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學問的核心
孔子學問的核心
——從孔子人生軌跡審視儒學（之二）
孔子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物，詩、書、御、射、樂、舞類無所不精，且有諸多方面的管理經驗。這裡所要探討的，是他的儒學學說。把握了其學說核心，就能客觀地洞察其人。
按屬相說，平民、賤民中，屬雞的約佔其總數的十二分之一，按命運說，卻都屬雞，得靠無休無止地刨食果腹。孔子出身於賤民，當然擺脫不了雞的命運。十七歲之前，他和母親顏征在只能掙扎在生存線上，自小仰望貴族之禮亦即貴族奢侈頹廢生活的少年人，在得知生父高貴的血統之後，躋身上流社會就成為矢志不移的願望。這原本無可厚非，水向低處流，人向高處走是物人兩方的必然屬性。遺憾的是，孔子沒有注重經邦緯世的才能鍛煉，而是走了一條「復禮」的捷徑。
幼時的孔子，雖然因營養不良造成頭骨的缺陷，慶幸地是，上天給了他一強壯的體魄，加之貧困生活的磨礪，掌握了很多謀生手段，「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見《論語·子罕》），既道出了生活的艱辛，也道出孔子諸多的生活本領。他當過牧童，看守過糧草，做過辦喪事的吹鼓手。
改變孔子人生命運的第一個台階，是進入魯國大夫季氏家門做委吏，委吏相當於會計，是白領階層，看來，他的貴公子身份得到了社會承認。「吾十五而學」是一個大約概念，準確地說，十七歲以前同母親相依為命還不具備學習做官的經濟條件和等級資格。他的學習生涯是從給季氏當委吏開始，之後又做過管理倉庫的帳房，管理牧場的場長類。在孔子眼中，這些依然是羞於啟口的「鄙事」，所以在籠統說給學生的同時，還要自我解嘲地補充道：「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同上）。他只所以甘心服役做這些鄙事，一方面為了糊口，一方面是為了見習做官的本領。雖為季氏家族的下人，但季氏是貴族豪門，孔子就有了接觸社會上流人士的機會，在他二十七歲時，居然能見到郯國國君郯子，並拜他為師，向他學習古代的官制。
大概三十歲時候，孔子離開了季氏，開始了收徒講學的教育生涯。所謂的「三十而立」有兩重意思，其一是職業和生活自立，而不再寄食於季氏門下。其二是人生觀已經形成，同時奠定了學問的基礎並初具體系。應該說，這十五年見習做官和實際鍛煉，是孔子人生觀極為重要的階段。孔子的教育思想姑且不論，本節所要考察的，則是他的學問特長及其特徵。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了兩件事情，其一是，魯國大夫孟僖子臨死時特別叮嚀：「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人者曰孔丘……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以學禮焉，以定其位」。說即南宮敬叔，何忌即孟懿子，兩人都是孟僖子兒子，他們兄弟其後都成為孔子的學生。其二是，南宮敬叔奉魯昭公之命朝覲周王時，他對周室繁瑣的禮儀制度不甚了解，「請與孔子適周」（以上均見《史記·孔子世家》），即是說，請求昭公派孔子陪同前往，以免不懂禮儀出洋相。
由此可見，孔子的專長在熟悉並傳播周禮。禮是什麼？禮不僅是浩繁豪華的禮儀制度，更重要的是，通過禮儀，向人們滲透上尊下卑、千古不移的社會秩序。孔子由少年時期對周禮的心儀與模仿，已發展到成年之後首屈一指的禮學專家。而禮學在當時也逐漸成為最是紅火的學問，春秋時，各國的大事唯祀與戎，祭祀猶高于軍事，無論是正在上升抑或沒落的貴族，都對禮崩樂壞的政治局面感到恐怖，這已威脅到他們統治地位的合法性。只有復禮，才能使動蕩的社會秩序得以平靜，他們的政治地位才能穩固。孔子窺測到這一需要，投專制統治者所好，順利地踏上了成功之路。
