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全球化是與本土化對立的嗎?

現代化、全球化是與本土化對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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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這一概念的提出已經有十多年了，相當多的人已經能夠接受在研究現代中國人的心理時，應該把自身的「歷史／文化／社會」情境放在思考架構之中。儘管接受的理由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但是一直以來的難題是：要如何將這個框架放在對研究課題的思考之中呢？經過幾年來的深思，我得到的一個小小的結論是：研究現代化這個課題應是一個很好的途徑。因為研究現代化這個問題時，我們主要是探討「傳統」如何在受到另一些「新元素」的刺激影響之下做了某種程度的改變而成為「現代」。這樣一來，我們不但必須注意到我們原有「歷史／文化／社會」的「傳統」是什麼，同時還必須認清哪些是影響我們的「新元素」，更要探看它們對傳統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例如，接納、包容、排斥、回歸、反思、反叛、整合等），最後還要看這些影響產生什麼樣的「現代」及現狀。那麼，現代化的研究正是在一個「現代」的時間點，把「歷史／文化／社會」包括進去地來研究當時的各種社會行為及社會現象。其思路就與本土思路非常接近了。所以，在我過去幾年的寫作中，一向主張現代化研究應是進行社會心理學本土化的重要課題（楊中芳，1993）。本土化不是去翻老帳，找古董，再把它們包裝成值錢的貨品來賣，而是把可能影響我們應對現代生活的新的、舊的概念，從文化傳承這個角度，去看它們在現時生活的運作及意義。而這個思考路線不正應與現代化研究相同嗎？

也正是從這個觀點來看，我認為個人的社會化與現代化事實上應是一體之兩面，只不過是從兩個角度來看同一個過程罷了；前者著重傳統傳遞的過程，後者著重新元素的入進過程。兩者是同時進行的，而且是一起進行的。而我們在做現代化或社會化的研究時，都應把另一個放在思考架構之中，由兩者的互動去看現代人如何形成其信念及價值體系，如何操作其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個人在社會化或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應再被看成是被動的接受傳統或新元素的機器，而應將現代人看作一個有選擇能力及變通能力的自主個體，通過前面所說的接納、包容、排斥、回歸、反思、反叛、重組、整合等，在應對日常生活之際，不但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現代的價值信念體系及生活方式，也做到既把傳統秉承了下來，也做出了創新的轉化。

從剛才這番陳述可以看出，社會心理學工作者對現代化的興趣應是超過一般關心現事，或希望國家富強之上的。依我之見，對現代化的關注應是每一個採取本土研究定向的社會心理學者在研究任何問題時都一定要涉及並考慮的。也正因此，遍覽有關現代化研究的理論及模式，成為我探索如何將「歷史／文化／社會」放入本土研究時的一條主要進路，希望從中得到一些靈感及啟示。然而，當我粗閱了過去近百年來有關中國現代化研究之論述及分析之後，發現它們大都需要「本土化」。原因是它們大都在研究及論述中，未有把中國具體的「歷史／文化／社會」情境放在問題的思考之中。自己的文化傳統往往被認為是一成不變的，如不是造成中國落後衰弱的原因，就不須要摒棄及忘記的，也就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根基，因此是必須保護及復興的。至於自己的文化傳統到底是什麼，哪些是阻礙發展的，哪些也許是促進發展的，都不願做具體分析。

事實上，我們不可能主觀地在一夜間改頭換面成一個嶄新的「中國人」，與原有文化傳統完全隔絕。也不可能恢復到「三代」那個理想的境界之中，完全與現代世界上其他國家隔離。現代中國人是生活在現代而非古代，但是現代的中國人並非由太空降到現代。我們過去的歷史，不管我們想不想要它，都是永遠跟著我們的。研究現代中國人的行為必須考慮此現實，尊重傳統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位置。但是，這並不是「倡古」或「復古」。

許多人誤認為用本土的思路去研究社會心理是回去走五四運動時的「中國本位」現代化路線，亦即不願去對當前世界主流社會心理新趨勢——「全球化」作理解。其實，本土化的提出正是因為在我們試圖掙脫傳統時，傳統老是「尾大不掉」的跟隨著我們，才讓我們認識到脫離傳統地去研究中國人的社會心理是不切實際的。例如，大陸試圖打破大鍋飯制度已經十多年了，但是真正「多勞多得」的獎金制度仍然建立不起來。這可能說明是傳統根深蒂固的「平均主義」及「以人際和睦為首要價值」的思想仍在運作。唯有當我們對這些「傳統」思想在現代生活中的運作有了充分認識，我們才能想出真正改變這些傳統的可能途徑。從這個角度來看，本土化非但不是在「提倡」傳統，反而是試圖要尋求加速改變傳統的可能途徑。

