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中國民主的最大潛敵？（之二）

誰是中國民主的最大潛敵？（之二）

作者：博報一郎：郎遙遠

四

沒有肅清的封建主義殘餘，成了當今中國民主的大敵。封建主義殘餘有兩個，一是居廟堂之高的「專制集權」幽靈，二是處江湖之遠的「人情世故」鬼魅。

中國人的人情世故，作為一種文化的傳承和延續，也是刻在中國人骨髓里的一種精神面貌。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中國人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不像其他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是立在一個平面上的。中國人的社會結構，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是有差序的格局。中國人的圓滑老成、中國人的含蓄內斂、中國人的規矩禮數，林林總總都與這種深層的人倫國民性和文化特質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人情世故，每個中國人都從小耳濡目染。從字面意思解釋，「人情」就是人與人融洽相處的方式與情感，用現在的話叫做人際關係；「世故」指的是社會百態的變遷，包括文化習慣、風俗習慣、處事習慣和道德習慣等。人情世故作為中國禮儀之邦的人際禮節，是應當推崇的美德。

但不幸的是，人情世故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蹂躪踐踏下，演化出各色各樣的潛規則，成為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歷史積澱的消極國民性，成為中國實現民主的惰性力量和最大潛敵，淪為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文化屏障。無論是中國的商場還是官場，人情世故就是潛規則，人際關係就是生產力。當官的靠後台，經商的靠人脈。心照不宣的潛規則，成為制約中國民主發展的最大痼疾；誠信和理性的嚴重缺乏，則成為制約中國民主發展的兩大硬傷。

著名學者吳思專門寫了一部《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他在仔細揣摩了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後，發現支配統治集團行為的東西，經常與他們宣稱遵循的那些原則相去甚遠。例如仁義道德，忠君愛民，清正廉明等等。嘴上說的，與實際做的，完全兩回事。真正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這種利害計算的結果和趨利避害的抉擇，這種結果和抉擇的反覆出現和長期穩定性，分明構成了一套潛在的規矩，形成了許多本集團內部和各集團之間在打交道的時候長期遵循的潛規則。這是一些未必成文卻很有約束力的規矩。吳思稱之為「潛規則」。

中國人喜歡私底下辦事，不喜歡遵守明文規定的章程和要求，卻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許多人寧願不接受規則要求，卻力求從規則中挖掘潛規則，並十分樂意地欣然接受，且甘願為它去冒險。跑了送了不一定提拔，但不跑不送一定不提拔。討好領導不一定提拔，但得罪領導一定倒霉。這是官場潛規則。露了脫了不一定唱主角，但不露不脫一定不唱主角，這是演藝界潛規則。嘩眾取寵不一定被關注，但不嘩眾取寵一定不被關注，這是學術界潛規則。有後台撐腰不一定做好生意，但沒有後台撐腰一定做不大生意，這是商界潛規則。

在當今中國，潛規則成為找部門辦事的第一世故。要是不懂這第一世故，十有八九吃閉門羹。在利益驅動下，某些政府管理部門通過暗箱操作，將手中的管理權視為權力尋租的「資本」，部門創收的工具，甚至是個人致富的捷徑。這種「行業潛規則」，損害公眾利益，敗壞執法部門形象，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披著人情世故外衣的潛規則，就像一塊臭豆腐，聞聞臭，吃吃香。誰都在痛罵，但誰都會在暗地裡悄悄去做。

人治的中國，造就世世代代的草民。在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下，善良的人也會被其怪異的政治氣氛所熏陶或被脅迫。為了求得一席生存之地，普通民眾往往違心地去經營各種讓人不齒甚至也讓其本人所不齒的關係，人人互相戒備，彼此猜測，相互利用，為的是在其圈子裡謀得僅有的生存下去的權利。一個人一旦踏入官場，必須遵循其潛規則，學會用鬥爭來保全自己，否則會非常狼狽地被剔除出局，甚至可悲下場。在專制統治的國度里，民眾的權利意識是扭曲的、壓抑的、變形了的，根本就沒有民主意識真正覺醒的土壤和環境，國民的依賴服從型的性格特徵也就無從改變了。因此，在中國人的心理深層，在中國人的人情世故中，封建專制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已經內化為穩定的心理結構和思維定勢。

