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視野下的中國道路

國際視野下的中國道路，從核心價值觀的角度來講，它涉及富強、民主，文明，愛國等很多方面的內容。今天我想從自己研究的角度切入，從國際視野的角度，來談談國際比較下的中國道路。

中國崛起需要道路自信

談起道路自信，我想先從高鐵之爭說起。2011年我出了本書叫《中國震撼》。那年夏天，我在上海圖書館做過一個演講，現場一位媒體人提了個比較尖銳的問題：難道「7·23」甬溫高鐵事故也是中國震撼嗎？政府為什麼不向老百姓謝罪？我當時是這樣回答的：首先，這是一次動車事故，不是高鐵事故，動車和高鐵的速度是不一樣的。這場事故當然是一個悲劇，但我們一定要看到，動車在中國大地上已經安全運行了五年，看火車的安全記錄，要實事求是。中國一個春運的鐵路運載量恐怕比整個德國十年的運載量都要大，中國的鐵路安全記錄在世界上當然是最好的之一。

最近看到一個案例，台北要建一條鏈接桃園機場的51公里長的地鐵，他們叫「捷運」，1996年始建，到現在還沒有建完。台灣採用了美國模式，結果導致了「否決點」太多。這期間台灣換了13位交通部長，這哪是在做事業？1996年到今天，將近20年了，北京、上海都建了十來條地鐵，中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網、高鐵網，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從國際視野上看，中國的崛起，雖然從發展模式上來看不盡完美，發展過程中也付出了代價，但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經得起國際比較的。我們可以把我們取得的成績同世界上其他國家比較一下，我們可以把世界上國家分為三大類：發展中國家、轉型經濟國家、西方國家。比較之後得出一些慎重的結論。

首先與發展中國家比，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所取得的成績，超過了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總和。發展中國家面臨最大的問題都是消除貧困，而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因為世界上80%的貧困是在中國消除的。如果沒有中國扶貧成績，今天，世界的貧困現象只會有增無減。這兩年我有機會考察了貴州、雲南、四川等地的貧困地區，考察之後我得出一些不同的結論，實事求是地講，在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土地一直掌握在少數的大地主手裡面，農民是富不起來的。中國道路包括了土地改革，所以我們的農民有房子、有土地，這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最大的差別。

現在我們國內還有8000多萬貧困人口，我們2011年提高了扶貧標準，但這種標準只計算貨幣化的收入，並不計算農民事實上擁有的土地和房產。我去過貴州貧困地區農民家裡，發現農民的溫飽問題已解決，只是缺錢。其實，到世界上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去考察，他們所謂的貧困不只是沒有錢，更多的是吃不飽，餓肚子，沒有土地，沒有房產，印度就是這樣的情況。依我之見，中國貧困地區的多數農民兄弟，如果到印度或者埃及，大概可以算是中產階級了。

其次是轉型經濟國家，主要指前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成績應該說也超過了所有轉型經濟國家的總和。舉例來說，1991年蘇聯解體時，當時俄羅斯的經濟規模比中國還大。今天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大約是中國的五分之一。中國今天僅外匯儲備一項，總額已近四萬億美元，這比包括俄羅斯、中歐東歐、中亞五國在內的其他轉型經濟國家GDP總和還要大，而這只是外匯儲備一項，不算其他的。

再次是西方發達國家。我自己在西方長期生活過，在歐洲生活了20多年，走訪了所有的西方國家，連冰島都去過了，我可以做一個客觀的比較。我們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發達板塊，我稱之為「准發達國家板塊」，這個板塊的人口和美國相當，三億多人。這個板塊里，硬體水平已經超越了多數西方國家，特別是超越美國，無論是機場、碼頭、港口、火車站甚至是商業設施都超過了。軟體的核心指標包括嬰兒死亡率、人均壽命、社會治安等都比美國要好。當然，我們也有不如人的地方，需要向別人學習的地方，但總體上我們可以平視我們的對手，平視是為了防止被忽悠。

