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外銷瓷

06-16

廣彩愛爾蘭紋章盤（雍正）

廣彩葡萄牙紋章盤（嘉慶）

　　大航海開闢了中國與歐洲直接交往的通道，絲綢之路上的貿易雙方及其商貿方式都發生了很多的變化。瓷器貿易在這方面表現的最為明顯——它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行為，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種特殊方式。

　　瓷器、絲綢、茶葉是海上絲綢之路上常見的中國外銷商品。與宋元時代中國瓷器主要銷往東南亞、西亞北非不同，明清時代海上絲路，遠銷歐洲的中國瓷器，構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據推算，18世紀流入歐洲市場的中國瓷器應在1億件以上。不僅是各國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帕杜夫人這樣的社會名流，客廳沙龍里如果沒有幾件中國瓷器，也是很沒有面子的事。《魯濱孫漂流記》的作者迪福（1660—1731）甚至說，住宅里若沒有中國花瓶，不能算第一流的高檔住宅。

　　克拉克：「葡萄牙戰艦」

　　據說馬可波羅最早帶了一件中國瓷器到了歐洲。達伽馬首航印度，帶回幾件中國瓷器，曾經獻了一件給自己的國君，只不過這是從卡利卡特國君那裡得到的物品。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最早進入中國，也是最早販運中國瓷器的歐洲商人。當然，荷蘭人作為17世紀海上馬車夫，也是中國外銷瓷的積極推動者。最富盛名的「克拉克瓷」，其出典就來自葡萄牙和荷蘭。1603年，荷蘭人截獲了葡萄牙船隻「聖卡特琳娜」號，船上裝載的是青花瓷器，從此，同樣風格的瓷器在歐洲都被稱為克拉克瓷器。「克拉克」（Kraak）在荷蘭語中指「葡萄牙戰艦」的意思。

　　克拉克瓷器從此泛指明末清初（主要是明武宗正德年間之後）中國外銷歐洲的定製瓷器。其裝飾圖案雖然以中華風格的紋飾為主，但是，卻為迎合海外的消費者，做了適度的改造。早期銷往東南亞和阿拉伯的伊斯蘭世界，主要器形有盤、碗、瓶、軍持（一種盛水器）等，出現在歐洲的則主要是直徑30—50厘米的大盤。這種青花瓷有特定的紋飾風格，盤心、盤壁兩層紋飾布滿全器的內里，中心圖案以山水、花鳥、人物或動物為主題。邊壁是八至十組的開光紋飾（所謂開光，是常見於陶瓷器、景泰藍等的裝飾方法之一，在器皿某處留出蓮花形、扇形、梯形空間，並在此繪上各種花紋），開光呈梯形、圓形、橢圓形、菱花形、蓮瓣形，開光內的圖案有向日葵、鬱金香、菊花、靈芝、蕉葉、蓮、珊瑚、魚、螺、捲軸、傘、蓋、佛教吉祥物。

　　晚明外銷於歐洲的克拉克瓷，常見梯形開光，且兩個梯形之間以一個細長方形小開光間隔，開光所佔面積和盤心畫所佔面積大致相等，並且在視覺效果中開光往往更搶眼。採用的雖是中國傳統的繪畫事項，但因為構圖有幾何性的嚴謹，畫面充實而又整齊，看起來充滿異國情調，與明代後期流行於國內的青花瓷紋飾截然不同，有很明顯的市場指向。

　　克拉克瓷的幾何形開光，或許源自元代。因為元代青花罐或瓶中，由小長方形環繞而成的肩飾和底部紋飾，與以往的蓮瓣紋略有相似，疑即其變體。但是，在元代青花中，這種幾何紋飾位於不很顯眼的次要位置，明代克拉克瓷器則把它變為主體構圖，這恐怕就是為了適應伊斯蘭世界對幾何構圖的愛好。

