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白鹿原》

陳忠實，陝西西安人。中共黨員。1962年畢業於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學。歷任西安郊區毛西公社蔣村小學教師，毛西公社農業中學教師及團支部書記、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及黨委副書記，西安郊區文化館副館長，西安市灞橋區文化局副局長，陝西省作協專業作家、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中共第十三、十四大代表，陝西省委第七、八屆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國作協第五屆全委會委員及第六、七屆副主席。1965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文學創作一級。著有短篇小說集《鄉村》、《到老白楊樹背後去》，中篇小說集《初夏》、《四妹子》、《夭折》，《陳忠實小說自選集》(3卷)、《陳忠實文集》(7卷)，散文集《生命之雨》、《告別白鴿》、《家之脈》、《原下的日子》等。短篇小說《信任》獲全國優秀作品獎，《立身篇》獲《飛天》文學獎，中篇小說《康家小院》獲上海首屆《小說界》文學獎，《初夏》獲《當代》文學獎，《十八歲的哥哥》獲《長城》文學獎，報告文學《渭北高原，關於一個人的記憶》獲全國報告文學獎，長篇小說《白鹿原》獲陝西雙五文學獎、人民文學出版社炎黃杯文學獎、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主持人：傅光明（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在現代文學館聽講座。今天我為大家請來的主講人是陳忠實先生，大家歡迎！今年是忠實老師創作的長篇小說《白鹿原》20歲生日，也是獲得茅盾文學獎10周年。20年來，在讀者的心目中，陳忠實的名字始終與《白鹿原》聯繫在一起。在當下人們時常關心文學作品的藝術生命力能否長久，忠實老師以他的《白鹿原》做了有力回答。今天現場來了這麼多的聽眾，也是一個明證。由此，我們更想知道，他是如何創作這部小說的。有請忠實老師演講「我與《白鹿原》」。《白鹿原》的緣起1978年，是對我國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大家習慣地把1978年叫做「文藝復興」開始的一年。這個復興直接面對的是十年「文革」的文學荒漠。我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文學創作的。首先我要道歉，不會說普通話，只會說西安話，我盡量不說西安那些生僻的詞，說陝西的普通話，請大家諒解。跟北京的讀者交流，對我來說是一種榮幸。作家關注評論家對他的作品的評價，對我來說，更關注與讀者交流。與非文學圈內的讀者交流，對我來說更為珍貴。首先我來介紹一下《白鹿原》這部小說的緣起和創作過程，以便讀者理解作品，實現作家與讀者的交流。我先來提供一下作品創作的情況。我是新時期開始走上文學創作的一個作家。1978年，是對我國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大家習慣地把1978年叫做「文藝復興」開始的一年。這個復興直接面對的是十年「文革」的文學荒漠。我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文學創作的。之前雖然也有一些創作，但真正把文學當作事業就是在1978年。1978年春天，我在當時家鄉的公社，現在叫鄉鎮，正領著搞一個八華里長的水利工程，給我的任務是修河堤。在指揮部的房子里，我收到了雜誌社給我寄來的《人民文學》，看到了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那天晚上看了後，心裡頭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直接的感覺就是可以把文學當作事業來乾的時候到來了！當這個河堤快修完的時候，我就從公社調到區文化館去了。