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毛澤東不是神秘的、無法學習的領袖
06-16
本文擬就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理論的形成、主要內容、理論基礎等問題作一粗淺論述,力圖把握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思想的基本框架及其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以期求教同仁。 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形成 周恩來的思想與中國許多第一代革命家一樣,經過了從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發展歷程。從人的思維邏輯和思維定勢而言,周恩來這一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必然對其各個歷史時期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等產生重要影響。據此,周恩來民主意識升華的軌跡,大致經歷了三個時期,即青少年時期,受西學和新學的影響,從舊民主主義者的角度,周恩來注重人自身的價值及自我主體意識的覺醒;五四及旅歐時期,周恩來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通過五四運動的實踐和對歐洲社會的考察,他開始認識到人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爭取民主的鬥爭,是人民民主的事業,應喚起人民群眾爭取民主的意識;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思想的體系亦基本形成。 周恩來的青少年時代,中國正經歷著深刻的歷史巨變。辛亥革命雖以失敗告終,但民主思想起已深入人心,西方啟蒙思想家的學說在中國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一場提倡新學,反對舊學,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的新文化運動正在興起。這一思想解放潮流,對求知慾盛,求「真」心切的周恩來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啟發了他自我主體意識的覺醒和民主主義思想的產生。在新舊思想激烈交鋒,各種學說眾說紛紜的情況下,為了求得真知,少年周恩來主張「慎思明辨」,對各種學說要「深就而悉討」①,要解放思想,獨立思考。之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周恩來廣泛閱讀了西方啟蒙思想家的著作,視野更加開闊,思想更加解放。1916年,周恩來發表了著名哲學論文《老聃、赫胥黎二氏學說異同辨》,其民主意識進一步加強。 周恩來在文中竭力主張人們不能迷信盲從,人云亦云,應「闡揚獨見之理」。他對統治人類社會數千年,被中外億萬人奉為至理的孔子儒學、基督教義和佛家經倫,大膽提出了懷疑;對赫胥黎破除迷信,在「潮流所及教義偕行」的情況下,「獨能發抒懷抱,倡物競天擇之說,開文化之先河,破耶氏之教論」的反潮流創新精神和獨立見解,備加讚揚。進而周恩來應用進化論的自然觀,從赫胥黎的物競天擇說中得出打破權威迷信,儘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結論。他告訴人們,要發揮人的作用,就不能墨守陳規,拘泥於陳腐之說;新的要代替舊的,人類要向前發展,這是進化論的發展論,也是人類社會的必然規律。②由此可見,周恩來在這篇哲學著作中,不僅以其獨到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令人耳目一新,而且通篇閃耀著他反對權威,崇尚獨立思考,看重人主體意識的民主精神的異彩。正是基於這種認識,1919年,周恩來進一步明確提出「本民主主義的精神發表一切主張」③的觀點,使其民主意識更趨成熟。 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和對歐洲社會現狀進行認真考察,以及對各種社會思潮反覆進行探索、推求、比較,周恩來的思想發生了質的飛躍,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他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認為人民民主事業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爭取民主的鬥爭必須發動群眾,喚起人民群眾的覺醒。這一觀點是五四時期周恩來民主意識思想的主要特徵。 周恩來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1917年,他提出「人民國家之主人也」,「共和國之統治權在國民全體」,④明確地把人民群眾置於國家主人的地位。十月革命的啟示和五四運動的實踐,使周恩來對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1919年,他目睹了日本的搶米風潮,深切感受到「國民自覺」所爆發出來的巨大力量,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喚醒同胞,發動群眾。為此,周恩來認為,首先應該使人民群眾「覺悟」,認識到自己的權力和應有的地位。他從進化論的角度論證了這種「覺悟」的可能性,指出:「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能夠『覺悟』……因著自覺,遂能解決人生的人格、地位趨向,向進化方面求種種適應於『人』的生活。」⑤只要人民群眾「覺悟」了,就會轉化為無窮的力量,就能「『群策群力』、『眾志成城』,則目的終可達到。」⑥ 五四及旅歐時期,由於周恩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逐步確立和對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深刻認識,使其民主意識思想也呈螺旋式升華。這時,周恩來已打破了最初較注重人自身的獨立、自由和自我主體意識覺醒的思維框架,轉而認識到人民群眾在民主事業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以及喚起人民群眾民主意識的重要性。這些思想對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它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新中國建立後,隨著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階級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社會矛盾出現了新的情況,人民共和國正處在由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轉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的轉變時期。