　　清前期製品的開光形式則有各種變體，且傾向於取消大小開光的錯落分布，以便讓所有開光均等。同時，開光在整個盤面構圖中佔據的面積大大縮小，成為烘托盤心畫的邊飾；或者乾脆把開光轉化成從盤心輻射至盤邊的均勻扇面結構。簡而言之，就是日益取消晚明克拉克青花的異國情調，而把它轉變成更加中國化的構圖。原本為了迎合伊斯蘭世界而創造出的中國人眼中的異國情調，在歐洲人眼裡成為新奇獨特的中國情調，不僅晚明出產的克拉克青花成為歐洲富裕家庭熱衷的收藏品，而且荷蘭人很快就仿製這種紋飾的陶器（軟質瓷），甚至18世紀歐洲人從中國大量進口素胎白瓷而自行添加紋飾時，晚明的克拉克式樣仍然是他們所鍾愛的選擇。

　　另外一種著名的外銷瓷品種是「伊萬里」（Imari）瓷器。伊萬里瓷器原是日本產品，以其產地得名。天啟年間，景德鎮就開始針對日本市場燒制繪有日本式圖案的青花瓷。17世紀早期，日本的九州島發現瓷土後，開始發展本地的瓷器工業。明清易代時的混亂，為日本瓷器提供了良好的市場前景，日本瓷廠開始為荷蘭商人燒制外銷瓷。伊萬里是荷蘭商船進出九州島的港口，此地發展出在釉下青花基礎上，施以釉上鐵紅與金彩的紋飾風格，這種反差強烈而鮮艷的色彩風格，頗受歐人喜愛。此外，伊萬里瓷器有的圖案形式簡單，有的式樣複雜，由花卉圖案和幾何徽章組合而成，同樣受歐洲人喜愛。

　　1680年，中國瓷器產業開始恢復，伊萬里風格立刻被中國工匠學去，從而出現了「中國伊萬里」瓷器。景德鎮1683年重建後，伊萬里瓷器的製作和銷售中心便徹底從日本轉移到景德鎮。「中國伊萬里」的圖案設計較少原創性，到18世紀頭25年，越發成為普通產品。「中國伊萬里」作為一種彩瓷，價格介於便宜的青花瓷和最昂貴的琺琅彩瓷之間，這也是它在歐洲市場受歡迎的一個原因，後來許多歐洲工廠也仿製伊萬里彩瓷。

　　紋章瓷：歐洲時尚中國造

　　瓷器貿易量的逐年增大，使瓷器在歐洲日益從奢侈品變成歐洲人日常生活用品，這就促使歐洲商人開始根據顧客的需求和喜好定製瓷器。定製瓷器，有的是按照歐洲進口商提供的圖案紋樣裝飾瓷器，也有的是由歐洲人提供器型模具燒制瓷器。

　　截至18世紀初，中國外銷瓷都是在景德鎮完成全部流程，以成品運至廣州。隨著定製圖案的瓷器數量增加，1730年代初期，廣州出現了外銷瓷的專業畫工，此時景德鎮開始提供少部分素白瓷或只有部分裝飾的瓷器，由廣州的畫工以釉上彩的方式完成歐洲商人要求的圖樣。比如紋章瓷盤，離開景德鎮時只有盤邊飾（通常是青花），作為主體圖案的盤心紋章則在廣州完成。18世紀中葉以後，廣州成為製作釉上紋章和其他定製釉上彩紋樣的重要基地，廣州畫工表現出繪製各種歐洲圖樣的嫻熟技巧。

　　定製瓷器的模具有木製器皿、銀制器皿及合金器皿，還有以德爾費特陶器為原型的。比如雍乾時期，英國公司訂購的瓷器常以英國銀器為模型。中國傳統形式的器皿逐漸也會因為歐洲人的喜好發生變異，比如單把手的茶杯變成無把手杯子，對歐洲人來講更有異國情調。17世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最喜歡定製成套的釉里紅咖啡用具，也很喜歡訂購3個一組或5個一組的青花釉里紅擺設用花瓶與大口杯，另外還喜歡訂購瓷人和瓷動物做擺設。

