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中一書頂萬書的書：《曾國藩做人 胡雪岩做事》五

第五章

　　曾國藩的以退為進之策

　　識時務者為俊傑。一個人無論有多大的實力，總是受周圍環境及諸多因素的制約，不可能為所欲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後吃虧的還是自己。所以，一個人要識好歹，明時務，知進退。曾國藩在為人處世過程中堅持以退為進的策略，平時善於藏住自己的鋒芒，善於明哲保身。羽翼未豐時絕不亂動，堅持龍蛇屈伸之道。這使得他能夠安全渡過各種險惡之途，成為一代中興名臣。

　　羽翼未豐時不可亂動

　　【曾國藩做人語錄】

　　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

　　太平軍勢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斷擴大著勢力範圍。

　　1853年，太平軍連克數城，如狂風般進攻湖北。

　　是年年底，太平軍打到了安徽廬州(現安徽合肥市)。

　　次年春，黃州的清兵大營被士氣高昂的太平軍攻破。

　　清軍面對太平軍的進攻節節敗退、毫無戰果，咸豐皇帝坐立不安。每當聽到一個城池被攻破，他的心病都會加重一分。他不願清朝的基業毀在自己手中，又沒有其他辦法，只有下旨讓曾國藩率湘軍前去支援。

　　在這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安徽、湖北、黃州紛紛告急，曾國藩接二連三地接到出兵救援的詔令。

　　但曾國藩拒不出兵，只是上奏解圍之法，惹怒了咸豐皇帝。咸豐皇帝大筆一揮，一紙硃批發給曾國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聯看!」很顯然，當時的曾國藩有著很大的壓力。然而，咸豐皇帝的激將法在曾國藩的身上沒有起到絲毫作用。

　　曾國藩並非有意惹得龍顏大怒，不接旨出兵是因為他理性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太平軍與以往的農民軍有著很大的區別，他們經過了嚴格的訓練，有著很強的戰鬥力，如果沒有一支實力頗為雄厚的軍隊，是很難與之對抗的。曾國藩的軍隊雖小有規模，但在戰鬥力和士氣方面仍無法與太平軍相比。他認為如果要戰勝太平軍，不但要加強軍隊訓練，更要考慮到「長江千里，戰船實為急務」，他在書信中也向朋友提到過「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為此，曾國藩下定決心，在提高軍隊素質的同時，組建水軍和炮隊。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國藩花了大量財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頭質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堅固，做工還得精細。洋炮雖價格不菲，但殺傷力強，質量好，炮隊必須要用洋炮來裝備。曾國藩明白，如果軍隊素質和裝備沒有達到要求，絕對不宜出兵。

　　但曾國藩從大局考慮的同時，心中也難免有些悲傷和內疚。

　　吳文鎔是曾國藩的老師，任湖廣總督，在清政府中地位顯赫。他對曾國藩的仕途影響很大，每當曾國藩遇到處理不好的事情時，吳文鎔總能夠給他幫助，為他說情。由此可見，二人的關係非比尋常。

　　太平軍打到湖北後，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國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聖旨，不久恩師吳文鎔親自向他求救。

　　曾國藩忍住內心痛苦，回信告訴吳文鎔自己的難處，講明其中道理。身為湖廣總督的吳文鎔自然知道輕重緩急，他沒有以老師的資格去逼迫曾國藩前來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訴曾國藩，要他不要因師生情分而貿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沒有國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時候方可迎戰。他希望曾國藩能夠穩重，切忌焦躁。曾國藩聽了老師的話，按兵不動，吳文鎔戰死。

　　江忠源是曾國藩的摯友，他遇到危難時，曾國藩也未去營救。

　　龍蛇屈伸之道

　　【曾國藩做人語錄】

　　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

　　對於屈伸之道，曾國藩有如此理解：

　　《揚雄傳》云：「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孫，即屈也。此詩畏高行之見傷，必言孫以自屈，龍蛇之道也。

　　咸豐四年(1854)春，曾國藩湘軍已成規模，陸軍、水軍、炮兵均已編定並訓練完畢，可以作戰。曾國藩初次出兵，兵分兩路救援湖北。水軍行至岳州時，忽然颳起了大風，幾十艘戰船沉入江底，湘軍溺死者不少。陸軍戰況亦不佳，在頭號樓峒與太平軍相遇，大敗。湘軍出師不利，曾國藩被革職，依旨降二級調用。

