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是不是疾病：對人類情緒的進化解釋

　　　　　　　　　第十四章 精神病是不是疾病？　　　　有時我以為它有一半是罪孽，　　我覺得我難以用語言去描述它；　　語言，好像自然，有一半是真實的，　　另一半卻失去了靈魂。　　但是，面對這個不能停下來的大腦，　　怎樣運用有分寸的語言去欺騙它呢；　　這個糟糕的機器在運轉，　　好像會令人遲鈍的麻醉劑，　　使它不感到疼痛。　　 ——亞爾弗德·頓尼進《回憶錄》　　有一位青年婦女來到密執安大學的焦慮門診，訴說她最近10個月來，每個星期要發作9次恐懼症，隨後又能自行脫離困境。發作時，突然發生心悸、氣促，好像要暈倒、發抖，似乎面臨一種壓倒一切的厄運，死亡快要來臨。　　幾年以前，這種病人常常以為是心臟病發作了；同許多人一樣，她已經在雜誌上讀過，懂得這是一種典型的恐懼症。　　在診斷過程中了解到，她的第一次發作是與她第一次開始她的婚外戀事件同時發生的。醫生問她，是否認為二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她說：「我不認為有什麼聯繫。我讀過的書上說，恐懼症是一種病，是基因和大腦中異常的化學物質引起的病。我要你給我一種葯來使我的腦化學物質恢復正常，制止這種恐懼的襲擊，不過如此。」　　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20年前，如果有人堅持說他們的焦慮是體質性的，將被認為是在否認某些事實，企圖迴避下意識中痛苦的記憶。現在，許多精神病醫生也已經同意抑鬱或者焦慮可能是一種大腦代謝不正常的生物醫學疾病，需要藥物治療。像上面這位女病人，有的人已經堅信這種觀點，如果精神病醫生一定要追問感情生活史的話，病人會產生反感。有一篇影響很大的綜述用下面這幾句話小結了這種變化：　　近年來，精神病學領域發生了深刻的轉變，研究的焦點從意識轉向大腦……與此同時，醫學模式也從基於不適應性精神過程引起的精神障礙轉變為以生物醫學疾病過程引起的精神障礙。　　有很強大的力量把精神病領域中的精神障礙推向內科病模式。這種變化是從50、60年代發現了治療抑鬱、焦慮和精神分裂症癥狀的藥物開始的。這些發現刺激了政府和製藥公司向精神障礙的遺傳和生理相關性研究投資。為了給精神障礙作出明確的定義，使各方面的研究發現可以比較，產生了精神病診斷的新方案，這個方案強調當前癥狀群之間的明確界線，取代了過去的以心理因素、事件、生活經歷引起的連續的情緒等級。學術界的精神病學家日益關注精神障礙的神經生理學原因。他們的觀點，通過訓練大綱傳給住院醫師，通過進修課程傳給臨床醫師。最後，近數十年醫療保險基金總額的增長，聯邦科研基金向大學的傾斜，精神病醫師的組織堅持他們治療的疾病也同一切其它疾病一樣，所以應當劃入醫療保險範疇。　　恐懼症、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病這些內科疾病是不是同肺炎、白血病和心力衰竭完全一樣呢？在我們看來，精神障礙確實是內科疾病，但並非因為它們都是有明確生理原因的具體疾病，也不是因為它們最好的治療方法是用某些藥物。精神障礙之所以可以認為也是內科疾病，是因為從進化論的觀點可以理解它們。正好像醫學領域的情況一樣，許多精神癥狀查清楚之後，它們同發熱和咳嗽這種防禦機制一樣，本身並不是疾病。而且，與精神病有關的許多基因很可能有適應性益處，許多引起精神病的環境因素也很可能是現代生活引起的新問題，人類心理學中許多更加不幸的方面並非缺陷，而是設計上的妥協。 　　 情緒　　不愉快的情緒，可以同疼痛和嘔吐一樣，看作是一種防禦，同感受疼痛的能力一樣是為了使我們避免眼前的和將來的傷害，焦慮的能力是為了使我們避免將來的危險和其它打擊，感受疲勞的能力是為了避免我們過度勞累，沮喪的感受可能是為了避免和防止更多的損失。極端的焦慮、沮喪和別的情緒在我們了解了它們的進化來源以及正常的、適應性的功能之後，能夠變得更加容易理解。如果我們看到有焦慮或沮喪的人的大腦里有什麼似乎是異常的情形，我們不能簡單地作結論認定是這種變化引起了這種障礙。與焦慮或沮喪相伴發生的大腦變化可能只是反映了一種正常機制的正常運作。　　在精神病學中，關於情緒的正常功能的知識，可以同生理學對正常功能的知識在醫學的其它領域起同樣重要的作用。所以你可以想像精神病學家同樣需要精通有關的科學研究。但是有關情緒、情感的心理生理學在系統的教學大綱中沒有安排。這種情況並不十分糟糕。因為對情緒、情感的研究，同心理學本身一樣是零碎的和混亂的，正處於正在進展的技術性爭論的中期。許多情緒的研究已經在一個關鍵上達到了一致：我們的情緒是由自然選擇塑造的一些適應性。這個原則使心理學有很重大的進展。如果我們的情緒同別的生物學性狀一樣，是意志的一些亞組分，就可以按照它們的功能去理解它們。內科醫生根據咳嗽、嘔吐以及肝和腎的工作狀況了解它們的功能。對情緒、情感的進化來源和功能的理解，精神心理學家也會有同樣的收穫。　　許多科學家已經研究過情緒的功能。有些人強調交流的功能，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鮑爾·伊克曼（Paul Ekman）研究人類的面部表情，證明了它與情緒有著跨文化的一致性。有些人強調情緒對動機的推動作用和其它內在的調節，但是情緒並沒有被塑造成去執行一種、甚至幾種功能。相反，每一種情緒是一種特定的狀態，同時調整認知、生理、主觀經驗以及行為，使機體能夠在某個具體情況下作出有效的反應。從這個角度講，一種情緒頗為類似某種計算機程序，調整計算機的各個方面去有效地配合當時情況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李達·柯士密（Leda Codmides）和約翰·托比（John Tooby），有一個絕妙的注釋：情緒是「意識的達爾文演算法」。　　有情感、情緒的能力是由曾經在進化過程中反覆發生過，而且對適應生存有重大意義的情況所塑造的。被猛獸襲擊，被社會群體唾棄、驅逐的打擊，交配的機會等等，都是比較常見而且有足夠的重要性，有必要形成諸如恐懼、社會壓力和性覺醒這些有準備的反應模式。最好能夠避免的這些情況，形成了厭惡的情緒，當涉及機遇的種種情況形成正性情緒的時候。