　　在定製瓷器中最具歐洲特色的是紋章瓷（盾徽瓷），紋章瓷大致可分為名人徽章、省城徽章、機構或公司徽章、軍隊徽章。名人徽章在上述歐洲各國定製的瓷器中都常見，省城徽章多見於荷蘭、美國的定製瓷器，公司徽章則主要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和美國一些機構訂燒，軍隊徽章其實僅見於東印度公司駐印度的某些部隊。此外還有屬於澳門耶穌會士的一批有耶穌會會標的瓷器。現存最早的一件紋章瓷是繪有葡萄牙國王堂·曼努埃爾一世的渾天儀徽章的青花玉壺春瓶。稍晚的有 16世紀中葉的一隻王室紋章碗和一隻阿布埃（Abreu）家族紋章碗，屬於曾兩度擔任馬六甲總督（1526—1529，1539—1542）的佩羅·德法利拉（Pero de Faria）。另有一件約1540—1545年間景德鎮出產的葡萄牙王室紋章青花大口水罐，圖案中的盾徽上下顛倒，看起來更像一隻中國的鐘或鈴，而水罐的形狀為伊斯蘭式，是多種文化因素雜糅一體的典型作品。紋章瓷的主要市場是葡萄牙、西班牙、英國、丹麥、比利時、荷蘭、德國、法國等

　　歐洲國家，1740—1760年代，紋章瓷的總體定製數量達到頂峰，但在英國的頂峰從1720年持續到1830年。在18世紀，瑞典有約300 家貴族曾在中國定製紋章瓷，英國定製了4000多件（套）紋章瓷，荷蘭定製紋章瓷的數量多於葡萄牙但遠不及英國，不過式樣豐富多彩。

　　紋章瓷在荷蘭既是身份的體現，也是一種時尚。17世紀末，少見的紋章瓷是個人和家庭身份的象徵物。18世紀，紋章瓷仍具有獨特的社交價值，宴會主人在餐桌上展示和使用有自家徽章的成套瓷器餐具，可以提升其人之社會地位。紋章也作為一種形式美觀並有個人特徵的紋飾而被很多人荷蘭人喜愛。在瓷器使用日益普及的18世紀，紋章瓷還具有紀念品功能，特別定製的紋章瓷被用來紀念家庭和個人的重要時刻。由於紋章瓷在荷蘭普遍受歡迎，東印度公司為他人定製此種瓷器可以獲得厚利，這自然也促使荷蘭公司多多進口此種瓷器。紋章瓷在荷蘭市場受歡迎的理由在其他國家也同樣成立。

　　紋章瓷的紋彩以釉上琺琅彩為主，單純釉下青花不多見，也有青花與釉上琺琅彩相結合。後兩種主要見於荷蘭市場，因為荷蘭人始終較偏愛青花瓷，哪怕 1730年代以後青花瓷在歐洲已成昨日之星，荷蘭人仍愛定購有青花的紋章瓷。出現於荷蘭市場的有青花的紋章瓷，單純青花瓷同青花釉上彩瓷的數量不相上下，青花同以金、紅、玫瑰色為主的琺琅彩上下輝映，別有一番絢麗。作為紋章瓷圖案的基本元素，除紋章本身，主要包括幾何圖形、渦卷飾（Scrollwork，即螺旋形或漩渦形裝飾紋樣，形似一寬鬆捲起的紙卷橫斷面）、花朵、風景等。17、18世紀之交，荷蘭紋章瓷的圖樣設計個人特色很強，從1720—1730 年代開始，紋章圖案趨於程式化和標準化，可能是定製者大量增加所致。

　　定製瓷器的其他紋飾，也總是隨著歐洲時代風尚的變化而變化，比如乾隆年間紋章瓷的裝飾圖案，1735—1753年間以素凈的葡萄藤或花蔓裝飾最多；1750—1770年間則是顯著的羅可可式裝飾；1770—1785年間轉而為纏繞葡萄藤的黑桃形盾牌；1785年之後黑桃盾牌開始嵌入藍黑邊線和金星；1795—1810年間則變成由深藍色菱形花紋圍成的圈。

　　外銷瓷：幾多異國風情

　　外銷瓷圖案在最初階段是純粹的中國風格，隨著定製瓷器成為主流，歐洲風景畫、歐洲人日常風情畫、宗教內容、希臘羅馬神話人物和情節都出現在中國出產的外銷瓷器上，同時圖樣風格逐漸呈現中西合璧特徵，後來則以單純歐洲風格的設計圖樣為主。18世紀中葉以後，歐式圖樣常在歐洲加繪，但仍有很多是由中國畫工完成的，這些畫工由此成為接觸和學習歐洲繪畫及圖樣設計的先驅。