　　同年八月，曾國藩率領湘軍轉戰湖北，攻克武漢。捷報傳入宮廷，咸豐皇帝非常高興，當即批下旨文：力功殊恩，以酬勞勛，曾國藩獎賞二品頂戴、督理湖北巡撫。然世事難料，曾國藩所寫辭謝奏摺抵京前，卻又得聖上旨意，湖北巡撫之職另有人選。曾國藩無奈，只能以侍郎身份帶兵作戰。

　　次年，曾國藩率領湘軍入江西，屢吃敗仗。經歷了這幾場戰爭，曾國藩感慨頗多。首次出戰，兵敗後立即被削官，爾後，作戰順利，清廷不賞也罷，既然賞了，就不應該出爾反爾。想到這些，曾國藩難免心中有些許不平。後來幾場戰爭中，戰況總是不佳，輿論紛飛，更是令曾國藩疲憊不堪。

　　咸豐七年(1857)二月，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病逝。曾國藩乘機上奏，欲回家服喪。按照規定，奏摺呈上後，應等待朝廷發下諭旨才可行動，否則會受到嚴懲。但曾國藩沒有按規矩辦事，呈上奏章後便動身回家。他之所以有此膽量，是因為深知自己所建湘軍是清政府的支柱，沒有湘軍，清政府不會長久。果然如此，清廷不但沒有為難曾國藩，反而准許他回家守孝三個月，並賜給他幾百兩黃金作為治喪費用。

　　曾國藩立志要報效國家，為何在作戰期間卻顧小家而舍大家?的確，曾國藩雖在家守制，然而心卻從未離開戰場。但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視，得到軍權，曾國藩不得已而為之。 假期已過，曾國藩沒有動身回營，仍在家中守制。咸豐皇帝催他領兵作戰，曾國藩卻上疏道：「自問本非有為之才，所處又非得為之地。欲守制，則無以報九重之鴻恩；欲奪情，則無以謝萬節之清議。」不僅如此，曾國藩還乘機表承自己要在家終身守制，故意向朝廷請求辭去兵部侍郎，並提出「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咸豐皇帝自然洞悉曾國藩的要權之意，讓曾國藩沒有想到的是，咸豐皇帝果真削了曾國藩兵部侍郎的職位，收了他的兵權，並硃批道：「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變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可見，形勢的好轉是造成曾國藩要權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國藩無奈，繼續在家守制。他終日反思，決定以大局為重，不再要權，只要能夠重返戰場就可以。

　　在守制期間，曾國藩看似無所作為，其實不然。曾國藩畢竟是湘軍的創建人，湘軍中的各方首領都是他悉心栽培起來的。儘管曾國藩遠離戰場，但他與湘軍將領之間仍然保持著聯繫。一些湘軍將領不斷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國藩能夠重返戰場。但是，因為當時各路湘軍紛紛傳來捷報，使得咸豐皇帝認為沒有曾國藩也可，終究沒有同意起用他。

　　咸豐八年(1858)，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攻打江浙一帶，並將常山等地攻克。胡林翼趁機上奏，咸豐皇帝不得不下旨讓曾國藩出山，曾國藩當即受旨，火速趕往軍營。

　　曾國藩以龍蛇來闡明屈伸之道，並將自己的理論用到了實踐中，這就是他的高明之處。 咸豐十二年(1862)，咸豐帝逃往熱河。途中，他命令曾國藩派鮑超前去支援。鮑超是湘軍大將，作戰勇猛，是曾國藩的一位得力助手。當時，太平軍還沒有被鎮壓下去，如果按咸豐帝諭旨，讓鮑超帶兵北援，無疑削弱了對抗太平軍的戰鬥力。另外，一旦鮑超前去支援，清廷肯定會把鮑超及其所帶湘軍交由勝保統一管制。勝保是一個對湘軍極為仇視的人，鮑超一旦歸於其麾下，處境定會很危險。但北援一事又關係到「勤王」，故不能對此事置之不理。 考慮到以上幾點，曾國藩頓時感到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於是，曾國藩召來了文武官員以及幕僚，集思廣益。

　　眾人中大多數認為這是一個立功的好機會，如果此時不派兵入衛，等於將機會留給了別人，因此提倡讓鮑超帶兵北上。對鮑超本人來說，他也是願意的。但當時仍在曾幕府中的李鴻章卻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帶兵入衛沒有實際意義。英法聯軍逼近京城，最終會議和，不會發生戰爭。與英法聯軍相比，太平軍是頭等威脅。此時派兵北援，只會是徒勞。

　　曾國藩經過分析後，覺得李鴻章的分析非常有理。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至，請於胡、曾二人酌派一人進京護衛根本」等語句，但實際上卻遲遲按兵不動，靜觀形勢變化。

