相當一部分是為了貪圖享樂，為了虛榮和金錢。她們日夜縱行聲色，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且與許多犯罪活動相呼應，諸如偷竊、殺人、搶劫、吸毒、走私等等，現代妓女、妓院的存在，無疑加速了社會的腐敗與道德的淪喪。
一、當代中國的妓女現狀透析面對政府的嚴打、面對「道德」的歧視，中國妓女依然前仆後繼，性產業仍生機勃勃，在社會的夾縫中頑強地生存著。在中國大大小小的許多城市，新興的賣淫業和房產、家電、餐飲、娛樂、藝術文化等產業一樣蓬勃地發展起來，尤以廣州、上海、北京這三座經濟發達城市最盛。世界衛生組織2002年8月18日表示，中國官方估計目前有600萬娼妓，已成為世界上最多妓女的國家之一。另據國內不完全統計，中國當前從事性產業的女性估計約有2000萬，職業妓女已經超過400萬人。不管是400還是600萬，數量都是巨大的。妓女在夜總會、歌舞廳、美容院甚至馬路上張羅生意，可謂形式多樣，規模宏大。根據相關資料，近20年來，中國的嫖娼問題日趨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妓女和嫖客在總人口中已佔有相當的比例。潘綏銘認為「從80年代初到1997年底，中國累計查獲的嫖娼賣淫人員大約是210萬人次」，90年代後期每年查處賣淫嫖娼人員平均為「25萬人次」。查獲率充其量也僅僅是歷史發生率的5%，甚至可能只是2.5%，警方人士主觀推測則為10％。據此推算，中國在90年代後半期實際賣淫嫖娼人數應為每年250--1000萬，而80年代初以來涉足過賣淫嫖娼的人士應有2100--8400萬之眾。（2）性產業的外圍產業發展迅速。我們不能說卡拉OK、夜總會、髮廊和桑拿浴就一定是「雞窩」和妓院，但它們與賣淫嫖娼的聯繫是不言而喻的。據一家桑拿浴老闆供述，其收入大約有近50%直接來源於介紹和容留賣淫嫖娼，另20%--30%來自賣淫嫖娼的附加消費。（3）賣淫嫖娼的相關社會現象急劇增多，例如性病問題。許多人認為，賣淫嫖娼愈演愈烈，是我國政府近20年來忽視了社會治安及道德建設的結果。其實也非盡然，我國政府在社會治安和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僅從禁娼掃黃的直接投入來看，也是相當可觀的。但因為人們的思想觀念已經改變，尤其是貪官污吏的層出不窮，社會風氣的每況愈下，這種做法已是「治標不治本」。中國的妓女不但在國內賣，而且還跨國賣，這是賣淫國際化的「重大成就」，從各類的報道中都不難看出中國妓女對當代世界的貢獻。中國大陸妓女遍布台灣、日本、歐美國家，香港更是國內妓女的重要集居地。2002年7月8日南方網訊：在法國的政治人物就妓院應否合法化問題引發廣泛爭論之際，根據《費加羅報》日前的一篇報道指出，巴黎街頭近來常見來自中國的妓女。這篇報道一開始便戲稱，「什麼都逃不了世界化，尤其是賣淫」，因為繼東歐、非洲的阻街女郎充斥巴黎之後，警察發現，中國女人也出現了。這些妓女來自中國東北，她們收費低廉。中新網馬尼拉2002年7月3日消息：菲律賓移民局上周將兩個月前因無證工作而被逮捕的7名可疑中國妓女遣配出境。菲律賓移民局長杜明戈說，這些被遣配出境的是5月1日在馬拉地區馬米尼街的INTIMACY卡拉OK酒吧被移民局及國調局逮捕的14名中國婦女的一部分。2003年10月2日，美國之音記者歌籃東京報導：日本警方最近發表二零零三年治安白皮書，說日本成為外國人犯罪天堂，其中四成是中國人，犯罪包括殺人、盜竊、販毒和賣淫等等。而在東京新宿的歌舞伎町，原來就是日本著名「紅燈區」，現在是中國妓女街。此外在高級辦公樓集中地的赤阪，每天傍晚開始，在后街小巷輕易地可聽到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妓女日語拉客之餘的中國話交談。在日本，按照總理府每年發表的《外交輿論調查》，日本自83年對中國實施留學生政策以來，日本國民對中國有好印象的從73％下降到去年的46%，相反印象不好的從20%上升到49%，這自然和中國妓女脫不了干係。 二、當代妓女的收入、消費與社會源頭在性產業野火燒不盡的情況下，妓女的個人收入因人而異，總體收入卻相當可觀。據某網站資料，中國2000萬妓女年均總收入達5000億元人民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這類人的消費也甚驚人，估計每年帶動社會總消費額達10000億元。有調查稱，北京及一些大城市的妓女年收入均在10萬元以上。曾經有媒體報道，某小城市的政府迫於群眾的強烈反對，對「小姐」的工作環境稍加整頓，引起「小姐」的不滿，於是「小姐」紛紛提款離去，一時銀行動搖。不得已，當地政府為了地方經濟的繁榮，又重新開始「築巢引鳳」。可見這「小姐」和性產業已經成了某些地方經濟繁榮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性產業也理所當然地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有一個鎮長在全鎮大會上公開講：「你們不要笑那些小姐們，她們為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像我們這地方，貧困瘠得很，有什麼資源？