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籍國學大師饒宗頤

饒宗頤，字國庵，又字伯濂，伯子。號選堂。一九一七年生於廣東潮安。父親饒鍔，為潮州大學者，著作甚富。幼承家學，未冠整理其父遺著「潮州藝文志」，於一九三七年刊登「嶺南學報」，以此知名。一九三五年之一九三七年，應中山大學之聘任廣東通志館專任纂修。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協助葉恭綽編「全清詞鈔」。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無錫國專教授。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出任汕頭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兼「潮州志」總編纂。饒教授於一九四九年遷居香港。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八年，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及教授職。一九六二年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頒發「漢學儒蓮獎」。一九六三年，曾至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作學術研究。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又在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研究敦煌寫卷。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應新加坡大學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間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曾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又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教授。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間於一九七四年，為法國遠東學院院士。一九七八年退休後，又於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任法國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八零年，任日本京都大學研究所客座教授。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又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期間於一九八二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復獲香港中文大學授予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銜。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曾擔任澳門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九二年起被複旦大學聘為顧問教授。一九九四年起又任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學術研究院院長。饒教授有關東南亞華僑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有：「星馬華文碑刻系年」及「新加坡古事記」兩種及發表了多篇論文：「新加坡古地名辯正」「秦代初平南越辨」「蘇門答臘北部發現漢錢古物」「蒲甘國史零拾」「論述中緬文化關係」「論述中越文化關係」等，為華僑史研究增添了珍貴的資料，又曾於一九七零年就「新加坡古代名稱的檢討－蒲羅中問題商議」與許雲樵教授，陳育崧先生展開了為期九個月的論戰，引起學術界的密切關注。饒教授是學富五車，著作等身的學者。他知識淵博，精通多種外語。六十多年來，孜孜不倦，在文學，語言學，古文字學，敦煌學，宗教學及華僑史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了專著六十多種外，尚有發表在世界各大學術期刊及各大書刊上的論文，短文和雜文約有四百篇。饒教授為國際漢學界及海內海外弘揚中華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初夏，香港跑馬地。在一間「四壁皆書」的寓所，一位目光銳利、精神瞿爍的老人用純正的潮汕話娓娓而談，從潮汕的歷史到敦煌的藝術，從神秘的新德里到浪漫的巴黎，從嚴肅的學術到優雅的藝術，讓來自潮汕三市媒體的一群年輕人，深深感受其學問的博大精深，真正見識一代國學大師的風采。　　這位老人就是被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稱為「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又擅長書法、繪畫，在中國台灣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國家，有極高的聲譽和廣泛的影響」的饒宗頤教授。「現在是一個製作模型的社會，但我製作了自己的模型，我不想跟著別人走過的路走下去，我要擁有自己的東西」　　饒宗頤字選堂，號固庵，1917年出生於潮安。作為名揚四海的學者，饒宗頤沒有真正的進學堂讀書，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對此他有著自己的見解，他說，現在的社會是一個製作模型的社會，學堂里也是在製造模型，但我不想跟著別人走過的路走下去，我要擁有，也有能力擁有自己的東西，於是我製作了自己的模型。他回憶說，我上過一年中學，後來就不上了，因為學不到東西。後來人家提到饒宗頤，總說他是秉承家學，大多就是基於這個原因。　　饒宗頤的祖輩是潮安地區的富紳。