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記者眼中的汶川十年

記者鄭福州（五哥）

十年間他多次前往汶川，拍攝並記錄了災難面前遇難的、倖存的，和災後重生的人們。

編者手記

這是我和五哥的頭一回碰面，他從唐山一大早風塵僕僕趕回北京。初次見面，對於「唐山」二字我遲遲無法開口，但他卻非常坦然。

他笑著為我解圍：「唐山大地震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直到今天我一說自己是唐山人，對方必定會追問，我已經習慣了。」

作為唐山大地震的倖存者、汶川大地震的記錄者，五哥鮮有地對外講述了過去十年關於汶川大地震中零碎卻有力的片段。

感謝五哥，感謝所有那些出現在我們鏡頭前後的人們，感謝所有在地震中始終保持客觀勇敢的媒體人，感謝過去十年對汶川念念不忘的所有人。

視頻 | 鄭福州：親歷唐山，記錄汶川

五哥口述

口述整理 | Yiinghu

唐山大地震發生那年我12歲，一個少年眼中的災難其實並不完整，也沒有太多深刻的理解。但是2008年的時候我在汶川，彷彿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從廢墟里鑽出來的那一瞬間。

當時一路走進去，就像回到了記憶當中那種山河破碎、滿目瘡痍的感覺。泥石流、塌方、滑坡和密集的餘震，讓你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已經一塌糊塗了。

而且這種「一塌糊塗」是熟悉的，就是一覺醒來，你的親人可能都消失了。這是一種怎麼樣的感覺？好多長輩們你再也沒有見過，你的母親，你的叔叔，你的爺爺奶奶這一輩人，所有人都在哭天喊地，那種悲愴的嚎哭你只在某個家族老人去世的時候才經歷過。後來我在汶川，在那些斷壁殘垣外面，又見到了這樣的嚎哭。

我12歲的時候什麼都不懂，爬起來以後只是覺得這個世界上的房子倒了而已。小孩的頭腦里沒有財產的概念，不知道那個年代在農村蓋一所房子是多麼不容易。房子沒了，相濡以沫幾十年的老伴兒也沒了，那種突如其來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十年後我們從都江堰再次進入映秀，沿途北川的那種山清水秀，在經歷過大地震的人眼裡看來，是面目全非。

汶川十年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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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現場

「5.12汶川大地震」發生以後，我們根本來不及有什麼思想準備，十萬火急地就出發了。當時交通和通訊一切中斷，我們連災區的具體位置都不清楚。

當時真實災情如何？災民們需要什麼物資？救援的進度和狀況如何？傷員怎麼處理？所有的消息都需要媒體了解和報道。人命關天的時刻，你是不會有情緒負擔的，因為根本來不及。

說實話就跟打仗一樣，我們基本上拍攝完一盤磁帶的素材，稿子立馬趕出來，就讓工作人員徒步十小時到都江堰，直到道路修通以後，才能開上摩托車，然後趕往機場。

那個特殊時刻，從災區飛往北京的航班超乎想像的緊張，真正的一票難求，我們也不可能佔用資源。那怎麼辦？就鋌而走險。我們手裡拿著磁帶素材在機場里逢人就打聽：「你是去北京嗎？你去北京什麼地方？你能不能把這個磁帶幫我們捎到北京去？我們的同事會來接機……」

嚴格意義上，機場的安檢是不允許陌生人幫忙攜帶物品的，但在那種特殊時刻，只要我們說是鳳凰衛視的記者，我們拍攝了災區的情況，希望能夠儘快運送出去，當時幾乎不會有人拒絕。

冒著餘震、泥石流等危險，

五哥和攝製團隊徒步進入友誼隧道前往汶川縣

撤離

救援結束以後，基本上就意味著這個地方已經失去生存的可能性。災區里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已經被破壞，水源被污染，廢墟底下還有很多沒有被清理出來的遇難者遺體。

最後撤離的時候已經意味著救援徹底結束了。但實際上人在那樣一種情況下，站在山頂回望映秀，那種感覺真的就是觸目驚心。你明明知道山下那一片滿目瘡痍的廢墟里，還埋著你的親人，他們就這樣成了失蹤者。地震發生的時候是下午2點28分，人們都在外出打工，在鎮上走動，在家附近走親戚，但地震的來臨將彼此永遠地分開了。