就是人力資源！要搞活經濟就得靠她們。」的確如此，鄉鎮產業在我國幾乎是一個空白，縣市級工廠也所剩無幾。這位鎮長的話實讓人啼笑皆非，「笑貧不笑娼」已成為人們的公認。但就其實際情況而言，收入不菲的僅是高級妓女或有知識的妓女，而一般的妓女不僅難以掙到錢或掙很少的錢，而且還有極大的危險性。 關於中國妓女的個體消費問題，目前還沒有多少深入的研究，無具體的數據可言，但賣淫所得的金錢不外乎兩個去向：一是城市消費。城市中的中產階級式的技術高消費、即揮霍，將當成目的或為以後的賣淫及轉行積累資本。中國經濟學家楊帆的假設分析：中國妓女的收入中約有一半用於消費上，如購買高級服裝和化妝品、手機、坐的士、租公寓或民居，則每年消費為2500億元。此外，她們的消費亦可帶動賭博業、賓館和旅遊業的興旺。假設估計這類群體的消費支出帶動其他消費，則將消費支出乘4倍，那麼這類性服務行業每年帶動社會的總消費額可高達10000億元人民幣。二是鄉村消費。用於蓋房子，供弟妹上學，或者為家裡其他之用。總之和時代的消費要求及農村的經濟社會問題密切相關。關於這一點試舉《當代妓女問題研究》中的幾個例子：1996年4月，丹陽吳某、庄某因缺錢蓋房，夫妻合謀以妻子庄某勾引某物資公司張某，由丈夫吳某出面捉姦，逼張寫下8萬元的「欠條」。1995年11月，徐州也發生一起夫妻合夥敲詐案。丈夫廖某脅迫被詐對象交了3萬元作為與其妻通姦的「補償費」。1992年4月，廣東中山市打擊賣淫嫖娼，一次性抓獲來自湖南某縣的妓女63人，其中11人有丈夫相陪，都是為了「過日子」。湖南某縣一女子赴廣東賣淫掙了6萬元錢回家蓋房，在當地引起示範作用，所在村50餘名青年婦女除兩名相貌較丑外，其餘全部南下當妓女。四川更是首當其衝，此類事件各地都有，屢見不鮮。三、妓女的來源和類型及其階層關於當前妓女的來源問題，有關權威部門從未公布過詳細的統計數字，但仍可以通過不同時期專家們的個別調查進行分析。據李良玉的《當前妓女問題研究》，中國社科院有一個社會學家詳細地調查並描述了中國妓女的現狀。該調查發現，做妓女的主要來自三類人：一類是由鄉下進城的打工妹轉換過來，這類人占妓女的主要部分。據說，東莞有一家工廠，100多個川妹子進廠後，兩年內轉去做妓女的一半有餘，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條件不足的。第二類是由組織賣淫的「雞頭」直接從鄉下「哄騙」而來的。這類被騙來的鄉下妹顯然要比第一類要相對悲慘些，因為她們每接一個客就要給「雞頭」交一定比例的提成作為「雞頭管理費」，而雞頭常在馬路上為她們提供名為保護實為監控的跟班，以防少報接客人數。第三類是城裡極為個別的為某種目的而「志願」的女性，比如，極個別的女大學生、下崗或待業女青年等。而且根據調查顯示，這些妓女的年齡大多在25歲以下，以外來農民、城鎮無業待業人員為主。妓女的層面有多種形式，有人把如今市場上的「小姐」劃分為七個階層：一是「二奶」。按月收費，滿足買淫客對自己的性佔有，但不提供感情、生育、居家等等內容；二是「包婆」。提供階段性服務，一個出差期，或一個業務活動期，對象不象「二奶」那樣長期固定，一次一成交；三是「陪女」。場所在「三廳」，『坐台』服務，可以賣藝，可以賣身，可以當場成交，可以「出台」包夜；四是「應招妹」。電話、網上聯繫，全方位上門服務，或到自己的住所提供服務，當場成交；五是「髮廊妹」（按摩女）。當場成交，服務方式多樣化；六是「馬路女」。遊盪於大街小巷，公共場所，拉客服務，一次性成交；七是「工棚妹」。隨流動民工輾轉各地，專為民工提供性服務。在這七個階層之中，第一階層提供的是同居性服務，對象是權貴、大款、外商，老百姓俗稱「賣騷」；第二、三階層提供的是社交性服務，對象除了上面幾種人外，尚有那些有幾個「糟錢」的主兒，老百姓俗稱「賣俏」；第四、五階層提供的是多種性服務，對象是有幾個「糟錢」的主兒。老百姓俗稱「賣肉」；第六、七階層提供的是滿足嫖客一次洩慾要求，對象「賣油郎」一類的遊盪漢。老百姓俗稱「賣B」。前面已述，性產業市場是買方市場，所以妓女的層次劃分可以對應社會的各個階層。上面的劃分無疑是清晰的，但根據李良玉的意見，不能把情婦和二奶包含在妓女之內，因為這種關係屬於「事實婚姻」（筆者以為，這個說法或許值得再考慮，這只不過是史上家妓、官妓的變種）。另外，上面的劃分雖然注意到了民工潮等問題，但卻忽略了地區差異以及中國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更準確說是中國的社會經濟大問題，所以還是比較粗糙。某網站一位署名「某人」的嫖客對妓女的層次劃分卻完全是活生生的經驗性的。為避免麻煩，挑選最主要的部分敘述。1. 根據檔次劃分（1）最高級型：最高級型的妓女一般是「名人」或小有名氣，她們主要跟高級領導人進行性交易，其實並非追求自己的享樂，實際上由於領導年齡普遍較大，妓女也根本不可能達到性高潮。這些妓女追求的是性之外的東西，例如金錢、權力、地位等切身利益。當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也是被迫的，類似於無暴力強姦。