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出版社

中國出版業破冰：非公有出版書商可合法參與經營

　　出版變局

　　一個被稱作「中國出版業春天」的改革已經啟動。

　　5月21日，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傳出的信息是，明年底前，中央各部門各單位148家經營性出版社將全部轉製為企業，其所屬報紙、期刊、音像、電子等經營性出版單位一併轉為企業。

　　此前的4月份，新聞出版總署公布了《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在解讀這個政策時公開表示，民營資本將被吸納參與出版行業融資。

　　這個敏感話題一時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被視為出版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在這場變革中，國有出版社與民營出版工作室的利益關係有何轉變？又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閱讀格局？

　　出版轉身記

　　中國出版體制改革，發端於中國加入WTO的2001年，破冰之年始於2003,攻堅之年始於2009。轉身後的中國出版格局將被重構。

　　中國周刊記者 陳遠 北京、瀋陽、南京報道 插圖 鄺飈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最近特別忙。

　　4月17日，他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兩天過後，他再次出現在央視《對話》欄目。短短時間內，兩次在央視露面，談論的主題都是中國出版體制改革。

　　最近，他又馬不停蹄地到各地的出版集團、出版論壇視察指導，推動出版界要動起來。此前，儘管新聞出版總署一直推進出版體制改革，但大多數國有出版社，因為既得利益，按兵不動。

　　但這次不一樣了。這次改革明確提出了「引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發展，發展新興出版生產力」。「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有一個通俗的名字：書商。官方最初對書商的界定是：「非法經營」。

　　這就意味著，非公有的出版書商，今後將可以合法身份參與出版行業經營。中國的出版格局將被重構。

　　破冰

　　把時間的鏡頭拉得遠一些。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申請。在日後生效的《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中國政府並沒有承諾開放出版業，但外國企業可通過打入圖書的零售與批發市場、網上出版和電子圖書，滲透中國出版業。國際形勢促使中國出版業要進行一次大的變革。此時，中國政府就出版體制，開始醞釀布局謀篇。

　　然而破冰之旅，步履維艱。

　　金麗紅和黎波，分別是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和副社長，分管出版社設在北京的圖書中心。兩人在出版界素有黃金搭檔之稱，業內有人戲稱，任何一本書，只要打上金黎的名字，這本書馬上就會出現在盜版書攤上。

　　金黎二人相識於偶然。初次見面前，黎波想像中的金麗紅，應該是個年輕漂亮的小姑娘，見了面才知道金是個「40歲的小老太太」。兩個人誰也沒有想到，在之後的歲月里，他倆的命運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且正好趕上了出版體制改革的一個節拍。

　　在黎波的印象里，2002年柳斌傑進入新聞出版總署之後，就不斷地呼籲出版體制改革，「柳署長推動出版體制改革是真心實意」，但大多數出版社還是按兵不動，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出版社為什麼不想動？因為一到市場，就要靠本事吃飯，沒有本事就得死，出版社不動，是想拉著領導為他們注血，撥經費。」黎波快人快語。

　　這種情況，到了遼寧出版集團副總經理俞曉群那裡，陡然換了一種說法。

　　俞曉群記得過去開會，署里的一些老領導跟他說過這樣的話：「你們要好好做，要做大做強，因為沒有幾年了，將來要開放出版，就沒有人保護你們了，你們要利用現在的政策好好發展。」過去的出版社，確實一直處在政策的保護之下，如今，隨著出版體制改革步伐的不斷加快，出版社享受保護的「好日子」成為明日黃花。

　　而關於出版體制改革的推進，支持來自中央。此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就文化體制改革問題專門發布了文件，制訂了相應的措施，中央領導也多次強調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和做大做強文化產業的重要性。

　　最新的一個信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分別擔任了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和副組長。

　　據北京出版業內一位資深人士透露，前不久，柳斌傑去山東濟南參加中國出版發展論壇，「柳署長是去鼓勁的，他一開始就說：『出版單位過去實行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實際上是非事非企的怪胎，結果人往事業靠、錢按企業拿，一些出版單位公司牌子掛上了，但思維定式、管理體制和運行模式並沒有根本轉變。實踐證明，不重構出版格局，中國出版業就難以實現質的突破，早改早受益，晚改就被動，不改沒出路。』」

