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錫圭、沈培：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古文字篇）【3】

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

裘錫圭 沈培

三、古文字研究

我國對古文字的研究開始得很早，但是，長期以來是包含在作為「小學」一部分的傳統文字學和以古銅器和碑刻等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金石學裡的，一直到二十世紀才有「古文字學」的名稱。古文字學的範圍有廣義狹義之分，我們這裡所說的是狹義的古文字學，是文字學的一個分支。它著重研究漢字的起源，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演變，字形所反映的本義以及考釋古文字的方法。二十世紀以來，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現代的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逐漸形成，古文字研究也逐漸加強了科學性。通過唐蘭等人的努力，古文字學終於擺脫了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束縛，呈現了新的面貌。建國以來，尤其是七十年代以來，由於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者的努力，先秦、秦漢文字的研究有了比較明顯的進展。有人主張把「古文字」的範圍擴大到秦和西漢前期的文字，即把小篆和古隸也包括在古文字里。1978年成立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至今己舉行過11屆學術討論會，研究會與中華書局合編的《古文字研究》已出版到第19輯。

二十世紀的古文字學研究可以三十年代為界劃分為兩大階段。在前一階段，吳大澂、孫詒讓和民國時期的羅振玉、王國維，是最重要的代表性學者。三十年代以後的主要學者，有郭沫若、唐蘭、於省吾等人。唐蘭的《古文字學導論》是第一部古文字學理論性著作。其書第二部分闡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特彆強調了偏旁分析法和歷史考證法的重要性。此書標誌著現代意義的古文字學的建立。

八十年代以來，有不少古文字學通論性著作出版，如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中華書局，1985)、林沄《古文字研究簡論》(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陳煒湛、唐鈺明《古文字學綱要》(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陳世輝、湯余惠《古文字學概要》(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等。這些書在古文字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方面，對唐氏的《導論》都有補充和發展。

本世紀還出版了一些包括多種古文字資料的古文字字典和文編，在比較舊的字典中，汪仁壽的《金石大字典》(1926)較為有名。比較新的有高明的《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1986)和徐中舒主編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杜，1981)。

下面我們分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秦系文字研究、戰國文字研究四項，對研究成果作簡單介紹。

(一)甲骨文研究

殷墟甲骨文大約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開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榮鑒定為三代古文並加以收藏。自發現以來，至今通過私人挖掘和公家發掘而得到的有字甲骨，據胡厚宣統計，約有十五萬片左右(《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再統計》，《史學月刊》1984，5)。

1．甲骨文著錄情況

1903年，劉鶚把自藏的一部分甲骨編成《鐵雲藏龜》出版。這是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書。序言中將甲骨文稱為「殷人刀筆文字」。

此後，著錄甲骨文的書不斷出版。比較重要的有羅振玉編的《殷虛書契》前、後、續三編，董作賓編的、著錄中央研究院發掘殷墟所得甲骨的《殷虛文字甲編》和《乙編》。中華書局1979—1982出版了以郭沫若為主編，胡厚宣為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收甲骨41956片，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殷墟甲骨文資料著錄書。1973年在河南安陽小屯南地、1991年在安陽花園庄，先後發現了重要的甲骨文資料。前一次發現的多達五千餘片，已由發掘者編成小屯南地甲骨》(中華書局，1980)公佈於世。

2．甲骨文字典和文編

王襄的《簠室殷契類纂》(天津博物院印行，1920；增訂本，1929)，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此後又有商承祚的《殷墟文字類編》(1923)、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編》(商務印書館，1933)、孫海波的《甲骨文編》(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1934)。孫書在1965修訂成新版，由中華書局出版，影響較大。1959年，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出版(台北藝文印書館)，收有一些孫書未及收的新材料，對孫書的誤摹誤釋之處也有所校正。