我們的祖先似乎曾經面臨更多種類的打擊和機遇，反映在描述負性和正性情緒（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中有著兩倍以上的辭彙和字眼。從這個角度出發，認為「正常」生活應當沒有痛苦的時髦的觀念是不能成立了。感情上的痛苦不僅不可避免，它是正常的而且有用的。E．O威爾遜（E．O．Wilson）說過：愛和憎結合在一起；攻擊和畏懼，擴充和撤退等等；混合設計不是為了促使個體的生存和快樂，而是有利於所控制的基因的最大傳遞。　　不過有許多痛苦的情緒並非都是有用的。有些沒有用處的焦慮和抑鬱是由正常的大腦機制所引起，也有的由不正常的機制引起。主要的遺傳因素與焦慮性障礙、抑鬱和精神病有關。在下一個10年里，與某些精神病有關的特異基因必將找到。所有這些精神障礙的生理相關變化也能查明。神經科學家正在努力查明有關的近因機制。他們所得到的知識已經改進了藥物治療的用法和展現了預防的可能性。現在是精神病學家和他的精神病人的充滿希望的時代。藥物治療的進展之快，使一些人還不知道它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治療已經超越了他們30年前開始做精神科醫生時的最大期望和野心。　　這些進展伴隨著一些混亂的觀念。人類思維意志被過分簡單化，把問題歸咎於基因和激素或者心理和社會原因。各方面不很系統的零星事實說明，大多數精神問題是遺傳的前提條件，加上早期生活中事件、藥物和其它環境因素對大腦的綜合作用和當前的人際關係、生活處境、認知習慣以及心理動力學複雜的相互關係的結果。目前，治療許多精神障礙反而比理解它們要容易得多。　　正如同免疫系統是由若干部分組成，各個部分對特定類型的侵犯提供保護；情感也有許多類型的保護，使我們避免各種特定類型的打擊，如同免疫系統的喚醒一定有一個正當的理由，並不是因為調節機制的異常，我們可以認定大多數焦慮和沮喪是有原因的，儘管我們不一定能找到它們。另一方面，免疫系統可以太活躍而攻擊不應攻擊的組織引起自身免疫病例如類風濕性關節炎。類似的不正常的焦慮系統可以引起焦慮性障礙。免疫系統也可以在應當作出反應時不能作出反應，引起免疫缺陷。是否有太少焦慮的一類障礙呢？ 焦慮　　任何人都知道焦慮是可以有用的。我們知道，采黑霉果的人不逃避黑熊，漁人在冬天的風暴中出海，學生在期考迫近時不抓緊功課的後果是什麼。在危險面前，焦慮影響我們的思維、行為和生理，使之處於比較有利的狀態。在危險十分迫近的時候，比方說是一頭大象的衝擊，一個逃開的人要比一個若無其事的繼續讀書的人比較容易避免傷害。逃跑的時候，我們經歷過的人都知道當時有過快速的心悸、深呼吸、出汗，以及血糖和腎上腺素增加。生理學家瓦爾特·坎農（Walfer Cannon）早在1929年就正確地描述了這些「逃跑還是戰鬥」反應的成分的功能。不好理解的是，他的這種適應主義的觀點為什麼一直沒有擴展到其它類型的焦慮中去。　　當焦慮可以是有用的時候，它又常常似乎是過分的和不必要的。我們為了明年6月舉行婚禮時會不會下雨而著急，我們常常在考試中不能集中注意力，我們因為害怕而拒絕乘飛機旅行，我們在大庭廣眾面前發抖和口吃。美國人中有50％經歷過一次臨床焦慮症；其餘的人則表現神經質。我們怎樣解釋這種明顯是過分的焦慮？。為了判斷哪些焦慮是必要的，哪些不是，我們必須理解自然選擇的力量是怎樣塑造了調節焦慮的機制。　　因為焦慮可以是有用的，很可能使我們經常處於焦慮中是最佳選擇。這當然令人緊張，不舒服，但是自然選擇只關心我們的適應（fitness），不關心我們是否舒適（comfort）。我們有時很安詳並非因為不舒適是一種不適應狀態，而是因為焦慮要消耗額外的能量，使我們對許多每天每時的日常活動變得比較不適應，而且會損害我們的組織，為什麼應激（stree）會損害組織？設想一個作出全身反應來對付危險的動物。那些安全的和「代價不高」的反應可以不斷表達，而「代價高昂」的或者危險的反應則不能長期堅持。它們確實是捆成一個急救藥箱，只在使用其中的工具所獲益處超過所花代價時，才會啟用它們。某些成分是小心地密封在急救箱中，因為它們會引起身體的損傷。所以，對慢性應激有關的損傷是沒有理由感到奇怪的，也肯定是不應當歸咎於機體的設計不當的。事實上，最近的研究已經提示「應激激素」考的索（cortisol）很可能完全不防禦外來的危險而主要只保護機體免受應激反應其它部分對身體的傷害。　　如果焦慮可以代價高昂而且危險，為什麼調節機制不把它調整到只在確實有危險時才表達呢？不幸的是，在許多情況下，焦慮是否必要，是不容易弄清楚、不容易判斷的。前面提到過的煙霧檢測器原理，也適用於這種情形。因為被殺死一次的損失遠遠大於對一百次誤報的警報作出反應的代價。有一個實驗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把一群小觀賞魚根據它們對小口鱸魚的反應：躲起來，游開或者盯住捕食者而分成膽小的、普通的和膽大的3組。每一組小觀賞魚與一條鱸魚一起放進一隻魚缸中。60個小時之後，40％膽小的和15％普通的小觀賞魚仍然存活，。膽大的一條也沒有活下來。　　心理學家企圖對自然選擇塑造調節焦慮的機製作出像電子工程師分辨嘈雜的電話線路上的信號哪些是真正的信息哪些是噪音干擾一樣的理解。信號檢測理論提出了一條分析這種情況的辦法。對待一個電信號，判斷這個咔咯聲是信號還是雜音的依據有四點：①信號的響度；②信號與噪音的比率；③把噪音當作信號的代價（誤報的代價）④把信號當作噪音的代價（漏報的代價）。　　設想你單獨在叢林中，在灌木叢後面傳來一個樹枝折斷的聲音。那可能是一隻老虎，也可能是一隻猴子。你可以逃走，你也可以停留在那裡。怎樣作出最佳判斷的行動，你必須知道：①這樣的聲音是老虎或者是猴子引起的可能性各有多大？②這個地方出現老虎或猴子的機會各有多大？③逃跑的代價（不必逃跑而逃跑的代價）。④真是老虎而沒有逃跑的代價（應逃跑而未逃跑的代價）。你在聽到灌木叢後的一個中等大小的樹枝折斷的聲響時會怎麼辦？個體的焦慮水平如果調整到能夠直覺、快速，並且準確地對信號檢測進行分析，這個個體將有更大的生存機會。　　同免疫障礙相似，也可能有一大批人存在整個一大類「不知憂慮」的障礙，他們的憂慮太少。倫敦大學的焦慮症專家依薩克·邁克斯 （Issac Marks）對這些人使用低恐懼狀態（hypophobic）這個名詞。他們從不訴說焦慮也不尋求心理治療，但是常常在事故中喪生或者死在急診室里。精神病學家有了新的抗焦慮葯而且沒有副作用時，很可能製造出這種情形來。