　　「這話說得很厲害。不過也可以看出出版體制改革的破冰之艱。」這位資深人士說。

　　啟動

　　2003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上指出：要「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緊接著，中央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小組成立，確立了中國出版集團等7個全國出版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在翌年的舉措中，行政審批制度和政企分開成為破冰之旅的重要動作。圈內人將這一重要動作，簡稱「改制」，改製為企業後，出版單位進行股份制改造，稱為「轉制」。在出版社轉制之前，出版界的一個大動作，是把各個出版社合併成立出版集團。

　　遼寧出版集團是出版社集團化潮流中的先行者之一。1999年，遼寧省省委決定對其實行政企分開，成立遼寧出版集團，把遼寧省出版局管理的一部分國有資產劃歸集團。當時還是遼寧教育出版社社長的俞曉群，經任惠英的推薦，成為集團領導班子成員之一。「那時候我們還是挺高興的，因為過去長期都是政府管理，現在終於成立集團了。」俞曉群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

　　實際上，集團成立之初，也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還是事業單位，也沒有改制。雖然說要企業化，但是到了掛牌的時候，遼寧出版集團後面加不加「公司」引起了爭議，因為政府批的是「遼寧出版集團」，而不是「遼寧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遼寧出版集團的改變是漸進的過程。但是走出第一步之後，就越走越遠了。2007年12月21日，遼寧出版集團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成為中國出版傳媒第一股。因此，在一年多之後，新聞出版總署公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被認為是對「遼寧出版」改革經驗的肯定。

　　「先是轉企，然後是改股份制，接著是上市。自從2000年集團搬到這裡的大樓，重點一直放在這上面。」剛開始，俞曉群介入的還多一些，後來介入逐漸變少，集團成立上市公司之後，俞曉群甚至沒有介入到上市公司的工作中去。

　　《中國周刊》記者在遼寧出版集團大樓見到俞曉群的時候，他首先聲明兩個問題比較敏感：「一個是上市，一個是和民營合作的問題。這兩件事，都是任惠英親自操作的，而且這個操作並不在集團這邊，都在上市公司那邊。集團一開始就制定了非常嚴明的紀律，我們不在上市公司絕對不能談他們那邊的事。尤其是具體的問題。」

出版界的黃金搭檔——金麗紅（右）和黎波（左）。中國周刊記者／高鵬 攝

　　「要談這些問題，最好還是去和任惠英談。」俞曉群說。

　　如今的遼寧出版集團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任惠英為人低調，至今不用手機。

　　《中國周刊》記者聯繫任惠英時，遼寧出版集團宣傳人員說：「老闆的興奮點已經不在這上面了。」

　　陣痛

　　關於集團化，俞曉群甚至也不願意談起，倒不是因為敏感，而是他覺得在集團化過程中興盛起來的商業化，「想法雖然沒有錯，但是確實造成了中國文化的一個低谷。讓青春小說和外國文學充滿了圖書市場，好書出不來。也許這是改革中必須經歷的陣痛。」

　　「很痛苦，確實很痛苦，很痛苦。」俞曉群一連用了三個「痛苦」表達他身處變革之中的感覺。

　　遼寧出版集團先是上市，然後收購三家民營公司，這樣的舉動，在沒有政策支撐的當時，讓外界頗多猜疑。

　　「雖然當時的政策支撐不是很充足，但是每個環節都是通過文件批的，沒有文件，誰敢走這一步？因為原來的政策不支撐這種行為，沒有保護，就會有風險。」只要不涉及具體問題，不違背紀律，俞曉群就很健談。

　　雖然沒有參與其中，但是俞曉群有自己的思考。

　　「遼寧為什麼做(指收購民營公司)？真的是遼寧(指國有出版社)沒有人才了？為什麼不讓這些人才去做非要讓民營去做？誰出問題了？是機制出問題了還是別的？民營可以找到的作者出版社也能找到，為什麼一定要用那麼優厚的條件去收購民營？再比如說轉制，轉制的目的是什麼？你會說要改革，那改革的目的又是什麼？總不能說因為是領導讓我改的，我們要做大做強。那什麼叫做大做強？我很茫然。」