　　後來，事情與李鴻章預料的大致相同。英法聯軍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陝西等省的巡撫接到諭旨後，不加考慮便匆忙帶兵前去支援，結果帶著一身疲憊無功返回。

　　當初，鮑超聽說曾國藩不讓他帶兵入衛，很是生氣，故意流露出不滿之情。曾國藩知道後，讓胡林翼開導他。在給鮑超的信中，胡林翼寫道：「滌帥與我都深知勝保為人忮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北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餉項軍火，無人主持，且必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涕零之不暇……弟於世事太愚，當一心敬事滌帥……」

　　在這件事情上，曾國藩屈伸並用。咸豐帝傳來諭旨，曾國藩廣納眾議，再具體分析，最終提出抗旨；而對待自己的良將鮑超時，卻讓胡林翼苦口婆心地開導他。曾國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見一斑。

　　咸豐十年(1860)至咸豐十一年(1861)，湘軍經過近兩年的持久戰，最終將安慶攻陷，這對太平天國運動的平定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安慶之所以能夠最終被攻克，與曾國藩的決策是分不開的。

　　咸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在金陵建都，改金陵為天京。向榮奉命，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率軍圍攻天京。他率大軍抵達天京後，便在城外建了大營，與太平軍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苦戰，以失敗告終，向榮戰死。

　　太平軍一天不滅，清政府一天不能安心。時隔兩年，即咸豐八年(1858)，清廷再次下令攻打天京。在此次攻城中，和春為欽差大臣，與提督張國梁並肩作戰。抵達天京後，二人指揮清兵在城外高築營壘，深挖壕溝，並建起江南和江北兩大營，氣勢和規模都相當龐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罷休的氣勢。

　　天京是太平軍的首腦所在地，也是建都之地，天京的失守就意味著太平天國的覆亡。為了保衛辛苦建立的王朝，太平軍將領和士卒奮力抵抗著清兵的進攻。咸豐九年(1859)，江北大營被太平軍攻破。

　　雖然江北大營被破，但江南大營卻仍然屹立在城外，太平軍統帥洪秀全不得不為此擔憂。為了攻破江南大營，解圍天京，太平軍各路將領共同商討破營戰略，得一可用之計。

　　咸豐十年(1860)，李秀成依計行事，率精兵對杭州城發起了猛烈進攻，浙江巡撫被太平軍打死。浙江告急，清政府無可奈何，只得從江南大營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這樣一來，清政府即中計。隨後，李秀成火速趕往天京，與天京城內的太平軍對清軍進行內外夾擊，攻破了江南大營。

　　此時的清朝統治階層充滿了恐懼和驚慌，八旗軍已經不能成為保衛他們的屏障，只有依靠曾國藩的湘軍。當時的局勢對湘軍極為有利。可以說，太平軍幫了湘軍的大忙，為湘軍以後的獨立和強大清除了障礙。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國藩。李秀成剛開始進攻杭州時，曾國藩已經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此時，曾國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調兵東下。清政府以為曾國藩又乘機要權，便任命曾國藩為兵部尚書，並出任兩江總督。然而，曾國藩仍然沒有調兵。

　　其實，曾國藩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他認為，蘇、常之地的地理位置遠沒有安慶重要。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暫緩對安徽的進攻，轉而調兵支援蘇、常等地，無異於丟帥保車，到最後又會重蹈前幾次失敗的覆轍，造成「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後果。

　　因此，曾國藩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作戰方略，儘管派出了部分兵力東下支援，但仍將攻打安徽作為重中之重。

　　在曾國藩攻打安徽、圍攻安慶的過程中，時勢發生過一些變化，曾國藩總是靈活應付，死死盯住安慶不放，最終取得了主動權，迫使安慶城內的太平軍與湘軍決戰，從而將其打垮。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曾國藩做人語錄】

　　做大事者，必要時須沉住氣，等待時機的到來，而後迅速出擊。

　　俗語有「雁過留聲，人過留名」，無非是表明人們對名聲的重視。大多數人都有功名之心，也正是因為功名之心，人們才會拼搏奮鬥，為取得功名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甚至失去了生命。

　　但是，在求取功名的過程中，人們的表現方式卻各異。有人認為要想取得功名，就得向外人證明自己有才。於是，他們會在眾人面前展示自己，標榜自己的實力。沒有賞識者的時候，他們仍然會表現自己的與眾不同。這類人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庸才，便選擇了炫耀自己。結果為此遭到的反感、忌恨遠遠超過了自己需要的賞識。

