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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忠實:何謂益友?

【著名作家陳忠實去世】記者從陳忠實家人處獲悉,今晨(2016年4月29日)7:40左右,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陳忠實,因病在西安西京醫院去世,享年73歲。《白鹿原》是陳忠實成名著作,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說集《鄉村》、《到老白楊樹背後去》等。

文:陳忠實 編輯:「品讀時刻」鳴君

老何隨後來信了,可以想像的興奮和喜悅,為此他等待了幾近20年,從1973年冬天街頭的鼓勵鼓動到1992年春天他在北京給我寫《白》書的審閱意見,對於他來說太長了點,對於我來說,起碼沒有使這位益友失望。

我終於拿定主意要給何啟治寫信了。

一封期待了4年而終於可以落筆書寫的信,我將第一次正式向他報告長篇小說《白鹿原》寫成的消息。

這部書稿是1992年農曆臘月二十五日寫完最後一句話的。我只告訴給我的夫人和孩子,同時囑咐她們暫且守口,不宜張揚。這部小說的正式稿接近完成的1991年的冬天,我對社會關於文學的要求和對文學作品的探索中所觸及的某些方面的承受力沒有肯定的把握。如果不是作品的藝術缺陷而是觸及到的某些方面不能接受,我便決定把它封存起來,待社會對文學的承受力增強到可以接受這個作品時再投出書稿也不遲;我甚至把這個時間設想得較長,在我之後由孩子去做這件事;如果僅僅只是因為藝術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毫不猶豫地對夫人說,我就去養雞。道理很簡單,都50歲了,長篇小說寫出來還不夠出版資格,我寧願捨棄專業作家這個名分而只作為一種業餘愛好。

1992年初,我在清晨的廣播新聞中聽到了鄧小平南巡的談話摘錄。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膽子要再大一點……等等等等。我在怦然心動的同時,就決定這個長篇小說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沒有必要延誤和擱置。道理太簡單了,社會對於具體到一部小說的承受力必會隨著兩個"一點"迅速強大起來。關鍵只是自己這部小說的藝術能力的問題了,這是需要檢驗的,首先是編輯。我便想到一直關注著這部書稿的老朋友何啟治,讓他先看看,聽他的第一印象和意見,那是令人最放心的事。

1973年隆冬季節,西安奇冷。我到西安郊區區委去開會,什麼內容已經毫無記憶了。會議結束散場時,一位陌生人攔住了我,他說他叫何啟治,從北京來,從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來。

他已讀過我在《陝西文藝》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接班以後》,認為這個短篇具備了一個長篇小說的架式或者說基礎,可以寫成一部20萬字左右的長篇小說。我站在街道旁,完全是一種茫然。我給老何解釋這幾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卻耐心地給我鼓勵,說這篇小說已具備擴展為長篇的基礎,依我在農村長期工作的生活積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最後不惜抬出他正在輔導的兩位在延安插隊的知青已寫成一部長篇小說的先例給我佐證。我首先很感動,不單是老何說話的內容,還有他的口吻和神色,感到了基本的信賴,即使寫不成長篇小說,做一個文學朋友也挺好。

老何再一次到西安來組稿,大約是剛剛交上80年代的夏天,我從文化館所在的灞橋古鎮趕到西安,在西安飯莊--"雙十二事變"中招待過周恩來的百年老店--招待老何吃一頓飯。那時候尚不興公款請客吃飯。我剛剛開始收入稿費(千字10元),大有陳奐生進城的那份高漲的心情,況且是一別七八年之後的第一次共餐。我要了"西安飯莊"看家菜葫蘆雞。多年以來的幾次相聚中,老何總會突然歪過頭問我:"那年你在西安請我吃的那個雞真不錯,叫什麼雞?"

老何在其中一次見面時問我,有長篇寫作的考慮沒有。我立即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見面的一幕,心裡竟是一種負壓感,天啊!他還沒有忘記長篇小說的事。他卻輕鬆地說,你什麼時候打算要寫長篇的話,記住給我就是了。

再後來的一次聚面,他又問到長篇小說寫作的事。我覺得對他若要保密,是一種有違良知的事,儘管按著我的性情是很難為的事情。我便告訴他,有想法,僅僅只是個想法,正在想著準備著,離實際操作尚遠。我那時候確實正在做著《白》書的先期準備,查閱具體黨史文史資料,在西安郊縣做社會調查,研討有關關中歷史的書籍,同時醞釀構思著《白》書。我隨即叮囑他兩點:不要告訴別人,不要催問。如同農家婦女蒸饃饃,未熟透之前是切忌揭開鍋蓋的。

然而還是有壓力產生。我已經透露給老何了,況且是在構思階段,便覺得很不踏實,如果最終寫不成呢,如果最終下出一個"軟蛋",又怎樣面對期待已久的老朋友!甚至產生過這樣的疑問,按照我當時寫作的狀況,中短篇小說雖已出版過幾本書,然而沒有一篇作品產生過轟動性效應,老何為什麼要盯著我的尚在構思中的長篇小說呢?如他這樣資深的職業編輯,難道不知面對名家之外的作者所難以避免的約稿易而退稿尷尬的情景么!我在構思中的《白》書沒有向他提及任何一句具體的東西,我自己尚在極大的不自信無把握之中。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得其解,老何約稿的依據是什麼?