　　俞曉群對《中國周刊》一連串的問號，像極了他曾出版過的那本描述中國書業的書：《一面追風，一面追問》。

　　「中國加入WTO這麼多年，放開越早的領域，就越規範，法律建制就越完善，放開越晚的領域法律就越不健全，因為會不斷地用行政手段去干預。」俞曉群說。

　　合拍

　　破冰之初，眾多出版社按兵不動，金麗紅和黎波卻自己動了起來。

　　長江文藝出版社北京圖書中心成立的2003年，正好是出版體制改革的破冰之年。那時，金麗紅和黎波已經在華藝出版社一起共事了十幾年，積累了不少在市場摸爬滾打的經驗，兩個人都覺得，今後出版的趨勢，「一定是沿著市場化的路子走，就決定自己出來干。」黎波對《中國周刊》記者說。

　　在此之前，金麗紅在華藝出版社的實際操作中，接觸的都是一線作家，比如王蒙、劉心武、蔣子龍、葉辛等等，之後北京圖書中心的出版方向，在那時已經有了初步的雛形。回憶往事，黎波說：「在和老金合作的過程中，她一下子就把我帶到了一個比較高的起點上。那時，就是我們合作的開始。」

　　兩個人離開華藝後，把關係放到了人才中心。「當時想辦出版社，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國家對於出版社的建立和運營的原則是必須通過很高層級領導的批准才能成立。但是要做民營公司，買任何出版社的書號都沒有問題，可跟我們的想法不符合。」黎波說。

　　在金麗紅和黎波的構想中，國有出版社一定有一條產業化的道路。他們找到了長江文藝出版社的社長周百義，提出一個說法，叫「國有資本，民營機制」。

　　這在當時，是一種全新的機制，黎波告訴《中國周刊》記者：「周百義也不知道我們要怎麼干。」兩個人一點一點向周百義說明他們的想法。「民營有資本，出版社也有資本，只不過是資本屬性不同，但是在機制上完全可以一致。」

　　以金麗紅在出版界的金字招牌，逐漸地，周百義被兩個人打動了。

　　於是有了北京圖書中心，不僅用長江文藝出版社的資金，而且有全部的經營權，但圖書中心是非法人單位，而且到現在為止，還一直是一個經營性機構。「我們的法人在湖北，這是個變通的方式。當時很多人不知道我們的屬性，還都以為我們是工作室。其實不是，我們這裡的人都是通過出版局任命的，只不過以合同的方式聘用。」黎波至今還保存著那「兩張紙」(合同)。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長江文藝出版社的錢也不是白給。在那兩張紙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北京圖書中心在政治上受什麼制約，在經濟上要達到什麼目標。「其實就是職業經理人聘任制度。」黎波一語道破天機。

　　回憶當年，金麗紅坦言：「我們是比別人走得早一些，步子也快一些，但是當時所承受的風險也大一些。」

　　黎波闡釋了金麗紅所說的風險：「風險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這種體制能否獲得認可，二是能不能養活自己。」關鍵在於後者，趙萌是圖書中心成立時的老員工，他告訴《中國周刊》記者：「剛開始的時候，很多員工心裡都打著小鼓，不知道公司能夠做多久。」

　　而對於金麗紅和黎波來說，風險還有一方面，如果一旦成功，他們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所以在圖書中心成立三年之後，他們和長江文藝出版社完成了股份改造，「這叫有恆產者有恆心。」黎波解釋說。

　　作為出版體制改革的獲益者，黎波很感謝這場改革，讓他「得到了一個職業經理人研究市場、享受市場、獲得市場回報的樂趣」。「說起來，改制就是誰早動，誰得益。」他總結說。

　　殺出來的血路

　　中國的民營書業，正是在俞曉群所說的「法律不健全」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不過，他們沒有金麗紅和黎波那樣幸運。