最近我有一個演講視頻叫「中國人，你要自信」，在網上推出的當天點擊量就超過130萬。我在視頻中提到，一次我在上海做講座時，一個青年教師問我「張老師你的講座給人一種感覺：中國人似乎生活得都很幸福，那麼為什麼這麼多中國人要移民？你能不能勸他們不要移民，呆在中國？」我是這樣回答的，「你問對人了，我不會做這樣的傻事情，我會鼓勵他們移民，真的，中國移民的人數太少。」官方統計數字，連續三年，每年在19萬左右。一個小小的波蘭，還是所謂的民主國家，人口才四千多萬人口，2013年移民50多萬。我說，「我曾做過一個小小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很有意思，至少70%的人出國以後變得更加愛國，不管他是否加入了外國籍，所以千萬不要擔心這個問題，一出國，就愛國，效果比書本教育還好！」

現在還有很多關於美國的神話，實際上美國是一個由三個世界組成的國家，如果你不幸地墜入美國第三世界，恐怕命運和在非洲大陸差不了太多；如果你能通過自己的辛勤努力進入到所謂的中產階級，即第二世界，你也可以問問自己，過去20年你的實際收入有沒有增長？如果你買了房子，房子有沒有增值？你對自己未來在美國退休的生活有沒有信心？以我對美國的了解，估計70%的人回答是否定的。我讀過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的分析，他認為美國男性的中等工資收入，還停留在25年前，即1989年的水平。坦率地講，很多當初離開中國的人，離開的時候還算個中產，今天回來的話，可能已經是弱勢群體了，他們錯過了中國崛起的大潮。

中國是個超大型的國家，如何準確地認識和把握中國不太容易。我們經常聽到的表述是，中國發展非常快，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但是如果按人均GDP算的話，我們還很低，可能排在世界80、90位左右。在我看來，中國這麼一個超大型的國家，簡單用人均GDP來計算的話恐怕說不清楚，非洲有個赤道幾內亞，人均GDP早就是2萬多美元，但是首都一半居民連自來水都沒有，所以人均GDP之外還有其他因素。

讀懂中國的新視角

我個人認為，讀懂中國這個超大型的國家一定要分板塊，然後看兩個板塊是如何互動的。中國今天主要是兩大板塊，一個是發達板塊，一個是新興經濟體板塊。新興經濟體板塊主要指我們的中西部地區，實際上多數地方已經超出了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這兩大板塊之間實現了高度的良性互動，這就是中國崛起的秘密。中國的機遇也因此而比世界上其他國家要多很多。

第二個通過購買力平價來計算。購買力平價就是貨幣究竟能買多少東西，我們政府不太願意用這個方法，覺得這個會過高的估計我們。但是我多年來一直認為購買力平價比官方匯率計算更準確，當然沒有一種計算方法是十全十美的。其實，美國中央情報局從來都是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的。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2014年的中國經濟規模已超過美國。

第三是家庭凈資產。老百姓究竟多少家底，我覺得這個特別重要。美國的家庭凈資產中位水平，也就是50%比這個高，50%比這個低，是7.73萬美元，摺合人民幣大約為47萬。美國是債務型國家，政府靠借錢消費，而且恐怕永遠也還不清這些債了，美國家庭也是債務消費，所以中美文化完全不一樣。如果把借貸全部去掉，計算家庭的凈資產，也就是把債券、股票、儲蓄、住房等加在一起，美國家庭的凈資產並不是很高。那麼中國呢，2010年城鎮家庭的中位水平是40萬多一點，大約等於6.63萬美金。大家可能注意到，我沒有把中國農村家庭放進去，為什麼？農村家庭低很多，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村家庭的土地現在無法定價，不知道值多少錢。所以用我們城鎮人口的水平與美國比也是公平的，畢竟我們的城鎮人人口有6億多，是美國人口的兩倍。不管我們存有多少問題，中國人財富增長的速度人類歷史上罕見，中國的整體面貌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還有一個是人均預期壽命。中國現在人均壽命是75歲，美國是78歲，只比中國高3歲，但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中國發達板塊的人口壽命是78-82歲，比美國的人均壽命平均要高，北京和上海都是82歲，而紐約是79歲，這還是美國最高的。這些說明，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有了這樣的成績，我們完全可以平視西方的。