　　中西合璧的圖樣通常包括中國式花草、風景和卷草，再加上歐式的葡萄紋、渦卷飾、捲軸飾（Cartouche，即一種不規則或想像造型的繪畫或雕刻裝飾，用曲線或曲帶圍成橢圓形或菱形，中間部位空白，用來題字或繪小插圖）和暗紅色花朵。1765—1820年間歐洲市場上有大量中西參半的由菱形、符號、花朵和蝴蝶構成圖案的瓷器。還有一種中西合璧紋飾是中國風物加灰色裝飾畫（Grisaille）。灰色裝飾畫又稱中國墨線畫（encre de Chine），出現於1720年代，特點是用細的灰黑線勾勒圖案，適用於起草油畫底稿、勾畫風景和翻繪版畫圖樣。瓷器中的灰色裝飾畫又常與金色結合使用，呈現出細膩端莊的效果。

　　常見於外銷瓷上的歐洲式圖樣有幾大類。第一類是路易式樣，指從17世紀後期到18世紀後期分別流行於路易十四、攝政王、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時代的幾種式樣。路易十四式樣的基本要素是在捲軸飾中的對稱人物、阿拉伯藤蔓、帷幔、扇形、形狀優美的葉子、渦卷飾、爵床葉和小棕櫚葉，色彩與構圖都顯得厚重濃郁，有明顯巴洛克特點。攝政王時期，圖樣開始變得輕巧雅緻。到路易十五時代，圖樣變成地道的羅可可風格，用曲線表現不對稱式樣，圖樣要素包括各種形狀不規則的事項，如岩石、貝殼、渦卷、水紋、羽毛、獸角、各種自然的葉形。瓷器上的路易十五式樣在法國流行於1730—1760年代，在荷蘭則持續到1780 年代。路易十六式樣則與新古典主義風格呼應，首先於1760年代出現於英國，1770年代才延及法國，流行到1800年左右。它也偏好對稱形狀，但格調是優雅冷靜，以柱形、花瓶、花朵和葉子結成的彩帶、獎章和蜿蜒的形狀為構圖要素。

　　第二類是德國邁森瓷廠的設計圖樣。邁森瓷廠陸續設計了幾種著名的圖樣，因為在歐洲大受歡迎，所以各國東印度公司也要求它們出現在中國外銷瓷上。一種最著名的邁森式樣是1715—1725年間常見於邁森瓷器上的金色卷飾，自1740年代早期開始出現於中國外銷瓷上。另一種常見於中國外銷瓷的邁森式樣是「德意志花卉」（Deutsch Blumen），由碎花和本地植物組成花束，花朵常用薔薇。邁森瓷廠於1740年代設計該圖樣，用以取代以中國花朵為要素的「印度花卉」（Indianische Blumen）圖樣。

　　第三類是荷蘭人的設計圖樣，最著名的是梅里安（Merian）依據歐洲植物和動物圖冊中的圖形設計的圖樣，以及普隆克（Cornelis Pronk）專門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設計的中國人物圖樣。普隆克的中國人物圖樣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是「陽傘仕女」或「仕女水藻」圖樣，仕女手持陽傘，施青花、鐵紅和金彩，原圖1734年繪成，頗受歡迎。繪飾此種圖案的瓷器分別在中國、日本和歐洲加工，由它衍生出的別種圖紋和仿製品則持續至19世紀，後來也出現於歐洲自製瓷器上。第二種是「四博士」圖樣，1734年完成，翌年開始分別燒制青花和釉上彩瓷器。這種紋飾的受歡迎程度比「陽傘仕女」紋略遜。第三種是「三博士」圖樣，在「四博士」圖樣基礎上的改編之作。第四種是「庭院人物」圖樣，青花和金彩描繪庭園裡的人物。此圖樣是普隆克設計的第四種款式，1737年完成，1739年起送往中國並施於訂製瓷器上。普隆克還設計過其他一些中國人物紋飾，以赭墨、鐵紅、綠、黃、金彩繪飾，常見於六件一套的盤子。另有一種普隆克式邊飾，在盤子的八片開光內分飾日本趣味濃厚的人物紋和水禽紋。普隆克設計的中國人物圖樣是典型的「中國趣味」，亦即歐洲人想像中的帶有歐洲人生活情態和生活理想的中國人形象，色彩搭配則又有明顯的「伊萬里」風格影響。