　　民營書業圈內頗為資深的民營書商柯尚宏(化名)，經過記者的幾番溝通，才接受了《中國周刊》記者的採訪。

　　「這個問題不太好說，我只能給你講一些大概的情況。」柯尚宏坐在沙發上，點了根煙，煙霧繚繞中，看不清柯尚宏臉上的表情。

　　中國民營書業，在上個世紀末發端於西安和長沙。因為「非法」，書商做事都很低調，長期以來，這個行業在外人看來有很多神秘色彩。

　　其實，說起來非常簡單，書商們的操作模式，從八十年代末一直到現在，從來都沒有變過：

　　書商們策劃一個選題，然後去跟出版社談，出版社如果覺得沒有政治問題，就給書商書號，書商交錢，出版社辦好各種手續，出版社發新華書社系統，書商的則在二渠道發。所謂二渠道就是全國各地的民營批發商。給出版社的書，因為折扣特別低，書商別想從中獲利，另外書商還要給出版社交一份旱澇保收的管理費(即書號費)。這一切完成之後，出書之後的利潤，就歸書商個人所得。

　　一旦被查出倒賣書號，書就不能再印，出版社領導也會挨批評甚至丟掉烏紗帽。出版社對於這類書商也會敬而遠之。

　　書商就一直處於這種游擊狀態。而且這一切，都是偷偷摸摸地進行。訂貨會則老是被人趕著到處跑。

　　北京書商的聚集地一開始在大北窯，後來則是在惠僑飯店。到了九十年代的時候，就有人在那裡常駐，每人一個房子，門開著，書往床上一擺，來看書的人一個房子一個房子挨著轉，看上哪個書就現場點錢。

　　要是忽然有人喊：「公安來了。」「嘩——」所有的門都關上了。「那時候我們開訂貨會就像搞地下工作。」柯尚宏說。

　　柯尚宏記得特別清楚，有一次民營書商在南京開訂貨會，開了個賓館，忽然公安來查，大家一下子作鳥獸散;換個賓館繼續，公安又來了，如此反覆了三次。

　　「常常覺得我們是『二等公民』。」柯尚宏抱怨說。

　　沒有什麼明確的政策宣布民營書業合法化，但是越往後來越寬鬆，「非法經營」的說法也慢慢不再被提起。

　　民營書業第一次大張旗鼓地公開活動，是在1997年，湖南省出版局在長沙一本正經地舉辦了一次二渠道的訂貨會，當場打出的巨大的條幅上，上面寫著「熱烈歡迎各地民營圖書出版人到湖南參加出版物交流會」，這在今天大家習以為常，但是在當時，柯尚宏的感覺是「湖南人的膽子真是大」。

　　書商們感動得熱淚盈眶：「我們可以光明正大地參加訂貨會，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再往後，2001年在北京又舉辦過一次專門針對民營的訂貨會。兩次訂貨會之後，民營出版人心裡亮堂了很多。

　　可是沒有政策給民營書商正名，書商們做書還是名不正言不順。

　　俞曉群對於民營書業心情比較複雜，對於這次的「出版新政」，他說：「民營書業已經增長得這麼快了，總無視它的存在肯定不行。承認他們的存在，就要有一個恰當的評價，這次最大的進步就是承認民營是先進的生產力，是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要給民營什麼政策？這個問題要我個人來說，政策給的還是遠遠不夠，就應該從政策上給民營和國有同樣充分的空間，不能國有是『親的』,民營是『後的』。當然反過來也不對。」

　　對此，柯尚宏更是有切膚之感：「柳署長一直為我們民營書商說話，我們心中都記著呢。《指導意見》對於我們來說，最大的意義就是說民營出版是光明正大的生意了，可以做了。對於個體來說，該怎麼做還是怎麼做。現在因為肯定了民營出版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鼓勵民營與出版社合作，但是對於如何給民營出版平台，指導意見並不明確。」

　　「民營這條路是一條殺出來的血路。能獲得承認，說明社會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柯尚宏有些感慨。

　　雙「百億」結構

　　鳳凰集團是目前國內唯一一家資產超過百億、銷售超過百億的出版傳媒企業。此次出台的《指導意見》提出的出版業改革的量化指標，就是要在三到五年內，培育出六七家這樣的出版集團。

　　不過，鳳凰的「雙百億」在業內頗受質疑。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資深人士說：「你別看現在有的省搞得紅紅火火，要是往深處調查，還是靠教材支撐。你要是去採訪，別聽他們怎麼講，你要看他們的產品結構，不要看他們有什麼文庫，什麼文叢。」