　　曾國藩遍讀古書，深諳鋒芒畢露招禍患的道理。他常以古人為鑒，檢點自身，生怕自己因為露出鋒芒而遭忌受挫。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有才，並不意味著能仕途通達，它需要有德來約束。這裡的德，乃是指掩蓋鋒芒的自制力。

　　關於才德，曾國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寫過這樣一段文字：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叫人。」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樑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立之，則近於小人……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為衡可矣。

　　曾國藩的見解頗為獨到，洞察了德與才的相互關係。他認為，有才無德，便會恃才傲物，目中無人，最終會自食惡果。

　　生活中，他也盡量做到不露鋒芒，將才華深藏。他曾說過：「吾平生短於才，愛者或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巨，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尚可告後昆耳。」

　　這裡有一封他寫給陳源兗和郭嵩燾的信：

　　易念園歸，稱岱雲有《之官詩》四章，未蒙出示。(近各省有拐帶幼兒之案，京城亦多，尊處有之否？若有，須從嚴辦也。) 杜蘭溪於閏月抄奉母諱，將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胡詠芝來京，住小珊處。將在陝西捐輸，指捐貴州知府萬餘金之多。不費囊中一錢，而一呼雲集，其才調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猶虞缺折也。岱雲在外間歷練，能韜鋒斂銳否?胡以世態生光，君以氣節生芒。其源不同，而其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陝甘番務辦畢，尚為妥善。雲南回務尚無實耗，大約剿撫兼施耳。鏡海文尚在南京。)比移廣信，土友嘖嘖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態類然。

　　在這封信中，曾國藩提到陳源兗憑著個人氣節引人注意，胡詠芝憑著擅長交際露出不俗氣息，雖然二人才能出眾的途徑不同，但都沒有掩蓋鋒芒，都會招人忌恨的。

　　曾國藩認為，人與書法有相通之處。書法有藏鋒之說，藏鋒收尾才能筆落驚鴻，寫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也是如此。

　　鋒芒不露講的就是一個「藏」字，僅這一個「藏」字，就包含著無窮意味。「藏」的目的，是不讓別人發現自己的長處，不引起別人的妒忌，更好地保護自身是等待時機，在最有把握的時候出擊，令敵人大吃一驚，防不勝防。

　　古今多少人，目光短淺，急於求成。他們不願意放過任何可以表現的機會，一旦表現，則力求做到淋漓盡致，恨不得將心掏出來給別人看。殊不知，他們犯了激進的毛病，這樣做的結果只能讓自己陷入被動。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夠得到別人賞識，有時候還會讓掌權者產生妒忌；如果自己無才，卻在大庭廣眾之下極力自我表現，無異於班門弄斧，掘笨之處暴露無遺，給別人留下可乘之機。

　　處世中，有人鋒芒畢露，有人藏鋒露拙。曾國藩則屬於後者，他雖有才幹，卻不輕易外露。畢竟，才華橫溢會遭人忌恨和打擊，最終導致事業上的失敗。

　　《易經》上說：「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這裡的「器」，便可引申為才華、實力。沒有才幹，想要有大作為，無疑是很困難的。但有了才幹，卻不加掩飾，鋒芒盡露，這些「鋒芒」或者「器」便如同帶刺的玫瑰，很可能觸痛別人的不平衡心理，於是，人們便會反擊，將其「鋒芒」拔掉，將其「器」繳械。

　　曾國藩有言：「處茲大亂未平之際，惟當藏身匿跡，不可稍露頭角於外，至要至要。」

　　自剪羽翼，保全自身

　　【曾國藩做人語錄】

　　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

　　曾國藩說過：「宦途險惡，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實不易矣。」

　　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破天京，太平天國走向覆亡之路，曾搖搖欲墜的清政府終於可以暫時穩住腳跟。長達12年的苦戰終於結束了，曾國藩受任於危難之中，力挽狂瀾，克敵制勝，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這12年中,凡有戰果，一般來說都會受賞。曾國藩培植起來的各湘軍集團頭目紛紛授予官職，巡撫居多。平息太平天國運動前後，曾國藩權勢大增，不僅原有屬下各有成就，他自己也受到眾多賞賜。咸豐十一年(1861)被授職於兩江總督，執掌四省軍權。同治元年(1862)，曾國藩被加授「協辦大學士」頭銜，此時的他已經是大清建朝以來權勢最高的外臣。消滅太平軍後，曾國藩再次受封，加銜太子太保。