為什麼從人均GDP來看，美國還是比中國高很多，但雙方的家庭凈資產和人均壽命差別並不是很大？這恐怕有幾個原因，一是我們GDP計算方法有問題，低估了自己。我們有很多東西不計入GDP，我們農村大量經濟活動從不進入統計。美國不一樣，美國人說，兩個東西是美國人一生所逃避不了的，一個是死亡、一個是稅。香港「佔中」爆發的時候，一些媒體採訪我，認為一場顏色革命爆發了，很快會拓展整個中國大陸，我直白地告訴他「這是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發生的錯誤的運動，失敗的概率為100%。」道理很簡單，香港各種民調顯示，70%—80%的人關心的是民生的改善，比如住房的改善。今天內地多數城鎮的住房水平，恐怕都超過了香港。所以現在講中國道路自信是有本錢的，不害怕比較，我們有自己的問題，問題也可以比較，但是我們的成績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理解中國道路，一定要理解其背後的文明。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一個沒有中斷的五千年古老文明和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結合在一起，這在世界上獨一無二。我們知道，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由於種種原因都中斷了，只有中國文明沒有中斷，延續至今，我們中國人都是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原住民，這個非常重要。

為什麼提這個概念？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五千年不斷的傳統意味著什麼？我覺得，它意味著很多東西是自己傳統和文化基因決定的，它意味著我們做的事情不需要西方人認可，就像中國人講漢語，不需要英語來認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圖來認可；我們的宏觀調控不需要美聯儲來認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不需要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來認可。我們知識界不少人最大問題是不自信，總覺得要西方認可才行。實際上，我們很多東西都不需要別人的認可，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將會出現我們認可不認可別人的問題，所以中國人一定要自信。

文明型國家主要的特徵是四個「超」：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我先簡單地解釋一下超大型的人口規模。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是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橫向縱向的比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這個概念。我們春運現在基本上穩定在每年30億左右人次，這是什麼概念？這大概意味著在一個月裡面，你要把整個南北美洲、歐盟、日本、俄羅斯和非洲的人口，從一個地方挪到另外一個地方，中國面臨的就是這樣這麼一種規模的挑戰。沒有任何一種其他政治制度，或者治理方式，能夠很好地應付這樣挑戰。中國基本上做到了，這很不容易。

治小國跟治大國不一樣，超大型的國家更不一樣。歷史比較也是這樣。美國獨立的時候人口兩三百萬，當時主要在東部13個州，達到美國現在這個版圖的時候大約是1848年，當時美國打敗了墨西哥，吞併了加州，美國當時的人口是兩千多萬，就是北京今天的人口規模。那個年代都是農業經濟，最大的資源是土地，所以可以說當時美國的白人，按照中國標準，都是超級地主了。一個國家資源多，權利也講得多，自由也講得多。中國人均資源少，一個村莊裡面甚至為了井水的分配都會打起來，所以我們的文化比較重視能夠主持公道、解決問題的第三方，這個責任往往由政府來承擔。所以中美是兩種政治文化，由背後的人均資源的差異形成。當然人均資源少，不一定是壞事，中華民族數千年生活在這一塊土地上，活得有滋有味，有自己的方式。比方說，「人氣」這個概念老外一般聽不懂，你建再好的房子，沒有「人氣」是賣不掉的，「人氣」這個詞英文很難翻譯。還有中國的餐飲，太豐富了，大的就有八大菜系，這和人均資源相對短缺帶來的餐飲創新和革命有關，中國人一出國，就愛國，愛國大概首先從中國人的味蕾開始。同樣，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都有它特定的含義，這些都是中國崛起的重要方面。