　　18世紀後期，歐式圖樣的種類日益豐富，做盤子邊飾的有七彩紋飾、歐式花朵紋飾、矛形紋飾、鎖鏈紋飾、帶形紋飾和幾何線紋飾，另有灰色裝飾畫加金彩紋飾，還有無邊飾僅有盤心紋章的式樣。有一種在18世紀末期和19世紀較受歡迎的費茲修（Fitzhugh）圖樣，得名自一個從事中國貿易的英國家庭，其特徵是四塊嵌板式格子圍繞中心一枚圓形獎章，格子里有花朵和中國藝術的常見象徵物。此種風格圖案可用於邊飾，也可用於完整圖案。

　　市場導向：歐洲人的再加工

　　有些類型的中國紋飾或日本紋飾，在抵達歐洲後會被再加工，或出於風格考慮，或出於經濟考慮，或為了易於保存，或為了調整圖案以迎合人們的態度變化和適應人們對國內瓷器或進口瓷器的需求。這類在歐洲二次加工的琺琅彩瓷集中出現於17世紀後期到18世紀中期，設計形式多樣，質量參差不齊。

　　二次加工的方式之一是增加金屬添加物，通常是金制或銀制，並施琺琅彩。附加這些金屬底座、噴嘴或把手後，瓷器的功能也可能被改變，可以從裝飾物變為實用物，比如一個瓷人可以變為一支燭台，但也可以從實用物變為裝飾物。

　　二次加工的另一種方式是加繪圖案。歐洲畫師不僅在中國進口瓷器的空白處加繪，還在已有紋飾處重疊繪飾。這樣做時，歐洲人喜歡選擇當前流行的圖案設計。通過這種再加工，原本可能因為圖案不討人喜歡而滯銷的瓷器可以被賣出去，或者瓷器上原有的瑕疵可以被掩蓋。歐洲人有時在進口中國瓷器和日本瓷器上加繪漆畫，漆畫的圖案則又模仿薩克森選帝侯強者奧古斯都收藏的日本瓷器上之漆飾。

　　1700年起，荷蘭人開始在中國瓷器和荷蘭自產的德爾費特陶器上加繪日本柿右衛門（Kakiemon）風格圖案。柿右衛門風格對中國瓷器影響甚微，但自問世之日就受到歐洲人歡迎。柿右衛門瓷器得名於日本有田（Arita）一個陶工家庭之名，該作坊1685年前後開始燒制陶瓷，其產品以質量高、形式優雅、紋樣不對稱著稱。該種瓷器的紋飾可謂中日合璧，它採用的許多紋飾如花鳥、風景、動物來自中國，但產生變異以適合日本人的審美口味，如它通常仔細安排紋樣布局以留出空白空間，而不是塗滿畫面。柿右衛門式樣的色彩特徵是，以釉上彩方式混施鐵紅、綠、藍、黃、藍綠等色琺琅彩，而較少突出某種顏色。柿右衛門瓷器是進口瓷器中較為昂貴的一類，所以是富裕人士熱衷收集之物。歐洲畫師也在中國青花瓷上加繪釉上紅彩、綠彩和金彩以表現伊萬里風格，玫瑰彩風格同樣被仿製。

　　幾個歐洲國家的瓷器畫師在加繪風景畫和花卉圖樣時，都喜歡同時採用西式風格和想像中的「中國趣味」，有時會融合一點中國青花瓷上的原始圖樣，於是中國的青花圖樣成為某種新式彩色圖樣的一部分。白色德化瓷的奶油色澤在增繪金色裝飾之後可大大提升效果。阿姆斯特丹是加繪中國瓷器的中心，英格蘭在18 世紀初到19世紀也是這方面的佼佼者，有不少家工廠。其中1750—1780年間的詹姆·吉爾斯（James Giles）工廠的現存作品顯示其圖案風格通常是精美雅緻的花卉、蝴蝶與昆蟲，並喜用玫瑰彩。