　　為保地方穩定，曾國藩創建的湘軍被清政府分派各地，無形中替曾國藩編織了一個龐大的關係網。

　　清政府已感覺到曾國藩的潛在威脅，他們開始瓦解曾國藩的組織，削弱其勢力。他們一方面提拔曾國藩屬下的一些湘軍將領，使他們的地位有所提高，擺脫客觀上與曾國藩的從屬關係，一方面刻意去壓制那些不改氣節的曾國藩死黨。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曾國藩目前也面臨著這樣的境況，其心情可想而知。

　　曾國藩早就說過：「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他將一切看在眼裡，知道目前形勢對己不利，於是採用了保身之法，即自剪羽翼。

　　太平軍叛亂平息不久，曾國藩向上奏請停解了廣東厘金。廣東乃富庶之地，稅務繁多，有地丁、漕糧、海關、鹽場、勸捐和厘金等。1862年，曾國藩上奏，由於缺乏軍餉，要求朝廷派出官員奔赴廣州辦理抽調厘金等事務，後一直延續下去。

　　既然曾國藩提出了停解厘金，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複。他們令廣東巡撫將厘金的七成徵人本省，另外的三成仍解給駐紮在皖的湘軍大營。曾國藩毅然拒絕，堅持不再從廣東抽半點厘金。

　　事過不久，曾國藩再次奏請，要求停解江西半厘。江西半厘得之不易，為此，曾國藩曾與當時的贛撫沈葆楨爭得面紅耳赤。如今，卻將此厘金拱手相讓，從此不再解給湘軍大營，統由沈葆楨徵收。不僅如此，曾國藩還要求將鮑超、周寬世二人率領的兩路湘軍歸其旗下，軍餉由沈本人發放。

　　1865年，曾國藩又一次奏請，停解用於編擴湘軍而專設的湖南東征局厘金。1860年，為擴大湘軍規模，曾國藩在湖南特設東征局，在湖南省厘金的基礎上再加抽半厘，解送至曾國藩的湘軍大營。

　　不僅如此，曾國藩還銳裁湘軍。湘軍的建立是為抵抗太平軍的，它與清政府的綠營軍是有本質區別的。既然太平天國運動已經被平息，理當解散。

　　曾國藩所率湘軍達12萬，實際上除去左宗棠屬下的四萬人和沈葆楨屬下的三萬餘人外，只有其弟曾國荃屬下的五萬人掌控在手中。這五萬湘軍正是清政府的疑懼所在，此軍隊一日不散，清政府就總會感到坐立不安。

　　1864年，曾國藩奏請將直屬湘軍裁去一半，僅留25000人，分守江寧、皖南、皖北。清政府接到奏摺後，喜憂參半。喜的是曾國藩主動裁員，憂的是曾國藩裁兵過多，那些被裁的散兵游勇會破壞社會治安。為達到兩全其美，清政府向曾國藩提出，將所裁兵士中的精壯者編入綠營軍。曾國藩不予理睬，堅持原有的裁軍主張，大刀闊斧地進行了裁員。

　　1865年，曾國藩又宣布將張詩日和彭毓橘手下鎮守江寧的一萬湘軍裁去八營。由於當時這些守軍正在清理秦淮河內的淤泥，未能執行。不久，御史朱鎮告發湘軍在江南一帶騷擾鄉民，不待曾國藩執行，清政府又下令裁軍。曾國藩加大力度，將裁軍數量由八營增至12營，江寧僅剩下2000餘人守城。曾國藩裁軍前後，劉連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萬五千駐皖軍隊也進行了大量的裁員。幾次大裁員後，曾國藩的部隊人數驟減，不足以對清廷構成威脅。 其實，曾國藩裁減湘軍還有其他原因。

　　自從安慶之戰結束後，湘軍的數量雖然大增，但是因為多方面原因，湘軍的素質與以往相比，卻大為遜色，戰鬥力遠遠不如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之初。攻克天京後，曾國荃部下的湘軍在城內大肆搶掠財務，很多軍士都弄到了不少錢財，無心戀戰，並且在城內欺辱婦女，可謂無惡不作，腐敗至極。如果不將這樣的部隊遣散，他們手持兵器，則無法使社會安定。不僅如此，湘軍內部還出現了一些會黨，哥老會在當時的軍隊中甚為活躍，經常聚眾擾亂軍紀，引發衝突，等等。治人先治心，面對這樣的湘軍，曾國藩再也無法管理，裁減湘軍成為必然。

　　為了使清政府能夠對自己放心，曾國藩做得很徹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減部隊外，曾國藩還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早在同治元年(1862)湘軍攻打雨花台時，曾國藩就感到自己權高位重，怕平定太平軍後不能保身，打算辭去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之職。因其弟曾國荃竭力反對，曾國藩才沒有如此行事。但為了向清廷表示自己無心貪戀權位，曾國藩還是決定上奏，免去其中一職。