這一類，她們的嫖客在某一時期僅局限於一人，其他人無權「享用」。（2）高級型：高級型的妓女大多數都是非職業的，一般比較漂亮，比較性感，是些不出名的文藝工作者，例如唱歌的、跳舞的、模特。而最近幾年又有新的趨勢，一些大學校園的校花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她們往往有固定的嫖客，但不超過10人，嫖資一般不固定，卻以萬計，十分豐厚。（3）中級型：這一類妓女嫖資在200～2000元之間，主要活動於大賓館、寫字樓、夜總會，服務於在上述場所的工作、活動人員。（4）低級型：這類妓女主要集中於歌廳、髮廊、洗頭房、舞廳、甚至一些飯店，一般以坐等上鉤為主要經營方式，即「坐台」。嫖資50～500元不等，她們跟廣大的嫖客有密切關係。（5）最低級型：最低級型妓女以站街女為主，嫖資20～100元，這類人較雜，服務對象也較多，幾乎不分對象，給點錢就能上。這個嫖客說，從以上分析看，服務的人員越多越低級，這裡所說的低級是純粹以收入而言。但他認為，最低級的才是「廣大炮友」最喜歡的，因為她們才是中國妓女發展的未來，以薄利多銷為宗旨，讓利於「廣大炮友」。他說：「我們炮友決不能有等級觀念。我個人就深有體會，從站街女中，我做過幾個，又年輕、又漂亮，服務又好，價錢又低，才100元，比我做過的一個2500元的還好。由於中低級的妓女，與我們炮友關係更密切。2. 根據地域劃分這個嫖客先說，廣大炮友也許有一個誤區，認為妓女大部分來自農村，其實根據他的總結，最大的來源是中小城市，其次是大城市。由於農村人的觀念比較傳統，因此，從事這一職業的人最少。中小城市，觀念比一些大城市都開放，另外，加之就業壓力較大，而又貪圖享樂，因此，產生了大批妓女。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各地的風土人情差異很大，因此造成了各地妓女各有特色。他將中低級妓女分為6種。（1）東北型：來自於這一地區的妓女，比較直接，不會溫存，上來就干，喜歡口交。（2）西南型：來自於這一地區的妓女，服務態度最好，比較溫柔，大部分屬嬌小型，但做的方式十分傳統，不讓走後門，不口交、不乳交，但她們叫床，是中國叫的最好的，她們知道怎樣使男人快樂。（3）華東型：這一地區的妓女最差，幾乎沒什麼可評論的，尤其是山東的。（4）華北型：這一地區從業人員較少，相對比較隱蔽，也形不成什麼氣候，服務質量及方式也參差不齊，一般從屬於東北地區或西南地區。（5）江浙型：服務較好，喜歡與你聊，不喜歡直截了當，需要溫存，如果能使其達到高潮，對你百依百順，有能力的應多做這樣的。（6）華南及海南型：以湖南、湖北為多，因為她們是最早開放的，因此，乾的方式不一而足，職業道德、服務水平較高，但掏你錢的本事也很大。最後他總結道：西南型值得廣大炮友關注，她們大部分皮膚較白，身材嬌小，年齡不大，服務較好，價格偏低，如果能使她們的性交方式多樣化，我敢說，中國男人的未來是她們的。 3. 根據職業劃分（1）職業型：職業型妓女的構成相對簡單，也是中國妓女的發展方向。（2）非職業型：非職業型妓女的組成相當複雜，她們中絕大多數為貪圖享樂型，白天有自己一份職業，晚上再從事第二職業，她們白天的職業形形色色，有失業青年，有白領麗人，有學生，有教師，有醫生，有護士，甚至還有女軍人。他說：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二年來，女教師，女護士，女軍人，倍受廣大炮友的親睞，也吸引了更多的上述人群加入到賣淫行列中來，對職業賣淫隊伍造成了很大衝擊，我個人認為，只有職業賣淫，才會讓廣大炮友受益，我們應鼓勵更多的人加入到職業賣淫隊伍中來，這樣，職業人員的素質才會進一步提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確，這位嫖客對妓女的劃分是令人信服的至少是周密完整的。但是這裡同樣有一個問題：身為嫖客，他注重劃分妓女的層次卻不留心嫖客的層次。「高級領導」、「廣大炮友」這些概念是很模糊的；妓女的分層必須在賣—買的關係中做出，如果不能分清嫖客同樣不能區分妓女。妓女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及社會學問題，如果不能在中國的官僚資本社會中看清各個社會階層所佔有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看清文化權力和社會權力的關係，那麼我們無疑會簡單地將當前的妓女問題僅看作是傳統觀念的死灰復燃，看作自由道德問題，看作是「我們」一切人所拍手贊成的。譬如男民工，他們在異鄉的性能力不能在合法婚姻中得到釋放，所以當然要找妓女，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問題而是和這個時代的政策、主要問題擰在一起的。在文末他說：「謹此祝願偉大的祖國繁榮娼盛！！！」並且連用三個感嘆號，但就妓女問題的社會根源他似乎懶得探究。 四、妓女問題的社會根源研究妓女問題的社會根源，可以用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分層來分析，也可以用新的社會學的重要成就來剖析。