中國道路背後的制度安排

下面我想講講中國道路背後的制度安排。這個問題一定要講清楚，現在西方和國內親西方的勢力，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批評，用的都是西方話語，認為我們的制度不行，最後一定要轉到西方制度。

「文明型國家」的制度安排，我把它叫作「一國四方」，「一國」就是文明型國家，「四方」就是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

第一是中國的政黨制度。西方指責中國最多的就是「一黨制」，為什麼不能換一個黨來執政？雖然西方共和黨、民主黨等都叫黨，但中國共產黨這個黨，跟西方的政黨沒有任何共同之處，雖然都叫黨，但意義完全不一樣。西方的政黨是公開代表部分利益的政黨，然後通過法治條件下的競選來執政。

中國跟西方情況完全不一樣，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自秦始皇統一之後絕大部分的時間內，都是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執政，比較注重民生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中國一直是這樣的傳統。我跟西方學者解釋說，如果一定要套用「多黨制」「一黨制」來分析中國的話，那我可以說，過去兩千多年中國都是「一黨制」，而這期間的四分之三時間，中國是領先歐洲的，甚至是遠遠領先的。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徵是什麼，我叫作「百國之和」，也就是成百上千的國家慢慢整合起來的，這樣的國家如採用西方政治制度，那多半就等於選擇自殺，國家會迅速走向解體。

第二，我們的政黨背後有紅色基因，這很重要。中國人民為自己的民族獨立所付出的代價，百倍於美國人為美國獨立付出的代價。所以鄧小平講，能夠經歷了這樣的長時期鬥爭，沒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這也是我們道路自信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中國共產黨具有高度的現代化導向和目標。所以中國共產黨這種政黨制度的安排包含了歷史基因、紅色基因和現代元素，可以叫「三合一」。

再講講協商民主。民主也是我們核心價值的組成部分，民主究竟怎麼搞，我覺得應該區分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兩者都很重要，但實質民主更重要，實質民主就是民主所要實現的目標，即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實現良政善治，對人民的需求及時作出回應。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美國國會討論的議題，我們每年做大量的民調，老百姓關心的住房、醫療、養老、保險、三農等主要問題就是人大討論的問題。美國不是的，美國國會討論的問題，是由高度組織起來的利益集團通過遊說組織來設定的。

我們已經生活在21世紀了，生活在網路時代了，了解老百姓最關心什麼問題並不難。找三個具有公信力的民調機構，把民調的結果互相參照對應一下基本上就知道了，然後就這些問題進行民主協商，尋找解決的方法。

我想中國之所以側重於協商民主，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人口規模。如果是一個小的國家，政府通過一個決定，這個決定90%的人支持，10%的人反對，那就是壓倒性的勝利，政府不用在乎那10%的人的意見。但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即使10%的人反對也是一億三千多萬，我們還是要盡量把反對的力度降低一些，所以我們追求協商民主，我想這是關鍵的原因。

還有就是選賢任能。講道路自信，必須討論國家領導人產生的問題。十八大的時候，《紐約時報》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選賢任能挑戰西方民主」。我講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中國的最高執政團隊是怎麼產生的？基本要求是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至少治理過一億人口。習近賓士理了三個省，人口一億兩千萬，經濟規模幾乎接近印度三個省加在一起，治理過這麼大一個板塊之後才進入政治局常委，再給他五年時間熟悉整個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方方面面，然後才出任最高領導人。我個人覺得這個模式實際上是最具有競爭力的模式，我們是通過儘可能多的努力來找到比較能幹的、經得起考驗的領導人。

最後是混合經濟，我們叫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還在不斷地完善這個模式，但我想強調一點，就是我們從1994年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還沒有經歷過西方意義上的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這一點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一場金融危機給美國百姓帶來的創傷巨大。我認為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給美國老百姓財產造成的創傷實際上超過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給老百姓財產帶來的創傷。所以僅此一點，我們就可以肯定我們這個模式，先肯定，再改進。我們現在叫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靠譜的，也就是有效市場加上有為政府，我覺得這是對中國經濟模式一種比較簡單的概括。