日本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是一部有創造性的工具書。此書根據甲骨文的字形特點分部排字，除部分極常用的字外，每個字下都按甲骨文原樣摹出含有這個字的所有卜辭，極便於研究者使用。姚孝遂、肖丁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和《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華書局，1990)是近年出版的兩部大型工具書。後者仿島書而編，體例與島書基本相同，但增加了釋文和拼音檢索等項目。由饒宗頤主編、沈建華編輯的《甲骨文通檢》(香港中文大學)從1989年以來已經出版了四冊。另外，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吸收了近年古文字研究及考古發掘的新成果，也是一部大型工具書。趙誠《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中華書局，1988)、崔恆升《簡明甲骨文詞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兩書，對於研究商代辭彙有一定的幫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出版的《甲骨文字詁林》(於省吾主編，中華書局，1996)。此書在每個單字下面把1989年以前各家與此字相關的、有代表性的說法收集在一起，比起李孝定在六十年代出版的《甲骨文字集釋》，增加了不少新的內容。書中不少「按語」，或評價已往各家的得失，或提出自己的新見，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3．綜合性或通論性著作

1956年，陳夢家《段虛卜辭綜述》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此書資料豐富，論述全面，並有一定深度，對於初學者和研究者都是非常有用的書。可惜成書倉猝，引用甲骨文資料有很多不應有的錯誤。陳氏自己對各種問題的意見也不盡妥當。1978年嚴一萍出版的《甲骨學》一書。比較全面地總結近八十年甲骨學研究的成果，有的內容比陳書豐富。八十年代以後，通論性質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如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甲骨學通論》(同前，1989)，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王明閣《甲骨學初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陳煒湛《甲骨文簡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687)，張秉權《甲骨文與甲骨學》(台灣國立編譯館，1988)。

4．甲骨文字研究情況

1904年，孫詒讓根據《鐵雲藏龜》寫成《契文舉例》(此書遺稿由羅振玉在1917年印行)，是第一部考釋和研究甲骨文的著作。分上下兩卷。上卷對殷墟甲骨卜辭的內容作出初步的研究。下卷包含「文字」與」雜例」兩篇。「文字」篇對見於《鐵雲藏龜》的甲骨單字的很大一部分逐個進行考釋，釋出了不少關鍵字。羅振玉是甲骨學的奠基者。他最早打聽到甲骨的真實出土地點。1910年他的《殷商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段王朝貞卜的遺物，把甲骨文研究推進了一大步(他當時誤認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1915年，他在此書基礎上寫成《殷墟書契考釋》，在文字的考釋和卜辭的通讀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突破，並為甲骨學奠定了初基。王國維在羅振玉的影響下開始從事古文字研究，在甲骨文方面，王國維新識之字並不是很多，但往往都是關鍵字，如「旬」、「上甲」合文等，對通讀卜辭有重要意義。他的主要貢獻是以甲骨卜辭與典籍互證的「二重證據法」，進行歷史、地理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他的主要代表作有《殷禮徵文》(1916)、《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1917)、《殷周制度論》(1917)、《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1917)。王國維還是最早進行甲骨綴合的學者。

羅王以後，對甲骨學作出重大貢獻的有郭沫若、唐蘭、董作賓、於省吾等人。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1930，人民出版社1952年再版)、《卜辭通纂》(1933，日本文求堂書店印行)和《殷契粹編》(1937，日本文求堂印行)在卜辭的通讀上有重要貢獻。董作賓的主要貢獻是甲骨斷代研究，我們將在後面略作介紹。唐蘭有《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殷虛文字記》(1934年北京大學講義，1978年修改刻印本，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考釋文字屢有創穫。於省吾在1940、1941、1943年，先後出版了《雙劍誃殷契駢枝初編》、《續編》及《三編》。1954年撰成《四編》(稿本)。七十年代末，作者將《初編》到《四編》文章加以刪削改訂，加上解放後發表的研究甲骨文的文章，成為《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反映了作者在考釋甲骨文方面的主要成績。唐蘭和於省吾都很注意考釋文字的方法，所得結論比較可信。此外，胡光偉、丁山、王襄等人在釋字方面也都有一定的貢獻。