在明確「中國特色」的社會背景下，借用布爾迪厄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這三個概念來扼要地分析。性產業的根本特徵在於製造快感，它需要有經濟基礎、有一定文化和社會身份的人來投入，於是我們先假定性產業也有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這三種形態，然後再展開分析。按照布爾迪厄的意見，經濟資本是最根本的資本形式及資本主義的根本表現，而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作為象徵資本是經濟資本的有效調節。社會資本不能簡單歸結為是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它還有更為廣闊的社會形式，它和文化資本構成象徵資本。文化資本的形式是：（1）具體的形態，以精神和身體的持久「性情」的方式；（2）客觀的狀態，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電影、書籍、工具、機器存在；（3）體制的形態，以一種客觀化的形式受到社會的庇護。我們假定性產業的發展和其他產業的發展一樣經濟資本是根本的，同時它也是一種文化資本形式雖然還沒有像婚姻那樣制度化、合法化，也就是沒有體制的外顯形態。下面我們就從這兩個假定來談中國各個社會階層或權力場的經濟資本的獲得方式以及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存在和來源。當代中國是一個具有自己特色的官僚-技術式的資本社會，其中各個社會階層獲取他們自己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方式表現在：（1）個體工商和私營經濟實體在政府的大力聲援和官僚資本市場的發展中獲得他們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這種資本獲得和他們原有的社會資本密切相關，亦即和他們原有的經濟實力、文化積累以及政府對市場經濟的重視對個人道德的較小控制有關。這種資本還和他們個人在市場中的打拚、社會裙帶關係有關。以「情況複雜」的北京為例，許多民營經濟實體都有政府高官的庇護，沒有這種權力的支持，中國的私營經濟是很難發展起來的。在巨大的經濟資本獲得後，他們一方面要繼續投資，以獲取更多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一方面由於工作的壓力、道德的非強制而尋求婚姻之外的刺激，於是獲得自由資本市場中的色情文化也就是文化資本，如此他們和中國的妓女問題的關係就是重要的。近10年來，中國的離婚率、婚外戀以及妓女問題已經蔚然成風，人們在這類事件面前幾乎已經麻木，這和官僚化的「自由競爭」的資本市場是關聯在一起的。（2）廣大工人在國營經濟的困境中獲得他們最小量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國營經濟幾乎全部面臨解體，雖然沒有人無恥地喊出「消滅公有制」的口號，實則就是這樣。國營經濟一直處在改組調整的過程中，一方面國營經濟仍發揮重要作用，由國家投資的一些新興產業甚至成為國民經濟的新的支柱產業；但另一方面，由於舊體制所遺留的問題以及市場的衝擊，國營企業包袱重、效益差、面向市場的能力弱，相當一批企業處於虧損半虧損甚至負債經營和破產的境地。所以企業主和廣大工人並不佔有主要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比較單一，吃飯是大問題，和妓女問題的關係不大。（3）三資企業迅速發展中的國外經濟資本和官僚經濟資本。三資企業的發展在國內依賴國家政府的優惠政策，依賴地方官吏的功利性支持，所以國外經濟資本和國內官僚經濟資本大獲豐收而使農村外來人口獲得極少的工資。同時由於他們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從而使大多數外資企業倡導了一種先進的技術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管制方式。如網上資料：「在生產南方出口產品比較高的地區，人們常能在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企業里觀察到大批大批的鄉下妹被圈入工廠，月薪只有600至700元，每日干十幾小時這樣的勞動管理現象。這種現象，目前已成為廠家提高勞動組織管理效益的『經典模式』，在許多三資企業中廣泛應用。」這種經典的剝削模式把產品的勞動價值降至最低，從而佔有巨額的經濟資本，同時帶來和追求更「自由」的文化資本，如國外的性自由文化，中國傳統的官僚嫖娼文化。經濟資本角逐成為時代的中心，外來或本地女工在生活艱難的情況下除了努力拚搏爭取做個城裡人就只能去賣B。既然一切的目的就是錢，那麼賣淫能賺到更多的錢而且更快，而所得到的錢卻可以從事一切的經濟活動及參與到社會化的技術文化消費中去。