　　除了繪製，歐洲工匠還可

　　以通過用於玻璃加工的輪雕刻法在中國琺琅彩裝飾上進行裝飾，製造出白色與琺琅彩的繁複對比效果。在外銷瓷生產過程中，中國、日本、歐洲彼此複製對方的風格，往往發生數次風格混合，製造出不少美麗與罕見的製品。但這麼做不是出於藝術原因，而是出於經濟原因，如果製造者認為某種式樣或某種紋飾在特定市場受歡迎，他們就生產這種類型。

　　亮麗與酸楚：今日之反思

　　大航海開闢了中國與歐洲直接交往的通道，絲綢之路上的貿易雙方及其商貿方式都發生了很多的變化。瓷器貿易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它也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行為，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種特殊方式。感受異國情調並形成對該國印象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普遍的方式莫過於接觸異國商品。自歐洲人發現了東亞，大量中國商品輸入歐洲，不僅改變了歐洲人一些生活習慣，也成為歐洲人認識中國的第一窗口，還滋長了「中國趣味」，這種流行於18世紀歐洲上流社會的充滿異域情調的獨特藝術品位。外銷陶瓷就是傳遞這種中國趣味的代表性商品之一。

　　明清時期中國瓷器的大量外銷，是傳統時期「絲綢之路」上的一抹晚霞。這個時期，中國對於歐洲的瓷器銷售，規模巨大。但是，除卻藝術品位之外，瓷器外銷中最豐厚的利潤卻是歐洲商人獲取的。歐洲商人從接訂單、到運輸、銷售，各個環節賺的錢，遠遠超過中國廠家僅僅在生產環節所賺的錢。中國成為西方廠家的打工仔。

　　更值得反思的是，到了18世紀後半葉，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最貴的瓷器，也不全是中國產品。比如說，上面提到的日本生產的柿右衛門瓷器，就是歐洲進口瓷器中比較昂貴的一類，也是西方富裕人士熱衷收集之物。原因就在於日本廠家是家族企業，世代制瓷，發揮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地不斷改進自己的技藝，比較明清時代的官府控制的制瓷業（御窯不計成本，但徭役制度落後；民窯缺乏資金投入，技藝提升受到限制）更有優勢。

　　而在歐洲本土，掌握了陶瓷製造技術之後，逐漸地發展出高檔瓷器，完成了從簡單進口到模仿，直至走上創新之路。歐洲一開始就走了一個生產高檔瓷器的路子。原因在於，只有質量高檔的瓷器，才有豐厚的利潤；有了豐厚的利潤，才能在產品研發、高素質技術工人薪酬和銷售服務方面，有更大的投入。反觀中國產品，一味迎合歐洲商人所出的低價，利潤很薄，產品質量無法提高，使得中國產品一直保持在低端位置。

　　比如，廣州畫工依據歐洲圖樣製作的定製瓷器，常常有錯誤或變形之筆，紋章圖樣的錯誤之處尤其常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畫工技能較低或者不夠仔細，因為荷蘭商人付的錢太少，使廣州畫工和技術工都沒有動力精益求精。18世紀以後，歐洲進口中國瓷器，不再是為了質量，而是為滿足數量。德國邁森18世紀最早在歐洲生產瓷器，此後不斷提高工藝，邁森瓷廠的瓷器，號稱「瓷中白金」，至今是世界最昂貴的瓷器之一。

　　1793年9月，馬戛爾尼來到中國時，獻給乾隆皇帝的禮品中，就有著名的英國韋奇伍德（Wedgwood）工廠生產的碧玉瓷。這家公司成立於 1759年，所制瓷器，號稱世界精品，一直得到英國王室和上流社會的喜愛。敢於向瓷器的故鄉進獻瓷器，可見馬戛爾尼對於英國製造的自信。中國瓷器的外銷史，不僅是亮麗的，也是酸楚的！值得我們今天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