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在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影響

先秦時代，楚國歷經八百餘年的發展，由僻處丹陽一隅，到擁有中國半壁河山；從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問鼎中原，飲馬黃河，不斷地發展壯大，成為「天下強國」。此間，楚國不僅位列「春秋五霸」、「戰國七雄」，而且創造了特色鮮明、內涵豐富的楚文化。秦滅楚後，海內一統，而楚文化在整個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則流傳至今。

　　屈原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

　　一個民族不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還要有體現本民族精神的典範。楚國的屈原就是這樣一位跨越時空、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典範。

　　屈原見聞廣博，「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為人「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在受懷王重用期間，努力實行其「美政」理想。他主張以法治國，「舉賢才而授能」，並從制訂「憲令」入手改革內政。在外交上，則竭力主張改傳統的聯秦政策為聯齊抗秦政策。這兩方面的改革雖符合歷史實際，有利於楚國的發展，但觸動了一些權貴以及秦國的利害關係。內外反對勢力因此互相勾結排擠誣陷屈原，懷王不能明察，怒而疏遠屈原。頃襄王即位後，又偏聽「短屈原」的話，將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並不因被放逐而改變「前志」，而是時刻「眷顧楚國」，為表達其「存君興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之意，以辭賦進諫。他痛恨那些禍國殃民的奸佞黨人，同情人民的疾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國殤》一章，熱情歌頌那些為國捐軀的將士。在極度的抑鬱苦悶中，他多次產生「遠遊以自疏」的念頭，但或以「覽民尤(災難)以自鎮」(《九章·抽思》)；或因「懷乎舊宇」，終於沒有離開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國為止。正是這種執著的愛國情懷，似「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更壹志兮」(《九章·橘頌》)的「後皇佳樹」，構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來，歷史選擇了屈原這個實有的歷史人物，充當體現中華民族的精神的典範。歷代帝王著眼於屈原「竭忠誠而事君」(《九章·惜誦》)：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為昭靈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為「忠潔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為「忠節烈公」(《舊唐書》、《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學者多從儒家角度，引經據典評論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漢代劉安首次把屈作楚辭同《詩經》的《國風》、《小雅》相提並論，並對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評價：「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離騷序》引)。宋代晁補之認為：屈原愛君，「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辭，「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之時」，可與儒聖同等。故他說：「原之敬王，何異孟子？」(《雞肋集》朱熹認為：屈原「乃千載而一人」，其「忠君愛國之誠心」，不辨自顯；其書可以發「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綱五典(常)之重」(《楚辭集注》)。皆意欲將屈原納入正統的儒家範疇。而人民則因屈原的愛國精神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僅在他的故里秭歸和投水的汨羅江畔修建了屈原廟、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還以端陽節吃粽子和賽龍舟的形式來紀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甚至於不同的國度，都具有強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所倡議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誠如毛澤東所言：「(屈原)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

　　屈宋辭賦與中國文學

　　先秦時代，隨著(《詩經》)熱的衰落，以楚辭楚賦為代表的文學崛起於楚國，並將我國詩歌創作推向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高峰。所謂「自風雅(指《詩經》)寢聲，莫或抽緒(繼承)，奇文郁起，其《離騷》(代指楚辭楚賦)哉！」(《文心雕龍·辨騷》)即指此而言。與此相應，湧現了以屈原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內的楚辭、楚賦的作家群體。其中，屈原以楚辭著稱，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賦見長。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為宋玉，故後世或以「屈宋」並稱。

　　楚辭作為一種文體，在民歌體式的基礎上，開拓了宏大的篇體和錯落有致的句式。擺脫了《詩經》以四言為主的句式的束縛，節奏韻律富於變化，表情達意更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創的這一文體，「發憤以抒情」(《九章·惜誦》)，充分地展現自己的內心世界，把執著的人生追求與愛國主義思想融為一體。故「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還採用一系列的藝術手法，尤其是把當時流傳的巫文化引入辭章，神遊幻境，馳騁想像，開創了以現實為基礎、充滿積極浪漫主義特色的新文學天地，從而成為當世及後世文學藝術的典範。