當年集體撤退的時候，很多人根本不能接受這種現實——兩分鐘以前我還和自己的親人在一起，但兩分鐘以後你連他（她）被埋在哪一塊瓦片之下都毫無頭緒。人都抱著一種僥倖心理，抱著一種期待——「萬一他還活著呢？」

很多人到了尋人的最後階段，已經有點近乎病態地不斷猜測他們要尋找的人是否會到過某個地方，有時候在某一片廢墟上一守就是幾天幾夜，守到沒有聲音了，又轉到另一片廢墟上去；還有的跑到每一個房子里喊，跑到廢墟底下去喊，有時候甚至死死堅持要為遇難的親人尋回缺了的胳膊和腿——在中國人的觀念里，無論生死，身首不離。

「頭七」那一天，整一個北川縣城的人都到山頂上去祭拜了，上萬個家庭都在燒香燒紙，那種揪心是你永遠沒有辦法想像的。

那一段時間，在汶川到處是呼喊，到處是悲傷、茫然的臉

「我是汶川人」

和唐山一樣，大地震是刻在汶川身上的一道傷疤，每一次說起「我是汶川人」，對方必然會追問：「汶川大地震的時候你在嗎？你當年幾歲？你是怎麼爬出來的……」

後來我們在採訪過程中發現，有一部分人在外打工，他們輕易不會告訴別人自己是北川人。因為每一次追問都等於將內心的痛苦又複述了一遍。我們以前聽過一些道理「傾訴會讓痛苦淡化」，但後來發現不是必然，並非所有痛苦你都能承受，失去至親和愛人是一生的事情，但凡提及，就會陣痛。

但很多事情也是迴避不了的，漩口中學的遺址就在映秀鎮，那個「天地映秀歡迎你」的橫標旁邊，就是漩口小學遺址的指路牌。

漩口中學遺址

人們就算不願意去面對也沒有辦法，就像在地震中失去妻子的楊雲青說的那樣：「你就生活在這個地方，一年當中好多節日都提醒著你。」那些廢墟就在那裡，一直都在，你抬眼就能看見。他跟妻子已經相濡以沫、生兒育女四十年，地震前還在說著玩笑話，轉眼就沒了。就算不提起，也永遠不會忘記。

無論眼前是多少青山綠水，當你真正走到漩口中學，走到那些被保留的廢墟之上，你依然會覺得這裡曾經發生過一場災難。

災後愛情

在採訪中遇到的所有重組家庭里有一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當年地震過去四、五個月，就有失去了伴侶的人紛紛開始再婚。我們當時還覺得很奇怪，那畢竟是夫妻一場，畢竟也是屍骨未寒，按照風俗習慣怎麼著也得過個一年再說吧。

我們坐下來聊了聊，發現有幾種情況。

一種是始終沉溺在巨大的傷痛之中，根本無法正常生活。當年失去愛人，一個人守著一個板房，真的是茶飯不思，除了思念沒有別的，整天整天地以淚洗面，那隻能找一個伴兒，這日子才能過下去。

最初婚姻的方式就是複雜的，你說在這麼大的一場災難以後，一下幾個月間就會產生我們所說的那種愛情嗎？不是的，是陪伴，是共渡難關。這種特殊時期的夫妻有一種不一樣的知根知底，他們往往還會在周年的時候一起去祭奠雙方的家人。

還有另一種情況。當年有兩個在災難中分別失去丈夫和妻子的倖存者李自學、胡金秀，在朋友的介紹下見了幾次面，就搬到一起住，隨後立馬登記結婚了。辦婚禮的時候還分別邀請了前夫和前妻的倖存家人一起慶賀。

我剛開始不理解，真的是不理解，後來才知道這個女人帶著三個孩子，都是十一二歲的樣子，男人也有兩個孩子，實際上他們對於未來生活都是有一種深深的恐懼，因為在農村養育幾個孩子也是相當吃力的事情。災難之後，人們的想法一下子就回到了原始社會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浪漫已經是生存以外的東西了。