　　曾國荃與兄曾國藩不同，他沒有曾國藩那樣低調。天京是曾國荃屬下的湘軍攻陷的，破城後，湘軍首領頓時放寬軍紀，湘軍欣喜若狂，在城內肆意劫掠，將整個天京城洗劫一空。可是，城內太平軍並未被完全剿滅。他們乘湘軍軍紀渙散，到處劫掠之際突圍而出，突圍人數竟達千餘人。殘兵敗將卻能夠突圍衝出，說明還有重要的統帥沒有被湘軍俘獲或殺死。儘管有人逃脫，捷報還是得上傳。為推卸並未徹底消滅太平軍的責任，曾國荃與幕僚商議，在起草奏摺時加了一段話，大意是說金陵城太大，搜捕太平軍散部難以徹底，曾國荃曾在掃城時回過雨花台大營，困在城中的敗寇，可能有逃走的，曾國荃定會率大軍出城沿路追殺。清政府收到奏章後，嚴厲呵斥曾國荃，指責他貪圖享樂，在未對天京完全控制的情況下，擅自回城外大營，導致太平軍沒有徹底消滅。曾國荃本想推卸責任，沒想到弄巧成拙，惹得清廷震怒。

　　然而，早在左宗棠破杭州城時，已經有過好幾萬太平軍突圍成功的前例，但左宗堂並未受到任何指責。可見，清政府是有意與曾國藩為難。

　　收復天京後，曾國荃沒有吸取教訓，惡行並不收斂，他甚至散布說攻克天京是他一個人的功勞，這難免招人不滿。再加上他攻克天京後的惡行被輿論到處散播，直接影響到了曾國藩的名聲。還有，當時曾國荃掌控5萬大軍，清政府無法對其放心。於是，曾國藩以其弟曾國荃有病在身為由，奏請讓其去浙江補缺，赴任浙江巡撫。清政府甚是高興，爽快同意了曾國藩的奏請。

　　曾國藩的自剪羽翼取得了良好成效，他的做法無疑是明智之舉。他曾在寫給李鴻章等人的信中說道：

　　長江三千里兒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

　　在給弟曾國荃的信中提到：

　　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一不凶於國而害於家，弟雖至愚，豈不知遠權避謗之道?

　　善於自守，不越雷池一步

　　【曾國藩做人語錄】

　　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用盡。

　　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去世後，曾國藩在家守制一年多。在這段時間裡，湘軍和太平軍的作戰形勢發生了突變。曾國藩剛離開江西回家守喪之時，湘軍與太平軍在江西展開了一番苦戰，雙方實力相當，出現了兩軍對峙的局面。江西的一些城池仍被太平軍佔領著，形勢相當危急。此時，太平軍發生了內亂，能征善戰的太平天國高級將領石達開因受到洪秀全猜忌，帶著部下離開了湖北戰場。

　　咸豐七年(1857)，太平軍在湖北、江西的大部分精銳部隊跟隨著石達開轉移。這樣一來，太平軍在湖北、江西戰場上的兵力大大削弱。苦戰的湘軍沒有放過這個絕好機會，一鼓作氣，連克九江、瑞州、撫州、湖口等地，緊接著，又攻陷了湖北的武昌等地。至此，湖北、湖南、江西幾乎全在湘軍的控制之下。湘軍稍作休整，開始進軍安徽。

　　在與太平軍的交戰中，湘軍戰果輝煌，更何況這是關係到清政府安危的戰爭，理應受賞。朝廷沒有薄待湘軍，凡參與作戰的湘軍將領一個個被加官晉爵。曾國藩手下的幾位重要人物權勢陸續躍居其右，胡林翼在原有官職上加封太子少保頭銜，楊載福、李續賓分別被提升為提督和巡撫。

　　此時的曾國藩仍然只是一個在籍侍郎，雖然是他親手組建了湘軍。此時的他，縱使後悔不該請求回家守制也無濟於事，看著自己培養出來的人才功成名就，光耀門楣，難免心生感慨。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他表達了自己的遺憾和對弟弟的希冀：「願吾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為兄補救前非，亦可為吾父增光泉壤。」

　　其實在守制期間，曾國藩也曾想過向咸豐皇帝請示返回戰場，但考慮再三，還是沒有提筆寫下奏章。

　　太平軍雖在兩湖、江西的戰場上失利，但不代表他們沒有實力。咸豐八年(1858)，石達開率大軍經江西入浙江，浙江一帶硝煙四起。石達開大軍攻陷數城，浙江形勢危急。同年三月，湖北巡撫胡林翼解圍。浙江告急，除了曾國藩，咸豐皇帝再無可用之人，只得重新起用曾國藩。