實現中的中國夢

我們現在都在討論實現中國夢，中國道路保證中國夢的實現，這裡我想講幾個方面對美國的超越。一是經濟總量的超越，這個現在看來疑慮比較少了，如果是根據官方匯率計算的話，我們的GDP總量，十年之內應該超過美國了。如果按購買力平價比較的話，去年已經超過了。二是百姓財富的超越，中美雙方的中位收入水平家庭凈資產的差距，已經不是很大了，而發達板塊已經超過了美國。三是社會保障的超越。美國現在還有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美國醫療保險太貴了，起碼500美金一個月，而且醫療保險是私營的，不是國家的，不能虧本而是要賺錢的。2013年美國平均的養老金是每月1200美金左右，在中國這個數字不算低，但1200美金在美國是難以生存的。如果你有房產，房產稅一般要佔到房子價值的2%，美國老人普遍退休後還工作是常見現象。與中國比較，不說我們做的十全十美，但是我們已經實現了醫療保險幾乎13億人的全覆蓋，退休金方面也進步巨大。雖然中國各地差異巨大，社保水平也有高有低，可是這麼快就做到了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幾乎全覆蓋，這是走中國道路的結果，是我們制度優勢的體現。

還有就是政治制度的超越。這裡講一下三種力量的平衡和「三合一」的制度安排。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它的好壞怎麼樣來衡量，我覺得是三種力量的平衡。現代社會、現代化國家的良性運作，不僅是政治領域內的事情，也是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事情。所以我說這背後是三種力量，即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美國現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資本力量主導了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如果是跟中國比較的話，也可以這麼說，最富的100個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20～30個美國人可以左右白宮。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力量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大大加強了。同時，我們的資本力量也在每時每刻地影響中國共產黨。但至少到現在為止，共產黨還是能夠代表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的，這是最關鍵的。在資本力量、社會力量面前，它保持著自己相對的中立性和獨立性。這很重要。我當年給鄧小平做翻譯，後來也研究鄧小平的思想，他當時講過很多次我們還在探索什麼是社會主義，但有兩點他從未放棄過，一是黨的領導，二是公有制佔總體，但公有制的形式可以多樣化。現在回頭看，這兩條就是鄧小平的底線思維，只要這兩條在，不管探索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出現什麼樣的問題，我們都可以解決。共產黨把握人民的整體利益，公有制使我們有財力來進行糾偏。

所謂「三合一」的制度安排，就是說，我們現在成功的制度安排中，都包含了中國自己文明傳統的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比方說選賢任能，選賢任能在歷史上的體現，如科舉制度，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員，這個傳統一直到現在。同時，也有社會主義因素，包括組織部門的安排，不同崗位的考驗、鍛煉等。另外，西方的有益元素，如民調和選舉。我把這種制度安排概括為「選拔+選舉」，這種制度安排，雖然還要完善，但已經超越了西方光是靠「選舉」的制度。

最後，我的結論是，說到底，實際上是兩種歷史邏輯在起作用。一種是「歷史終結論」的邏輯：歷史發展是單線的，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到民主化。另一種是文明型國家的邏輯，即歷史上中國長期領先西方，有其深刻的原因，我把它叫作原因一。十八世紀開始落後於西方，有著沉痛的教訓，現在又在趕超西方，而且總體上做得比較好，當然還可以做得更好。這種成功的趕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是一種繼承關係，這就是中國崛起的邏輯。從哲學角度來講，中國人認為，這個世界歷來都有不同制度在衍生，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當然也有劇烈衝突的，最後是相對比較好的勝出。

張維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所長。曾在上海當過三年工人。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日內瓦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博士。

曾任牛津大學訪問學者、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和國內多所大學的兼任教授。

（光明網記者章麗鋆、蔣正翔、康慧珍整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