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街變遷親歷者沙錦濤：很多香港人嚮往沙頭角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0-05/19/content_6845023.htm）

　　「九哥」……「九叔」……走在那條不長的中英街上，總是有人很熱情地和他打招呼。他生於斯,長於斯,興興於斯,見證了中英街60年來的寂寥與喧囂。

　　他經過商,做過私企老闆,曾經還當過鹽田區商會副會長,並且連任了幾屆鹽田區政協委員,在59歲的時候,他他功成身退,投入到中英街社區第一次居委會主任的直選中,成為社區居民的大管家。

　　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很幽默,很有親和力。他說自己不是官,是社區民意的代表。儘管事情很多,有時候也有點煩,但他把為社區做事看作是人生價值的實現。

　　作為從競選場上走下來的民選主任,他對居委會自治瞭然於胸,可以就社區民主建設滔滔不絕地給你講大半天,並且對基層民主有著自己的理解。即使這些理解有的不太成熟,有的和專家觀點相左,他仍然不憚於與人交流並勇敢質疑。

　　中英街開埠的見證者　　

　　那時候剛剛開放,買什麼回來都會賣完的,雨傘、膠凳、食品,幾乎都是一搶而空。

　　我叫沙錦濤,土生土長的沙頭角人,見證了中英街60多年的起起伏伏。

1946年,我出生在新界沙頭角的一家診所,那時這是沙頭角唯一的一家診所,所以中英兩方的居民都要到這裡來接生。那年,剛好是狗年,所以家人就給我起了個乳名叫「阿狗」,由於「狗」和「九」發音相同,後來年齡大了,人們厚愛我,就叫我「九哥」、「九叔」。

　　小的時候,深港兩邊的小夥伴都在一條街上玩,不分彼此。13歲讀完初中之後,我去了香港學汽車修理。在5年的學徒生涯中,我還讀了2年的自費夜校(那個年代大學生鳳毛麟角,上世紀70年代以前,鹽田那麼多年才出了2個大學生)。

　　那時學徒每月的工資只有20元,比在大陸工作好不了多少。我父親是一名強烈的愛國主義者,1965年,在父親的要求下,19歲的我回到了大陸,成為沙頭角東和供銷社一名普通的售貨員,學習的汽車修理後來也沒有用上。

　　售貨員當了很多年,一直到1979年；1979年到1981年,我被調到沙頭角鎮的企業辦,負責小額貿易業務,專門開展對港貿易。那時候剛剛開放,買什麼回來都會賣完的,雨傘、膠凳、食品,幾乎都是一搶而空。1981年底,我被調到區政府的國營企業深沙貿易公司當經理。當時還是沙頭角管理區,1981年成立的,後來併到羅湖區,1998年才又分出鹽田區。

　　1985年,我被公司派去香港,在子公司香港深沙旅任貿易有限公司當經理,一直干到1988年。

　　1988年,我和一個香港老闆合作在鹽田開了一個服裝廠。這個廠有1000多人,我做董事總經理,一直干到退休。

　　我是一個急性子,有個事就要趕快乾完。我走路很快的,年輕人都嫌我走得太快,我的幾個孫子孫女也走不過我。現在,子女和孫子孫女都在英國,每年過年的時候才回來看我,一直想我去英國,我習慣了中英街的生活,不想去。

　　我這個人勞心勞力,做每件事都很專註,而且心直口快,有時候得罪了人也不知道。居民們經常叫我「開心果」,我經常一句話就把大家逗笑了,居民們也總喜歡和我開玩笑。有一次,我們社區搞了一個「好媳婦評選」,我剛上去講完話下來,台下就有人站起來喊,「九叔,我們要和你對歌」。大家就用客家山歌對唱,互問互答,氣氛很活躍。