從50年代中葉到60年代初期,周恩來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和報告,如《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等,從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與建立民主政治的關係,人民群眾的社會地位,人民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的必要性等方面,較全面地闡述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內容、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途徑及其重大意義,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社會主義民主意識思想體系。 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主要內容 社會主義民主意識是人們關於社會主義的本質、地位、權利和義務的一種內在意識,是廣大人民對於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的迫切願望和自覺要求。學習和研究周恩來的文稿、書信、講話、報告等,對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理論的主要內容似可作出如下概括。 (一)主人意識 主人意識實指在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中以誰為主體的問題。周恩來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應以廣大人民群眾為主體,即「人民當家作主人」。鑒於「人民」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涵,周恩來對社會主義時期的人民界定為:「擁護社會主義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方面的愛國人士,也就是說按照憲法享有公民權的一切人。」⑦ 人民之所以具有主體地位,這首先是由於中國革命的勝利與人民息息相關。中國的天下是靠人民的力量奪取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一百多年來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犧牲奮鬥的結果。「共產黨是有一份,但是,離開了人民,共產黨有什麼本事?」⑧其次,從法律上,根據憲法,「我國公民享有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利。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這種權利日益擴大並且日益得到充分的保障。」⑨第三,從社會主義事業的性質而言,「社會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全體人民的共同事業,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而且能夠吸引最廣大人民群眾來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10在此,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無可置疑,所以我們應培養和提高人民的主人意識,使他們真正意識到作為國家主人翁的權利和義務。 (二)平等意識 人民是國家主人的主體地位,決定了他們應該享有平等地位。周恩來從領袖與政黨、黨員與群眾、執政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等方面論證了這一問題。周恩來認為,執政黨是一個勝利的黨,黨內容易滋生驕傲自滿情緒,又容易出現人民群眾對個別領袖人物的個人崇拜,因此,正確理解群眾、政黨與領袖之間的關係,對社會主義民主建設至關重要。他針對一些群眾和宣傳部門把毛澤東說成是「生而知之」的天才,指出「毛澤東是在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巨大人物」,而決不是「一個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無法學習的領袖。」否則,我們等於承認「我們的領袖成了空談」。「那麼毛澤東不就被大家孤立起來了嗎?我們不就把毛澤東當成一個孤立的神了嗎?」11周恩來關於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的真知灼見,在當時黨內歌功頌德之聲日趨高漲的時候,向全黨敲響警鐘的同時,也精闢地論述了領袖與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平等關係。 推而論之,周恩來又從共產黨領導的角度,論證了黨員與群眾、執政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平等關係。他認為,共產黨的領導是指黨的集體領導,「起著領導作用的,主要是黨的方針政策,而不是個人。個人都是平等的,如果從工作上說,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彼此平等地交換意見,決不能個人自居於領導地位。」12既然是黨的政策起領導作用,那麼,在政協里,在共產黨員與民主黨派的個人來往中,不應該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而應該是平等的關係。否則,「我們的民主生活、民主風氣就不能夠發揚,我們之間就有隔閡」,就會「妨礙民主集中制的貫徹。」13 平等意識堪稱周恩來民主意識思想中的精華,他在許多談話和文稿中,都從不同角度闡述了這一問題。他推崇戰爭年代黨的幹部與老百姓「天天見面,不分彼此」,「平起平坐」14的平等關係;反對如今有些人「領導同志走到哪裡,就把眾人攔住」15予以讓路的特殊作法;對「惟我獨尊,使人望而生畏;頤指氣使,不以平等待人」16的官僚作風更是痛加指責。周恩來不僅主張平等,而且身體力行,他的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偉大人格,至今令人記憶猶新。他與人平等相待,使極普通的人敢於和他爭論問題,發表不同意見。趙丹就很感慨地說過:「我有時很怕部長、書記,但是我不怕總理」17 (三)參與意識 社會主義事業是全體人民的共同事業,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享有平等地位,因此,人民群眾應該參加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這是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周恩來認為,人民的參與權,主要通過「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來實現。具體表現為:其一,人民群眾直接參与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比如,參與討論國家重要法律、經濟計劃等的制訂;企業職工通過職代會來參加管理企業和對企業行政領導工作進行監督;在農村,成立社員代表大會和社務委員會;公民可通過「人民來信」的方式對政府工作進行批評、建議等。18其二,充分發揮人民代表的監督職能。周恩來指出,人民代表應經常去接觸人民,接觸實際,從中了解人民群眾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和看法。在人大會議召開期間,要允許所有代表充分發言,充分揭露政府工作的缺點;而且要擴大透明,在人民中公開披露這些缺點,「任何問題公之於眾總是有好處的。」19周恩來認為,政府應當允許人民代表批評自己的錯誤,允許「唱對台戲」,可以辯論,也可以爭論。其三,中央和地方之間要互相影響,互相監督。