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變亂中的新秩序

五代：變亂中的新秩序

　　陳文龍

　　談到五代，自然想到「亂世」一詞，這個時代被看作是唐後期藩鎮割據狀態的繼續，並且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分裂割據時期。五代歷史的重要性早已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五代時期的地緣政治、中央集權制度的重建等議題成為討論的重點，五代時期的「內亞因素」也是這一時期政治文化可以注意的面向。

　　907年朱溫廢唐，960年趙匡胤建宋，五十三年間中原地區經歷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史稱五代。歐陽修《本論》中說：「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談到五代，自然想到「亂世」一詞，這個時代被看作是唐後期藩鎮割據狀態的繼續，並且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分裂割據時期。五代歷史的重要性早已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五代時期的地緣政治、中央集權制度的重建等議題成為討論的重點，本文即在綜括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文末附帶提及五代時期的「內亞因素」及觀察這一時期政治文化可以注意的面向。

地緣政治對五代的全局影響

　　錢穆《國史大綱》總結了五代時期地域特色：西北地區（包括關中和甘隴）衰落，洛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逐漸喪失，五個中原政權，僅後唐建都洛陽，其他均以開封為首都，「中國社會的力量，逐漸退縮到東邊來」。錢先生描述的這個現象，確實是五代地緣政治的重要特點之一，五代時期，洛陽以西區域已喪失對中原王朝全局的影響力。後梁貞明六年（920），梁將劉鄩進攻同州，朱友謙向晉王李存勖求助，晉王派李存審等支援同州，李存審等渡河後，「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採用這種誘敵之術，是因為當時存在「梁人素輕河中兵」的說法。唐朝還未滅亡時，河中府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朱溫和李克用都努力爭取拉攏河中府，進而控制長安之政局。天復元年（901），朱溫平河中，這對李克用是巨大打擊，《舊五代史·武皇紀》說：「天子以汴帥兼鎮河中，武皇自是不復能援京師，霸業由是中否。」朱溫從此獲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資本。地理位置如此重要的河中府，兵力卻如此寡弱。唐末五代初期，西北唯一有影響力的李茂貞割據政權，戰鬥力同樣沒法與河南、河東集團相比。天復二年（902）六月至十一月，朱溫與李茂貞之間有一場惡戰，最後的結果是朱溫平定鄜州，「茂貞既失鄜州之援，愕然有瓦解之懼，繇是議還警蹕，誅閹寺以自贖焉」。次年正月，李茂貞將唐昭宗從鳳翔放還，朱溫迎送昭宗至長安。洛陽以西地區武力的衰弱，反映了這個地區政治號召力有限，可掌控的各類資源逐漸枯竭，以致無法組織和供養一支武力強大的軍隊。

　　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洛陽以西地區的衰落只是一個大的方向，某一地域的衰敗除了受客觀自然和經濟條件的影響，人為政策的因素更應成為關注的焦點。通過系統研究敦煌《新集雜別紙》，吳麗娛、楊寶玉二位教授發現，後梁和後唐治國方略有很大不同，後梁有效統治區域主要集中在河南地區，對河北只能實現籠絡羈縻而已，並放棄對西北地區的經營，更像一個藩鎮政權，後梁是五個中原政權中區域最小的；後唐試圖恢復唐朝的政治規模，以洛陽為首都，恢復長安的都城（次都）地位，廣大西北區域均納入政權的經營範圍。

　　後梁、後唐以上治國策略的不同，與能否有效控制河北藩鎮密切相關。唐代河北三鎮是魏博、成德、盧龍。唐末、後梁、後唐時期，魏博對政局的影響極大。朱溫和李克用都知曉魏博的重要戰略意義，朱溫在拉攏魏博節度使方面做得更為成功，拉攏的策略不外乎恩威並施。大順二年（891）正月，朱溫五次打敗魏軍，「斬首萬餘級，羅弘信懼，遣使持厚幣請和。帝（指朱溫）命止其焚掠而歸其俘，弘信繇是感悅而聽命焉」。為了防止羅弘信投向敵方陣營，朱溫在羅弘信面前表現得謙卑至極，「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弘信每有答貺，太祖必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長，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鄰遇之。』故弘信以為厚己」。穩住魏博地區，朱溫從中獲得豐厚回報。第一，魏博財力雄厚，能給朱溫軍隊提供補給。第二，避免直接面對幽州劉仁恭向南進攻的力量。光化二年（898），即羅弘信子羅紹威擔任魏博節度使的第二年，「劉仁恭大舉蕃漢兵號十萬以伐魏」，朱溫親自出征援助魏博鎮，「三月，與燕軍戰於內黃北，燕軍大敗，殺二萬餘眾，奪馬二千餘匹，擒都將單無敵已下七十餘人」。第三，有效阻止李克用對鄆州、兗州的支援，朱溫於897年先後平定鄆州朱瑄和兗州朱瑾；903年，平王師範，得青、登、萊、淄、棣州。朱溫向西邊發展也很順利，901年平河中。乾寧三年（896），羅弘信定下的「與河東絕，專志於汴」的策略，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梁強、晉弱的局面。