　　我的生活很規律,早上7點多起床,看報紙吃早餐,然後去上班。晚上沒有活動的話,吃飯、看報紙,11點前一定睡覺。我喜歡打乒乓球,每個星期一兩次,太多次也沒有時間。

　　和中英街一同走過60年　　

　　改革開放前,中英街大批居民逃港,只剩下不到1000人。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九叔也曾去香港做過學徒,而現在的沙頭角,小街那邊依然是一片田園風光,小街這邊則是安寧祥和的樂園,於是,4000多港人遷居深圳這一側。

　　改革開放前,沙頭角許多人都逃到香港去了。上世紀50年代,沙頭角有過萬居民,而改革開放前,只剩下不到1000人。

　　由於大量居民逃港,因此,沙頭角管得很嚴,沙頭角完全是封閉的,是和外界沒有聯繫的、清貧的、死胡同一樣的地區。那時,沙頭角是按照軍事禁區來管理的,蓮塘還有一個關口,過了這個關口才能到中英街的關卡,嚴格限制人們進入沙頭角。外面的人進不來,出去的人也不多。

　　「文革」中,中英街的中方一側刷滿了各種政治標語,華界居民在街上碰到英界親屬連個招呼都不敢打,他們接濟我們的食品和衣物也不敢接受。那時,《南方日報》是機密,帶到香港去會被判刑的。

　　改革開放帶給中英街的改變是天翻地覆的。以前,沙頭角只有商貿公司出口商品供應香港人,偶爾有一些出口轉內銷,商品流通很少；改革開放以後,由於當時國內的物資比較缺乏,與香港一街之隔的沙頭角迅速繁榮起來,香港的商品在中英街都能買到,名噪一時,被稱為「購物天堂」,列入「深圳八景」,並有著「不到中英街,等於沒到深圳」的說法。中英街嘗到了頭啖湯,市場經濟給我們帶來了繁華。

　　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由於商業管理鬆弛,不法商人到中英街謀利,賣假貨將中英街的聲譽搞下去了,中英街的美名蒙上了陰影,昔日的繁華不再。

　　改革開放前,我家住的是公產房,每個月5元的房租。1980年,我家蓋起了3層小樓,200多平方米,至今我和老伴還住在這裡,沙頭角的許多房子都是那個時候建的。現在香港那邊仍然是許多破爛的房子,就像個小山村一樣,而我們這邊則成了「香港」。

　　社區的安寧,加上環境的改變,使很大一部分遷居香港的人,包括香港居民,在上世紀90年代又遷了過來,買樓定居。現在有4000多香港居民在我們這邊定居,而我們的深圳原籍居民則只有1000多人,證明很多香港人嚮往沙頭角。人往高處走,不必用大的口號,人們一比就知道了。

　　中英街生活畫卷

　　海濤陣陣,綠蔭處處,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走在中英街上,你時時會生髮出這樣的感慨。九叔自豪地說,我們這裡的生活就像世外桃源一般。

　　中英街一街兩制,兩邊水乳交融,但沒有香港身份證的也過去不了香港那邊,必須要走沙頭角口岸過關,我們沒有任何特權。沙頭角這塊在香港也是禁區,港府在新界有檢查站,只有沙頭角的港人才能進出,九龍、港島和新界其他地區的港人不允許進入。

　　在上世紀50—70年代,從沙頭角到寶安一線,有許多人都有雙重身份,這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當時沙頭角只有一個診所,母親懷了我肯定是到新界的診所去生,香港那邊就會給出生證明。那個年代,基本上都是在那邊出生,然後回來居住。不過,上世紀80年代後這種情況就已經沒有了,在香港生的就沒有深圳戶口。

　　以前沙頭角兩邊通婚的很普遍,同走一條小街,同喝一眼井水,沒有界限。現在兩邊都住亂了,已經無所謂深圳香港了。

　　讀書,基本上港人的小孩還是去到香港讀,因為香港的英語教育比較普及,那邊有2所小學。我們這邊有一個東和小學,我以前也是在這裡讀書的,沒有百年也有八九十年了,現在還有1000多學生。