中央包括黨中央和國務院處於領導地位,可以把握宏觀,總攬全局,「但也比較容易忽視某些實際問題、局部問題和群眾眼前的利益」,而地方在此方面則處於有利地位,「正好可以彌補中央的不足。」20換言之,通過地方政府這一中介機構,了解和反映實際問題、局部問題以及群眾的呼聲,從而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工作的參與和監督作用。 (四)法制意識及法制與民主相統一的意識 作為人類民主制度最高形態的社會主義民主,其根本特徵應在於能夠保證全體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能夠以人民意志制約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使人民權利的實現具有普遍性。但這一切勢必以相應的制度和措施為前提,即做到民主法制化。為此,周恩來提出:「為了保衛我們國家建設事業不受到破壞,必須加強國家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必須加強立法工作和革命的法制。」他強調:「所有我們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都必須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成為守法的模範;同時還必須教育全體人民遵守憲法和法律,以保證表現人民意志的法律在全國統一施行。」因為我們的憲法和法律越有威信,「人民的權利和利益就越有充分的保障,而人民的敵人就越要受到嚴厲的打擊。」21在此,周恩來闡明了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必要性和民主與法制相統一的辯證關係。一方面,為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各項權利,確保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必須實現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以便消除任何人、任何組織超越法律的特權,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內,真正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由於「人民的文化水平還不高,他們行使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的權利還不免受到一定的限制」,22故在發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同時,尚需通過各種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思想覺悟和文化水平,增強其民主意識和法制意識,使他們能自覺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進而提高其參政議政能力,並以此推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進程。 (五)培養和提高民主意識的基本途徑 首先,從宏觀上,周恩來認為應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增加生產總量,為培養和提高民主意識創造經濟條件;大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提高全體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直接或間接地培養人民的民主意識;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充分調動全體人民的政治積極性,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培養和提高人民民主意識等。23其中,周恩來尤為重視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問題,他曾在許多場合談到由於我國體制上過分集權而抑制了民主意識發展的問題。他說:「你掌握政權,總有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時就會有偏向」,「就使我們很容易忽視發揚民主而犯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錯誤。」24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在我們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25即改進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改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讓地方多一些自主權;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人民代表有充分的發言權,並通過他們實現人民參政議政的權利;完善多黨合作制度,建立執政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互相尊重,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平等關係。通過制度建設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進而真正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紀律;又有個性的發展,又有統一意志」26的社會主義民主。 其次,從微觀上,為培養和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識,周恩來認為,第一,必須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武器。社會主義民主有無保障,黨內民主生活是否正常,有無真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應是一個基本尺度。50年代末60年代初,針對當時虛假浮誇風盛行的情況,周恩來先後多次指出:「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27許多人不敢說話。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風氣?周恩來分析說,主要是黨內民主生活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搞「一言堂」,領導壓群眾,上級壓下級。如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有一個使大家敢於講真話的民主氛圍,而要創造這種氛圍,就應該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尤其是領導者應帶頭作自我批評,「民主作風必須從我們這些人做起」。28領導者所發表的意見,應「允許大家討論,商榷」,甚至批判。因為「即使是黨已經研究通過的東西,也允許提意見」,29並加以修改,那麼,作為領導者個人的意見為什麼就不能討論修改呢?所以,領導者要允許批評,允許發表不同意見,「這才是社會主義的自由,才有心情舒暢。」30事實證明,領導者的民主意識和民主作風的確對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民主風氣會產生直接影響。