　　《楚辭》同《詩經》一樣，是我國文學兩大源泉之一。歷代文人學者幾乎沒有不讀《楚辭》，沒有不受屈作楚辭影響的。他們追慕屈原，摹擬屈作楚辭，宋玉、景差開其端緒，入西漢而形成熱潮。漢代摹擬屈作楚辭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辭章句》所見11篇，如鄭振鐸先生所言，「不過百中取一而已」。漢代以後仿屈作者較多，唐代柳宗元「為騷文(楚辭)數十篇」(《舊唐書·韓愈等傳》)；清初王夫之還將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辭通釋》一書中，尤為典型。屈作楚辭真可謂「其衣被辭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龍·辨騷》)。至於「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吸引中國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研究楚辭，是屈作楚辭的一種深遠影響。對楚辭的整理研究當始於宋玉，在漢代、宋代、明清以及20世紀，都分別形成研究熱潮。20世紀的楚辭研究不僅專著多，單篇論文更多；涉及多種學科，影響更加廣泛。此外，楚辭對其他詩文、戲曲等等也影響至深。

　　《楚辭》在漢文化圈內影響也很深廣，它在唐代傳入日本，對日本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此外，還被譯為多種外語版本流傳歐美及俄羅斯諸國。

　　楚賦與楚辭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兩種文體。楚賦雖「拓宇於楚辭」(《文心雕龍·詮賦》)，但它是在與楚辭完全不同的創作環境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來「好辭」，但因在襄王身邊奉命而作，受宮廷御用性質所決定，結果不是以楚辭見長，「而以賦見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故司馬遷將「辭」與「賦」明確區分開來。但後世學者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導致了對楚賦的忽略。

　　楚賦是一種問答對話的方式，鋪陳其事，極聲貌以窮文，韻散結合的文體。屈原的《卜居》、《漁父》發其端，宋玉的《風賦》、《釣賦》，始標賦名，「與詩劃境」(《文心雕龍·詮賦》)，而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是賦的成熟之作，其寫法開漢賦名篇《子虛》、《上林》諸賦的先河，對漢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宋玉的楚賦諸篇及其楚辭佳作《九辨》，藉助《楚辭》、《文選》、《古文苑》，得以廣泛流傳，影響後世。李白「屈宋長逝，無堪與言」、杜甫「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的詩句，分別表達了一些文人對屈原、宋玉的仰慕。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們的喜愛。總之，屈宋辭賦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獨特的文化韻味，感染國人，影響世界。

　　楚人的巫、道與中國的哲學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國的巫文化和道家學說。巫以楚為盛，道家學說是楚文化的特色內容，已為共識。這二者在中國哲學和宗教的發展過程中都發生過深刻的影響。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遠古時代的楚先祝融。祝融為帝嚳高辛的「火正」，主「司天」，因功顯名，故後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傳統。熊繹、平王、懷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的巫學大師則是被稱為「國寶」的楚臣觀射父。

　　就其內涵而言，楚國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種巫術、飛升成仙等等內容。它不僅滲透到楚國文學藝術等諸多層面，而且對後世宗教信仰影響深刻。如：先秦時代，唯有楚人以東皇太一為至上神。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太一出行圖》，太一在諸神中處於主神地位；漢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為至上神，顯然繼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為至上神的傳統。神仙觀念是道教的基本觀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終極追求。先秦時代的神仙觀有兩大系統，燕齊方士刻意於海上求取仙藥，楚地則重在藉助靈物飛升成仙。楚地這種神仙觀及其各種巫術，都是後世道教神仙觀和道教法術的重要來源。