　　曾國藩接旨後，立馬上任，與太平軍展開了更為激烈的鬥爭。咸豐十一年(1861)，清廷內部發生政變，咸豐皇帝駕崩。在此形勢下，為保宮廷安寧，兩宮皇太后對曾國藩更加重用，封他為兩江總督。就這樣，曾國藩掌控了江蘇、江西、浙江和安徽四個省份的地方軍政實權。在太平天國運動平定前後，曾國藩勢力更為龐大。同樣是因為戰績輝煌，曾國藩率領的湘軍各集團頭目中，很多人都被授予督撫職位，如李鴻章、沈

　　葆楨等人，他們是曾國藩奏保出任的。而有些出任督撫的湘軍頭目則是得到了其他高官的保薦，如胡林翼、駱秉章和文樣三人共同保薦了劉蓉，官文、胡林翼二人一同保薦了李續賓和彭玉麟。其中，胡林翼與曾國藩的關係甚為密切，他是在曾國藩的保奏下升任為湖北巡撫的。

　　總之，曾國藩的功業和勢力在這個時期均達到鼎盛時期。短短四年的時間內，湘軍頭目升任督撫的竟有20人之多，這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湘軍在曾國藩的統率下，幾乎控制了長江中下游的各個省份，包括四川、貴州、廣東、廣西等地。在黃河流域的發展雖然不及長江中下游地區，但也控制了不少省份，如陝西、河南、山東等地。

　　另外，在攻克金陵的前幾年裡，湘軍發展極為迅速，人數增加很快，至攻克金陵後，湘軍總人數竟已多達50萬，和清政府的正規部隊綠營軍人數相當。

　　曾國藩的湘軍幾乎盤踞在各個省份，他們以曾國藩為首，建成了一個密密麻麻的關係網。為了能夠自立，各巡撫極力招募新勇，增加稅收，籌備軍餉，湘軍在各地的實力均得到增強；而且，他們非常團結，有著唇亡齒寒的意識，可以說是同呼吸，共命運。即使內部出現矛盾，也能夠迅速化解，不至於損害整個集團的利益。

　　他們的勢力如此龐大，以致清政府在進行大的改革時不得不徵求他們的意見。曾國藩在朝權勢的鞏固與他的苦心經營是分不開的。創建湘軍是他成就大業的一個關鍵，而善於經營湘軍則是他成就大業的關鍵之關鍵。

　　湘軍的巨大勢力對清政府造成了嚴重威脅，清政府早就想對其進行抑制。但由於太平軍的存在，湘軍仍是支撐朝廷的一支主力，所以清廷也沒有做出特別出格的事情。清廷的做法無疑讓在前方戰場賣命的湘軍感到氣憤。

　　曾國藩創建湘軍後，因沒有準備充分，幾次違抗咸豐皇帝的詔令，屢不出兵。待湘軍攻克武漢後，咸豐皇帝聽信讒言，收回已封給曾國藩的巡撫之職，弄得曾國藩顏面無光，湘軍將領對咸豐皇帝的這種做法極為憤慨。

　　安慶攻克後，湘軍將領本打算大擺慶功宴。曾國藩沒有允許，只是要求將領們各作一對聯，相互祝賀。李次清第一個撰成，其聯為「王侯無種，帝王有真」。曾國藩看後，立即將其所作對聯撕毀，並加以斥責。其他將領的對聯也未讓曾國藩感到十分滿意。

　　後來，張裕釗來到安慶，為曾國藩呈上「天子欲開麟閣待，相公新破蔡州還」一聯，曾國藩見到此聯後，甚為滿意，深表讚賞，他傳令將此聯向各將領傳示。當時，有人認為句中的「麟」與「蔡」對仗不工整，曾國藩聽到後，勃然大怒，說道：「你們只知道拉我上草樹(湘人土語，意為荊棘)以取功名，圖謀富貴，卻不好好讀書，求得實幹。麟與蔡，皆為靈，以靈對靈不算工整，還要如何才算工整?」曾國藩的言下之意為：蔡為大龜，與麟同屬四靈之一，對仗自然工整。

　　曾國藩為什麼讓李次清將對聯撕毀呢?因為李次清的對聯有明顯的勸進之意。其實，當時不只他一人，其他將領如郭嵩燾、王闓運也極力擁立曾國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也曾有所表示。

