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怎樣挑起甲午戰爭的
【核心提示】朝鮮東學黨起義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導火線。日本利用並一手點燃這根導火線,用「巧妙」的外交手腕,終於挑起中日甲午戰爭。然而,再巧妙的手腕,終究掩蓋不住歷史的真相。甲午戰爭是日本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一場侵略戰爭,毫無疑義。
甲午戰爭的主要發動者、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在《蹇蹇錄》中曾說:「將來如有人編寫中日兩國間當時的外交史,當必以東學黨之亂為開宗明義第一章。」朝鮮東學黨起義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導火線。那麼,日本是怎樣利用並一手點燃這根導火線的?
乘東學黨起義設計出兵朝鮮
1894年5月初,朝鮮東學黨起義蓬勃發展,勢如破竹,大敗官軍。朝鮮鑒於局勢危急,擬請中國派兵助剿。根據中日《天津條約》規定:「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中國派兵很可能促使日本也同時派兵,因此,清政府和朝鮮政府在派兵問題上均態度謹慎。
日本卻乘機慫恿中國出兵。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奉命多次向清政府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凱表示,盼望中國「速代戡」,日本政府「必無他意」。清政府信以為真。5月31日,全州陷落。6月1日,朝鮮決心向中國借兵。3日晚,朝鮮正式請中國依據壬午、甲申先例派兵代為助剿。
清政府為慎重起見,發布派兵諭旨前,再次與日本駐天津領事和駐朝公使進行確認,日方口頭上均表示理解與支持。中方還具體詢問了中國派兵後依照條約照會日本的途徑。5日,清政府下達派兵諭旨。次日,令駐日使臣汪鳳藻和總署分別照會日方。照會說明中國派兵是應朝鮮之請,軍隊主要任務是助剿,「事竣後即撤回」。
然而,日本所謂的「盼華速代戡」,「必無他意」,完全是虛飾之辭。東學黨起義迅速發展時,日本軍事當局已秘密著手軍事動員。以伊藤博文為首的政府當局,尤其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態度甚為積極,認為此時是恢復日本在朝鮮勢力的良好時機,不可失之交臂。由於當時漢城、釜山、仁川等地均無危險,日僑居地毫無波及,出兵未免貿然,為此,寄希望於中國派兵,然後以《天津條約》的同等派兵權堂皇出兵,因此授命杉村積極慫恿中國出兵,即其中一個步驟。所以,當6月2日接到杉村急電,報告朝鮮政府已向袁世凱提出借兵請求時,正在官邸召開內閣會議的伊藤博文立即派人請參謀總長有栖川熾仁親王和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參加會議,秘密決定出兵朝鮮,得到明治天皇裁可。3日,朝鮮才正式請中國派兵,5日清政府下達派兵諭旨,6日派聶士成率所部赴朝,並於當天命汪鳳藻等依照條約知照日本。而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5日下午就偕同外務省和海軍軍令部官員及所率部隊乘巡洋艦出發了。可見,日本在朝鮮正式請求中國派兵前一天、中國正式派兵赴朝前4天,就已做出派兵決定。而日本軍隊則在中國軍隊啟程前一天,也即汪鳳藻等照會日本前一天已經出發。此後不斷增兵,人數之眾,組織之嚴密,遠在清政府之上。
日本派兵非應朝鮮之請,預先又毫無溝通,令中朝兩國大感意外。但日本在7日致中國的照會中反覆表示,派兵目的在於「保護使署、領事及商民」,「無他意」,保證「毋生事端」。為此,清政府在「無須多派,更不宜入內地」的前提下未表反對,強調兩國軍隊「一俟事竣即撤回」。
日本既成功實現派兵,便一改派兵理由,並將責任推給中國。清政府所派軍隊只駐紮牙山一帶,日本卻不僅不斷大量增兵,且軍隊「徑抵漢城」。朝鮮政府驚恐不已,立即派人萬般勸阻,但日本一概不理,進而宣稱,派兵是因中國派兵之故,要朝鮮與中國商辦。陸奧宗光更在回復清政府的照會中聲稱,日本此次派兵系根據日韓《濟物浦條約》中的權利。日本除遵照中日《天津條約》行文知照中國外,關於其軍隊多少,及進退動止,毫無受清政府掣肘之理。最後則表示,將節制本國軍隊,「決無妄行衝突之虞」。至此,清政府深感日本手段「陰鷙極矣」。
情急之際,朝鮮政府於11日與起義軍簽訂休戰協定。次日,清政府決定依照中日《天津條約》與日本展開撤兵交涉。
不「照約」撤兵反留兵挾議
「照約」撤兵中的「約」,中方一般指1885的中日《天津條約》,日方還聲稱依據1882年的日韓《濟物浦條約》,但兩者的基本精神一致。其實,中日《天津條約》有關中日駐兵問題的規定,恰是為了約束《濟物浦條約》的相關條款。《濟物浦條約》規定日本使館置士兵若干備警,如朝鮮兵民守律,一年後撤兵。這一規定在甲申事變後簽訂的日韓《議增續約》第五款中被延引。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議定中日《天津條約》關於中日駐兵問題時,鑒於剛剛訂立的《議增續約》第五款,著意商定「彼此盡數撤回」,目的就在於避免中日兩國「滋端」。可以說,中國依據中日《天津條約》已足以為憑。如果一定要強調兩者差別,問題只在於中日雙方是否均需酌留、酌留人數多少。