　　對此，鳳凰集團董事長譚躍並不諱言。他告訴《中國周刊》記者，鳳凰集團現在的產業結構分六個板塊，三個傳統板塊是出版、發行、印務，還有三個新興板塊：金融、地產和酒店。目前達到的雙百億，出版和發行佔87%的比重。

　　而在佔了87%的出版發行上，佔比例較高的，還是教育產品。

　　「但是這個話要說清楚。」譚躍說。

　　譚躍認為，這種情況反映的不是出版水平低，而是中國整個社會發展水平不高，首先是城市化的程度不夠高，因此國民閱讀力不高。讀書人不多，這種情況反映到出版上，就是讀書人的主要群體是學生。這種社會現狀，決定了這種出版格局。另外一個情況則是，在國外，無論大眾讀物再怎麼發展，教育出版依然是這個產業最大的一塊，比如說美國，教材教輔的出版在大型出版集團中依然佔到了33%的比例。如果具體到鳳凰出版集團，「我們曾經有七八年的時間，主要致力於教育出版。」

　　對此，業內質疑紛紛，文化的影響力，靠的是拳頭產品，而不是靠規模和碼洋。

　　譚躍其實有清醒的認識，「無論規模多麼強大的出版集團，將來不會有人記住它的碼洋有多少，大家記住的是他們出版的有價值的書。」

　　就在《中國周刊》記者採訪他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和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剛剛在鳳凰集團考察完，「領導對我們改革的措施很肯定。但是也不要去渲染。」譚躍說。

　　針對鳳凰集團的產業結構，他在向總署的彙報中提出：「從宏觀層面上來說，要改變這種結構是對的，因為城市化的程度不一樣;從中觀的層面講，從我們集團來講，就不一定要改變，不是要調小我們的教育出版，而是要做大我們的大眾讀物，同時教育出版絲毫不能放鬆;從微觀層面來講，具體到集團的各個出版社，這個方向又對了，不能每個出版社都以教育出版為主。每個出版社都應該在市場中摸索自己的專業方向。」

　　2008年，鳳凰集團拿出2100萬給江蘇文藝出版社，不允許文藝社再做教育出版。

　　遊戲新規則

　　《指導意見》出台前後，一個消息在民營書業圈內流傳，很多民營書商要被國有出版集團「收編」，其中包括在業內比較知名的張小波(共和聯動)、陳明俊(新經典)等人。

　　果然，4月25日，張小波執掌的共和聯動和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旗下的江蘇人民出版社開始「聯姻」，兩家共同出資1個億，成立了北京鳳凰聯動文化傳媒公司，鳳凰控股51%，張小波則成為新公司的總經理。

　　柯尚宏暫時還沒有被「收編」的想法，「你拿了錢進去，但是民營和國有還不是一個平等的地位。再說還不知道政策會不會變。」

　　對於鳳凰和共和聯動的聯手，譚躍這樣闡述他們的遊戲規則：

　　「我們之間有一個章程，在經營上，以他為主;在選題開發上，以他為主;在資產的把握上，以我們為主。所謂以我們為主，就是一票否決權，國有資產有風險不行，另外一個，在內容上，有否決權，如果導向不正確，我們可以一票否決，不需要討論。共和聯動對此表示充分理解，而且支持這樣的決定，他們也感覺到在出版上內容是生命線。」

　　「當時我和張小波說，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你不是鳳凰一般的員工，你是帶著資金來的。你也是主人。鳳凰的錢你可以花，但是要有效益，因為你的利益也包含在裡面。」譚躍說話不拖泥帶水，喜歡直奔主題。

　　正是這種一票否決，讓柯尚宏覺得不平等，「被出版集團吸收，我們也要拿錢，但是並不能說了算。」柯尚宏坐在沙發上狠狠吸了一口煙，有點無奈地說。出版行情：利好下的隱憂

　　改制新規的出台，給出版業帶來了發展機會，也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中國周刊記者 宋合營 陳遠 北京報道

　　2009年4月7日，星期一。延續上周五滬深股市微幅下挫頹勢，新一周的A股市場開盤後呈現出「溫吞水」式的行情，股指在開盤點位附近窄幅擺盪，大盤走得懶洋洋，令多數投資客面露倦容。