　　王闓運曾拜見曾國藩，跟曾國藩談了很長一段時間，主要是提議曾國藩「取而代之」。曾國藩態度嚴肅，始終不發一言。他以手指蘸茶，好似在案几上寫什麼東西。當曾國藩起身更衣時，王闓運探身一看，案几上的字跡依稀可見，全是「妄」字。

　　在曾國藩壽誕之際，胡林翼將「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這一聯句親手送給曾國藩，曾國藩欣然接受。

　　左宗棠也曾作過一聯，交由胡林翼送給曾國藩，聯是這樣寫的：「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

　　曾國藩看後，用硃筆將「似」改為「未」，然後退交給胡林翼。

　　曾圖藩的門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撫、力克安慶後，曾遣入往迎曾國藩。在曾國藩所乘的坐船猶未登岸之時，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將一封口嚴密的信送上船來，於是曾國藩便拿著信來到了後艙，展開信後，見信上並無稱謂，只有彭玉麟親筆所寫的十二個字：

　　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

　　這時後艙里只有曾國藩的親信倪人皚，他也看到了這「大逆不道」的十二個字，同時見曾國藩面色立變，並急不擇言地說：

　　「不成話，不成話!雪琴(彭玉麟的字)他還如此試我。可惡!可惡!」接著，曾國藩便將信紙搓成一團，咽到了肚裡。

　　當曾國藩勸石達開降清時，石達開也曾提醒他，說他是舉足輕重的韓信，何不率眾獨立?曾國藩默然不應。

　　按咸豐帝遺言，攻克金陵，平亂者為王。待曾國藩平定太平軍後，卻僅授予一等侯，清政府的做法難以使湘軍滿意。既然統帥曾國藩官職不高，其部下所封官職肯定會更低。 更離譜的是，清廷軍機處令曾國藩呈報數年戰爭中的開銷，並從速辦理報銷軍費事務。為了平亂，曾國藩東奔西走，想方設法地湊軍費，勉強維持著部隊的生存。好不容易平定叛亂，卻遇到報銷軍費這樣荒唐的事情，不由得各湘軍將領由怨生恨，萌生反意。

　　一天晚上，曾國藩親自審訊完了太平軍將領李秀成，然後到大廳旁的卧室里休息。片刻後，約30位湘軍高級將領一起來到大廳，請中軍上報曾國藩。曾國藩知道後，問中軍：九帥(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來否?中軍回答說未見到，於是，曾國藩當即傳令，要曾國荃速到大廳。曾國荃雖有病在身，然主帥強令，定有大事相商。曾國荃抱病火速趕往大廳。

　　曾國藩得知曾國荃已在廳中等候，便整整衣服，邁步走向大廳。眾將領見到曾國藩後，立刻肅立，斂聲屏息，整個大廳頓時異常安靜。曾國藩表情嚴肅，未問眾將因何而來，只是讓他們坐下。

　　眾將領坐下後，都凝神望著主帥曾國藩。曾國藩仍沒有言語，他將在座的眾將領掃視完後，命巡弁取出筆紙，結果巡弁取來了薄書紙。

　　曾國藩看後，讓其換成大紅垂箋。待其將紙換來後，曾國藩走到案前，揮筆暢寫，然後便擲筆而去，不緊不慢地入了後室。眾將領心急火燎卻又不知所措。曾國荃移步案前，低頭一看，只見十四個大字躍然紙上：

　　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國荃在讀聯語過程中，表情不斷變化，先是激動，接著轉為凜然，爾後則變為惶然。眾將領起身，趨案觀之。表情更是豐富，有點頭者，有搖頭者，有嘆息者，還有熱淚盈眶者。待眾人觀讀完聯語後，曾國荃說道：「大家不要再講什麼了，今後也不要再提這件事，在枝節上出現任何問題，我曾九一人擔當。」

　　曾國藩對清廷是忠誠的，雖然屢次有人勸進，他從不為所動。但是他的忠誠不是愚忠，而是沉著冷靜，謹慎地應付著部下那些勸進者。畢竟這些人都是自己提拔或培養起來的，在與太平軍的作戰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沒有他們，曾國藩僅憑自己和家族之力是無法取得勝利的。因此，當部下勸他自立為皇帝時，他更要謹慎處理。既要表明自己沒有反意，又要讓部下心安，更重要的是不能使部下與自己為敵。

　　如果他一味地愚忠，為表自己忠君立場，大發雷霆，或懲處欲造反者，肯定會得罪很多人。更何況，此時的湘軍首領都具有了相當強的勢力。如果他們聯合起來一起造反，曾國藩又該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