　　中英街居民的職業分三類:年富力強的都在香港壩工；一小部分在中英街做小生意,開個門店；第三類是公司的上班族。中英街的老年化問題比較嚴重,戶籍老人200多人,住在社區的非戶籍老人200多人。平時年輕人打工的打工、上班的上班,看上去好像都是老人。

　　因為老人多,我們這裡就有很多針對老人的活動。元宵節的時候,開展鄰里文化節,每年都有大巡遊,我們中英街自己的魚燈舞、腰鼓、舞獅、麒麟都上,非常壯觀,過年氣氛很濃郁。每一個季度,我們會把60歲以上的老人聚集起來一起吃頓飯,居委會掏點錢,再拉點贊助,讓老哥哥老姐姐們聚一聚。去年,我們還搞了一個50年金婚紀念,給結婚50年以上的老人獻花、頒發證書。許多老人都很感動,說自己的子女都沒有想過給他們大辦一次。

　　中英街里的文化活動很多,經常和部隊聯歡,還有搞居民論壇、老人節、深港大聯歡等。雖然現在商業味淡了一點,但中英街小區是全國最安寧、最安全、最適宜人居住的小區,老百姓感覺幸福指數很高,這裡已經連續20多年沒有安全事故和刑事案件了,我經常出門不鎖門,可以說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感覺就像是傳說中的世外桃源。

　　基層民主的實踐者　　

　　許多鎮里的香港居民都說,我們的選舉比香港自由度還大。

　　2005年,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中英街社區居委會換屆,我被社區居民選舉為居委會主任。

　　為什麼要競選居委會主任?

　　其實一開始我也沒有想著要去競選,後來有人就跟我說,「九叔,你退休了,給社區做點事吧,我們推薦你去競選居委會主任。」我這才開始考慮這個問題。

　　5月17日,中英街舉行首場競選演說會,當時我競選提出的主張是維護居民權益,解決「橋頭問題」,讓中英街里的居民不再為外出買個菜、買個傢具而煩惱。當時橋頭矛盾比較大,我承諾當選後做好協調,爭取有關部門對居民權益的重視。我的競爭對手吳偉彬,當時45歲,年富力強,他主張通過減稅等措施振興中英街衰落的商業。這場競選演說會,可以說是硝煙瀰漫,我們候選人也都是躊躇滿志,大家的主張獲得了選民的陣陣掌聲。

　　5月21日,正式開始投票,從早上8點一直到下午16時。下午3點半不到的時候,居委會禮堂就坐滿了人,1000多人擠得滿滿當當,還有好多香港人過來看。

　　大家的投票熱情都很高,發出了797張選票,因為必須本人投票,所以除了幾個出差、生病的以外,收回了792張。

　　那天吳偉彬沒有去現場,一開始點票的時候,我的選票遙遙領先,我到30多票的時候,他才3票。但是,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他一步步趕了上來,從100對50,到150對135,後來他還反超了我20多票。唱票到一大半的時候,我又反超回來,到最後以504票當選。當選後,馬上有我的支持者來給我獻花,我向大家深深鞠了兩次躬表示感謝。

　　那次選舉,沒有拉票、買票,那是一次絕對公開、公正的競選。我的勝出是勝在我找准了困擾居民的最迫切問題。全區9個社區參加直選,我是第一個直選出來的居委會主任。人大、政協還有深圳大學的教授專門組織了一個觀察團,從選民發動到競選演說,到投票整整觀摩了好幾天。後來深圳大學還專門來調研了3次,並寫了不少論文來研究中英街的民主實踐。許多鎮里的香港居民都說,我們的選舉比香港自由度還大。

　　中英街是個比較特殊的地方,我們戶籍居民1000多人,外來工1000多人,而香港居民則有4000多人。他們都是拿著香港身份證的,可以參加香港的選舉,長期受香港選舉文化的影響,中英街的居民也都比較開放,大部分都很珍視自己的選舉權,而國內很多地方都還不珍惜自己的選舉權。老百姓現在維權意識比較強了,對社會工作的關注度、參與度也比較高。