余英時(1982)曾批評由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現代化問題往往有「沒有時間性」的毛病。他認為，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化傳統本身也是在不斷地改變的。勞思光(1993)也曾指出，現代化既可視為是新元素如何變成傳統的過程，也可視為是文化傳統如何接受新衝擊而改變的過程。任何促使中國現代化的新元素，不管是內部產生的，還是由外界「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並不是與傳統呈「非你即我」的對立狀態，它們是使傳統再生更新的衝擊。從這個角度來看，現代化是傳統之重建。蒙培元(1992)曾指出，「只有立足於當代，從歷史意識、主體意識、開放意識和批判意識出發，積極對待傳統，理解傳統，才能實現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結合，也才能使民族精神之花結出現代化的豐碩之果」（第7頁）。這些具有真知灼見的學者的看法，都支持我們在思考現代化的問題時不能把傳統，亦即我們自身的「歷史／文化／社會」情境拋棄。這也正是我在此要提出現代化研究必須本土化的原因。

本論文主旨就是在上述這個論點的基礎上，探討一個在現時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心理學工作者如何更有意義的來研究現代化這個問題及研究些什麼問題。我將先簡單地回顧一下現有現代化研究的特點及缺失。然後再指出此類缺失是由於對現代化的概念未有理清所致。於是我提出一個新的研究現代化的思考架構，把傳統與現代化、全球化之間的關係加以澄清。在概念釐清後，我才進一步討論社會心理學工作者可以著手進行研究的方向。

對過去現代化研究之檢討

有關過去中國現代化問題的爭論及研究，已有許多專著做各種收編及總結（金耀基，1979；陳崧，1989；羅榮渠，1990；甘陽，1989a、1989b），我在此不能盡述。不過，他們大致是圍繞著以下四個主題來討論及爭辯的：1.現代化的終極狀態（目標），亦即「現代」應該是什麼？2.他們應該與中國文化傳統存在什麼關係，亦即如何現代「化」法？3.中國人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個別差異，亦即誰是「現代人」？4.我們要如何使中國的現代化早日完成，亦即如何改造中國人？下面我就此四個主題逐一加以評述。

（一）「現代」應該是什麼？

現代化中的「化」是指一個變化過程。現代化本是由「非現代」變化成「現代」的過程。現代化論述之第一主題總是圍繞著什麼是「現代」這個問題在打轉，亦即現代化到底是要「化」到什麼樣子或狀態才算是「現代」的了。有好一陣子，爭論總是在於現代化是否應等同於「西化」。最近，則把「西化」改為「全球化」了。也就是說，現代化是要把中國「化」到與西方現代的情況一樣，或「化」到與目前部分學者對未來所憧憬的「世界村」一樣。

稍有自尊的非西方國家對要「化」到與「西方」一樣這一論點自然採取否定的看法。大家共同認為西化除了是指把經濟提升到西方已發展國家的工業化水平之外，還指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體系。這當然是許多獨立國家所不願也不能接受的終極狀態。中國提出在四大領域進行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商業），但堅持要推行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現代化，相信原因也在此。

不管這終極目標是設在什麼地方，最終是否能達到這個目標，並不只是說說就可以了。過去的討論好像總是認為說說之後人們就可以做到。這是中國人討論現代化問題最大的一個毛病（林毓生，1988；余英時，1982）。要不要「西化」也不是說要就要，說不要就不要。我認為，實事求是地看，西方文化的入進是世界潮流，在各個非西方國家皆如此。即使現今在中國大陸許多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物質及精神文明的影響，而且有愈來愈甚的趨勢。那麼不談西化，又如何可以反映現時的狀況呢？

然而，這裡指的「西化」或「全球化」是指受衝擊而變化的來源之一是西方的，並不是指中國現代化的終極狀態一定會和西方文化一樣，或與全世界其他文化一樣。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否認現時西方物質及精神文明對全球其他地區的影響，因為這些西方國家確是目前最富強及最具權力支配別國的國家。其影響力正在滲入全球的每一個角落。然而，這個當前趨勢並不一定會使全球的各文化都「全球化」成為全球都一樣的文化整體。因為各文化雖然都在同一時間受到相當普遍性、全球性潮流的衝擊，各文化自己仍然有其自身產生改變的其他因由。更何況每一個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有其如何去接受或整合這些新潮流的獨特方法，而使每一個文化都即使受到相同的衝擊，也會有其「具有特色」的「現代」狀態(Friedrich,1977)。