例如，有一個病人。在服用了抗焦慮葯之後不久，衝動地向她的丈夫提出她要他離開。她的丈夫雖然感到驚愕，但是按照她的要求離開了她。一個星期之後，她才意識到她有3個孩子，一個獨身女人，沒有收入，沒有親人的幫助是很難生活的。如果略為有一點點焦慮，便有可能制止這種草率的離婚。當然，事情不是都這麼簡單。這個女人有著長期的不滿意的婚姻生活，長時間以來，在情感爆發的時候，她覺得離婚會好些。她的故事說明了熱情的一種功能。與合理的決定不同。康納爾的經濟學家羅伯特·富蘭克（RobertFrank）指出，熱情激發的活動似乎是一時的衝動。但可能在長時間裡對這個人是有益的。 　　新的危險　　我們在第五章「創傷」中討論過關於試驗中發現的猴子畏懼蛇是事先「有準備的」。我們的大多數過度畏懼都與古代的危險造成的有準備的畏懼有關，黑暗、遠離家中以及成為一群人注意的焦點都曾經與危險有關聯，但是現在卻主要引起不必要的畏懼。廣場恐懼（agoraphobia，一種不必要的對空曠地的恐懼）就是一個例子，在大庭廣眾面前口吃和驚慌失措又是一個例子，大約半數有過多次恐怖經歷的人會發生這些問題。在理解古代環境中多次發生被野獸或者危險的敵人靠近引起恐慌之前，人們會認為留在家裡似乎是毫無意義的事情。經歷了幾次恐慌之後。聰明人就會儘可能地留在家裡，只在有同伴時才出去，而且準備好在稍微有一點動靜時就嚇得趕快逃跑：典型的廣場恐懼症癥狀。　　焦慮性障礙是否也與許多別的病一樣是我們祖先環境中所沒有的新刺激引起的呢？這卻不常見。新的危險，諸如槍支、藥物、放射性、高脂肪食物幾乎不會引起畏懼，對這些新的危險我們的焦慮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從這方面看，我們都有著不適應的低恐懼症，但是很少有人找心理醫生治療來增加我們的恐懼。有一些新情況，尤其是飛行和駕駛汽車，卻常常引起恐懼。這兩種情況中，恐懼都是為我們長期接觸過的別的危險所預備的。飛行恐懼是與諸如高度、突然下墜、很響的聲音和關在小的密封的地方等這些相關危險形成的。汽車以每小時60英里（96．54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駛是一種新的，但是也與高速度的古老危險有關，例如猛獸的襲擊。汽車事故很普通，很危險，但是很難說害怕駕駛有益還是有害。　　遺傳因素在焦慮性疾病中佔有一定的份量。多數有恐懼症的病例在血緣親屬中都有同樣的病史，有關的基因正在探索中。這個基因會不會是沒有完全剔除掉的突變基因？會不會有別的益處？或者對恐懼症的遺傳易感性只是一種簡單的正常分布的極限，同感染後容易發高熱、容易發生嘔吐一樣？在我們找到與恐懼症和焦慮症有關的特定基因之後，我們還要去找到這些基因存在、持續的原因。 　　沮喪（傷感或悲哀）和抑鬱　　抑鬱有時好像是一種現代瘟疫。排在機動車事故之後，自殺是第二大北美青年人的死亡原因。大約有10％的美國青年人經歷過一次嚴重的抑鬱症。而且，發病率似乎在近幾十年里一直在穩定地增加。在許多工業化國家中幾乎每10年增加 1倍。　　抑鬱可以看來是完全無用的。即令不是自殺的危險，整天愁眉不展地凝視著天花板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有嚴重抑鬱的人，典型地對任何事情，工作、朋友、食物，甚至性，都不感興趣。似乎一切願望和積極性能力的門都關閉了。有些人不自主地要哭，另一些人則欲哭無沮。有的人每天清晨4點鐘就醒來不能再入睡。另一些人1天睡上12～14個小時。有的人有一種幻覺認為自己窮困、遲鈍、醜陋或者患了癌症正在死亡。幾乎都有一種自我貶值的傾向。甚至考慮有什麼適應性與這些癥狀相關都顯得有些荒謬。然而，抑鬱又如此常見，與一般的傷感又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我們一定要查明抑鬱是否一種異常，或者是一種正常的能力的調節失控。　　有許多理由認為傷感（沮喪）的能力是一種適應性性狀。這是一種大家都有的能力，某些原因一定能引發它，而這些原因都帶有失去什麼的含義。悲哀、沮喪的特徵在各種文化之中是相對一致的。困難在於勾划出這些性狀的功能用途。快樂的用處是不難理解的。快樂使我們開朗，給我們積極性和不屈不饒。但是沮喪呢？沒有這種情緒是不是更好些？一種實驗方法就是找到不經歷任何沮喪的人看他是否有什麼不利的地方。或者研究者可以用一種藥物阻斷正常的沮喪，恐怕這種研究已經無意地在大規模人群中進行。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服用新的抗抑鬱精神藥物。在我們等待這些研究成果時，沮喪的特徵和引起沮喪的種種原因已經有一些線索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它的功能。　　引起沮喪的原因——「損失」，生殖資源的損失。不論是錢、配偶、聲譽、健康、親屬或者朋友，這些損失都是在大多數人類進化過程中可以增加生殖成功的某種資源。損失怎樣成為適應性的挑戰，從某個特定的準備中等待到益處？你在做某種非適應性的活動時有可能得到損失的信號。如果沮喪能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我們的行為，因而可以中止當前的損失或者防止將來的損失，這就可以在實際上有所幫助。　　人們在損失之後怎樣去改變一種做法來增加適應性呢？首先，必需把正在做的繼續造成損失的事情停下來。正如疼痛可以使我們丟掉一個燙人的山芋，沮喪促使我們停止引起損失的活動。其次，把人類通常的樂觀主義暫時放一放，也是比較明智的選擇。最近的研究發現，人們大多數都一直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效率。這種樂觀的傾向有助於我們在社會競爭中取得成功，因為瞎嚇唬是經常存在的，也使我們在沒有眼前利益時，堅持某些重要的方案（策略）和關係。在損失之後，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把玫瑰色眼鏡取下來，才能更加客觀地重新評估我們的目的和策略。　　在突然的損失之外還有一些情況，就是儘管我們付出重大代價，有很好的計劃，盡了最大努力也不能得到收穫。辭去職位、友誼消失、婚姻苦澀，某些目標一定要放棄。在某個時候，為了利用資源去開始另一個目標，必須放棄現在的一個重要的生活目標。