從1978年的春天開始，文學對人們的影響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儘管我青年時期喜歡文學，但把文學當作主要的職業，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一直在寫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也出了幾本集子，並獲了全國短篇小說獎。對於長篇小說的寫作，心裡一直有種畏懼感。我記得，在陝西新時期成長起來的一批作家，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全國有比較大的影響。《文藝報》還專門到陝西去報道了這批青年作家的情況，刊發了一整版的文章。但是，這批作家寫的都是短篇和中篇，頭兩屆茅盾文學獎，我們陝西連一部作品都推薦不出來，且不說質量，而是連一部長篇小說都沒有。後來，陝西作家協會的領導對這種情況作了認真地分析、研究，認為這批青年作家中的一部分人思想藝術開始趨向成熟，應該促進他們進入長篇小說的創作。1985年夏天,陝西作協召開了貫徹這個精神的會議，促進陝西青年作家從事長篇小說創作，這個會從延安一直開到榆林，開了很長時間。會後，一部分青年作家立即進入到長篇小說的創作之中。路遙，大家都知道，長篇小說促進會一完，他就在延安坐下來，開始《平凡的世界》的創作。他在會上就表態要開始長篇的創作。我在當時還沒有考慮長篇，正熱衷於中篇小說的寫作。當時我的一個基本想法是，至少寫過十個中篇小說之後，再看看能否進行長篇小說的寫作。在我的意識里，長篇小說太嚴峻，不敢輕易動手。因此，從寫短篇、中篇入手，先練習文學基本功，進行各種藝術形式的探索、練習，為將來的長篇小說打好基礎。這個會是夏天開的，我還是這樣很平靜的心理，結果到秋天、冬天的交界時，我寫了一個中篇《藍袍先生》。寫了不到一萬字的時候，突然發生了意料不到的情況。《藍袍先生》開頭這一萬多字寫的是1949年前一個關中鄉村的小知識分子的家庭。這塊生活的幕布一打開，咿呀！我的心裡就受到了很大的衝擊，這個鄉村私塾教師家庭的背景，把我幼年鄉村生活的記憶一下子就打開了！這一打開，對於我來說是個驚喜，一種驚訝，完全陌生而又新鮮的感受性記憶直接衝擊著我。我也同時驚異地發現，1949年前或者稍後關中鄉村生活的記憶，我有一個庫存，從來沒有觸動過，現在突然感到很珍貴。在鄉村私塾先生的四合院里，我就朦朧地意識到，這裡頭有著挖掘不盡的故事。於是萌生了長篇小說創作的想法，至於故事的情節、人物都還沒有任何想法。這就是《白鹿原》最早創作慾望的產生，由這個中篇小說而突然引發的。我從新時期創作以來，一直面對的是現實生活的發展。我的短篇、中篇，包括紀實文學都是對當下生活的變遷做出的反應，是跟現實生活同步的創作。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初，鄉村的改革非常熱烈，鄉村世界的變化非常之大，我有點應接不暇。所以，我的短篇、中篇、紀實文學都是寫鄉村改革變化和人的心理精神變化。寫《藍袍先生》發生的轉折，第一次把眼睛朝背後看過去，我生活的關中的昨天，這裡的人是如何生活的。這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發生的事情。這個中篇寫完後，寫長篇小說的準備就開始了。當時還無頭緒，是一次不尋常的閱讀啟發了我。我在《世界文學》上讀到古巴一個作家卡朋鐵尓的《王國》，尤其是他的創作歷程的故事對我啟發很大。這個時候拉美魔幻現實主義進入中國，對我國文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多家媒體都筆談魔幻現實主義如馬尓克斯的《百年孤獨》，可以說我是在中國讀者中比較早閱讀的，這是鄭萬隆在《十月》雜誌上翻譯發表的。初讀《百年孤獨》，似懂非懂，但確實對魔幻現實主義刮眼相看。讀了卡朋鐵尓的創作歷程故事後才搞明白，拉美在上世紀初並沒有文學，雖然各個國家都有一些寫手，但都是寫一些進入不了真正藝術殿堂的民間故事。到拉美資本主義開始興起以後，一些最早覺悟的學者，紛紛到了歐洲，尤其是到法國留學，接受法國文學的影響。其中就有卡朋鐵尓，他在法國大概呆了四五年，寫了一批小說，學習歐洲現代派的筆法，但發表後都如石沉大海，沒有引起任何反應。他很失望，經過反思和自我調整，決定離開法國。有一句話我至今還記得:他坐上輪船離開法國回古巴的時候，面對法國海岸說了一句話，「在法國現代派的旗幟下，容不得我！」