5．甲骨文綴合情況

自王國維以後，有不少學者做過甲骨綴合工作，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這方面的專著已經出版了好幾種。如曾毅公《甲骨存》(1939)、《甲骨綴合編》(1950)、郭若愚等《殷虛文字綴合》(科學出版社，1955)、張秉權《殷墟文字丙編》(1959—1972)、嚴一萍《甲骨綴合新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和《甲骨綴合新編補》(同前，1976)等。另外，蔡哲茂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甲骨文合集》綴合的論文，很有價值。前些年有人嘗試用電子計算機綴合卜甲(童思正等《關於使用電子計算機綴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報告》〔《考古》1977，3)，但至今沒有太大的進展。

6．殷墟甲骨文的分期的斷代研究

這是甲骨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董作賓在1931年發表於《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中，第一次指出殷墟甲骨卜辭中記「貞人」之名的現象以及「貞人」名在甲骨斷代上的重要作用。以此為基礎，他初步提出了斷代的八個標準。在1932年寫成、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文中，董氏全面論述了他的斷代學說，提出甲骨斷代的十項標準，把甲骨文時代劃分為五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學的水平。斷代學說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為歷史和語言資料的價值，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後來，有好幾位學者對董作賓的意見作出了補充和糾正。五十年代，陳夢家從董作賓所說的「文武丁時代卜辭」中分出了「午組」「組」和「子組」卜辭，並考訂其為武丁時代之物，糾正了董氏所說的「文武丁復古」的錯誤。1953年。日本學者貝塚茂樹和伊藤道治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的再檢討》(《東方學報》第23冊)，得到的結論與陳氏大體相同。1976年段墟發現了商王配偶「婦好」的墓葬，其名見於武丁時代卜辭和被一般人認為屬於武乙、文丁(即文武丁)時代的有「貞人」歷之名的卜辭，由此引起關於「歷組卜辭」的時代的討論。參加討論的人分成觀點對立的兩派，一派認為這種卜辭應當屬於武丁和祖庚時代，另一派維持這種卜辭是武乙文丁卜辭的舊說。這次討論雖然還沒有結束，但是促使人們對斷代的標準進一步作認真的考慮，對甲骨文分期斷代的研究已經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早在1957年，就有學者指出甲骨的分類與斷代應當分成兩個步驟來進行，分類要依據字體、字形等特徵(見李學勤《評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考古學報》1957，3)。這在甲骨斷代的理論研究上是一個突破。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以後在關於歷組卜辭的討論中，這一觀點才真正受到重視。按照這種觀點進行甲骨分期斷代研究的代表性專著有黃天樹的《殷墟王卜辭分期分類研究》(文津出版杜，1991)、彭裕商的《殷墟甲骨文斷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以及李學勤和彭裕商合著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也有人從別的角度對甲骨進行斷代研究。貝塚茂樹較早注意到利用鑽鑿形態進行斷代。後來，許進雄在這方面做了比較多的工作，其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甲骨上鑽鑿形態的研究》〔台北藝文印書館)。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5月16日「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九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正式啟動，其目的是為了將夏、商、周時期的年代學進一步科學化、量化。由於加速器質譜測定14c方法技術的進展，過去不能取樣測定的商周甲骨，現在可以取樣測定其年代了，因而有希望測出有關王的大致日曆年代。這項工作對甲骨分期學說也將是一個檢驗，具有重大的意義。

7．甲骨語言研究及其他

本世紀以來在甲骨語言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體現在語法研究方面。1928年胡光煒《甲骨文例》出版，此書涉及不少語法問題。五十年代，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文法》是甲骨文語法研究重要的兩部著作。近年來的專著有沈培的《段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文津出版讓，1992)、張玉金的《甲骨文虛詞詞典》(中華書局，1995)。其他還有一些關於句法、虛詞方面的單篇論文、但是關於語音、辭彙方面的論著一直比較少。1990年10月華中師大甲骨語言研究中心發起召開了全國首次甲骨語言研究方法討論會。會後出版了論文集《甲骨語言研討會論文集》(華中師大出版社，1993)。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學者在研究甲骨語言問題時較多地使用了甲骨分類、斷代的成果，同時，有些學者在進行甲骨文字考釋時，也注意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問題，這都提高了研究的質量。但是，總的看來，目前對甲骨語言的研究還很不夠，亟需加強。