之後，孔子不僅把克己與復禮聯繫起來，即約束克制自己的慾望，恢復周代的禮儀秩序，更把克己復禮與「仁」聯繫起來，「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見《論語·顏淵》）。
這裡有一點必須撥正。中國史學界研究孔子的學者，依了某一種教條，總想給孔子定階級成分。肯定者則冠之以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否定者斥之為沒落奴隸主階級的辯護士。這些學者犯了同一個錯，用虛無縹緲的標準做尺度。在上一世紀初國外史學界已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人類並不沒有奴隸制社會！這個結論沒有錯，自勞動力有了剩餘產品，奴隸就必然存在因為養著比殺了合算。但奴隸永遠是少數，平民、賤民占絕對優勢，否則，奴隸與奴隸主就應該調換位置。在封建社會，奴隸並沒有絕跡，「罪沒為奴」的律條是其佐證。即令在我國建國之後，奴隸還存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是什麼身份？奴隸嘛！今天也照樣存在，黑磚窯、黑煤礦的窯主、礦主們都扮演了奴隸主角色，窯工、礦工中，很一些已淪為奴隸！各國監獄關押的犯人，其本質亦略同於奴隸，只是沒有對應的奴隸主而已，這些存在著奴隸的社會，都不能稱為奴隸社會。
只是我們把一個圖書館文化當成了宗教，把一兩個學者當成了聖人和亞聖，既然聖人把人類社會分成了五種形態，所以就堅信奴隸社會的存在，也不容他人懷疑。在我以為，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形態僅只有兩種即專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專制制度中，是由國王、皇帝、總統、執政、大元帥等獨裁併不重要，重要的是民眾無人權。當民眾處在死囚地位的時候，是千刀萬剮，是寸磔，是腰斬，是殺頭，是槍斃，是絞刑，還是注射藥物已沒有嚴格的區別。至於將來可能出現的比民主制度更為公平的社會，誰活著誰才能證明。《聖教序》中有一段名言：「像顯可征，雖愚不惑；形潛莫睹，在智猶迷。」別急著說兒孫的話了。這不是借題發揮，弄清了這一點，就容易看清孔子的政治傾向。
原來，孔子的學問，就是要求人們壓抑自己的天性和正當慾望，遵奉周朝繁瑣的禮儀制度，服從專制社會秩序的說教！他所謂的仁，即是上尊與下卑，上命與下從。古人說得好：「表紋質衰，禮繁心衰」。在周王朝即將成為歷史的時刻，孔子學問的空洞、虛偽和反動已一目了然。
為了認識復禮的倒退實質，不妨引用當年姜子牙的一段感慨。周公旦因輔佐成王不能分身，故委託兒子伯禽代理魯國封地。三年後伯禽返京向周公彙報，周公質問道：「怎麼到這時候才來彙報？」伯禽說：「我以身作則，用周禮改變那裡的風俗習慣和禮儀制度，居喪（武王之喪）三年然後才脫去孝服，所以來遲。」形成顯明對比的，姜子牙去封地齊國赴任五個月之後，已返京彙報。周公問：「怎麼這麼快？」姜子牙說：「我按照當地的風俗習慣，化簡了君臣之禮（拋開了周禮，為武王服孝時間很短）。」
當聽到伯禽遲返的理由時，姜子牙感慨地道：「嘿嘿！魯國終將要成為我們齊國的附庸。不簡化繁瑣的禮儀，會丟失民心，脫離民眾；平易地接近民眾，民眾才能心悅誠服」（以上均見《史記·魯周公世家》）。姜子牙真有先見之明，止孔子時，魯國早已成為齊國的屬國，既想得到齊國的庇護，也得接受齊國的欺凌，兒皇帝確實不好當。
看看，周初政治家姜子牙已認識到，周禮是脫離民眾、丟失人心的制度，是導致國家滅亡的制度。殊料五百年之後，孔子在禮儀禍國的事實面前，卻還把它當寶貝一樣撿了回來！是可悲？是可憐？還是可憎？相信讀者都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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