卡朋鐵尓這句令人觸目驚心的話，確實對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我，起到了一種震撼性作用。他回到古巴以後，去了拉美一個純粹黑人移民的國家——海地，在那裡呆了兩年多。他主要研究海地的移民史和黑人在海地的生存狀態。我當時很感動，我想毛澤東號召作家深入生活，還常常引起一些爭議，這個卡朋鐵尓並沒有人教導他去深入生活啊，卻一個人深入到海地，一呆就是兩三年，最後寫出近十萬字的小長篇《王國》。我在《世界文學》看到的就是這部翻譯小說。《王國》發表以後，不僅在拉美地區引起很大影響，而且是拉美文學第一次震撼了歐洲文壇。法國、德國等一些藝術評論家，拿歐洲種種藝術流派試著把《王國》框進去，都不怎麼合適，無法給這個長篇命名，最後給它創造了一個新的文學藝術流派叫「神奇現實主義」。卡朋鐵尓在拉美國家影響更大，受他影響的作家很多。作家們紛紛把眼睛面對著自己的國家和土地，研究自己民族生存的現實和歷史，在歐洲文壇引起更大的反響，直到《百年孤獨》出現，歐洲那些評論家把原來命名的「神奇現實主義」修正為「魔幻現實主義」。從此，魔幻現實主義成為一種文學流派，至今仍有著巨大的影響。「魔幻現實主義」使我受到很大的啟迪。卡朋鐵尓從法國跑到海地，去研究拉美的移民史，這使我突然意識到，我對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的昨天還不甚了解。因為，我在解放後才上學，直接面對的都是解放後的生活，寫作也是面對解放後的生活，對它的昨天沒有了解。只有在寫《藍袍先生》時，才突然意識到應該了解昨天我腳下的這片土地是怎麼一回事。

白鹿原，自然環境獨特，東南依山，三面環水，風成黃土堆積台原面積263平方公里,海拔高於西安300米,虎視十三代古都,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歷代王朝長治久安的天然屏障。 《白鹿原》的創作過程在閱讀中我又驚奇地發現，關中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歷史演變過程，跟我國近代史發生的過程完全是同步的，也就是說，關中這塊土地上的人物命運跟我們近代以來整個民族的命運是一致的。寫長篇小說的想法一產生，我就想，不用跑遠，就把西安周邊的三個縣區的昨天了解一下。因為，西安在陝西的關中地帶，是歷史古城，包圍著西安的有三個縣：藍田縣、長安縣，還有我家鄉的咸寧縣。咸寧縣在辛亥革命後撤銷了，合併到長安縣，但縣誌都還在。解放前藍田縣最完整、也是最後一部《縣誌》的主編，就是《白鹿原》中的朱先生。這個朱先生的原型姓牛，是清末最後一茬舉人，他家離我家隔著灞河，大概有八華里遠。我查《縣誌》，其中有一件事對我影響很大。《縣誌》一摞幾十卷，其中有五六卷是貞婦烈女卷，第一卷，某某村、某某氏，都沒有婦女的名字，前頭是她丈夫的姓，接著是她的姓，沒有名字，兩個姓合在一起就是一個女人的稱謂:某某氏，十六歲結婚，十七歲生子，十八歲喪夫，然後就是撫養孩子，伺候公婆，完成一生。這是我記憶里的婦女生命史，這大概是第一頁上介紹的第一個人;往後一個比一個文字更少，一頁上只是記兩三個。到第二本的時候，沒有任何事實記載，僅列一個人名字，某某村、某某氏，就排著人名。翻了幾頁我就挪開，沒有什麼內容。哎呀！就在我推開的一瞬間，我的心裡咯噔一下，突然意識到，這些女性，用她們的整個生命換取了在《縣誌》上僅四五厘米長的位置。可悲的是，後來的人，包括我在內，沒有誰願意翻開它，沒有人耐心地讀一遍。這是幾重悲哀！你想想，十六歲結婚、十七歲生子、十八九歲丈夫就死掉，然後在屋子裡頭伺候公婆、撫養孩子，作為女人的一生就是這樣的過程!這種悲哀誰能感受得到？也許我多了一點敏感，隨後又把這個《縣誌》拿過來，一頁一頁地翻過去。我想，多少多少年之後，一個還沒有名氣的作家，向這些屈死鬼們行一個注目禮吧！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就在這種心裡感受中，我產生了要寫田小娥這個女人的想法。我想，無以數計的貞婦烈女傳中，應該有這種聲音，反叛那個腐朽不堪的婚姻制度。但是，具體的人物名字當時都不可能產生，我就是想應該有這樣一個女人，為了合理的生存自我反抗。我跑了藍田、長安和咸寧縣，把它們的縣誌都看了。田小娥這個人物是我意外的收穫。還有，小說中有生活原型的人物是朱先生，真人叫牛兆濂。