父親饒鍔既是商人、錢莊的老闆，又是當地的大學者，有《天嘯樓文集》七卷，寫過《〈佛國記〉疏證》和《漢儒學案》多卷。饒宗頤最終能夠成為大學者，父親對他的影響甚大。從幼年開始，饒宗頤就朝夕浸淫於父親藏書數以萬計的天嘯樓中，每天與書為伴，甚至於沒有小朋友與其一起玩也不覺孤獨。很小的時候他就寫出了很有見地的文章，「嶄然而見頭角」。　　饒宗頤在漫長的歲月中，孜孜不倦地做學問，在許多學術領域裡做出了顯著的成績，至今不衰。華東師範大學的胡曉明博士將饒宗頤的學術生命活動分為三個階段，認為饒氏治學途徑的開展，經過了一個由本土傳統學術到海外漢學再到舊學新知相融貫的過程，三個階段他都能盡其能事、致其曲折，故其學問境界能得其大，可謂「更行更遠更生」。三個階段是這樣分的：　　1937年至1949年為第一階段。饒宗頤早年繼父志完成《潮州藝文志》，又撰成《廣東易學考》，但這還只是桑梓文獻目錄之學。後來青年饒宗頤來到香港，跟隨學者王雲五、葉恭綽，興趣遂擴大到詞史、古文學、諸子之學和考古學、敦煌學。30年代參加禹賢學會，治學範圍擴大至四裔地理之學。1946年撰成成名作《楚辭地理考》。　　1952年至1978年於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期是第二階段，代表作是《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饒宗頤集林史林》及《文轍》等。這是大放光彩的一個時期，其特點正是錢仲聯先生所謂「通域內外為一杭」。這與饒宗頤居處香港，得其廣結道緣之方便有關，更與其勤於走路、勤於訪學、「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搜集材料的治學精神有關。 　　1978年至今是饒宗頤治學規模開闢擴展的第三階段。他除了繼續域外新學（如比較文明史等）的開闢之外，多次中國大陸之行，如中原考古、四川考古等。他盡量利用前一階段所積累的多方面的域外新知，再回返中國大陸極為豐富的文史資源，在上古史、地理學、宗教史、藝術史等多種領域進行從心所欲、左右逢源的創造性學術工作。「我每天都生活在問題之中，新的東西有問題，老的東西也有新的問題，做學問的人不肯罷休，就是能不斷發現問題」。　　饒宗頤學術研究的範圍之廣，成果之多，在同時代學者中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較。根據饒宗頤對自己學問的歸納，他的學問大致可以分為八個門類：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金石學、書畫。在這之中也可以看到饒宗頤治學的一個極突出特點，即門庭軒敞、規模格局宏大。　　從時間上說，饒宗頤治學所涉及的時代，從上古史前到明清，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交白卷的。他的重要研究成果，史前有關於陶文，先秦有關於易卜、占卜、歷算、音樂、楚文化等研究，秦漢有關於五行、職官、道教學、中外交通等研究。魏晉六朝有關於文選學、批評史、梵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等研究；隋唐有關於武則天、火襖教、變文、吐魯番文書、敦煌法書、敦煌曲子詞、韓愈文等研究；宋元遼金有關於詞學、音樂史、《夢溪筆談》、《說郛》、正統論、港九宋季史料等研究；明清有關於詞學、碑刻、中外交通史、繪畫史與書法史等方面的研究。從地域上說，除我國本土外，還涉及印度文字、西亞史詩、東南亞史；從語言工具上說，饒宗頤懂梵文、法文、德文、英文、希伯萊文等，其論文所涉及語種甚夥。從史料來源上說，除我國紙上之舊籍之外，更舉凡甲骨、木簡、漢磚、敦煌遺書、碑記墓誌等，無不搜羅備用。　　能夠在各個領域、眾多學科都有所建樹，饒宗頤學術生命力之旺盛讓人無不為之咋舌。對此，饒宗頤是這樣解釋的，「我每天都生活在問題之中，做學問的人不肯罷休，就是能不斷發現問題。老東西再看有新問題，新東西也有問題。有了問題我就要研究，就要把學問做下去。而且我不相信權威，治學是沒有權威的，那些所謂的權威的東西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正是由於有著這樣的思想，饒宗頤的學術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那就是他長於開風氣、出奇兵，在許多陌生的領域開荒播種，在許多新鮮的風景中著人先鞭。學者姜伯勤教授曾撰文指出饒宗頤在多個課題中表現出的首創精神。如：　　 ———目錄學上，率先編著詞學目錄、楚辭書錄等。　　 ———治楚帛書之第一人。　　 ———率先研究楚辭新資料唐勤賦。　　 ———率先把印度河谷圖形文字介紹到中國。　　 ———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之第一人。　　 ———研究《日書》之第一人。　　 ———南國學人中第一個翻譯、介紹、研究《近東開闢史詩》。　　 ———率先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　　 ———首次輯《全明詞》。　　 ———首次編錄新馬華人碑刻，開海外金石學之先河。　　 ———首次研究敦煌白畫。　　 ———在日本東京出版《敦煌法書叢刊》亦為首創。　　 ———首論南詔禪燈系統。　　 其實這些列舉還遠遠不夠。因饒宗頤的學術特點是尚新尚奇，幾乎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幾乎是村村點火，處處炊煙，沒有相當的篇幅是不能夠一一列舉的。「我對已經在藝術上取得的成績並不滿足，因為我還有潛力可挖，希望接下來能騰出更多時間發揮我的藝術潛能」。　　提起饒宗頤，必須要提到他的藝術，因為在近代學人中，極罕見像他這樣以學者兼而為藝術家的突出人物。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曾經這樣評價饒宗頤的藝術成就；「先生法書上追漢魏，下邁蘇黃。山水人物，尤蒼茫澹遠，自辟蹊徑。而古文辭駢麗並擅，義正旨遠，道德、文章、書畫，辛亥以還，公其巨擎也。」　　饒宗頤工於詩詞，造詣極高。其步韻之作極夥，如《長洲集》遍和阮籍《詠懷》八十二首，《白山集》和謝靈運詩三十六首，《目希周集》遍和清真詞二十七章，《固庵集》和姜白石詞，還有和蘇東坡詩、韓昌黎詩等，皆為曠世佳作。他的得意之作《大千居士六十壽詩用昌黎南山韻》是繼清代一詩人之後，敢和《南山詩》的唯一今人之作。錢仲聯先生贊其作「使人洞精駭矚」，能見「選堂之大」。