這個論點有待在下一個小節，當我對現代化這個概念本身在過去的被誤用及誤解做一些澄清之後，才會更加清晰。在這裡我只想先指出，過去人們討論這個問題時，常把在現代化過程中刺激文化傳統做較大改變的新元素看成是其變化後之「現代」終極狀態。其實，我們都知道黃色加了藍色後是變為綠色，而非藍色。在這裡，我們可以稱黃色為傳統，藍色是新元素，但混合變化之終極狀態卻是綠色。同樣的，我們不必否認受世界之主流趨勢的衝擊及影響，但也不必認定因此我們現代化後的「現代」就是「西方文明」或「全球一致」。

（二）如何現代「化」法？

現代化要如何「化」呢？這個問題過去一直是在新、舊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才最好等問題上反覆討論（陳崧，1989）。有關後者則在「中體西用」（沈壽康，1896）、「全盤西化」（陳序經，1929）、「中國本位」（王新命等，1935）、「西體中用」（李澤厚，1987）、「中外為體，中外為用」（周策縱，1993）等策略上絞盡腦汁（有關大陸在80年代在這方面所做的討論之總結，見陳來，1989；劉述先，1988、1989b等）。在這裡現代化的過程被看成是只能用一種形式來進行改變不可。然而過去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受到外來刺激元素的衝擊時，許多這些新元素都曾經過一個依附於原有傳統的階段，然後再逐漸演變成傳統的一部分。而在依附的階段，這些新元素必須改變自身以求更能被接納。而傳統本身也不是老以等速在吸納新元素，它是在反覆的放鬆及收緊過程中去容納或排斥新元素，並且在緊要關頭改變自己以適應新的環境需求。佛教之傳入中國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方立天，1987；張立文、徐蓀銘，1987）。而這兩者都是通過生活其中的人主動的去挑選、調適及整合而成的。所以主觀地、宏觀地去討論哪一種方式最好，並不能保證人們一定會用那種方式去進行「化」。

總之，過去有關「化」的問題的探討，太過宏觀、主觀及單一化。因此，一直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社會心理學在現代化研究中所可能提供給哲學家及歷史學家作參考的資料正是「人」的各種適應及整合的可能途徑，亦即「化」的可能途徑。而且這些途徑可能是多元的、不等速的，它們是在同一時間在現代化過程中進行的。

（三）誰是「現代人」？

對社會心理學工作者而言，當然最感興趣的還是上述現代化研究中的第三個主題，有關誰是「現代人」的研究。在這方面，自從50年代掀起了對人的「現代性」的研究興趣之後，無論在概念上還是在方法上，都遭遇相當大的挑戰（Gusfield,1967、1968;Stephenson,1968；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所以有好一陣子，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寂靜下來。之後，社會學家逐漸用「社會變遷」取代了「現代化」這個名詞。而社會心理學家則根本完全放棄了研究這類問題，把興趣轉移到對個人內在基本社會心理歷程的研究（例如社會認知）。在這些研究里，一個重要的假設是這些基本歷程是不會因時因地而異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現代化的問題。

為什麼這方面的研究不能繼續下去呢？主要是因為研究者的主題始終是放在要找出什麼是使一個人變成「現代」的心理素質(Inkeles,1966、1969)。這裡一個基本假設是一個社會的現代化要靠其中生活的個人之現代化。而個人能否現代化，主要取決於其心理素質。這類研究的做法是先找到「現代性」最高的人，然後找出這些「最現代」的人具有什麼心理素質。以為如果把這些心理素質組合到其他比較落後的人身上就可以使整個社會迅速地向現代化邁進了。那麼什麼樣的人是「最現代」的呢」？那就要取決於研究者對「現代」的定義了。前面提過「現代」可以是按一個抽象的理想而定的，也可以是按現實社會中正在衝擊其改變的新元素來定義。不管是用上述哪一種定義來界定「現代」，常見的研究方法是依即定的現代定義製成「現代性」量表（Smith & Inkeles,1966；楊國樞、瞿海源，1974）。凡在此量表上得分高者，亦即是具有符合「現代」的思想及價值信念者，就是「現代性」高的人，也是「現代人」之所專指。