這种放棄不應當輕易為之。辭職不應當是一種衝動行為，因為從另一個職業上從頭做起，是要花很大代價的。同樣，隨便放棄已經付出重大投資的、重要的友誼關係和生活目標，也是不明智之舉。因此，我們通常不會很快地在生活中做重大改變。低落的情緒使我們不會為了逃避暫時的困難匆匆改變目標，但是當困難繼續存在甚至增加，而生命中的能量浪費更大時，這種情緒有助於使我們脫離沒有希望的投資，去考慮別的辦法。治療學家早已知道，許多抑鬱只在一個人最後放棄了某些長期追求的目標而把精力放到另一方面去，才會有抑鬱的消失。　　情緒高漲或者低落的能力，似乎是一個把資源或當前機遇作最佳分配的機制。如果付出之後希望很小，最好是穩坐釣魚台不動，而不要徒然浪費精力。在經濟衰退時進入企業的投資代理人可能失誤，不能通過某項課程的學生，有時最好改學另一選修課程。旱災時農民可能破產。如果我們遇到一種短期的機遇，也可以不顧風險去盡最大的努力，拼搏一下爭取成功為宜。當100萬美元現金在底特律的大街上從裝甲車的背後掉下來的時候，為此儘力的人，雖然時間不長，卻有可能得到巨額獎勵。　　有關沮喪功能的理解，即將獲得實質性進展。我們調整我們選擇心情的能力正在迅速增加。每一代新的精神藥物的藥效和特異性都有所增加，而副作用更少。十幾年前，曾經有一陣子反對「索馬」（soma）的呼聲，這是一種使人們能耐受阿爾朵斯·赫胥黎（Aldons Huxley）的《拼搏的新世界》里那種沉悶冷酷生活的迷幻藥（fictional drug），現在這種藥物已經若隱若現了，然後沒有多少人談論它。人們不知道事情的發展有多快嗎？我們確實應當試圖解除人們的痛苦，但是消除情緒低落是否明智？許多人直覺地認為用藥物人為地改變情緒是不好的，但是很難反對用非成癮性又很少副作用的葯。主張不用這種葯的唯一理由，只是它們也許會干擾某些有用的功能、很快，比我們預料的更快，人們即將爭論沮喪在什麼時候是有用的，什麼時候是沒有用的。用進化論的方法將為解決這些問題奠定基礎。　　這樣的分析的確是太簡單化了。人們不是在某種內在的計算機程序式的控制下，去赤裸裸地推動生殖成功最大化。人們形成一種深刻的、終生的感情紐帶，體驗著塑造了他們的生活的愛憎。他們有宗教信仰規範他們的行為，他們有偏愛的目標和野心，他們擁有親朋好友形成的關係網。人類的生殖資源並不同於松鼠地窖里的松子和堅果。人類有著不斷變化著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所有這些複雜因素，都不反對我們這種簡單的論斷，它們正好說明，急需把人類情緒的適應主義工作程序的線索理清。　　雖然有些情緒低落是正常的，有一些卻很明顯是病態的。這些病態的情緒低落，有著十分複雜的原因。狂躁抑鬱症的遺傳因素具有重要的決定性影響，患者的情緒在深度抑鬱和進攻性妄想之間大幅度擺動。父母之一有狂躁抑鬱症病史，可以使患病的風險因素增加5倍。如果父母親都有此病史則風險因素為 10倍，發病率可能達到30％。這些基因並非罕見，狂燥抑鬱症在人群中的頻率為1：20O。現在我們已經熟悉的第二個問題便是，為什麼這些基因會保留在基因庫中？答案也同樣是我們已經熟悉的：它們可能有某些長處，不是在某些環境條件下有長處，便是與某些其它基因聯合作用時有長處。南西·安第遜（Nancy Andreason），依阿華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的一項研究發現80％有名望的依阿華作家創作室的學者，有某種情緒障礙的經歷。引起抑鬱的基因是否有益於創造性？這種病在某些人的生活中激起憤怒和破壞，但是引起這種病的基因，似乎仍然對某些患者有更加適應的好處，或者這個基因並未引起發病卻有別的益處。　　對情緒了解的另一個主要成果來自一組堅信英國精神病學家普萊斯（J．Price）理論的研究人員。這個理論是關於情緒在人類等級制中不同階層的作用。他們證明當某人不能在步於更高階層的戰鬥中獲勝，並且他又拒絕放棄成為更有權力的人時，抑鬱就會發生。這組研究人員認為，抑鬱是服從（submissive）於統治的不自覺的信號、（involuntary signal），這種信號減低了被統治者（dominant）攻擊的習能性。在他們研究的例子中描述了怎樣自願服從才能結束抑鬱。　　約翰·哈頓（John Hartung），紐約州立大學的進化論研究員，曾經提出在能力威脅到他的上級的人中常見抑鬱。作為下級，如果顯示了他的能力，就有可能受到權力更大的上級的打擊。哈頓指出，最好的保護就是不露鋒芒，在他們面前表現大智若愚，以便隱藏野心。這能很好的說明，為什麼許多很有成就的人常常低估自己，否則就難以解釋。哈頓的假說再一次提醒我們，人類的情緒是很複雜的。加州大學洛杉基分校的米契爾·拉里和米塞·麥克爾（Michael Raleigh & Mithead McGuire）曾經發現了一個聯繫心情和社會地位的大腦機制。「在研究猴群中的領袖中，他們發現，每一群中地位最高等級的雄猴的神經遞質（血清素，serotonin）要比其它的雄猴高兩倍。當這些高等級的雄猴失去了它們的地位時，它們的血清素立即下降，而且雄猴萎縮、木僵、拒絕進食，總之完全像一個抑鬱的人。這些行為可以用抗抑鬱葯，例如用Prozac防止，Prozac可以提高血清素水平。更加驚人的是，如果把一個高等級的雄猴從猴群中分開，使另一個隨機選擇的雄猴服用抗抑鬱劑，每次試驗這個雄猴都會變成一個新的高等級的雄猴。這些研究提示，血清素系統的作用，有一部分是介導高等級狀態，而某些情緒低落，可能是正常的地位競爭的表現。如果確實如此，你可以想像在一個大公司里越來越多的僱員服用抗抑鬱劑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是沒有辦法去幫助他們。還有另一種對抑鬱的理解，是根據秋天的白天逐漸變短時這種情形增加的現象。有很多人受這種季節影響（稱之為季節偏好缺陷，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AD），以及它與寒冷季節的明顯的關係，對許多研究人員提示,情緒低落可能是一種遠古祖先殘留的或者變相的冬眠反應。婦女中受季節影響的人更多些，說明這種反應可能對生殖有一定的調節作用。　　現代社會的新環境是否使抑鬱和自殺更加多見？各個年齡階段的人似乎都認為他們的生活不如早年快樂，某些最近的資料提示，我們可能確實面臨著抑鬱症的流行。