在這麼一撮合下，這個五個孩子的新家就誕生了，兩人當時提出的條件就是：「我們不管怎麼樣，都要把這五個孩子供出去（上大學）。」這是一個在農村經歷了大災大難之後，非常樸素的一句話，但是真的把我打動了。

生存是什麼？生存就是怎麼生活下去的問題。當時在婚禮上我特別高興，還有點喝高了。幾個孩子也紛紛改口叫「爸媽」，場面很是溫馨。本來我以為，原本這麼一個故事，完了也就完了，直至十年後我們再次見面。

當時李自學和胡金秀簡單拍了結婚照，

請了家人、朋友喝了酒，在臘月結婚了

重返北川，我們特別想去見一見他們，就找到了當地的鄉政府辦事處人員把我們領過去。那一幕真的讓我們非常震驚——兩個人都蒼老了許多，女人高位截肢坐在輪椅上，她告訴我當年新婚六個月以後，就在工地上遭遇了嚴重車禍。

起初那兩年，他們還抱著希望四處求醫，最後醫生讓他們放棄，她就徹底成了一個殘疾人。原本五個孩子的家庭生活負擔已經非常沉重了，妻子殘疾以後，對於這個男人來說真的是喘不過氣的。但所有的村民、女方的親戚甚至連女人自己都沒想到，結婚九年，不離不棄。

男人要去打工，那好，那我就背著你打工。孩子們也因為母親的車禍一下子懂事起來，十二歲的姐姐領著弟弟妹妹做家務，男人背著妻子甚至一度去到新疆看加油站，晚上回來就給妻子做飯。

我忍不住問他：「你真的沒有想過放棄嗎？畢竟只是六個月的半路夫妻。」男人說：「我最初為什麼匆匆忙忙就結婚？就是要給孩子們一個家。她頂著這麼大的社會壓力和我在一起，也是一樣的。如果我倆離婚了，我還能再找一個，還能給孩子一個家，她肯定是不行了。」

就是非常樸實的幾句話，和我們宣揚的那些道德模範相比，一點都不差。最後五個孩子四個上了大學、一個念了大專，現在都已經是工程師、醫生等等。妻子很直言不諱地說：「這個比原來那個好。」

北川母親

視頻 | 賀川母親成興鳳

我們採訪了賀川母親成興鳳。為了給兒子賀川一個最好的教育環境，她不惜賣掉房子從山上搬到縣城，結果大地震發生，孩子就被砸在了這片廢墟之下。這個打擊對於她而言是可想而知的。她怎麼來消解這種巨大的傷痛，這種對兒子的思念呢？

每到春節，每到孩子生日這一天，每到5月12號這一天，成興鳳都會給兒子寫信。最初她選擇把信都燒了，後來這個思念越來越深，她就把信都做成巨型橫幅，每年寫一封，給它做成橫幅，掛在兒子遇難的地方。我今年回到北川的時候，她已經寫了三十封信。

孩子當年說將來考上大學一定要去北京，他們夫妻倆為了孩子這句話就跑到北京來，但是又不知道能幹什麼，最後乾脆在北京弄了一個小飯館兒，賣了好幾個月。

成興鳳每年都會給兒子寫信，她說：「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

還有另外一位母親賀先瓊，她的孩子叫王文驍，和奶奶在上學路上遇到地震，最後就不知道下落了。因為死傷實在太多，最初幾天也就認了，但是後來在一個宣傳欄離發現了一張照片，一個小男孩躺著，也並不是看得那麼清楚，但她一口咬定那就是她的孩子。

那時候抗震救災已經基本上結束了，她找到了拍照的人，但人家就是這麼一拍，也不知道這個孩子是誰。她就一直沿著這條線索，找到這是個什麼地方，傷者送到了哪個醫院，最後我們跟著她到了江蘇江陰市的一個縣裡，但始終沒有下落。