　　但就在此時，一部分嗅覺敏銳的投資人士，已經在一方「小園地」里展開了激烈的競逐。出版傳媒(601999,SH)開盤漲4.65%，短短四分鐘，即飆升至8.59%;粵傳媒(002181,SZ)以3.11%的漲幅開盤，一小時又十分鐘後飆至7.3%;新華傳媒(600825,SH)、中體產業(600158,SH)等個股，早盤漲幅也均在3%以上。遠遠超過同期的大盤上漲幅度。

　　政策利好改善行業預期

　　資本市場的每一次異動都不是空穴來風。一向表現沉寂的傳媒出版股，這次迎來了一則罕見的政策性利好。

　　新聞出版總署於4月6日出台《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了新聞出版體制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要求推動經營性新聞出版單位轉制，重塑市場主體，在完成轉制的基礎上，推進聯合重組。

　　這種利好有多大？專門從事傳媒出版行業業態研究及投資價值分析的銀河證券研究員許耀文向《中國周刊》表示，足以改善當前市場對傳媒出版行業的不良預期。

　　據其介紹，原有政企不分的出版發行體制因較難滿足群眾多樣化的閱讀需求，已經使得我國人均讀書量長期徘徊在較低水平，而網路、手機等新媒體的蓬勃發展，也越來越顯示出對傳統閱讀的部分替代性。與此同時，整個行業賴以生存的主要利潤來源——教材教輔，也因為學生規模的逐漸減少、教材招標體制改革的推進、課本循環使用等因素，盈利空間越來越受擠壓。整個行業的發展形勢堪憂。

　　「歐美和台灣等市場化機制運行較好的圖書市場都已經出現了萎縮跡象，我們這邊若不改革，將來的後果可能會更糟。」

　　在許耀文看來，《指導意見》在此間推出，有助於打破僵化的體制，盤活圖書市場的運行，進而有利於人均閱讀量的提升。因而對整個產業發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從單個企業來說，國有出版社和民營出版社的資源整合，不同集團之間的兼并重組，也有利於企業做大做強，提高其核心競爭力。

　　上市重組仍有重重顧慮

　　除利好已經上市的出版企業，刺激其股價走高外，《指導意見》也為擬上市的企業送來了春風。相關內容顯示，今後政府將積極支持條件成熟的出版傳媒企業，特別是跨地區的出版傳媒企業上市融資。

　　這無疑將加速新聞出版業改制上市的步伐。據《中國周刊》了解，目前鳳凰集團上市前的籌備工作已基本就緒，預計年底前可將集團中的發行類資產上市。與此同時，湖南出版、長江集團等出版企業進入了上市籌備期。江西、山西、河南等省的出版集團也躍躍欲試。

　　但任何事情都是雙刃劍。如果企業在上市之前做好了項目準備，融到資金後就可以「把蛋糕做大」，獲得更大的發展;但事先毫無準備，所融到資金反而會給企業帶來沉重包袱。當年北青傳媒在港股上市後籌資9億港元，卻最終無處投放，所募款項不得不擱置於銀行，令正在籌划上市的出版業高管們至今心有餘悸。

　　鳳凰集團董事長譚躍在接受《中國周刊》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每個省都有一個出版集團，日子都比較好過，不管哪個出版集團想去併購另外一個集團，省里都不會答應。」這種行政壁壘的存在，使得優質出版資源的併購變得難以成行，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企業通過上市融到了一大筆錢，也同樣面臨沒有項目可投的困境。

　　有著類似想法的長江文藝出版社副社長黎波乾脆選擇放棄，決定不參與母公司長江集團的上市計劃。他向《中國周刊》明確表示現在「不缺錢」，「找不到新的盈利模式，我們就不會上市」。

　　業內專家分析，由僵化的行政隸屬關係直接突變為高度透明的上市公司模式治理，傳媒業高管的擔憂和顧慮並非毫無道理。改制新規出台後，如何破除市場化道路上的各種障礙，不光考驗改制企業的承受能力，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政府有沒有推進改革的魄力。