（4）廣大「農民工」在官僚化的自由資本市場的競爭中僅分得微乎其微的經濟資本。地區經濟的不平衡不僅體現在東西部之間、西部地區的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而且東部地區的城鄉之間、發達區域和欠發達區域乃至貧困區域之間同樣有相當的差別。地區經濟懸殊的突出後果是形成龐大的民工潮。據上世紀末統計，1980年代初，農村外出打工者不過幾百萬人，至1988年已超過2500萬人，目前已達到8000餘萬人，由於統計不全，實際數字可能超過1億；而今後民工潮肯定還有擴大的可能。中國的農民不再是土地的「主人」，他們有了另一個確切的名字「農民工」。他們的女人和文化資本只在自己的出發地，他們的社會資本需要通過背井離鄉去搞現代化建設才能獲得，所以他們中的很多人完全有理由追求原生的色情文化以及城市的地攤色情文學並且通過收費低廉的妓女解決他們的性需求，而這些妓女一般也是鄉下來的。（5）下崗工人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從城市國營企業中分流出一個龐大的下崗者群體。據1996年7月統計，全國各大城市的下崗人員約750萬人。（張俊英：《廣州市嫖娼賣淫的調查》，《社會》1991年第10期）目前大約1500萬人。這些人收入較低，生活有一定困難，他們通過為私營企業、白領階層服務獲得微薄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也與妓女問題關係不大，但不排除個別現象。（6）文藝界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寬鬆的道德環境使中年作家在性生活和性描寫方面不成問題，這是時代給予的文化資本。新一代作家大多是自由職業者，他們在社會中同樣受到資本的剝削但精神的困境使他們更靠近西方的自由文化，色情生活與色情描寫同樣不成問題。他們的經濟資本離不開資本市場，他們擁有並且製造著第二種意義上的文化資本，也就是也許嚴肅的色情書籍。演藝界同樣以經濟資本為先，在巨大的社會潮流中他們的文化資本同樣是技術化色情化的（想想那個誰拍的破《手機》吧）。色情和賣淫幾乎成為這個行當的「潛規則」，每天我們都能在報紙上看到這樣的捏造和報道。所以文藝界和妓女問題也有較大關係：至少色情是賣（買）淫的前邏輯階段。（7）鄉鎮企業中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鄉鎮企業的發展離不開農民，但企業主和幹部在這裡發揮主要作用並獲得更多的經濟資本。在這種資本獲得之後它的一種重要去向也和傳統或現代的色情文化有關。（8）自由資本市場中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不平衡。由於國家的政策傾斜，特區、東部沿海開放城市的發展速度較快，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加劇了各社會階層獲得的經濟資本的不平等，形成了中國式的中產階級，使他們追求色情文化，而外來城鄉青年收入微薄，道德、法制觀念淡薄，從而使妓女問題越來越嚴重。隨著中央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政策的貫徹，西部的妓女問題也自然跟著出現乃至發展更快。根據以上分析，由於資本經濟的發展，多種所有制並存，已經出現了一個以私營業主、個體戶、外資或中外合資企業白領階層、國有或集體與鄉鎮企業承包經營者、作家、部分演藝人員、部分收入較豐的新興企業職工為主體的富裕階層。這個階層是嫖客群的基本來源，同時他們也製造了妓女。另外，巨大的民工潮中的很多人也是嫖客和妓女的重要來源。妓女主要是鄉下妹、中小城市的待業青年，其次有下崗工人、大學生、准演藝明星、轉業軍人等。若按古典的方式可以簡單分為官妓、私妓、市妓三種基本類型，而以市妓最為猖獗。官僚和技術完成著所有資本間無恥的轉化，雖然政府一再堅持「兩手抓」，但物質與精神在這裡都是資本化的，官僚文化資本和技術資本市場並沒有得到深刻的反省，法律制度得不到貫徹，所以一切還是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的醜惡角逐。從以上分析，性產業的文化特徵主要反映在文化資本的前兩種存在形態上，也就是身體的和工具的，至於制度化雖然已有人提出但目前自然是不可能的，政府不允許的；而已經制度化的我們知道是對技術文化資本的極端推崇。技術文化資本有兩層含義：一是資本主義的技術生產技術消費；二是與之相應的法律法規制度。由於官僚的存在後者往往是虛假的，由於國家的資本市場政策及富裕階層的引領潮流前者成為全社會競相追逐的本質。這樣，技術文化資本有了資本的三大存在形態，也就是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擁有這種資本的就是政府官吏、個體戶、中產階級，未擁有的就是下崗工人、臭流氓、民工、妓女。