有一個著名學者的研究小組審查了9份對世界上5個不同地區共39000人進行的研究報告，發現每個國家的年輕人都要比他們的長輩更容易發生抑鬱症。而且，在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裡發病率更高。證實這些問題還需要做許多工作，但是認真研究現代化生活中使抑鬱症增加的各種新問題，確實是迫切需要的。我們只提出兩點可能的原因：有廣泛影響的傳媒和社區的解體。　　傳媒，尤其是電視和電影，有效地把我們所有的人變成一個競爭的整體。它們破壞了我們比較熟悉的社會聯繫之後，競爭不再是在50個或者100個親友和熟人之間進行，而是在50億人之中，至少也是在幾萬人中進行。在你的俱樂部里，你可能是最佳的網球手，但不一定是這個城市的，幾乎可以肯定，不是這個國家、更不是世界級的優秀選手。人們幾乎把所有的一切活動都變成競爭，不論是賽跑、唱歌、釣魚、划船、勾引異性、繪畫，甚至養鳥。在古代環境中，無論什麼事你都有很好的機會成為第一名，即令不是第一，你的優秀的特長仍然受到一群尊重你的人們的讚賞。現在我們是與全世界最強的對手競爭，個人變得很難出人頭地。　　在電視上看到這些成功的人引起妒忌，妒忌也可能促使我們的祖先努力去做到別人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妒忌就會是有用的。現在，我們之中很少有人可能達到那種引起我們妒忌的目標，而且我們之中幾乎沒有人可以達到電視中看到的那種神奇的目標。熒屏上漂亮、瀟洒、富有、熱情、可愛、勇敢、聰明、富創造性、有力量、榮耀的英雄，是這個世界以外的超人。我們自己的妻子和丈夫，父親和母親，兒子和女兒，相比之下是差得太遠了。所以我們對他們不滿意，而且甚至對自己也不滿意。心理學家道格拉斯·肯立克（Donylas Kenrick）在深入地研究之後，發現人們在看過電影、電視故事中理想的伴侶之後，對自己現存的伴侶的讚賞程度下降了。　　我們的新技術也使互相支持的社會組織解體。作為社會性物種的成員，最糟糕的懲罰是被孤立。許多現代化的沒有個性特徵的組織並不見得好多少。它們多半是由競爭者所組成，只有偶而遇到的一個志同道合者是沒有血緣親屬關係的朋友。大家庭已經因為各人的經濟獨立而解體。即令是核心家庭，社會中最後剩下的一個穩定的組織，似乎也在走向未日，半數家庭因離婚而解體，更多的兒童是由單身母親撫養成人的。　　我們有著在一個互相支持的組織中的安全地位的基本需要。沒有了家庭，我們就到別的地方去滿足這種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在一群朋友中尋找他們的社會立足點，結交的12個酒朋友，各種各樣的互相支持的組織，或者尋求心理治療。有的人鼓吹「家庭價值」為了希望保留一個危在旦夕的，但是有感情的生活方式。我們大多數人要求人們有愛心，卻只是為了要別人關心我們自己，而不是打算為別人做點什麼。對許多人說來，這種追求是苦澀的，沒有結果的。 　　缺乏依戀（接觸）（Lack of attachment）　　進化論以前的學說，包括精神分析和行為科學解釋母子之間紐帶的是哺乳和撫養。早在50年代初期，威斯康辛大學的靈長類學者哈利·哈羅（Harry Harlow）在研究猴子之後，就對這種學說提出質疑。他把猴嬰同它的母親隔開，給它兩個替身母親，一個是繩子吊著的裝滿牛奶的奶瓶，另一個是軟布包著的沒有奶瓶的假母猴。雖然猴嬰要從奶瓶中吃奶，它們仍然依戀著布猴，如果拿開布猴它會尖叫。哈羅的結論認為一定有一個特殊的機制曾經演化出來，促使母嬰之間的依戀。受到萊茵·斯匹茨（Rene Spitz）研究報告孤兒院撫養大的兒童缺乏社交能力的啟發，哈羅再把嬰猴在隔離狀態下養大。這樣養大的猴子都是不正常的。它們不能與別的猴子合群，交配時有很大的困難，對自己生養的幼嬰不撫養，甚至攻擊。　　1951年英國精神病學家約翰·鮑爾比參加了生物學家朱琳·赫胥黎的研討會，受到諾貝爾獎得主人類文化學家洛倫茲著名的實驗的鼓舞。在某個關鍵的早期生活中，雛鵝獲得對它們的母親或者遇到一適當大小的活動目標的印象。洛倫茲的觀察有完全相似的效果，有許多照片證明他準確地追蹤了許多雛鵝。鮑比立刻聯想到許多病人的困難可能是早期接觸問題的後遺症。當他追究他們的最初的人際關係時，發現了某些問題。有的人是母親從來就不需要他，有的人的母親因為太抑鬱而不能理會嬰兒的微笑和咕咕聲，有許多人聽到他們的母親威脅說要殺死他們，而且是在這個類似旁觀者的母親身邊長大的。人們的早期困難與他們成年之後遇到的問題相聯繫之後，他們不能信任別人，他們認為受到別人的排斥，他們覺得他們必需討好別人或者被人們遺棄，鮑比洞察到某些被忽視的孩子的依戀和孤兒行為，可能是企圖與母親拉攏關係的一種適應性行為。他意識到他的病人是正試圖尋求自我保護免受恐懼分離（feared separation），因此不應當責備他們是一種「依賴型」的人。　　心理學家瑪利·愛因斯威斯（Mary Ainsworth）和她的同事做了對照實驗，從而把鮑比的學說發展成為心理學中的主流學說。她把幼兒放到一間陌生的房子里，觀察他們的母親離開之後再次回來時這些幼兒的行為表現。根據這個「陌生處境」考驗，她把這些嬰兒分類：與母親有安全感聯繫，焦慮感聯繫和拒絕重新聯繫三種。多年後可以非常準確地預期這幾類孩子的其它許多特徵[從合群遊戲（group-play pattem）到人格特徵] 。在依戀問題和成年心理學之間的關係，以及與遺傳因素的關係方面還要做許多工作。心理學家不應當忘記母親不僅提供了孩子的早期生活經歷，她們還提供了基因。目前，我們有理由相信，許多成年人的人際關係的問題可能是來源於最初依戀或接觸中的問題。 　　虐待孩子　　虐待孩子似乎在我們中間已經變成流行病。怎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我們要攻擊我們的孩子？這可是生殖成功必需的工具啊。是不是有一些父母親更加偏向於虐待孩子？加拿大心理學家馬丁·達利和馬果·威爾遜（Martin Daly ＆ Margo Wilson）從進化論的概念出發，探討親子之間有無血緣關係是否與虐待孩子的傾向有關。因為有關虐待兒童的報告極不可靠，他們用一種容易計算，又無法隱瞞的結果——孩子被父母殺害來評估。他們發現在與單身非親生父母生活時，致死性虐待兒童的風險要比與兩個親生父母生活大10倍。這是不能用有繼父母的家庭比較嗜酒、貧困以及有較多精神障礙等傾向來解釋的。