清政府令袁世凱和汪鳳藻在漢城和東京同時展開撤兵交涉,但日本志不在此。伊藤博文面對汪鳳藻的質問,一邊稱派兵稍多是因道遠接應難,一邊透露留兵代議善後之意,又答應亂定兩國撤兵。清政府提出全羅道已克複,希望照約撤兵,伊藤等卻聲稱大鳥並無相應電報。也就是說,朝亂平定與否,朝中兩方的聲明均不足為據,需完全以日方駐朝代表的報告為準。
其實,6月14、15日,日本在騎虎難下的情況下召開內閣會議,確定了以不撤兵和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為基幹的新的挑釁政策,以窘中國。日本外務省於15日午後致電大鳥,令無論如何不可撤退駐軍,並令立即派遣使領館人員赴暴動地方調查實況。而調查務令緩慢,且必須作成與和平狀態相反的報告。
陸奧宗光曾公然表示,所謂改革朝鮮內政不過是用來促成中日衝突的外交上的一種手段而已。日本提出的改革朝鮮內政案即「陸奧三條」,包括:一、日軍與清軍會剿朝亂;二、兩國派員改革朝政及稅務;三、兩國派員教練朝軍,使其能自我靖亂。陸奧三條均已超出條約範圍。為此,清政府照會日本,中日《天津條約》規定亂定撤兵,朝鮮政府已告知不煩中國軍隊助剿,自然不存在兩國會剿之說。中國不干預朝鮮內政,日韓條約又承認朝鮮自主,尤其沒有干預內政之權。因此,「均難於約外另商辦法」。
中國發出照會當天,日本內閣在首相官邸舉行臨時會議,次日舉行御前會議,決定向中國提出拒絕書。內稱,中國不同意日本會剿及辦理善後,日本「不能同見」。日本的基本立場是「不能撤兵」,「斷不能撤」。陸奧自稱這是日本政府對於中國政府的「第一次絕交書」。日本提出第一次絕交書後,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按照當時形勢,戰爭已不可避免。然而採取何種手段做成開戰口實,又不負開戰責任,尚需考慮。日本擬仍以改革朝鮮內政為借口激起中日衝突。
在各國調停中不宣而戰
日本露骨地留兵挾議,英、俄等列強也看出這只是一個借口,它們不會坐視自己在遠東的利益受損。當清政府提請英、俄兩國出面調停時,俄、英先後同意通過各自駐日和駐華公使出勸日本與中國約期同時撤兵。
日本先用巧妙的說辭影響了俄國駐日公使希德洛夫。日本再三向希德洛夫表示,「日本政府除希望確立朝鮮之獨立及和平外,絕無他意」,待朝鮮國內形勢完全回復平穩時,當撤退「朝鮮境內所有日本軍隊」。希德洛夫受此矇騙,對於調停一事不表熱心。這一立場影響了俄國外交部。
對於繼俄國之後出面調停的英國,日本則充分利用英俄矛盾,採取緩兵與拉攏之計。經英國駐日代理公使巴健特多次敦促,7月初,日本不得不派駐華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就撤兵、朝鮮內政改革等問題來與總署展開數次會談。但小村只負責通信,並無商議之權。會談中,小村在先撤兵、後商議,抑或先商議、後撤兵問題上,始終與中國唱反調;在起義是否平定問題上也堅持與中國相反的立場。
14日,小村突然將日本政府的意見照會中國,稱中國仍主張先撤兵,而不遵從改革朝鮮內政之意,是無意息事。嗣後有不測之變,日本政府不任其責,將會商失敗的責任歸咎於中國。日本這份照會史稱「第二次絕交書」。對於中日「會商」的失敗,陸奧宗光十分高興,認為這可使日本「在將來的行動上,漸得自由,寧為可喜」。
其時,日本正與英國談判修改條約問題。總署收到日本第二次絕交書後兩天,《英日通商航海條約》簽訂。次日,日本大本營召開御前會議決定開戰,制定了作戰計劃。
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並未放棄調停,擬聯合俄、德、法、意四國共同參與,又提議中日兩國在朝鮮劃區佔領。對此,日本拖延不答,清政府則於26日表示接受。
然而,25日,日本軍隊在牙山口外豐島海面突然向中國軍隊開炮,甲午戰爭爆發。當天,日本向英國政府保證,不在英國利益的中心地區中國上海及附近作戰。
日本用「巧妙」的外交手腕,終於挑起中日甲午戰爭。然而,再巧妙的手腕,終究掩蓋不住歷史的真相。甲午戰爭是日本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一場侵略戰爭,毫無疑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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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場日本發動的非正義戰爭。因發生年為1894年(光緒二十年),按照中國干支紀年法,時年為甲午年,史稱「中日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國勢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政府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甲午一戰,使得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艦艇等戰利品數倍於日本整年財政收入。同時,佔領朝鮮、中國台灣後,日本可以在戰略上對東北、華東構成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嘗到了侵略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大侵略的慾望。(武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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