我父親給我講過他的許多故事，他是關中地區被神化了的一個舉人，他可以觀天象、去凶避災，包括哪個農民丟了牛也來問他，他說朝東找，就找到了。我在構思小說時，很想寫這個人物，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但是，我心裡壓力最大的，恰恰就是這個有生活原型的人。為什麼？因為如果沒有生活原型，是虛構的，讀者無非判斷這個人物有分量或者沒分量、深刻或者淺薄、有意思或者沒意思。而這個牛先生，直到現在在關中都是影響很大的一個人，一旦這個人物寫得站立不起來，讀者拿真實人物作參照，就會說：哎呀，老陳寫的朱先生這個人物不是人家那個牛兆濂先生，不像！這一句話就把你打倒了，把你的作品否定了。所以，對我反而壓力更大。正式查牛先生編的《縣誌》，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在編到《民國紀事》卷的時候，關中發生過的很多大事，包括李先念的紅軍到過藍田縣都有記載。這個老先生編《民國紀事》時，嚴格恪守史家筆法，即純粹的客觀筆述，我猜測其中當然也壓抑了不少個人情感，在客觀紀事之後又加了一些相當於我們現在編者按的文字。面對藍田發生的重大事件，作為老先生的個人觀點，作為附記表述出來。正是他加的這些東西，讓我把握住了這個老先生的心理結構和心理狀態，使我把牛老先生在那個裂變的時代中，面對世事變化的感受，基本上把握住了，一下子有了寫這個人的信心。還有就是對這塊土地的了解。我的老家位於西安城東大概50華里的地方，就在地理上的白鹿原的北坡根下。我們那個小小的村子，在我的記憶中是很貧窮的。我家在原的北坡下，還好一點兒，離灞河很近，到改革開放之前，儘管粗糧多，基本還不餓肚子。通過查《縣誌》、《民國紀事》、當時的史料、老革命寫的回憶錄之後，我才對這個原產生了很大的感動。這個原上的老革命應該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就開始了革命活動。這個原幾乎在湖南、江西、上海鬧革命的同時，就成立了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從資料上看，當時陝西的農民運動，規模和參與的人數很大很多，劉志丹是領導人之一。農民運動打土豪分田地，轟轟烈烈，藍田縣就有一二百個農民協會組織。我當時看了這些有關資料後，調侃了一句：「陝西的農民運動深入程度可能與湖南差不了多少，但是陝西沒有人寫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以陝西的農民運動沒有人知道。」由此，也更正了我的一個觀念:我們陝西經濟發展不上去，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了，經濟總量老是在全國後十名排著，陝西人到處議論、調侃，說陝西人太保守，有一個肉加饃就不願意走出潼關，自己作賤自己。我把近代史上關中土地上發生的一些大事看了以後說，陝西人可不保守啊！抗日戰爭最危難的時候，是一個陝西人和一個東北人聯手把蔣介石抓了起來，強迫他簽了一個抗日的協議，誰有這個陝西人思想解放？楊虎城思想不保守;農民運動打土豪分田地那個時代，陝西也搞得很厲害，可見也不保守。我寫過一篇隨筆，說我們改革發展上不去，步子走得慢，應該另找原因，不應該自己作賤自己，這樣可能永遠找不到出路。所以，通過查閱資料，對於我理解這裡的人和這塊土地，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再一個是閱讀。經過大概兩年的籌備，中間也牽扯著一些閱讀。我記得，對我印象深刻的書有這些：范文瀾先生寫的《中國近代史》，我重新把它讀了一遍。為什麼讀這本書呢？我想把關中近代以來，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後發生的各種事變，跟我們國家近代以來的那個大的背景聯繫起來，避免孤立地看待在白鹿原發生的事情。在閱讀中我又驚奇地發現，關中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歷史演變過程，跟我國近代史發生的過程完全是同步的，也就是說，關中這塊土地上的人物命運跟我們近代以來整個民族的命運是一致的。