　　但中英街基層民主的實踐則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指導、扶助起了主要作用。2005年,鹽田在深圳率先實現了「居站分設」,讓居委會回歸到居民自治組織的法定位置,搭建起了社區工作站承擔行政管理、居委會承擔居民自治、社區服務站開展社區服務的架構,人員、辦公場地、經費、運作模式都獨立出來。

　　居委會主任沒有什麼特別的權利,不是官,是居民自己選舉出來的代言人,是政府和居民之間溝通的橋樑。

　　在居委會,我們有「三會」———居民聽證會、協調會、評議會。大膽地說,我們的制度是比較好的。聽證會、協調會、評議會開得比較多,什麼事都放上去討論,居務、財務每個月都公示。2008年,我們還組建了協調委員會,委員由居民代表大會推薦工作和協調能力強、熱心社區事務的人士擔當,委員們的職責是及時發現社區內的社會性、群眾性問題,並及時協調解決。

　　禽流感爆發之後,海關、動物檢疫部門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對中英街社區居民購買活雞、肉食都有嚴格規定,疫情過去後,規定仍然沒有取消,嚴重影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這時,居委會出面了,協調委員會跟沙頭角海關、動物檢疫檢驗等部門不斷協商,最終解決了這個困擾居民多年的棘手難題。

　　侵佔老百姓權利的,我們會理直氣壯地維護老百姓的權益。這幾年,我們為居民做了不少事。第二屆選舉的時候,我幾乎沒有對手,連另外一個候選人都將票投給了我,我的得票率達到了90%多,看得出來居民對我的工作還是比較滿意的。　　

　　推動通關便利化　　

　　中英街小小的一道關口,將洶湧與寧靜分割得清清楚楚,而人們要付出的代價就是進出的極大不方便。現在,九叔正在與海關協商推動一個針對鎮內居民的新通關方式。

　　中英街這個世外桃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進出都要嚴查造成的,犯了案你也無處可逃。以前,中英街的居民到外面買個桌子、書畫、檯燈都要開2張證明,非常麻煩。中英街裡面有個菜市場,一般能滿足居民的需求,有些人也會到「橋外」(即關口之外———編者注)買菜,但買雞、肉、菜都要嚴格查驗,特別是檢驗檢疫管理得比較嚴,進進出出很麻煩。經過居委會和海關、邊檢等部門的協商,後來免去了查驗。現在,關口的管理已經有了很大改變,設立了鎮內居民便利通道,還有指紋卡方便進出,光聯檢樓都更新改造了好幾次,科技手段大量投入,進出已經方便多了。

　　不過,外面的人要進來還是很嚴格的,深圳戶籍的10元辦一個證,非深戶籍的50元辦一個證,如果是到鎮內走親訪友,就必須要居委會開證明。在中英街買了房子的人,可以給直系親屬辦出入證,但其他人來都需要證明。每天都有居民來找我,我要去關口接,還要把他們送出去,所以事情特別多,有時候也很煩。

　　現在,我們已經和海關在談,對居民分別對待———對於那些多年來一直遵紀守法的人,進行優檢抽查,簡單方便；將精力主要放在有過違例的人身上,多查多驗。海關現在也基本上同意了。

　　　同題問答

　　1.請用一句話描述你對深圳的感受。

　　30年的改革開放,深圳起到了全國領頭羊的作用,在城市建設、制度改革、社區建設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國前列。現在很需要治安加強,環境治理,公民意識。

　　2.深圳最讓你喜歡的一點是什麼?

　　最喜歡深圳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建設的偉大,城市的認同感、開拓精神,特別是「敢為天下先」的闖勁。

　　3.深圳最讓你討厭的一點是什麼?

　　城中村的髒亂差,以及治安還不是很好。

　　4.深圳現在30歲了,你期望,再過30年之後的深圳是什麼樣子?

　　30年之後,深圳應該能成為世界一流城市。　　

　　出品:南方日報珠三角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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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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