近年還出現了從文字學角度研究甲骨文的專著，如趙誠《甲骨文字學綱要》(商務印書館，1993)和李圃《甲骨文文字學》(學林出版社，1995)。這在漢字的斷代研究方面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利用甲骨文進行社會歷史等方面研究的論著數量很多，其中不少涉及文字的考釋和卜辭的釋讀。這裡就不多談了。

現已發現的甲骨文，除了殷墟甲骨文以外，還有西周甲骨文。下面我們簡單談談這方面的研究情況。

五十年代以來，發現了西周時代的甲骨。其中以七十年代在陝西岐山、扶風一帶古代周原地區發現的最為重要。己發現的刻字西周甲骨總計有300多片(參看陳全方《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古文字論文集》，1982)，其中少量卜甲的時代可能屬於商代末期。已經出版了兩種全面研究西周甲骨文的專著，即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和徐錫台《周原甲骨文綜述》(三秦出版社，1987)。目前，對西周甲骨的研究還是初步的，成果不很豐富，而且多側重於探史，應用這些新的文字資料來作文字學的研究則顯得比較薄弱。

這裡附帶談一下古文字中所謂「易卦」的問題。在殷周時代的甲骨、銅器和其他物件上，有時可以看到一種用6個或3個數字組成的符號，其意義有很長時期沒有確解。李學勤在1956年曾敏銳地意識到它可能同《周易》的「九」和「六」有關(見《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參考資料》1956，11)。1978年冬，張政烺在長春舉行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首屆年會上，指出這種數字元號並非什麼「奇字」，而是「易卦」。此後，張先生髮表了《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4)等文，其他學者也發表了一些這方面的文章。雖然各家討論的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但甲骨、銅器上的這些由數字組成的「奇字」已不再是不可理解的神秘之謎了。

(二)金文研究

這裡所說的金文指商周金文。在古文字學中，對金文的研究開始得比較早。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點是金文，有些學者主要生活在清末，但關於金文研究的著作則是二十世紀以後才問世的。如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是1902年問世的。孫詒讓《古籀餘論》成書於1903年，但到1929年才出版。吳大澂的《愙齋集古錄》完成於1896年，但1918年才出版。方濬益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1899年完成，但直到1935年才出版。這幾本著作都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本世紀金文研究的情況，我們分幾個方面加以介紹。

1．全文著錄情況

民國以後，著錄青銅器的著作很多。這裡只能提到一些重要的著錄書。1937年出版的羅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是當時最大的一部青銅器著錄書。1957年，於省吾出版了《商周金文錄遺》，為補充《三代吉金文存》之作。1983年，嚴一萍《金文總集》出版。此書收1983年以前刊布的青銅器銘文拓本8000多件，是收錄資料較全的書。1984年徐中舒《殷周金文集錄》出版。此書彙集解放以來至1980年底國內出版的書刊中已經著錄的兩周有銘青銅器和部分未曾著錄的有銘青銅器。近年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6)，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金文資料著錄書。它包括銘文、圖像、釋文和索引幾大部分，而以銘文為主。所收各器以類為綱，分樂器、炊器、盛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其它等七大類依次編排。每一類銘文皆以原大製版，按字數多少排列。銘文各冊後附有「說明」，註明所收各器的字數、時代、著錄、出土、流傳、收藏、資料來源等情況。