　　道家學說，淵源於晚商時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學思想的則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學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對楚國朝政產生過影響。入戰國中期以後，道家分化為兩大派系：即老莊學派和黃老學派。老莊學派以莊子為代表，黃老學派，主要有冠子、環淵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學派中最富哲學內涵，對後世影響極為深廣。漢初，黃老之學作為「君人南面之術」，清靜無為，與民休息，治理戰爭創傷，使天下殷富，社會獲得穩定發展。東漢以後，道教興起，道家學說成為道教的理論基礎。老子被奉為教主，稱之為「太上老君」，其書《老子》被奉為聖典，稱之為《道德真經》。後來，文子、莊子也分別被尊為「通玄真人」、「南華真人」，其著作《文子》、《莊子》也被視作「真經」，列入道藏。魏晉時代，玄學興起，玄學以老莊道家的無為學說為本，探討綱常名教與自然的關係，最終使漢末陷入危機的名教重新煥發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儒、釋、道三教長期合流兼容，老莊思想對佛、儒二家產生過重大影響。宋代理學開創者周敦頤的「自無極而太極」的理論，就來源於道家的「有生於無」，「復歸無極」(《老子》)。老莊道家學說幾乎在歷史進程的每一個階段都能發生思想共鳴。晚清民國初年，受社會危機與西方思想的影響，一些文人志士如譚嗣同、嚴復等，重新審視老莊文本，並從中發掘「民主」、「自由」的思想，再度將道家學說視為匡世安邦理論。當今世界提倡返樸歸真，回歸自然，遵從自然規律，加強環境保護，道家「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以及「無為而無不為」等思想，不僅在國人中，而且在世界上都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共鳴。

　　出土楚文化資料與現代學術文化

　　出土楚文化資料，主要是指考古發現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遺存，包括有文字的和無文字的兩類。其中一些重要的發現，在我國乃至世界學術界都發生過和正在發生著深刻的影響。

　　20世紀30～40年代，因盜掘先後在安徽省壽縣和湖南省長沙楚墓，出土了著名的「壽縣楚銅器群」和「楚帛書」等重要文物資料。這兩大發現當時就在學術界形成了研討熱點。尤其是楚帛書流落到美國後，其研究也逐漸國際化，促進和掀起國內外的帛書研討熱潮，並為中國史研究走出疑古時代提供了幫助。

　　20世紀後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時期。

　　楚簡批數多，數量大，居全國先秦簡牘之冠。迄今為止已發現30餘批，其中已產生較大影響的有長沙仰天湖(M25)楚簡、信陽長台觀(M1)楚簡、荊門包山(M2)楚簡、荊門郭店(M1)楚簡和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簡。尤其是郭店楚簡，資料一發表，就引起強烈反響，學術界接連在北京、美國、武漢舉行3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青銅器及其銘文也有重大發現，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啟節、河南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銅器群、湖北省隨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以曾侯乙編鐘編磬舉世聞名，複製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為我國音樂文化大增光彩。

　　楚國的貨幣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蟻鼻錢和金幣。蟻鼻錢，是一種有面文的仿海貝的銅質鑄幣。楚金幣是一種稱量貨幣。楚國是先秦時代唯一通行黃金鑄幣的國家。據初步統計，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土600餘件，總重量接近4萬克。其中江蘇省盱眙穆庄鄉南窯庄出土的11件「郢稱」金幣里，有一件長12.2、寬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印記54個，半邊形印記6個，是所見最大最重的一件。這些楚幣不僅為楚文化學界所重視，而且也吸引了經濟學界人士參與研討。

　　中國傳統的絲織工藝，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享有盛譽，而領先於東周列國的楚國絲織工藝則是先秦中國絲織工藝的代表。湖北江陵馬山1號戰國楚墓，出土絲織衣物38件，絲綢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種齊全，色澤鮮艷，被譽為「絲綢寶庫」，甚為絲織與服飾研究者所重視。

　　楚地多寶，地下礦藏豐富，湖北大冶縣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南北長2公里，東西寬1公里，開採時間上起西周下至漢代，出產過大量的銅礦，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國古代採礦和冶銅的生產情況，填補了中國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豐富多彩，對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於開發地域文化資源，也有利於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