陳忠實作品。其中《白鹿原》一書，自1993年出版以來,至今發行量高達120萬多冊,創造了我國20年來長篇小說的出版奇蹟。還有兩本書對我的啟發很大，一本是一位陝西學者寫的《興起與衰落》，他從西安為代表的關中這塊土地歷史上幾次大的輝煌到幾次衰落，直到清末以後的大衰落中，研究這塊土地的歷史，並從理論高度分析解構，使我更切近地理解了關中。在兩年的準備期間，我也讀了一些長篇小說。我記得在構思小說之初，西北大學文學系一位關注我創作的蒙老師，對我說過這樣一句話：「長篇小說是一個結構的藝術，結構好了小說就立起來了，有骨有肉就立起來了；結構不好，你的小說就像剔了骨頭的肉，提起來是一串子，放下去是一攤子。」這話把我嚇住了。因為，我第一次寫長篇小說，本來就有畏懼感。沒有辦法，只能去閱讀，看別人是怎樣結構長篇的。這時候，我突然意識到以前閱讀長篇怎麼光看熱鬧，光看人物情節，沒有認真去研究結構呢，真是太粗心了!於是，我讀了一些長篇，首選的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影響最大的兩篇長篇：王蒙的《活動變人形》和張煒的《古船》。後來，又讀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等。讀了這些書之後，我的最大感覺是，根本沒有一種現成的結構形式讓作家把他思考的內容裝進去，結構形式只能由作家自己去創造。這就是創作。創作成功了，你就成功了；創作不成功，你就失敗了，就這麼簡單。當時還有一個嚴峻的問題是，當我快寫完《白鹿原》時，新時期的文學第一次面臨低谷狀態。像我們陝西的文學雜誌《延河》，改革開放初期文學熱的時候，發行量是80萬，此時掉到只有幾千冊。此時，已經出現出書難、作家寫的書沒人出的情況。那時，計劃經濟剛剛轉入市場經濟，不僅作家有壓力，出版社的壓力也很大，找不到賺錢的書，贏不了利，沒有辦法運作。不光是文學界，我還記得當時的報紙登過這樣醒目的消息，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收入。那個矛盾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很尖銳，反映在文學界也是這個矛盾。面對這種情況，我首先想到的是，必須得有人來買你的小說，出版社有了起印數，小說才能出版。在這個過程中，我反覆思考了可讀性的事，覺得需從兩個方面解決，一個是人物的命運描寫，要準確，作家自己不能在那裡任意地去表述什麼，而是必須把作品的各色人物把握準確，爭取寫出那個時代的共性和典型性。再一點是文字敘述。開始我曾想寫上下兩部，《白鹿原》的內容比較多，時間的跨度也比較長，但最後決定還是寫一部，而且不超過40萬字。所以，從情節、人物、構思上重新考慮，尤其是文字，解決篇幅太長的一條有效途徑，就是把描寫、白描式的語言變成文學敘述語言。我那個時候已經意識到，30個字的敘述語言，可以把200-300字的白描語言所表述的內容涵蓋了。這個轉變過程需要語言功力和語言感覺。在正式寫長篇之前，我連著寫了二三個萬把字的短篇小說，練習敘述語言，我給自己規定從開篇到結尾，不用人物對話，把人物對話的心裡活動，以人物的角度敘述來完成，要達到形象化的不是概念化的敘述，這樣不僅節約了篇幅，也使語言發生了質變。還有一點，就是對非文學書籍的閱讀。這時候有一種新的研究觀點，叫文化心理結構學說。我對這個觀點很感興趣。我們中國人和外國人，包括黑人，誰黑，誰白，誰個子高，誰個子低，誰鼻子高，誰鼻子低，一目了然，種族間的這種差別都掛在臉上，不用誰教你就能看得出來，而真正的差別是在文化心理結構上。中國人和美國人、法國人巨大的差別就在文化心理結構上。我意識到，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的心理結構——儒家，具體到我們西安這個地方，把儒家文化發展成一個關中學派，並衍生出諸如《鄉約》條文教化民眾，對人的行為，長輩、晚輩、夫妻的行為規範非常具體。正是這些東西，結構著人的心理和心態。具體到我生存的這塊土地——白鹿原，像我寫的上世紀的前五十年，原上原下能夠接受教育的人可能只有百分之一，大部分都是文盲。文盲的文化心理結構跟鄉村的中等知識分子是一致的，他們雖然沒有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但卻接受一代一代傳下來的那些約定俗成的禮儀和審美標準，支撐起一個人的心理結構。簡單地舉個例子，「男女授受不親」，家長對孩子都有過這樣的教育，男孩就跟男孩玩，女孩就跟女孩玩，從小就給你灌輸這樣的觀念，尤其是女孩的家長更嚴格。