　　一個農民與他的《命根》

　　出版業的變革，使普通人出書更容易成為現實。農民李冉與他的《命根》為此做著註腳。

　　中國周刊記者 綦偉 北京報道

　　在王府井書店的紀實文學專櫃，在西單圖書大廈的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圖書專櫃，人們都可以看到一本名為《命根》的書，書中記錄了農村和農民1978到2008三十年的變化。此書作者是一位來自山東省沾化縣李果村的青年農民，名叫李冉。

　　5月23日，李冉告訴《中國周刊》記者，2008年以前，他想都沒想過，有朝一日自己也可以出一本書，也可以把書擺在北京、濟南等大城市的書店裡，讓讀者們翻閱、購買、品評。

　　為生計奔波

　　李冉打小生長在農村，1995年考進濱州師範專科學校讀中文系。

　　濱州師專歲月，佔據他更多腦細胞的是工作，而不是書。他腦子裡想的是，不能再讓身在農村的父母養活了。懷著這個念頭，他在1997年就開始到社會上打工了。1998年畢業後，他隻身南下廣東東莞，在一家濱州人開的酒店裡，干起清潔工的活。

　　獨在異鄉，寂寞時李冉開始寫日記。年少的心情思緒，有時也化成一首小詩，發表在所在酒店的內部刊物上。因為是家鄉人，又會鼓搗點文字，李冉被老闆看中，調入廣告部做策劃，後到企業文化中心辦報紙。此後，李冉從廣東回到山東，從酒店到房地產公司，再到一家銅業公司，做的都是廣告營銷、企業文化方面的事情。天天考慮的是公司的事，看的多是企業管理、市場營銷方面的書，與文學距離很遠。

　　事情在而立之年發生了變化。2005年7月，李冉聽同事講了一個農村的故事：一個農村男子南下打工，歸來時卻發現獨守空閨的妻子另有了心上人。這個發生在農村的婚變故事，讓李冉感到有一些話如鯁在喉，起了念頭要寫一篇小說。

　　為了寫小說，他開始讀文學。最喜歡讀的，是賈平凹的作品，還有陳忠實的《白鹿原》。幾個月後，他終於改定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說《男人走了》，登在《中國鄉村發現》雜誌的網站上。

　　日記編成書稿

　　可農村的男人們為什麼要離開自己的土地？李冉發現自己觸到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他覺得，應該寫一個更大篇幅的東西，來表達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想法。他開始翻看自己堅持了幾年的日記，從字裡行間，他看到了自己一路走來的足跡，還有農村的變化。

　　他想，要不就把日記改成一本大書？就這樣，一個出書的夢想，在2006年的春天，種在李冉的腦子裡了。

　　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一邊工作，一邊用業餘時間改寫日記，用電腦整理一章，就列印出一章。當把幾十萬字的日記改寫成17萬字的書稿時，李冉找來一本相同篇幅的書，糊上自己的封面，拿在手中看。他想：如果我的這本書出來，大概就是這麼厚厚的一本吧。

　　可——書稿成了，怎麼出版呢？李冉一竅不通。他悄悄找到自己認識的幾個廣告界的朋友打聽。朋友的話，當頭給他澆了冷水——現在出書難、自己不掏錢出書更難，你又不是什麼名家大腕，乾脆就自己拿出萬把塊錢來，自費印個幾百本，朋友間送一送，過下癮得了。

　　如此出書，有幾個讀者能讀到？書到不了讀者面前，出這書又有什麼意義呢？再說，自己也拿不出多餘的錢來。李冉把出書的夢擱置了，有些心灰。

　　但他還是不死心，沒事就往書店跑，去找同一類的書看，想像著自己這本書成書後的樣子。2008年5月的一天，他在書店裡拿起一本《六十年代生人成長史》，在封三頁看到了此書責任編輯、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林棟的電子郵箱。「要不，咱試一試」，李冉想。回到家，他馬上寫了一封信，附上書稿的簡介，發到了林棟的電子郵箱里。

　　此後幾天，李冉時不時地回顧這個自覺有些冒失的舉動。「真是勇氣大於信心，根本不抱什麼希望的」，李冉回憶說。

　　李冉想不到，林棟在收到他的郵件後，會很快給他打來電話。四天後，正在公司里上班的李冉，看到手機上顯出一個區號010的電話號碼。北京！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難道是——編輯老師？李冉摁下接聽鍵，裡面傳來帶著他渴盼的聲音：「李冉嗎？我是中國青年出版社林棟，你能把整個書稿發過來我看一下嗎？」