資本既是部分人的又是全社會的；雖然資本化的技術生產是下層人不可控的，但非本質的——之所以說是非本質的就是說：人們早已忘記了官僚－技術市場的主導作用——技術文化消費卻已成為所有社會階層的人追逐的目標。於是，即使是妓女也要參與到這種技術文化的城市-鄉村消費中去。文化資本不只是像布爾迪厄說的那樣是在調節赤裸裸的經濟資本，它更重要的作用是掩蓋、矇騙，也就是把部分人的道德行為說成是全社會的道德行為。我不否認某種社會資本的共同體，不否認人的獸行，但我們要是比較一下卑賤的民工的嫖娼和高尚的中產階級、政府官吏的嫖娼，就完全能看出時代嫖娼的不平等，亦即當代中國官僚技術資本社會的不自由、不平等。五、妓女問題的解決辦法妓女問題的解決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政府的嚴厲打擊（現實的）；二是學者的道德訴求及賣淫合法化的法律制度（理想的）；三是廣大「炮友」的非意見性支持（可能的）。1.政府的嚴厲打擊1983年至1992年，是我國娼妓增長最快的10年，在此期間，政府除日常性查緝外，光是全國性的大規模禁娼行動，就有4次，力度不可謂不大。以廣州市為例加以分析，我們可以看到：（1）通過1983、1989年兩次整治，次年的娼妓數即明顯下降，但隨後的第三年卻又出現了更大的反彈；（2）1991、1992整治，儘管「炮火」密集，「戰果」顯著，但卻已無法抑制娼妓人數的增長，「娼妓病毒」似已獲得某種「抗體」；（3）從整體上和長遠的觀點來看，娼妓的增長應根源於某種社會的內因，絕不會是由於「打擊」或「整治」的不力。事實上，1992年至今，暗娼越抓越多，政府的不懈努力充其量也只是起到了某種有限的抑制作用，娼妓的迅速增長有其自身的規律和原因。另一方面，80年代以來，我國為禁娼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據潘綏銘先生推算，公安機關每抓獲1個嫖娼賣淫者，平均需耗費7.5個人工時，以93年為例，抓獲25萬人次，就至少需要花費180萬個人工時，相當於800名專職「風化」警察整整1年的工作時間，僅工資一項就達1000萬元人民幣，這還僅僅是實際支出的一個零頭。妓女問題的產生完全是官僚資本市場的產物。簡單說來，一方面管制的市場化需要公安人員通過罰款等手段增加國家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包括其非法佔有），另一方面生產——消費的絕對市場化使感性野蠻的性自由文化得以洶湧澎湃。所以，如果政府不對這個可惡的市場進行必要的遏制而只是唱高調，如果進步的社會團體不對這種時代的荒謬進行批判、反擊或促進市場的規範化而只做什麼「公益事業」（這是商品廣告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只是在「良心」、道德上做文章而不投入具體的行動，即不「走上街頭」，再嚴厲的打擊批判也將無濟於事。2.學者的道德訴求與賣淫合法化意見首先是道德訴求的方式。這種方法往往和儒家哲學的教義聯繫起來。而且持這種意見的學者大多認為許多社會問題是崇洋媚外的惡果。很顯然，這種觀點無疑是將問題簡單化了。形上學的問題必須得到重新的思考和認識，但社會問題不能簡單理解成是形上學問題，在康德、利奧塔的意義上理性應該是多元的；在布爾迪厄的意義上人類社會實踐依賴各個習性—資本「場」的通力合作及鬥爭。再此是賣淫合法化的途徑，如某網站《關於中國娼妓問題的對策性思考》一文就認為賣淫的完全合法化可以解決當前的妓女問題，應是「合乎理性」的最佳方案。這是有「建設性」的觀點，我們來做較詳細的考察。按《關於中國娼妓問題的對策性思考》一文，妓女合法化的意義主要在於如下三個方面：（1）從目標和方法的角度看。賣淫意味著有產者對無產者直接的肉體剝削，但這種社會現象的消除，卻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也就是說，只要仍然存在私有財產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賣淫就一定會具有現實和必然的意義。如果我們把無娼的理想運用於現實的社會，那麼結果將是災難性的。我們必須放棄現有的一味打擊制裁的禁娼政策，代之以賣淫合法化的曲線拯娼策略。（2）從財產權和人身權的角度看。民法意義上的人身權，是指與自然人的人身不可分離的無直接財產內容的權利。我國民法雖然未對性權利作出明確的界定，但性權利作為一種與自然人的人身不可分離的無直接財產內容的權利，符合人身權的構成要件。從刑法的角度考察，「婦女的性的不可侵犯的權利……是婦女所特有的一種重要的人身權利。」性權利在我國《刑法》中也是作為人身權利而加以保護的。單就賣淫行為本身來說，它並沒有侵犯任何人法律意義上的人身權和財產權（故意傳播性病者除外），為什麼要受到法律的處罰呢？（3）從道德和法律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的法學理論認為，一方面，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都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共同服務於統治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法與道德又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現象，不能混為一談。