這些禁錮從小就有。所以，改革開放之初國門打開，在西安看到外國的一個男人挽著一個女人的腰，在街上走路，滿街都是圍著看稀罕的人群。現在我們中國男人在大庭廣眾中挽著女人的腰，比外國人還開通。為啥呢？就是原有的那個中國人的心理結構被打破了。當然，我們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比這個要複雜得多。一旦心理結構的某一個支架或支柱發生傾斜，這個人就發生心理上的紊亂，發生紊亂就痛苦，到他重新建立新的心理結構的時候，就達成了穩定和快樂。過去，我接受的創作觀念是寫小說就要寫典型人物，到我要寫長篇時突然意識到，幾種類型的典型人物早就讓四大名著寫完了，現在再要塑造一個能稱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還真不容易。我懂得了文化心理結構學說，就給我塑造人物打開了一條路子，從肖象、外型描寫到對話語言都進入一個新的路徑。正是依著這個新的角度，我來探索我的長篇小說中的幾個主要人物。為了寫好這些人物，我默默給自己定下一條禁忌：不搞形象描寫，這個人模樣長得咋樣、身材如何，基本不作描寫，就從心理出發，從心理結構出發，讓他或她依自己獨有的文化心理結構決定自己的行為。為了把握人物心理結構和心理活動，我還讀了《心理學》、《犯罪心理學》、《夢的解析》、《藝術創造工程》。大約經過兩年，我完成了從準備、到調查、到構思，1988年清明一過,我就開始寫草稿。再談一個關於性描寫的話題。這是我在構思長篇小說時認真思考過的幾個問題之一。這對我來說也非同小可。我從一開始寫小說，在我們西安、陝西青年作者群中，包括有限的讀者都認為，陳忠實寫老漢寫得好，寫農村的各種老頭形象寫得好。我也不知道怎麼形成這個看法的。在我開始寫的幾個小說里，沒有女性，全是男的，有年輕的、中年人和老頭，在這些人物裡頭大家覺得我寫老漢寫得最生動。其實，我當時才30歲，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印象？我1979年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徐家園三老漢》短篇小說，我試著同時寫三個老頭，能不能把他們的性格特徵、心理差異寫出來，而且還都不是壞老頭，三個人都在生產隊的菜園裡工作，寫他們個性差異，練習寫作基本功。到後來創作發展以後，意識到不能光寫男性，也探索寫女性，結果寫了幾個短篇，發表出來以後沒有什麼反應，沒什麼人覺得好。第一個有反響的是中篇小說《康家小院》，在上海還獲得一個獎，使我感到鼓舞。到《白鹿原》面臨一個從基本的生存、合理生存的本能上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封建文化的大命題。最初的小娥形象，涉及的不是孤立的一個女人的命運。關於性描寫問題，在我自己心理也有障礙，怕那些熟悉我作品的讀者會說：陳忠實怎麼也弄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小時侯目睹過一件事，有一個年輕的女性，不滿意婚姻而逃婚，被抓回來後捆在一棵樹上，全村的男人用刺刷抽打她。我寫小娥被刺刷抽打，就是從這裡來的。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懲罰女人的一種殘酷行為。為了這個逃婚的女人，村子裡的所有矛盾暫時都化解了，凝聚起來懲罰這個女人，這意味著什麼？在封建婚姻的是非認定里，是空前一致的，這是我們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的一根很重要的梁或柱。辛亥革命倡導女人放腳，「五四運動」提倡婦女解放，經歷的過程卻是十分艱難的。於是，我對寫性有了一個基本的把握:如果包含著文化心理的東西，那就寫；如果不含這個東西，讀者為什麼要看你寫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判斷是否屬於亂七八糟的東西，或者是人物心理結構中不可或缺的那根梁或柱，關鍵就在這裡。我以這個來判斷，並給自己定了三句話、十個字：「不迴避，撕開寫，不作誘餌。」以前我都是迴避的，這部作品不能迴避，而且要撕開寫。把握的分寸在於，不能把性描寫作為吊讀者胃口的誘餌，這是寫性的必要性和非必要性的標準。我把這十個字寫在我的日曆板上，時刻提醒。