想起一個笑話：有一個中國大陸男生在美國找了一個女友，有一次開車經過十字路口，看看沒車沒人，就闖紅燈過去了。美國女友就怒斥他：「你連紅燈都敢闖，還有什麼壞事不敢做的？」吹了。他很沮喪。回中國後，又談了一個女友，又一次開車經過十字路口遇到紅燈時，他記住教訓就老老實實等綠燈亮再通行。結果中國女友大罵他：「你連紅燈都不敢闖，還能做什麼大事？」又吹了。

五

中國近現代史上許多仁人志士，都深切感到進行思想的啟蒙和文化的革命，是實現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的關鍵。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先驅陳獨秀也曾大聲疾呼：「這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政體，非得將這般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完全全洗刷得乾乾淨淨，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民主畢竟是一個由西方產生的政治模型，它自然地與西方的文化和社會相吻合。由於民主是西方政治形式，它顯然會危及東方孔孟思想的基礎。自「五?四」以來民主在東方的出現就似乎動搖了這個統治中國幾千年的思想體系。中國人並未從思想上 真正接受西方個性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思維，起碼在主流意識上並未認同自由民主博愛的西方文化。文化的認同歸根到底是思維的認同，中國人無法完全放棄孔孟思維從而也無法完全接受西方普世價值。中國人的民主意識真正在社會意識中的形成是五四運動以後才開始萌芽生長的。但民主政治模型在東方的應用，最大障礙其實是文化上的困難，這種困難就來自於內蘊著孔孟之道的人情世故與民主憲政思想的衝突。

雖然各國具體歷史的進程雖然各不相同，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在這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中，中國必須順勢而為才能真正實現偉大復興。近代中國在西方堅船利炮的攻擊下，發生了艱難的社會轉型，從器物層面的革新到制度層面的借鑒，再到觀念層面的痛苦嬗變。這一步履維艱的歷史進程昭示了專制基礎被徹底撼動與民主追求的最終確立是歷史的選擇，是不可扭轉的歷史發展規律。　　

民主和科學，是蕩滌封建專制主義和傳統政治文化的銳利武器。中國封建歷史漫長，政治文化專制主義盛行，民主傳統極度匱乏，作為現代政治文化要素的民主、平等精神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中國近代民主化運動，若從康梁維新變法算起到新中國成立，有半個多世紀，但民主政治一直處於「難產」的境地。究其政治根源有二：一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專制；二是同樣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沉痾。究其社會根源也有二：一是商品經濟不發達，二是公民文化匱乏。公民文化不屬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範疇。中國長期處於專制統治之下，一方面，臣民個人本位主義嚴重，對國家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另一方面，權力對人性的壓抑又使得「民智」和「民力」難以得到充分發展。所以，公民文化一直沒有形成，成為近代中國革命和現代民主憲政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公民既是一個法律主體，也是一個政治主體，擁有權利同時也承擔義務。公民文化就是這一角色對其自身價值的認知和反映。公民文化是一種參與型政治文化，自己能夠對政府事務施加各種影響；也是一種擯棄特權的政治文化，公民徹底擺脫了人身依附關係，要求建立一種無論任何人，不管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都不得違反的法律制度；公民文化更是一種自由的政治文化，公民的力量來自於自由，自由與專制格格不入，但對民主卻必不可少。由此看來，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進程必須伴以觀念的徹底變革才能進入更高境界。

六

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光靠國家領導人的施政綱領，遠遠不夠。執政者要有為民族和國家負起歷史責任的使命感，民眾要有發自內心的民主意識和公民文化。推進民主進程，不僅僅是執政黨和政府的大事，更是每個中國公民義不容辭的大事。上下齊心發力，才能挪走千百年來壓在中國人頭上的封建專制主義泰山。推動民主，匹夫有責。

政治家有改革的勇氣，是國家之福；民眾有改良的覺悟，是民族之福。

請允許我借用兩位世界級政治家的話結尾：

一位是美國著名總統羅斯福，他說：「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制度的偉大兵工廠。對我們來講，這是同戰爭本身一樣嚴重的緊急狀況。我們必須以同樣的決心，同樣的緊迫感，同樣的愛國主義和犧牲精神來致力於我們的任務，就好象我們處在戰爭中表現的那樣。」

一位是中國偉大領袖毛澤東，一九四五年他在《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中這樣寫道：「當我寫這最後幾行時，你們得承認，中國共產黨人總算不是向你們『肆意攻擊』，僅僅提出一個問題，難道也不應該嗎？難道你們也可以置之不答嗎？你們得答覆這個問題：為什麼你們願意『還政於民』，卻不願意實行民主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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