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彬：對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的反思

　　——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談新自由主義政治民主的合法性問題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思想界爆發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重視。思想的閃電永遠走在現實的雷鳴之前，這場論戰表明了：持續了二十多年的中國改革和開放，在如何繼續，往什麼方向發展這樣的大問題上，面臨著一個重大的選擇。與以往的意識形態論戰所不同的是，這次爭論的雙方都是80年代以來從事啟蒙的知識分子，曾經是改革和開放最堅定的擁護者和鼓吹者。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當中國開始落實市場經濟、經濟高速增長、富強目標全面兌現的時刻，知識界內部圍繞著這場改革的合理性、價值評價和發展趨向，發生了深刻的分歧.並展開了全方位的論戰。

　　兩派爭論的領域頗廣，涉及到政治、經濟、個人倫理等方面。按照徐友漁的觀點，雙方主要在市場經濟和社會公正；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關於中國國情；如何看待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等；如何看待80年代思想解放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六個方面分歧比較大。他們對這些問題除了闡述自己的觀點，還對對方的觀點進行反駁。羅爾斯在《正義論》和《政治自由主義》兩書中都談及，無論是普遍性的規範論證還是經驗性的道德直覺，都不是終極判斷標準，都需要通過的相互的反思以達到平衡。兩派的理論都有可取之處，也都有不足的地方，我們應通過反思的平衡，汲取雙方的精華，在適應中國國情的基礎上為中國的改革指明方向。

　　新自由主義者主張在經濟領域要深化市場經濟的改革，讓公權力退出市場，積极參与國際競爭和全球化；在政治領域要求憲政和民主，限制國家權力，主張小政府，強調消極自由和間接民主；個人倫理方面則要求以包容的心態對待公民的需求和價值。

　　消極自由的含義是「免於他人干涉而強制的自由」，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在私人領域，只要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且不傷害到其他人，則自己的行為就是自由的。與之相對應的就是積極自由，它是指「去做……的目的」，強調積極的政治參與。消極自由的許可權來自於法治，而法治來源於哪裡？按照盧梭的觀點，只有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上，經過眾人同意的法律才是法治。而眾人的同意需要公民積極的政治參與，這又稱為政治自由，即積極的自由。並且不光是開始時候民眾的選舉代表，它必須符合阿倫特所講的持續的同意。當新自由主義強調消極自由而對公共事務缺乏關心，只把公共事務交給官僚時，容易形成技術官僚主義。長此以往，雖然在私人領域，公民可以享受到絕對的自由。但是涉及到政治等公共事務時，雖然表面上公民有其自由，但是卻受到國家絕對的控制，在這樣的威權主義治理下，公民們自覺地放棄了自己的政治的權利。在當時的中國，只要不涉及到公共事務的威權主義統治，私人空間的自由都是容許的。這樣，對於新自由主義來說，政治民主就喪失了。

　　哈貝馬斯在談到現代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問題的時候，指出：在對上帝的信仰崩潰之後，出現了多元化的世界觀，從而逐漸消除了政治統治的宗教基礎。這種世俗化的國家必須為自己找到新的合法化源泉。而民族國家通過把公民在政治上動員起來，確認他們的民主參與和公民資格，創造了一種新的法律團結基礎，同時也為國家找到了世俗化的合法性源泉。這表明，現代權力的合法性基礎應該來自公民普遍的、廣泛的政治參與，需要政治民主。但對於新自由主義來說，政治民主的合法性問題遭到了質疑和攻擊。

　　直到阿倫特提出公共領域的概念，新自由主義政治民主的合法性終於看到了曙光。但阿倫特並沒有明確公共領域的範圍，而且公共領域的使用只是在直接民主而非代議制的基礎之上。雖然經過哈貝馬斯有所發展，將政治參與分為公職人員的選舉和公共意見的表達。公職人員的選舉因為規模和可操作性等問題可以使用代議制，但公共意見的表達必須是在公民的普遍參與之下，必須有場合，如咖啡館、雜誌、報紙等，必須通過直接民主來闡述公民意見。這樣就可以有效的將間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結合了起來，在具備可操作性的基礎上，有效地對公共權力進行約束和制衡。

　　但是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劃分一直未得到解決，公共領域的範圍一直很模糊。有些很容易區分，如：私人財產肯定是私人領域，國家改革肯定是公共領域。有些則很難確定，如：當你放鞭炮影響到鄰居時，就是公共領域，在1000米以外的地方（不是人家家裡）就是私人領域，那10以外呢？2米呢？很難確定。如何鑒定公共領域的範圍，將公共領域建制化，法制化，已成為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世俗時代的人們，無法像上帝那樣全智全能，發明一個萬無一失的模式，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問題，讓所有美好的價值在其中獲得和諧的安排。這意味著，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現成的民主理論或者建制，可以作為理想的方案，供我們現成地拿過來採用。我們只有在「反思平衡」的基礎上，不斷地借鑒和比較不同的自由理念和民主方案，以便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提供多元的可能性選擇。新自由主義的憲政、法治、代議制等對公共權力的限制必為我們改革的方向，但政治民主的合法性又需要新左派的直接民主這一形式。如何確定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範圍成為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對於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我們更應從中汲取雙方合理的因素為我國的改革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