周恩來在主持政務會議或國務院工作會議所營造出的那種總理與委員間不分高低,發言爭先恐後,人人暢所欲言的民主氛圍,31就是最好的例證。第二,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做。周恩來說:「人又不是石頭,哪有不思想的道理。我們要使人們把所想的都說出來。」32而人們之所以不敢說出來,主要是由於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作祟。例如,在文藝創作上就缺乏民主自由的風氣,作者須根據某些人的要求,按照某種固定模式進行創作,從而抑制了人們真實情感的流露。33 綜上所述,儘管周恩來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論述大都散見於其諸篇文稿、報告、講話中,然而,認真研讀這些著作,確能使人悟出其民主意識理論的真諦。我們認為,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中的主人意識、平等意識、參與意識、法制意識、民主與法制相統一的意識,以及培養和提高民主意識的途徑等,從不同側面論證了人民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主體作用及其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應有的地位,闡明了人民民主權利的表現形式,深刻揭示了民主與法制的辯證關係,為我們指明了培養和提高民主意識的途徑和辦法。並且各個組成部分彼此聯繫,互為補充,構成了一個較為完備的社會主義民主意識思想體系。 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理論基礎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他無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縱觀周恩來的一生,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和方法解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許多複雜問題,堪稱當代中國應用哲學的大師。周恩來曾說過:「我們不是以主觀唯心主義作指導,也不是以機械唯物主義作指導,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作指導。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34因此,周恩來的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著密切的聯繫,並使之成為其民主意識思想的主要理論基礎之一。 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人民共和國正處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在此情況下,周恩來發表了在其民主思想中頗具代表性的文章——《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提出了「現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應該是: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35的科學命題。周恩來的這一命題及其論述,蘊藏著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和底蘊。第一,他從辯證唯物主義出發,堅持實事求是地去認識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他之所以認為中國應該擴大民主,主要是基於當時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無產階級專政更加鞏固,工人階級力量更加強大,我國已開始轉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歷史性時期的事實;同時也是基於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失誤,特別是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以及他忽視民主、專制集權造成重大失誤的歷史教訓。第二,就「擴大民主更帶有本質的意義」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本質就是事物的內部聯繫,它由事物的內在矛盾構成,是事物的比較深刻的一貫而穩定的方面,它從整體上規定事物的性質和發展方向。周恩來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在當時肅反和私有制改造高潮中,在階級鬥爭仍很激烈的情況下,指出擴大民主更具有本質的意義,較早地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和發展趨勢,指明了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方向。 此外,周恩來的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理論始終與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相聯繫。周恩來提出要充分認識和尊重人民的主體作用和平等地位,不斷培養和提高人民的參與意識,這是因為「我們的國家政權是人民民主專政」,這種國體決定「我們的國家機關是屬於人民群眾的,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36它與舊中國壓迫人民的國家機關有著本質的區別,這正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同時,由於社會主義事業是全體人民共同的事業,只有不斷擴大民主,加強民主政治建設,才能吸引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來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從而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因此,提高民主意識,不斷擴大民主,注重民主政治建設,這既是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的體現,又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 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周恩來對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精闢論述,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內涵、本質和方向,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其理論意義在於:第一,發展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在四五十年代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文章,全面闡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各階級在新中國的地位及其相互關係,論述了對人民的民主方面和對敵人的專政方面的關係,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任務,並通過憲法闡述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而形成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這一理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是巨大的。