　　李冉感到說不出的興奮。馬上就把書稿通過電子郵箱發過去了，並以最快的速度，通過郵局郵寄一份列印稿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兩個星期後，6月10日下午，林棟再次打電話來，告訴李冉，已初步決定納入出版計劃，要他進京商量修改事宜。

　　真是意外的驚喜！那個出書的夢想重新升騰。

　　翌日一早，李冉乘上長途客車趕到北京。他拿著一張北京地圖，看準東四十二條的大體位置，便乘上地鐵往中國青年出版社趕。讓人著急的是，他提前一站在朝陽門下了車，不得不再打的士。下午2時30分許，他進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大門。「這是我第一次踏進一家出版社的大門。」李冉說。

　　在辦公樓五層辦公室里，李冉見到了林棟。林棟是中國青年出版社中青人分社總編輯。他告訴李冉，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副總編輯韓亞君也看過他的書稿了，出版社認為這書的寫作視角非常新穎，反映的是最基層的心聲。當然，書里不能光寫過去的事情，還得再實地採風，寫進當下的新變化。

　　此行，李冉同中國青年出版社達成了出書的初步協議。

　　夢想成真

　　北京歸來，李冉大張旗鼓地干開了。他乾脆辭掉了公司企業文化中心主任的職務，一心一意做書。已是公司老闆的同學，為他提供了一台二手筆記本電腦，並贊助他一部數碼相機和一支錄音筆; 另一位任公司高層職務的同學，贊助他5000元人民幣的採風路費。

　　之後幾個月，李冉在林棟的指導下，走訪了山東濱州市楊柳雪村、山東壽光市三元朱村、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等典型農村。9月，他重回北京，住進中國青年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開始最後的衝刺。

　　成稿、審稿、改稿、再審稿、再改稿，反反覆復不下五遍。一個多月，李冉基本上足不出戶。

　　「累、煩，像揉面、像推磨，來回折騰、不分黑白地干」，李冉說，他一邊改一邊出聲地讀，每改完一章，便抿一口二鍋頭，小酒一喝，高興一陣。在深夜改稿的間歇，李冉會突發奇想，支起三角架，自拍下伏案改稿的形象，記下這「非常難忘的階段」。

　　2008年11月底，看到膠片下廠後，李冉回到了老家山東沾化縣李果村。12月1日，樣書寄到李冉家中。摸著封面上凸起的「命根」兩個大字，李冉想：「我終於出了一本自己的書了。」

　　12月16日，新華網山東頻道報道了李冉創作《命根》一書的消息，大眾日報、齊魯晚報等媒體也先後加以報道。李冉，成了一個小有名氣的人物。

　　得知李冉出書的消息後，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專門買了一隻足有十五六斤重的豬後肘，送到李冉家中，說：「好好補補腦子！」

　　原先並不看好李冉出書的朋友，齊向李冉祝賀，「這是一個奇蹟！」

　　沾化的朋友告訴他，縣新華書店給他的書出了一個專櫃。濟南的朋友告訴他，在泉城路新華書店看到他寫的書了。

　　2008年12月18日，李冉來到北京王府井書店和西單圖書大廈。當看到有讀者在翻閱《命根》時，一種奇妙的感覺從心裡直衝眼眶。李冉說：「那是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在林棟看來，李冉的《命根》，正符合了當下的市場需求。林棟說，以前出版社的思路沒有更多地考慮市場，主要考慮對青少年進行思想品德教育，做好宣傳。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市場化的取向逐漸明顯。發展到現在，只要是符合大政方針、整體利益，而且又符合市場需求的作品，就可以出版。

　　李冉對《中國周刊》記者說：「我不是專業作家，甚至連一個業餘作家都算不上，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農村青年，能夠在國家級出版社出一本書，正是改革的產物。」

　　現在，李冉又悄悄回到了中國青年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在室內掛起一張大海報，是關於他已著手的第二部紀實文學作品《命脈》。

　　他把那部二手筆記本放在正對著海報的小桌子上，寫一會兒看一會兒，時不時想一會兒。他還看到了第三部作品《命運》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