結果，不分中外，不管用什麼量表，所謂「現代人」都是一種人（瞿海源、文崇一，1975；黃光國、楊國樞，1972）：年紀比較輕，教育程度比較高，思想比較開放，信息來源比較多，媒體接觸比較頻繁的人！這樣的結果應該不會讓人特別驚訝吧！因為如果現代化是指傳統受外來新刺激元素衝擊之後的改變過程，那麼，那些容易接收新信息的人自然最有可能成為「最現代」的人。

然而，用這方法所找到的「現代人」，實在是太籠統了。他們是泛指那些在任何場合、任何時間，針對任何問題都走在「新」的尖端的「先進分子」。對他們進一步的了解可能會發現，他們也並不完全一樣。他們接受「新」的原因及方法可能也不同。有些人求新可能是為了「標新立異」，讓人側目，覺得很「出風頭」（例如現在北京一些穿著出奇時髦的女士）。有的則可能為「反傳統」而求變（例如多數的大學生）。另一些人則可能為針砭時弊而求新（例如一些社會思想家）。我們雖然還未做過研究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不過可想而知，這些為不同目的而求「新」的人，在接納「新」時所採取的途徑可能不同。例如，「標新立異」及「反傳統」兩族可能會以「全盤西化」的方式，而「針砭時弊」族則有可能採取「取長補短」的方式。

以上所想指出的是，我們目前對「現代人」的研究尚不夠深入，始終停留在表皮，只研究了那一批現代性最高的「現代人」是誰。其實，我認為更值得研究的是這種現代人到底還可細分為多少不同種類，以及他們各以什麼方式接納新元素、如何整合新元素及舊有的傳統。近年來，已有學者注意到現代人並不一定是指那些拋棄傳統的人，而有「傳統性」量表的出現（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雖然，許多用「傳統性」量表的研究都顯示「傳統人」是那些年紀大、教育程度低、思想比較保守、職業位置比較低、信息流通低者，不過至少這一量表的出現讓我們可以將生活在「現代」的人分為四種（現代但不傳統、亦現代亦傳統、不現代但也不傳統、不現代但很傳統），而不只是兩種（現代與非現代）。想必他們各自融合傳統與新元素的方式均不相同。

這些有關「現代人」的研究也間接地促成了現代化研究的另一個普遍缺陷，那就是忽略了一個社會之現代化，除了靠這些「先進分子」之外，還須靠絕大多數的人跟進才行。而這些大多數人中，有的很容易被說服去跟進，我們可以稱他們是「緊跟分子」，有些則可能屬「落後分子」，要用強拖死拉才會跟進。還有一些可能是「頑固分子」，就是不肯跟進。而在某一時間的切面，這四大類人應該是同時存在的，而他們都應該是「現代」人的一部分。這些不同類型人的現代化過程可能不只是時間上的差別，他們可能在整合傳統及新元素之方式上也有其獨特之處，而這些獨特之處可能可以更進一步追溯到其他心理素質的不同。那麼，現在學者從他們所專註研究的那一類「現代人」（亦即「先進分子」）身上所找到的心理零件，是不是在裝在普通大眾身上時也能使另類的「現代」人現代化，就成為一個問題了。

我這裡試圖說明的是，「現代人」的研究不應只研究現代性高的那一小撮人，特別是集中去研究像大學生這樣一個正值「反傳統」年齡，為「反傳統」而可以接受任何新東西的族群。我們還應該研究的是那些芸芸大眾，因為他們才代表某一時間切面的「現代」之現狀或平均數及整個社會文化傳統改變的大方向。因此，我認為過去社會心理學有關「現代人」的研究只集中在探究「最現代」的人是誰，而沒有注意到許多其他種類的「現代」人也都在或快或慢地進行改變，是在概念上的一項缺失。

（四）如何改造中國人？

過去現代化研究的第四個主題是有關如何改造中國人使我們可以迅速地達到現代化的目標。一些學者在沉痛地指出中國人贏弱的「病根」之後，常常開下了一劑劑的「藥方」（溫元凱，1986；溫元凱、餘明陽，1986）。在這些「藥方」不被採納或醫治無效時，又常常痛斥病人不聽話。然而，任何一個好醫生都知道，藥方必須依病人特殊的體質及當時的現狀來開。現代化的醫生往往罔顧這一基本原則，忽略了中國人是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長成的，現代化的藥方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去調話，才可「病癒」。這裡，再次讓我們看到過去有關現代化的研究及討論的主要問題是不能把「應然」與「實然」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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