賀先瓊在綿陽晚報，「地震尋人」網上紛紛發帖尋子

當時她已經像魔怔了一樣，抱著一種僥倖心理，抱著一線希望，萬一呢？後來她跟丈夫離婚了，重組家庭以後又生了一個小孩兒，今年也已經上小學了。

再次見面的時候，她說非常感謝我們，當年陪她走了這麼一程，最後她才能夠選擇重生。

永遠十六歲的女兒

十年前採訪蹇紹琪老師的時候，我們在後面拍攝，他在鏡頭前講述，我們的眼淚撲撲地止不住往下流。他說到自己在大地震中遇難的女兒當時十五、六歲，個子有多高，多漂亮，會唱歌彈琴，然後你腦子裡立馬就出現了一個妙齡少女的樣子。

什麼是悲劇啊，悲劇就是最美好的東西瞬間被撕得粉碎。他在談起女兒時候的那種神情，就像女兒還活著一樣。

十年過去了，我們再次見面的時候，他依舊在說當年女兒是多麼漂亮，學習多麼優秀，唱歌多麼動聽……在這個父親的眼裡，她永遠定格在十六歲的花季。

痛失愛女之後，蹇老師和妻子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妻子幾個月都不說一兩句話。後來兩人提出：「咱們再要個女兒吧。」當時妻子已經是四十多歲的高齡產婦，好長時間都沒有懷上，懷上以後吃了好多保胎葯最後才把孩子生下來了。

蹇老師、妻子和他們的小女兒

出生後，小女兒被查出患了先天性聽力障礙。蹇老師是一個音樂老師，你能夠想像他多麼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彈能唱。你突然就有種感覺，好像所有災難都會砸向一個人身上。人生的喜憂參半，總是非常現實的。

一個生命的最後79小時，

以及一個生命的降臨

在《冷暖人生》團隊聚餐的飯桌上，還會常常提起那場地震，而每次提起汶川，大家都會想起陳堅。

當時，製片人朱衛民發現了一個在廢墟底下被石板死死壓住的年輕父親。因為擔心他徹底睡過去，朱衛民和救援人員一直守在旁邊為他打氣、和他說話，他斷斷續續地回著話，這一守就是七十多個小時。

最終，當石板被救援人員掀起的那一刻，他說了一句：「我不行了。」現場救援八小時以後，陳堅被擔架抬下山，在途中去世。

當時我們和在場的所有武警官兵、醫護人員都覺得非常痛心，從認知上你知道地震帶來的傷亡有多麼慘重，但親眼看著一個生命從有到無，在生死面前，人的痛感都是相似的。

視頻 | 陳堅的最後79小時

同樣的在這種死傷異常慘烈的情況下，新生命的誕生給人帶來的能量，也是前所未有的。

震後第七天，我們在綿陽的廣場剛好碰上了一個孕婦即將臨產，當時餘震不斷，整個醫院都搬出來了，醫護人員就直接在廣場上進行接生。

你知道在經歷了這麼多災難，這麼多不幸和這麼多傷亡之後，新生兒出來那一聲號啕大哭，是讓在場所有人都非常動容的。

後記

這十年在很多人眼裡就是彈指一揮間，但是對於那些地震之後在廢墟下掩埋了七十多個小時的人，那些在廢墟上扒拉著每一塊瓦片的人，時間都是靜止的。

很多人選擇用遺忘的方式活下去，但事實上那些災難性的時刻就像刻在你身體一樣——每一年的5月12日、清明、結婚紀念日或是孩子們的生日，一下子所有的記憶就涌回來了。

唐山大地震到現在已經過去42年了，但坐在房間里，馬路上大卡車經過帶來震動還是讓我下意識就想起身往外逃——那一年以後的一切震動，在我的第一反應里就是「地震來了」。這麼多年過去了，北川的山頂上那塊泥石流滑坡造成的山體裸露，那麼大的一道傷疤就刻在那兒，真正的山河破碎。

但這十年並不是白白過去的。今天，我們在映秀公墓上看到的這六千六百多位遇難者的名字，其實很多並不是本地人。他們素不相識，但因為一場災難，最後永遠留在映秀。也有無數映秀人在倖存以後，流向全國各地紮根安家，生兒育女。

十年回訪，有些傷口依然滲血，許多懷念綿綿不絕，但倖存並不意味著過去一切避而不談，活下來的人更需要與故人共存的勇氣。所有震後重生的面孔，都交織著故人的命運，和這座小鎮一樣，重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