季羨林教授對饒宗頤的詩詞更是給與了高度評價，「選堂先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世界五洲已歷其四；華夏九州已歷其七；神州五嶽已登其四。先生又為性情中人，有感於懷，必發之為詩詞，以最純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摯之今人感情，水乳交融，天衣無縫，先生自謂欲為詩人開拓境界，一新天下耳目，能臻此境界者，並世實無第二人」.　　饒宗頤的書畫乃學者畫，獨成一格，率性隨心，元氣淋漓，雖早年常為其學術光華所掩蓋，今已為世人所共知，其作品更已成為書畫收藏家所追逐的對象。饒宗頤先後舉辦過多次書畫展，出版了多冊書畫集，每次無不引起轟動，引來讚譽一片。何懷碩先生曾說，「選堂先生的書畫，清狂跌宕不可一世，溫文雅逸莫之與京。在當代，只有溥儒有此濃馥的書卷氣。但溥畫失之枯硬瘠薄，其筆法過多『作家』氣。選堂先生筆墨豐潤華滋，行筆自由放任；若無繩墨，卻自有法度。」他又說，中國文人畫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才氣與學養、閱歷與功力，缺一不可，饒先生已達到了這一境界。　　除了詩詞和書畫，饒宗頤在音樂上也有著一定造詣。音樂文學以及中國音樂史的研究，是饒宗頤的重要學問領域，於此建樹甚多。然他不僅是一個音樂史方面的學者，還是一個資深的古琴家。饒宗頤蓄有古琴數張，其中一張是北宋郭之所藏「萬壑松」琴，關於這琴他曾有《凄涼犯》詞詠其事。早年由於研究詞曲音樂的關係，饒宗頤對於古琴藝術漸漸入迷，50年代從嶺南古琴名家容心言先生習指法，終有所成就。並對琴譜、琴史產生研究興味，在這方面也有大成，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宋季金元琴史考述》，此文可謂中國近現代第一部系統論述古琴藝術發展的斷代史，發表後為海內外學者和古琴家所傳誦。　　「我的藝術特別是書畫，與我在家鄉所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談起自己的藝術生涯，饒宗頤的家鄉情懷油然而生。對於現在取得的成就，他更是不知滿足，他說，「我自己在藝術方面還很大的潛力，我還能做出一些成績出來。希望今後能把學術上的工作多交一些給助手干，自己騰出更多的時間搞藝術，發揮自己的潛能」。　　「國家的歷史研究應該從地區性做起，潮州地區具有獨特的人文現象，將潮州文化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系統研究是當之無愧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秉承家學，從鄉邦文化走向世界的饒宗頤，雖然離開家鄉多年，但他對家鄉文化有著割不斷的情結，特別是對家鄉文化的研究更是魂牽夢繞。他在1989年第五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上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了一種願望和盼待，就是把潮學做為一個專門學科進行系統研究。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後，饒宗頤的這種願望變成了現實，一群熱愛潮學的學者開始了孜孜不倦的學術追求，而且在10年後的今天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此饒宗頤深感欣慰。　　因為潮州是自己的家鄉，饒宗頤從孩提時起就很喜歡潮汕文化這一學問，先後寫了《潮州藝文志》、《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潮州志彙編》等一批論著，引起了不少中外學者對潮汕文化的興趣。對於為什麼要提倡潮學，饒宗頤說，國家的研究應該從地區性做起，我們的國家龐大、歷史悠久，假如不從地區做起，就沒辦法寫成比較可靠而且可以傳之永久的全國性歷史。通史實際上是比較「普通」的，碰到一個「專題」，往往都會出毛病，從微觀的方法看，應該從地區做起。潮州人文現象和整個國家的文化歷史是分不開的。中國文化史上，潮人在內地移民史和海外拓殖史兩方面的活動的記錄一向占極重要的篇幅。潮人若干年來在海外拓殖成果的種種表現，在中國以外各個地區孕育出無數繁榮美麗的奇葩，為中外經濟史寫下新頁，很久以前就引起專家們的重視而且成為近代史家的研究對象。因此將潮州文化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系統研究是當之無愧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從提出創建潮學以來，饒宗頤對潮學研究的動向和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十分關注。他說，「潮州人一向對經濟重於學術，我有責任推進潮學的研究，雖然我的研究範圍已經超出了潮州，重點也沒放在潮州，但大家都能理解。」饒宗頤參加了多次的潮汕歷史研究中心理事會和潮學研討會，每次都向與會的學者提出研究的方向、分析研究的方法，讓大家茅塞頓開。他說，至今日為止，潮學的研究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績，在中國龐大的地方歷史研究領域中已經獨樹一幟，不少海外學人、北方學人對潮學的研究和出版物都評價很高，值得我們驕傲。但我們對史料的處理還要落力，今後的研究也不要太多做平面的工作，要把精神擺在幾個重點上，在深度上做文章，這樣才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希望在進一步的潮學研究中，能有一批學者對什麼是潮學、潮學的研究成果、潮學在各個方面的代表人物以及他們的貢獻和影響力等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從而逐步取得共識，逐步成為世人公認的潮學的完整的理論體系。　　過去一段時間，由於客觀存在的一些原因，內地知道饒宗頤學術成就的人並不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饒宗頤的名字在學界已經十分響亮，有不少人更稱其為國學界的泰斗級人物。饒宗頤，不愧為潮人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