幾十年的研究，任何其它別的風險因素都沒有證明，能夠接近這種程度的預測值。幾十年來研究虐待孩子的人都沒有想到血緣關係，但是對進化論學家而言，這點應該是重要的。　　達利和威爾遜部分地是受到加利福尼亞人類學家沙拉·赫地（Sarah Hrdy）等在動物的殺嬰研究的啟發。1977年赫地報告雄性languar猴在它剛從其它雄猴中奪取的群落中，總是要把雌猴原有的嬰兒全都殺死，但是沒有人相信她的報告。她在報告中說猴媽媽曾試圖保護她們的嬰兒，但是經常不能成功。失敗之後，中斷哺乳，很快就有發情期到來，這些失敗了的猴媽媽立即與殺了她們的嬰兒的雄猴交配。赫地注意到雄猴殺死存在的嬰兒可以增加他的生殖成功。因為停止授乳可使雌性進入發情期，因而可以立即懷上新的雄性的後代。　　隨後的野外現場研究證實了赫地的發現，並引申到許多其它物種，而且得到了證實。雄獅在開始與新的雌性交配時殺死原有的幼獅。在小白鼠，則甚至只要一個陌生雄性的氣味就常常引起流產——這很明顯地是避免再向多半會被殺掉的嬰兒投資的一種適應。動物都是天生地不擇手段地去使它們的基因成功率增加，雖然存在這種在人類看來似乎是荒唐的行為。　　在某種環境條件下，雄性動物殺死其它雄性的子女的趨勢是進化產生的一種適應性。人類的虐待兒童是否與此有關？過去我們認為無關，一則因為人類的男性通常並沒有奪取一群帶有幼兒的生育年齡的婦女的行為，二則許多養父能很好地撫養並非他親生的子女。我們過去認為兒童之所以被虐待不是一種進化產生的適應，而是父母親在早期與孩子的接觸太少，不利於正常親情的建立以致正常適應未能確立。然而人類學家馬克·富林（MarkFlinn）在特立倫達（Trinidad南美洲，靠近多巴多）的研究發現繼父對繼子要比對親生的兒子粗暴，不論與嬰兒在早期接觸是否密切。在人類親情的形成過程中，除了在一起生活的時間長短之外，還涉及更多的問題。這種不易理解的生物學和文化的交叉點，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揭示其中的奧秘。 　　精神分裂症　　完全不同於焦慮和抑鬱的癥狀的精神分裂症都不是正常功能的一部分。幻聽是聽到一種幻想的聲音，同時還認為別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思想的幻覺，情感遲鈍，堅持一些古怪固執的念頭，脫離社會交往，以及妄想、偏執狂等等作為一種綜合征一同出現，而並非因為是一種與進化有關的防禦機制。比較可能的是，某種大腦損害可以引起多種功能障礙，正如心臟損害可以引起氣短、胸痛和腫脹的踝一樣。精神分裂症破壞了感受——認知——情感——動機系統的正常關係。從另一個方面再次說明我們仍然不知道如何去描述高級的大腦功能。　　精神分裂症在全世界各種社會統計累積的人數比例都是大約1％，關於精神分裂症是一種文明病的見解似乎並不正確，雖然有些資料證實現代社會中精神分裂症的病情要嚴重些。綜合各方面的資料提示，對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是由某些基因決定的。精神分裂症的親屬發病率要比別人高出若干倍，那怕是分別在養父母家中長大。同卵孿生子中如有一個患病，另一個也患病的機率為50％，異卵孿生則為 25％。另外，有證據說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殖成功率偏低，尤其是男性。　　這些觀察提出了我們的標準問題：這種能降低適應性的基因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頻率？對抗引起精神分裂症基因的選擇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致這些基因應當遠比現在這樣少見——如果它們的存在只是簡單地歸於突變與選擇之間的平衡的話。此外，人群中相對一致的發病率，提示這個基因不是最近而是已經保持了數千年的。看來，引起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一定要有某些益處（advantage）才能與它的嚴重的代價平衡。　　最大的可能性是這些基因在與某些其它基因合作中有某些益處，或在某種環境下，就像單個鐮刀狀貧血基因具抗瘧疾功能一樣，儘管兩個這種基因會引起鐮刀狀細胞貧血。也可能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有其它效應：在大多數具這些基因的人中（儘管有一小群人會發展成這種病），這些基因會提供些許的益處。許多作者推測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對人具有的各種益處。或許這些基因增加了人對事物的創造力和直覺。或許這些基因可使帶有它的人免受某些疾病之苦（譯註：1997年在冷泉港的一次重要會議上，尼斯博士提出如果將來有一天諸如引起躁狂抑鬱症的基因能夠被剔除的話，那對人類社會可能會是一個危險）。有些研究人員認為多疑本身的傾向（tendencyto suspiciousness itself）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彌補精神分裂症的短處（disadvantage）。上述這些觀點的證據是零散的，但是它們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許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正常親屬具極高的成就的事實支持了上述觀點。目前這方面的探索還只是一個開頭。 　　睡眠障礙　　睡眠，同許多身體的能力一樣，只在出了差錯時才受到我們的注意，許多人有多種多樣的睡眠問題。睡眠，同別的許多事情一樣，時間常常是它的關鍵因素。大多數睡眠問題涉及不能在恰當的時間睡眠，或者是在錯誤的時間有睡眠的傾向。失眠累及人口中的30％以上，由此迅速促成了一種龐大的企業，從不需處方的藥丸到失眠症的專科門診，苦於白天嗜睡的人，通常也就是那些晚上睡不好的人。你在晚上讀書時打瞌睡是一種煩惱，早晨鬧鐘響了不想醒來是一種缺點，開車的時候打嗑睡就是一種明顯的危險。　　還有夢和夢的各種毛病，夢魘和夢中的恐怖。有的人睡眠時經歷過仍在夢中卻又覺得已經醒來但是卻不能動，從而感覺到十分可怕。