2．通論性著作

1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此書分上下兩編，共19章。對青銅器的起源、發現、分類、時代、銘文、花紋、鑄法、價值、去銹、拓墨、仿照、辨偽、銷毀、收藏、著錄等方面逐一加以詳論，在金文研究史上，第一次把有關青銅器的各種問題放在一起系統加以探討，意義重大。1958年，容庚、張維持的《殷周青銅器通論》是在《商周彝器通考》的基礎上增加新資料編寫而成的，比較簡明扼要，適合初學者使用。近年出版的、朱鳳瀚撰寫的《古代中國青銅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充分利用了考古學的方法和成果，並結合古文字學和科技、美術方面的研究，內容豐富，深入淺出，適合各種讀者的需要(參看該書李學勤序)。

3．工具書

收錄金文字形的工具書，以容庚的《金文編》最為有名。此書初版於1925年，1939年出第二版，1959年出第三版，1985年出版了經過增訂的第四版(張振林、馬國權摹補，中華書局)。此書收字比較全面，摹錄也比較精確。但在釋字方面比較保守。在通假問題上，往往本借不分，甚或本借顛倒。專門校訂此書錯誤的專著已經出版了兩種(陳漢平的《金文編訂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杜，1994；董蓮池《〈金文編〉校補》，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校正《金文編》的單篇論文也發表了好幾篇。除了《金文編》以外，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的《金文常用字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比較方便實用。1995年，戴家祥主編的《金文大字典》出版(學林出版社)，該書的特色是所收金文都選自拓片，保證了字形的準確性。收集金文考釋成果的工具書，有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林潔明編纂的《金文詁林》(1975)和李孝定、周法高、張日昇等人編著的《金文詁林附錄》(1977)以及周法高編撰的《金文詁林補》(1982)。這幾本書彙集各家說法，並加按語以評價其得失，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現在缺少的是彙集此書出版以後新出的研究成果的工具書。

查找金文原始資料的索引，對研究者也很需要。但至今還沒有像《段墟甲骨刻辭類纂》那樣的書，研究者查找金文材料不太方便。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編輯出版過《青銅器銘文檢索》(原名《金文單字引得》，1995)，但大陸學者難以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張亞初已經編有《殷周全文集成引得》一書(見《疑難銘文擬定一覽表》，《於省吾教授百年涎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希望能夠早日出版。關於金文著錄書目的工具書，王國維曾編有《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柯昌濟編有《金文分域編》二十卷(1935)、《續編》十四卷(1937)。近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輯了《新出金文分域簡目》(中華書局，1983)、孫稚雛編輯了《金文著錄簡目》(1981)。

4．文字考釋、斷代等方面的研究情況

本世紀初，羅振玉、王國維對青銅器都有所研究。王氏在金文方面有《觀堂金文考釋五種》和很多單篇論文。

三十年代，郭沫若寫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對所收銘文都作了詳細的考證，有不少很好的意見。此書初版是1932年在日本印行的，只有考釋沒有圖版。1934年彙集銘文及器形照片，編為《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次年又撰成《兩周金文辭大系考擇》。後來作者又對全書作了修改補充，抽換並增補了一部分資料，於1957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名為《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此書在考釋文字、對器物所作的分期和分域研究、利用金文資料闡發歷史等方面都有重要貢獻。郭沫若有關金文研究的論著還有《金文叢考》(日本文求堂書店印行，1932)、《金文餘釋之餘》(1954)。1954年，作者把這兩本書跟《古代銘刻匯考》正續編中有關金文的部分彙集在一起，加以刪改補充，編成三冊，仍名《金文叢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影響較大。

楊樹達從四十年代始研治金文，其成果大都集中在《積微居金文說》中。此書於1952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後來他又寫作了《積微居金文餘說》。1959年，科學出版社把二書合為《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出版。該書主要解釋兩周銅器銘文，參考前人的解說，將銅器銘文與經史相印證，解釋字詞深入細緻，考釋文字比較精到準確、不少地方超越了前人。

唐蘭在考釋金文方面也有不少貢獻。他的代表作有未完成稿《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中華書局，1986)，其他論文見故宮博物院所編《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