後來的幾年裡,證明著老何守約如禁,有幾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到西安組稿,都要帶來老何的問候,進門握手時先申明,老何讓我來看看你,只是問個好,沒有催稿的意思,老何再三叮囑我不要催促陳忠實。我常常握著他們的手說不出一句話。直到1991年的初春時節,老何領一班人馬到西安來,與新老作家朋友聚會。這個時候,《白》書書稿已經完成三分之二,計劃年底寫完。見面時老何仍然恪守紀律,淡淡地說,我沒有催稿的意思,你按你的計劃寫,寫完給我打個招呼就行了,我讓人來取稿。我也仍然緊關口舌,沒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的計劃,只應諾著寫完就報告。

這一年的夏天,先後有兩家大出版社向我邀約長篇小說稿,我以與老何有約在先需守友道為由辭謝了。我堅守著與老何的約會,發端自十七八年前街頭的初識,那次使我著實嚇住了的長篇小說寫作的提議。

3月底,老何安排高賢均、洪清波兩位同志到西安拿稿子,我從鄉下老屋趕進西安,包里裝著書稿。我一路上都在斟酌著把這摞書稿交給高、洪時該怎麼談話才會合適,既希望他們能認真審讀,又不想給他們造成壓力。這樣,在作家協會招待所的客房裡,我只是把書稿從兜里取出來交給他們,竟然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時突然涌到嘴邊一句話,我連生命都交給你們了,最後關頭還是壓到喉嚨以下而沒有說出,卻憋得幾乎湧出淚來。按常規我把《白》書書稿的審閱過程設想得較長,初審、複審和終審,一部近50萬字的書稿,走完這個輪番審閱的過程,少說也得兩月以上,在他們統一結論之前,估計很難給我一個具體的說法。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著書稿離開西安之後的第20天,我接到了高賢均的來信。我匆匆讀完信後噢噢叫了三聲就跌倒在沙發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時沒有流出的眼淚傾濺出來了。

這是一封足以使我癲狂的信。信中說了他和洪清波從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繼讀完了書稿,回到北京的當天就給我寫信。他倆閱讀的興奮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倆共同的評價使我顫慄。

老何隨後來信了,可以想像的興奮和喜悅,為此他等待了幾近20年,從1973年冬天街頭的鼓勵鼓動到1992年春天他在北京給我寫《白》書的審閱意見,對於他來說太長了點,對於我來說,起碼沒有使這位益友失望。

《白鹿原》先在《當代》分兩期連載,之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書,反應之迅速之強烈,我是始料不及的。

1993年8月,《白》書在京召開研討會。會後某天晚上,老何和高賢均找到我住的賓館,主動與我商議修改原先的出書合同的事,按原先的出書合同,千字30元,是90年代初人民文學出版社執行的最高稿酬標準了。按這個標準算下來,近50萬字的書稿可得稿酬約一萬五千元,我很興奮一次可以拿到萬元以上的大宗稿酬而誇耀進入萬元戶的行列了。現在,何與高給我在算另一筆賬,如若用版稅計酬,我可以多得三四千元。他們已經對比核算過了,考慮到我花6年時間寫這一本書,能多得就爭取多得一點吧。

在《白》行世之後的幾年裡,有一些認真的或是不甚認真的批評文字,無論我無論老何老高或人文社的編輯,尚都能持一種平和的心態,這是文壇上再正常不過的事。然而有一種批評卻涉及作品的存活,即"歷史傾向性"問題,我從聽到時就把這種意見看成是誤讀。在被誤讀誤解的幾年裡,涉及到《白》書的評論和幾種評獎,都發生過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煩。

大約是1997年酷暑時節,某天傍晚老何打來電話,告訴我一個消息,說陳涌(著名文學理論家)對某位理論家坦言,《白》書不存在"歷史傾向問題",這個看法已經在文學圈子裡流傳開來。老何便由此預測,茅盾文學獎的評獎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我也忍不住激動起來,評獎與否且不管,有陳涌這句話就行了。有人說過程不必計較,關鍵是看結果。在《白》書終於評上茅盾文學獎這個結果出來以後我感動的恰恰是那個過程。尤其是誤讀持續的幾年時間裡,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何、老高小洪等一夥堅守著文學意義的編輯,才構成了那個使我難以磨滅的動人的過程。

*轉自:《作家》,陳忠實,男,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白鹿原》是其成名著作,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說集《鄉村》、《到老白楊樹背後去》,以及文論集《創作感受談》。 中篇小說集《初夏》、《四妹子》,《陳忠實小說自選集》,《陳忠實文集》,散文集《告別白鴿》等。1997年獲茅盾文學獎,其中《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大學生必讀」系列,已發行逾160萬冊,被改編成秦腔、話劇、舞劇、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2006年12月15日,「2006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重磅發布,陳忠實以455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13位,引發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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