患發作性睡眠症（narcolepsy）的人可以在日常活動中突然滑入做夢的睡眠，有時竟發展到摔跤使自己受傷的程度，還有睡眠中的呼吸暫停，他們間歇性地在睡眠中停止呼吸以致晚上無法好好休息，白天又十分睏倦，甚至使大腦受到傷害。為了理解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對正常睡眠的來源和功能有更多的了解。　　睡眠是不是一種自然選擇塑造的素質？有若干理由促使我們這樣想。首先，睡眠作為一種本能，廣泛見於動物界，在脊椎動物中可能是普遍的本能之一。但是某些動物似乎是不睡覺的，例如海豚，事實上它們有一半大腦醒著的時候另一半大腦是睡著的，也許是因為它們必須反覆游到水面來呼吸。第二，所有的脊椎動物似乎都共有一種相同的睡眠調節機制，有著一個一定位於大腦古老部的控制有夢睡眠中樞。第三，哺乳動物的睡眠模式、快眼動周期和快腦電波，在鳥類也是有的，鳥類的進化是在恐龍期以前與我們分開進化的。第四，哪怕在親緣關係密切的哺乳動物之間具體的睡眠模式的差異也很大，提示我們共同的比較近的祖先的任何一種睡眠方式都能夠迅速演變使它與該物種專門的生態環境相匹配。最後，如果缺乏睡眠，所有動物的功能都變差，適應能力下降。　　為了更好地了解睡眠方面的困難，我們又最好先能了解睡眠的能力和睡眠的需要怎樣增加了我們的適應能力。對這個問題，1975年英國的生物學家雷·麥笛斯（Ray Meddis）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推測我們睡眠的量是由我們在晝夜循環的不同時相中的潛在生產能力安排下來的，有一位麥笛斯的書評作者指出，我們在夜間睡眠的動機是由於最好不在街上逗留。如果在黑暗中留在外面有一定的危險，又不大可能做什麼事，那麼我們最好是去睡覺。這點解釋了為什麼人類和別的動物在白天活動時受益，但是它沒有解釋為什麼我們不在夜間保持安靜的清醒狀態，準備好應付可能發生的機遇或者危險，卻要睡覺。也沒有解釋為什麼我們變得如此依賴睡眠，以致缺少睡眠使我們很難工作？　　有一種可能的關於睡眠的進化來源的觀點。設想某個遠古的祖先不需要睡眠，如果有一支後代經歷了晝夜循環中巨大的危險（為了簡單化，假定是在夜間），而白天有較大的機遇，那麼在夜間變得不活躍的個體將獲得適應方面的長處。當這一物種逐漸地把它的活動限制在白天之後，它的夜間安靜變得越來越長、越來越深一直到可靠地在每一夜間都有若干小時不活動。　　有了這樣一種可靠的每天定時的不活動的周期之後，別的進化因素也會隨著起作用，當一個動物醒著或入睡時，不大可能需要所有的細胞都維持相同的活力。如果某些必要的過程要在大腦脫離了它的作業時工作得更加有效率，自然選擇就會把它們從醒著的白天推遲到晚上再工作，從而有利於發生我們稱之為睡眠的狀態。在這方面，正如1969年愛丁堡大學的依安·阿斯華（Ian Oswald）提出的，大腦某些維護過程（maintenance Processes）便越來越局限在睡眠中，而我們也就越來越依賴睡眠。在這個間期中，睡覺的個體當然必需是相當安全的，否則睡眠就會很快被自然選擇所排除。正如同我們之變得依賴從食物中獲取維生素C是因為我們能可靠地從食物中大量獲取，在機體某些維護機制能夠只在睡眠期中進行之前，一定要有穩定地獲得安全的休息間期之後才有可能。研究哪些代謝過程是限於睡眠時進行的，或者是在睡眠時進行得更快的，可以使我們看到為什麼我們需要睡眠。事實上，腦掃描已經揭示，在無夢的睡眠中蛋白合成最多，合成某些種神經遞質的機制不能維持白天時的消耗量，因此一定要在夜間補充。此外，各種組織中的細胞分裂都是在睡眠時最快。　　一旦睡眠是為了生理上的維護和修復而確立的，自然選擇有可能把別的功能也歸到這個睡眠期間去完成。其中經常被提到的一種功能是記憶調節功能。艾倫·霍伯赫和羅伯特·麥克卡里（Allan Hobson ＆ Robert Mccauley）曾經強調，有夢的睡眠支持鞏固學習的生理。弗蘭西斯·克立克和格雷姆·米基森（FrancisCrick ＆ Graeme Mitchison）有證據認為有夢的睡眠的功能是清洗不必要的記憶，很像我們定期從計算機上消除垃圾文檔。我們不必仔細排斥研究這些細節，只要指出其中並不一定有互相排斥的替代學說，阿斯華提出的睡眠是作為組織修復間期而演變出來的，也並不是說不通。這些假說都與麥笛士所觀察到的睡眠調節的活動間期取決於該動物的生態學不發生矛盾。與別的性狀一樣，睡眠無疑有多種重要的功能。每一種假說提到的功能都需要加以檢驗。支持另一種說法的證據只在兩種功能不相容時才是反對另一種說法的。研究多種動物的睡眠模式與它們的生活方式以及各自的進化關係，將得到許多有用的證據。　　現在我們已經極少受到猛獸如老虎在夜間的威脅，人工採光也使得整夜都可以進行有生產力的活動，需要按時睡眠已經變成一種麻煩，尤其是在飛越世界時產生的時差不適應問題時，任何有關睡眠功能的知識都能夠幫助我們去適應現在的需要，或者至少使我們能夠在晚上閱讀不至於打瞌睡，然後在晚上又睡得很好不去為明天的事情煩惱而無法入眠。 夢境　　有史以來，而且無疑在史前時期夢境就引起了人們的興趣。近年來，提出了許多有關夢的功能的學說，從弗羅伊德的學說關於夢中充滿了被禁錮的慾望的宣洩到弗蘭西斯·克立克的學說認為夢中清除和整理記憶。但是這些分歧沒有得出結論，當代的主要權威人士如哈佛大學的霍伯森，仍然強調夢可能沒有什麼特定的功能，只是大腦活動的附帶現象。對我們來說似乎不是這樣，因為簡單地觀察到缺乏有夢的睡眠會引起嚴重的病態心理。例如，放在池中的小台上的貓可以入睡，但是與有夢的睡眠相伴隨的失去肌肉張力使它們滑入水中而被驚醒。這樣引起的缺乏做夢睡眠使這些不幸的貓狂暴任性，性慾亢進，並縮短生命。　　即令還沒有能夠弄清夢的功能，從人的進化的角度也有助於了解它。加利福尼亞大學（Santa Barbara）的進化人類學家唐納德·西門思（Donald Symons）指出，由於進化的原因，我們在夢中經歷的刺激受到嚴重的局限性，儘管每一個人的睡眠行為差異很大。但是在夢中，我們都傾向於「看到」我們自己的許多活動，但是很少「聽到」有聲音，「聞到」氣味或者「感覺到」機械刺激的經歷。我們可以在夢中做事，卻並沒有活動，因為我們在可以做這種夢的睡眠中的運動神經是癱瘓的。我們可以記得別人在夢中的樣子和告訴我們的話，但記不起他們的聲音是怎樣的。我們可以記得在夢中愉快地喝了一杯酒，卻常常記不起它的風味。