但在我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往往只注重了前一方面的涵義，對後一方面的涵義相當地忽視。特別是在涉及性的立法與司法中，我國普遍存在將道德任意提升為法律的現象。筆者認為，上文完全是站在有產階級和似乎歷史的歷史層面上自以為是地發言。我的意見是：（1）賣淫確實是有產者對無產者的剝削，但我們不能用一個糊塗的「非常漫長的過程」就把問題打發了。賣淫的社會根源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是「私有財產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結果。私有財產在歷史上有各種形態，至少有奴隸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三種，當代中國私有財產的形式更由傳統官僚思想和技術資本文化來決定，即使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市場，也受制於時代的技術生產和高額消費。如果不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只是一再聲明不能「把無娼的理想運用於現實的社會」，那麼結果將是可怕的、災難性的。（2）18、19世紀的自由資產階級很重視「天賦人權」說，由這一概念資產階級學者才製造出了種種的法律法規制度。但是我們知道，即使是天賦，它也是為社會服務的，是代表各社會階級、階層的利益的。無論民法還是刑法，性確實沒有和它們相抵觸，但是這些法律如果真是公正的就不可能使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保持甚至加劇下去。我們常常將西方的法律神聖化了，雖然在現代社會這不可或缺。在官僚主義的當代中國，法律往往（很好制訂）很難執行；在當代技術資本式的社會中，它更是一種控制形式：它保護你的財產，你的身體，以便能讓你更好地為有產者出賣自己的頭腦和體力。（3）將道德提升為法律的確是中國社會普遍面臨的問題，然而對於這個問題，決不能抽象地談論。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在官僚資本化的中國，社會利益問題已同布爾迪厄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後得出的那樣是多種多樣的，而不只是政府—人民的簡單對立統一。法律自然重要，但孟德斯鳩云：德行是民主的基礎。一夫一妻制不是任何人的美妙規定，在形式化的法律上人們可以像在哲學中像叔本華、辜鴻銘那樣認真地攻擊它。但筆者堅持認為，在中國，拋開人口學上的問題，如果「一夫一妻制」不是法律也不是道德，而只是社會群體的習慣或習性，所以對於它，應該通過對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進行分析才能完全理解，才能掌握它的來源和去向。 有一篇題為《妓女妓院 —— 中國男人幾千年的感情依賴》的文章中說：「新中國成立後在正式地全面取締妓院，解散妓女。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深入，城市流動人口的增加。大批的年青的農民工背井離鄉，來到城市打工。無論男女，離開家的日子的寂寞。從妓院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應運而生的，我國古代長期實行的一夫多妻制，有錢有勢的人可以妻妾成群，這就造成大量的男性公民無妻可討，只要是個生理正常的男人，沒有性伴侶是個非常痛苦的事情，當這個群體超過一定數量，對社會會形成巨大的不安定因素，因為人生有兩問題是必須要解決的：一是飲食；二是男女。妓院和妓女的出現，其初衷和出發點就是為解單身男人沒有性伴侶的社會問題，目的是為社會整體的安定和團結。其意義是積極，效果是顯性的。這樣做合情合理，又合符人道主義一貫主張。 因此，我們要為妓女和妓院正名，要積極地支持妓院的發展和壯大，要積極地大量培養高素質的妓女人才。為了鼓勵妓業的發展，政府有必要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辦幾家大型的國有妓院。恢復我國妓院青樓的歷史地位。同時，要開辦妓女院校，培養妓女人才，要把妓女學校辦成與中央藝術學院一樣的檔次。同時，為妓業正名，為妓女平反，是我國目前國情民情迫切要求。 我國目前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有百分的十以上的男士很難找到異性伴侶，全國八億男性，到達結婚年歲的超過2.5億，大約有3000萬適齡男青年找不到配偶，加上前幾年積壓下來的單身男士，總人數超過5000萬，這主要是我國重男輕女的傳統根深蒂固，許多家庭都只想個男孩，如果是生了女孩，許多父母採取遺棄的不人道做法，致使女性嬰幼兒成長艱難，過早死去。