但是,由於毛澤東一度對國內階級鬥爭的片面理解,在其民主專政的相關理論中,更多地強調了對敵人的專政方面,而對人民民主的認識卻進入了一個所謂「大民主」的誤區,進而影響了「社會主義民主」思想的科學體系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長期以來未能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的、法制化的民主制度的結果。周恩來在其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理論中,較全面地闡述了人民的主體作用及平等地位,人民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權利,人民民主權利的表現形式和實現途徑,以及民主與法制的辯證關係等思想,構成了一個較為完備的社會主義民主思想體系。如果說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對中國的民主政治是一種原則性和綱領性的規定的話,那麼,周恩來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論述,則是對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的具體化、系統化和進一步深化。這些理論不僅更具有操作性、實踐性,而且在許多方面具有獨創性。就此意義而言,周恩來的思想,無疑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彌補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中的這一缺憾。 另外,毛澤東在較大程度上把民主當作「一種手段」,「一種方法」。他曾多次說過:「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37這就忽略了民主對於社會主義的實質意義。周恩來則從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的角度,提出:「經常注意擴大民主更帶有本質的意義。」顯然,這是對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的發展。 第二,周恩來的社會主義民主意識思想,對三中全會以來的民主政治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一條重要思想原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形成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把民主建設確定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一項根本任務和根本目標。鄧小平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明確指出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聯繫。因此,三中全會以來,在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方面,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一方面,國家通過修改憲法,制定新法,補充、完善各部門法,建立了一個較為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人民民主權力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通過普法教育和各種法制宣傳,公民的法制觀念、民主意識普遍增強。而這一切無疑是我們黨和國家總結長期歷史經驗的結果,同時也是對周恩來上述思想的發展。 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思想不僅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論意義,而且對當今民主政治建設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人民群眾民主水平的高低和參政議政的能力,除受制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科學文化水平外,也必然要受到人民群眾自身民主意識的程度及社會民主氛圍狀況的制約。而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意識思想的有關論述,對於提高人民的主人意識、平等意識、參與意識等,對於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營造濃厚的民主氛圍,無疑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作者單位:重慶市社會科學院) 注 釋: ①、②、③、④、⑤、⑥《周恩來早期文集》上卷,第2頁、第80頁一82頁、第305頁、第241頁、第333頁、第326頁。 ⑦、⑨、⑩、18、 22周恩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八)第623頁、第615頁、第622頁、第616頁、第617頁)。 ⑧《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351頁。 11《周恩來選集》上卷,第332頁。 12 、13、 14、 15、 16、 19、 20、 24 、25、 26、 27、 28、 29、 30、 32、 33、 34、 35《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92頁、第393頁、第351頁、第333頁、第419頁、第345頁、第208—209頁、第209頁、第207頁、第266—267頁、第323頁、第325頁、第324頁、第325頁、第325頁、第326頁、第413頁、第207頁。 17 轉引《周恩來的思維藝術》第162頁。 21、 36 周恩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新華月報》1954年 10號第 86頁、第 87頁)。 23 參見劉德軍:《周恩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思想研究述評》(《周恩來研究述評》第364頁)。 31 孫起孟:《貫徹民主集中制和實行多黨合作的典範》(《人民政協報》1988年3月 1日第1版)。 37《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68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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