我們在夢中可以被人打過，但不記得那是什麼感覺。　　這些局限性的原因，按照西門思的說法，是因為石器時代實際情況的需要。我們可以承擔視覺的幻覺，因為閉上的眼睛本來就看不見什麼；夜間的黑暗也使視覺沒有多大的作用。恐慌迫近你時，都是一些需要我們的聽覺、嗅覺和觸覺不失警覺的線索。有些動物在睡覺時是睜著眼睛的，但是我們人類是打開耳朵睡覺的，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夢使我們聽不到重要的聲音。西門思的假說說明了夢境中的某些特點，也預測了某些尚未注意到問題，這個假說能否成立，要看今後對夢中感覺的組成，預測是否夠準確。截至目前為止，大部分已得到的證據似乎都符合他的假說。 　　精神病學的前景　　近年來，精神病學竭力模仿醫學的其它分支，設計明確的診斷分類。儘管有些人為的勉強，儘可能用可靠的方法度量癥狀，以及實驗設計和資料分析方面的標準。精神病學研究現在已經與醫學的其它領域一樣是定量的。這些努力是否已經使精神病學變成神經病學、心臟病學或者內分泌學相似的另一個醫學分支呢？很難。研究的發現是可靠的，但是無法與首尾一致的理論銜接起來。在模仿其它醫學分支研究疾病的分子機制時，精神病學本身卻缺乏一種精確的概念，沒有一種默契的基礎。精神病學不能同其它醫學分支一樣，因為雖然試圖找到引起疾病的缺陷何在，卻並不了解這個機制的正常功能，精神病學處於一種本末倒置的狀態。　　關於焦慮的研究可以作為說明問題的例子。精神病學家現在把焦慮分成9個類型，把它們看成一些不同的病種，分別研究它們的流行病學、遺傳學和腦化學以及對治療的反應。當然，困難在於焦慮本身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防禦。這樣研究的結果，就像內科醫生用這種方法去研究咳嗽，定義為一種「疾病」去擬訂它的客觀診斷標準。也許，硬性規定咳嗽的診斷標準可以是：持續有兩天以上每小時咳嗽兩次或更多；或者陣咳持續兩分鐘以上。然後，根據多因素分析其臨床特徵、遺傳學、流行病學以及對治療的反應去劃分成各類咳嗽的亞型。這樣的研究有可能分出特別的咳嗽亞型，例如伴發於流鼻涕和發熱的咳嗽，伴發於變態反應的咳嗽，伴發於吸煙的咳嗽，以及常常會導致死亡的咳嗽。其次，可以在患有咳嗽病的人們中間研究其神經機制異常，來探索各種亞型咳嗽的病因。發現了咳嗽是伴發於胸肌收縮的神經活動增加，可以推論到這些神經的過度活動可能有某種神經生理機制。發現了大腦的咳嗽控制中樞，又可以引起這個中樞的不正常怎樣會引起咳嗽的一些想法，關於可待因可以止咳的知識可能使一些科學家想到咳嗽可能是體內缺少一種可待因樣物質。　　這樣的咳嗽研究方案很明顯是荒唐的，但是我們之所以知道這樣做是干傻事的原因是我們在了解咳嗽的原因時，不從產生咳嗽的神經和肌肉上去找，也不從調節咳嗽的大腦機制上去找，而是在可以引起保護性咳嗽反射的情況和刺激的正常條件下去尋找原因。雖然有某些罕見的咳嗽是因為咳嗽調節中樞的異常所致，絕大多數咳嗽都是把呼吸道異物排出的一種適應性反應。只是在尋找過這種自然刺激之後醫生才去考慮咳嗽調節機制本身出錯的可能性。　　許多精神病醫師為了幫助一生中經常有驚慌、緊張、恐懼和不能入眠等困難的人而研究對焦慮易感性方面的個體差異，這是一個有意義的題目。然而，這種方法引起了許多混亂的概念。如果對咳嗽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這樣的個體上：他的一生中對最小的刺激（Stimulus）都傾向發生咳嗽，這會出現什麼情況？你會告訴他們患有一種「咳嗽病」。隨即對這些患「咳嗽病」的人花大量工作尋找其異常基因。無疑，有的人有可能會有對咳嗽的遺傳易感性，但是這種研究對我們了解大多數咳嗽的病因不會有多少用處。　　這樣把焦慮和咳嗽放在一起比較，當然是有不恰當的地方的。焦慮遠比咳嗽複雜、它的功能比較不明顯，而且個體之間的差異也比較大。更重要的是，焦慮的誘因遠不如咳嗽的誘因那樣明確、實在。咳嗽是呼吸道的異物所引起的，而焦慮則是各種各樣的明顯的、隱晦的誘因在思維過程中經過神秘的複雜處理之後引起的。焦慮最明顯的誘因是危險對象的形象，或者與疼痛連在一起的某種討厭的刺激。大多數臨床上的焦慮多半是由複雜的誘因所引起，需要敏銳的解釋。例如，老闆沒有同你打招呼，你沒有被邀請參加晚會，朋友在散發解聘書的這天躲開你，你可能感到十分擔心。如果是你的生日，你可能以為正在準備一個意想不到的晚會，同樣的刺激可以引起另一種十分不同的反應。這個例子只是略為涉及調節焦慮的精神系統複雜性。還有許多願望和感覺常常在下意識中可以引起焦慮。女人可以在她開始一件認為與她的丈夫無關的事時發生恐慌。許多引起焦慮的誘因不容易弄清楚，但並非不存在，也肯定不意味它們所引起的焦慮是沒有用的，或者是不正常的大腦機制的產物。　　相反，正因為焦慮是一種正常現象，也就不意味著它們都是有用的。此外，有許多焦慮性疾患是有遺傳因素起作用的。我們還不知道用遺傳缺陷還是正常差異去理解比較好，可以肯定的是，各種威脅的類型和危險程度對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很大差別，這應當能在焦慮的調節機制中保持一定程度的遺傳差異。　　如果精神病學停留在當前這個發展階段，它就只能治療有可以證實的大腦缺陷引起的疾患，而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和煩惱只好留給別的醫生。這對病人和精神病醫生都不是好事。醫學的其它分支治療正常的防禦反應，精神病醫生當然也可以這樣做，在這些方面，用進化論的方法看問題是精神病科醫生與醫學的其它分支匯合的途徑。努力去了解情緒的各種功能以及它們的正常調節，對精神病學所起的作用，可以同生理學對醫學的作用相比。這是一個框架，研究病理心理學可以同研究病理生理學一樣，使我們了解，機體系統的正常功能在什麼地方出了錯。可以預期用進化論方法可以使精神疾病的研究回到醫學中來，不是用一種粗糙的情緒問題的「醫學模式」（「medical model」of emotional problems），而是與醫學的其它部分一樣用同樣的達爾文方法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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