於省吾考釋金文的文章有不少篇，他綜合運用各種考釋方法，從對形、音、義縱橫關係的分析和對名物制度的考訂等方面，研究解決了一些難字的釋讀問題(見《雙劍誃吉金文選》，1934；《釋盾》、《擇能和 以及從 的字》、《釋兩》、《釋從天從大從人的一些古文字》，分見《古文字研究》3輯、1980；8輯，1983；1O輯，1983；15輯，1986)。

李學勤研究青銅器銘文的文章除已結集為《新出青銅器研究》出版(文物出版社，1990)以外，還有很多。其中有不少文章涉及對文字的釋讀，往往頗多新意，很有啟發性。此外，白川靜的代表作《金文通釋》(1964～1984)以及馬承源主編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文物出版社，1985～1990)都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參考書。

八十年代以來有幾批八十年代之前通過正式的考古發掘獲得的重要青銅器銘文經過整理而發表，其中不少新材料引人注意。如尹盛平主編的《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殷墟青銅器》(文物出版社，1985)、盧連成、胡智生編寫的《寶雞漁國墓地》(文物出版社，198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單位編寫的《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周代金文的分國研究已經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有的研究已延及戰國時代)。三十年代郭沫若在《兩周全文辭大系》一書首次對東周的161器進行了分國考察。近年來，有劉彬徽、李零等人對楚國銅器加以收集研究(見劉彬微《楚系青銅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李零《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古文字研究》第13輯，1986，李零《論東周時期的楚國典型銅器群》，《古文字研究》19輯，1992)；董楚平對吳越等國金文的研究，《吳越徐舒金文集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徐少華對周代南方國家金文的研究(《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等等。前幾年，從位於山西曲沃和冀城之間的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基地盜掘出土的晉侯銅器，在香港等地的古玩市場上屢有出現。1992年以來，由北京大學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組的曲村考古隊，在對墓地進行的搶救性發掘中。確定西周早中期至春秋早期晉侯墓地即在此處。發掘中發現了一些晉侯銅器，這些銅器對研究晉國歷史有重大價值，對我們了解西周晚期青銅器的整個面貌也有幫助(參看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1994，l；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8；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7)。

青銅器斷代研究對金文研究具有重大意義，一直是金文研究者注意的重點。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借鑒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發明「標準器系聯法」，奠定了青銅器的斷代基礎。除了郭書以外，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2輯)、陳夢家未完成稿《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第9冊至1956，4)都是重要的著作。唐蘭和李學勤在西周銅器斷代上跟郭沫若有較大分歧，他們的討論促進了青銅器斷代研究的進步。近些年來，青銅器斷代研究的一個較大的特點是比較充分地發揮了窖藏和墓葬出土的銅器群的作用，學者們往往選擇具有標尺作用的銅器群，通過同群和異群各器間的縱橫聯繫來進行斷代研究。(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庄白、強村兩處青銅器窖藏的綜合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1；劉啟益《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考古》1978，5)

有人還嘗試利用金文的記時資料來推定銅器的年代。周代銅器銘文有些具備王年、月份、月相和記日干支，可以結合曆法研究推定其年代。但「月相」所指日期間題一直是爭論的焦點。由於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關於西周各王在位年代也沒有統一的看法，所以這方面的研究雖然相當熱鬧，但目前還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周代金文語法的研究也有比較大的進展，這都是近些年發展起來的。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1981)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對金文語法作全面研究的專著，作者採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析比較細緻。此外，馬國權、張振林、陳永正、楊五銘、唐鈺明等人對代詞、語氣詞、連詞、被動式、複音詞的研究，可以補正現有漢語史著作中的某些結論。崔永東《兩周金文虛詞集釋》(中華書局，1994)是第一部金文虛詞詞典，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但可以進一步研究的地方還有不少。 金文材料往往能夠跟古文獻材料相印證，學者們利用金文進行商周社會歷史等方面研究的著作非常多，這些著作對於青銅器銘文研究有較重要的參考價值，我們這裡就不作介紹了。

（原載於《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