還有許多父母，將女嬰在孕期就行流墜胎手術，使大量女嬰不能經常出生，還有一部分人通過飲食，和特殊的受孕措施提高了男嬰受孕的幾率，從而減少了女嬰受孕的幾率。這幾種情況導致的男女比例失調，追根朔源，主要原因是我國長期以來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埋下的禍根（當然不搞計劃生育是決然不行的），目前我國繼續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這種男女比例失的狀況是避免不了的。政府如果不採取措施解決多達5000萬單身男性的性伴侶問題，遲早會釀成重大的社會問題。 愛滋病和其它性病的迅速漫延，迫切地要求政府規範妓院的運作，控制愛滋病的漫延。目前我國妓女數量不少，她們活動於地下，沒有部門去管理她們，沒有人關心她們的健康狀況，許多妓女帶病與人濫交，導致疾病迅速漫延。在目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辦法強迫這部分人去干別的營生，因為無法安排她們的工作，她們是為生活而為妓的。目前採取的由公安警察出面干擾她們的工作，打擊她們的事業，這種做法缺乏理性，也不科學，說得嚴重是侵犯人權，說得輕一點是欺侮弱小。我的看法是，既然妓女的人數龐大，又沒有辦法禁止她們繼續做妓女，那麼政府就應該因勢利導，將這些人組織起來，讓她們合法地進行經營，在她們身體健康的前提下，有組織的從事妓女活動，有病的要進行治療，痊癒之後回到「單位」繼續干，對於進妓院的嫖客，也必須出示健康證明，方可與妓女們廝混。只有如此這般，才能有效遏制愛滋病的漫延，保護妓女們和嫖客的合法權益，使壞事變成好事。如果繼續讓大量的妓女在地下活動，愛滋病毒的漫延將會越來越迅速，對於國家安全、人民健康將造成極大威脅！
妓業是歷史悠久的傳統行業，而且幾千年以來都是興旺發達的行業，經受歷史的長期考驗，證明這個行業對社會只有益處，沒有害處，應該是正當行業，要不然生命力不會有這麼長，解放後取締這個行業，當時是社會大變革時期，為適應當時的政治經濟體制需要，做法是對的，現在改正過來，是在延續幾千年的文明史，也是對的，我們應該發揚我們民族悠久的歷史文明。」
筆者對這篇文章的評論與思考：該文揭示了社會存在的普遍現象，對妓業、妓女的源頭進行了抽象分析，亦對如何規範管理這一產業和從業人員提出了建議。顯然其出發點是好的，當然有些觀點應予以探討，但目前也是比較現實的。的確，妓女、妓院這一歷史毒瘤的死灰復原，實是難以遏制。或許不同歷史時期，對於同一事物需要採取不同的處理策略和方法，因為社會矛盾、生產資料、生產力及生產關係與毛澤東時代產生了大的變化，應根據現時的社會思想、社會經濟、社會環境等因素來綜合考慮，制訂出適合國情的處理對策。事實上，我們現在的所謂「掃黃」，根本沒有從人們的思想上解決問題，或許還為公安、警察提供了發財的機會（事實上其中有些人也是不花本錢的嫖客，有的還與妓院、妓女勾結，宰殺嫖客），掃黃往往流於形式。若能有效規劃「紅燈區」並制訂相應的管理措施（其他區域發生性交易則重罰重判），是比較實際的處理方法，不然滿地開花、四處泛濫、性病成災，的確是個大問題。在這一時期，乾脆學習特區的管理經驗，讓其合化化，規範妓女、嫖客的性交易行為，亦即設立專門管理機構和醫療檢查機構，有證經營和有證上崗及有證享受，杜絕性病的滋生和蔓延，同時亦減少官嫖（當官的在這公開場所是有所顧及的。當然，這如同「高薪養廉」一樣，也是不會有大的收效。應對官員加強監督，嚴肅黨紀、政紀，做到「殺無赦」）與此同時，加強這方面從業人員的文化素養和思想素質，吸收傳統的文化藝術，形成新型的妓院文化，讓服務對象得到性快樂的同時受到文化藝術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國家和政府，要加強精神領域的宣傳力度，推進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設；作為男性公民，都要自覺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不涉足或少涉足那些娛樂場所，從而使社會風氣好轉，形成良好風貌。待一定的過度時期之後，人們的認識水平達到一定高度，再行立法，逐步消除這種陋習，此舉也不能說不是一種權宜之計。另外，政府還應採取一些有效措施來改變男女比例失調問題，計劃生育政策也可變通採用，比如生女孩的可以享受一定的補貼或優惠政策（上學、就業等）。大家是否記得前幾年為解決吃肉難的問題，就曾經出台過「母豬」補貼政策，有效解決了這一難題。鼓勵人們生女孩，從而解決男女比例失調的難題，這可是百年大計啊！
本文根據網路文章整理而撰寫
主要參考資料：新華網 徐淳剛《當代中國的妓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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