第一次寫長篇小說，我的心裡真的很有壓力，為了放鬆這個壓力，我分兩步，第一步寫草稿，第二步寫正式稿。因為人物和情節比較多，穿插結構複雜，合理結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加上我的老師那句壓迫性的話：「提起來一串子，放下去一攤子。」所以我都不敢叫草稿，叫草擬，能把這些人物互相交錯的架構擺出來就行了。為了減緩心理壓力，保持寫作的放鬆狀態，我不在桌子上寫，而是在沙發上寫。上世紀80年代末，那時的經濟還不寬裕，農村的木匠給我做了沙發。坐在沙發上用一個大日記本放在膝蓋上寫，寫了40萬字，沒有上桌子。這種寫作方式以前沒有過，就是為了減輕心理壓力。在日記本上寫草擬稿的感覺就是很放鬆，心裡放鬆就能夠展開。初稿實際上只寫了8個月，正式稿寫了三年，終於完成了這部長篇小說。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基本過著和當地農民一樣的生活。稍微優越一點的是，我大約十天、半月吃一次肉，改善一下生活，而農民大約是逢到紅白喜事才能吃到肉。上世紀80年代，農民就是這個狀況。搞專業創作以後，就徹底回到家鄉農村，生活形態跟農民差不多。我是1982年搞專業創作回到村子的，到1993年離開村子。在村子裡所有人家的紅白喜事，都是聘我當賬房先生(哈哈)。包括農民蓋房上大梁的時候，要舉行慶祝活動，也把我拉去，管煙管酒，還不准我參加勞動。整整十年我在村裡就這麼過著。到我籌備寫長篇的時候，我家才蓋了三間平房，我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大約不到十平米的書房，之前都是在家裡擱柴火的房子里，支了一張桌子。我寫作只要一張桌子就可以了。我跟人抬杠：「母雞下蛋不下蛋不在那個窩好不好，一隻空懷的母雞，你給它弄到金鑾殿上還是下不了蛋。真正懷了蛋的母雞，即使沒有窩，一邊走著路它就下蛋了。」（笑聲）作家體驗生活、感受生活，然後形成作品的成色如何，不在你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不在這個，關鍵在你的感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所以，我一向不太計較這些東西，在生活形態上沒有任何要求，能保持一種純凈的寫作心態，最好。

陳忠實書法 《白鹿原》的成功出版「如果你這個小說出版不了咋辦？」我說：「我就去養雞。」小說寫完、人民文學出版社拿走稿子之後，還留下一份複印稿，我第一個請人看的，就是評論家、朋友李星。我說：「你看一下，談一下你的感覺。」交給他十天後，我從鄉下回到陝西作協，在院子里碰見了他，我問：「你看了沒有？」他黑煞著臉：「到我家說！」我就陪他上到五樓他家。他提著剛從菜市場上買的蒜苗什麼的，往廚房裡一甩，便進到他的卧室。他突然轉過身來，捶了一下拳說：「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我聽見這個話，那吊在半空的心，才沉下來。然後，他在房子里根本不坐，也不讓我坐，就轉來轉去，不停地跟我說，小說里的人物、情節怎麼好怎麼好。全是他在說，激動得不得了。這是這部小說寫完後，我聽到的第一個讀者的聲音，是評論家的聲言，我很感動。緊接著，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高賢均看完書稿後的一封來信，讓我激動得跳了起來，趴在沙發上，喊了一聲，幾乎窒息（哈哈）。為什麼？這個小說快寫完的時候，我家發生了點變化，在西安陪著我孩子念書的老母親，身體突然不行了，跟我一直住在鄉下的老婆趕緊趕到城裡去，這樣鄉下就留下我一個人，自己寫小說，餓了自己煮麵條吃，情緒還蠻高的。老婆走的時候，我說：「我再進城時小說就寫完了。」老婆順口問了一句：「如果你這個小說出版不了咋辦？」我說：「我就去養雞。」為什麼？我這個專業作家當了十幾年，寫一個長篇小說出版不了，專業作家還有什麼臉再當下去？況且，我的家庭經濟狀況也不允許我再當下去，我過50歲了，給孩子還交不起學費，這個專業作家還當到什麼時候去啊？所以，看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高賢均的信，他的評價非常令人激動。我跌倒在沙發上，大叫一聲，我老婆從另外一間房子奔過來問：「怎麼了？」以為我出事了。我的最直接的反應是:可以不辦養雞場了。好的，今天就講這些。提問問：請教一下忠實老師，您剛剛講到《白鹿原》從1988年動筆到今年是20年。這部作品您說是可以作為墊棺的一部作品，也是傳世的一部作品。到現在或將來您是否有計劃還有這樣的作品產生，或正在創作當中？謝謝！陳忠實：這個嘛，我老了，寫不動了。哈哈！問：陳老師，問一下，您的這個著作能改成評書嗎？因為我聽過廣播版，但我特別期待有評書版的。陳忠實：現在還沒有考慮，下來我們個別交換一下意見。問：我在看這部小說的時候，有一個感覺，不管小說的歷史背景有多少來來去去的政黨、政治事件，有個基本的東西一直不怎麼變。您的這種構思是很自覺的，還是不自覺地流露出來？陳忠實：我尊重歷史的真實、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這三個真實就是我寫《白鹿原》的總的原則。結束語忠實老師在《白鹿原》的扉頁上把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一句話作為題詞：「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從這個意義上，忠實老師正是寫出了白鹿原這塊土地昨天50年的「秘史」，提升了我們的想像力。主持人：忠實老師講了《白鹿原》的緣起和創作過程，我聽後的感覺是一股農民淳樸的氣息撲面而來。忠實老師很好地完成了作家與讀者之間的交流。1978年在公社的忠實老師讀到《人民文學》上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心靈受到撞擊，開始專註於文學，並作為內心的追求。就人生而言，當一個生命與另一個生命不期而遇的時候，這個生命的命運選擇已經註定了。在藝術上也是如此，當一個寫作者與一部或一篇文學作品邂逅相遇，他的創作便激發出了生機和活力。忠實老師的講座其實是在以他的生活與創作的關係來講寫作「秘訣」，這可是說著容易，做起來難。寫作固然要有生活，但光有生活遠遠不行，拿忠實老師來說，他有生活積累，但更要懂得藝術技巧，會安排人物命運，精於文字敘述，他引朋友的話說，「長篇小說是個結構的藝術。」除了有生活，對作家尤其重要的來自於閱讀。它能提升想像力，激活記憶，無論是忠實老師提到的那個對他產生影響的古巴籍作家、魔幻現實主義，還是縣誌里的貞婦烈女卷、《興起與衰落》、學者分析文化心理結構的著作，這些都成為產生《白鹿原》必不可少的因素。創作實在是個複雜的過程，聽忠實老師一講我體會到，除了得有他那樣對文學寫作像農民對土地的熱愛與執著以外，更要有藝術感覺，精通寫作技巧，還不能餓肚子，也不能讓出版社賠錢。文學是項殘酷的事業，如果沒有才華，正如忠實老師舉的那個生動的例子，母雞肚子里沒有蛋，怎麼費勁，也生不出來；如果一切寫作的條件像蛋一樣成熟了，不用窩，母雞走著路也能下蛋。當然，至少把寫作當成神聖的事業矢志不渝地追求，或許能夠成功。忠實老師反覆強調閱讀的重要，他自己也正是這麼做的，無論是閱讀卡朋鐵爾，還是縣誌里的貞婦烈女，及其生活積累，是整個的合力組成一個綜合的因素，使他獲得了成功，給我們留下一部《白鹿原》。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忠實老師在《白鹿原》的扉頁上把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一句話作為題詞：「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從這個意義上，忠實老師正是寫出了白鹿原這塊土地昨天50年的「秘史」，提升了我們的想像力，激活了我們的記憶，並把這份秘史作為一種特殊的記憶，留在了中國的文學史中。《白鹿原》被譽為「史詩性的作品」，是新時期文學的「抗鼎之作」。我估計，這時候忠實老師心裡正偷著樂呢，因為他剛才已經說了，他覺得《白鹿原》肯定就是他的墊棺之作了。其實，對於一個作家來說，若能在死後，留下一部作品傳世，那這個作家便是幸運的。我們也希望《白鹿原》能夠傳世，這樣忠實老師便是幸運的！最後，讓我們向忠實老師表示感謝。（掌聲）「我與《白鹿原》」一文收入在《在文學館聽講座——聆聽大家》中，安徽文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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