　　天復三年二月，唐昭宗以朱溫為宣武（領汴、宋、亳）、宣義（領滑、鄭、潁）、天平（領鄆、曹、濮）、護國（領河中府、晉、絳、慈、隰）等軍節度使，四鎮大部分區域都在河南，朱溫以四鎮為基礎，創建帝業。後梁政權長期處於強敵環繞之中，需時時防範河東和河北藩鎮的進攻，自然無力對付西北的李茂貞政權。後梁改唐朝首都長安為大安府，大安府實際只是後梁的一個邊州。

　　後唐政權的核心統治區與後梁完全不同。河東道是晉國李氏集團的起家之地。貞明元年（915），因後梁欲割魏博為兩鎮，魏州軍隊發生叛亂，並向晉王李存勖求援。李存勖入魏州，殺叛亂首領張彥，將張彥手下的魏博牙軍銀槍效節軍收編為帳前銀槍。以魏博為新的根據地，晉國在貞明二年已能較好控制河北地區：「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為梁守。」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稱帝，後直接襲擊後梁首都開封，後梁滅亡。李氏河東集團一直打著效忠唐朝的旗號，李存勖當皇帝時，恢復了若干唐朝制度，以洛陽為首都、長安為西都，即是恢復唐朝制度的重要一環。後唐立國形勢遠優於後梁，已經不存在後梁時期那樣強敵四面環繞的局面，後唐的建立對周邊藩鎮威懾很大，《北夢瑣言》稱：「後庄宗過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懼。」江陵高季昌「單騎入覲」；李茂貞也向後唐臣服：「及庄宗平梁，茂貞自為季父，以書賀之。及聞庄宗入洛，懼不自安，方上表稱臣，尋遣其子繼曮來朝。」後梁建立時，周邊藩鎮的態度與此完全不同：907年後梁建立，西川王建派遣使者勸李克用「各王一方」；921年，淮南楊溥、西川王衍勸李存勖「嗣唐帝位」。後唐統治的區域更廣，對周邊藩鎮的威懾力自然強大，庄宗試圖恢復唐朝統治格局，擴大對關中和河西地區的經營，沙州曹氏歸義軍實現了對中原王朝的朝貢。庄宗發動滅蜀戰爭的具體動因已難以追究了，受良好形勢的鼓舞應是原因之一。同光三年（925），李繼岌、郭崇韜、康延孝等帥大軍滅前蜀，「自興師凡七十五日而蜀平」。唐明宗即位後，孟知祥再次割據兩川地區。明宗以後，後唐的地域格局基本穩定，並為此後朝代所沿襲。大的變動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以及後周世宗在開疆擴土方面的新成績。

五代時期制度的重要變化

　　以上地緣政治方面的變化，帶來的影響是全局性的。很多制度的變化，必須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解釋。下面重點談下五代時期制度發生的重要變化。

　　竺沙雅章稱後梁政權「充滿革新精神」，這個說法可從政治制度方面得到印證。後梁統治區域雖然不廣，但對河南地區的統治卻非常牢固。對河南藩鎮的控制主要採取了三方面的措施：中央除授藩鎮幕僚，以武臣為知州和「刺史得以專達」，分割勢力雄厚的藩鎮。後唐同光二年（924）八月，中書門下上奏建議，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由中央除授外，其他幕職「並任本道、本州各當辟舉」。奏議中提到：幕職官「爰自偽梁，頗乖斯義，皆從除授，以佐藩宣」。後梁時期，實現了轄區內藩鎮幕僚由中央除授的做法，這無疑是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措施。開平四年（910）五月，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去世，次子羅周翰繼位，朱溫強化了對魏博的控制，當年九月下詔：魏博諸州「並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後梁末帝時期，趙岩為租庸使，「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藩鎮割據的重要基礎之一，是牢牢控制本藩鎮下轄的州府。「刺史得以專達」，削弱了藩鎮對支州的控制。這個措施在河南地區的實施效果應當不錯，在魏博地區實行的效果不會太好，不過朝廷以此為手段加強對魏博地區控制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刺史得以專達」能夠實現，與「武臣知州」有密切聯繫。宋初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以文臣為知州。宋太祖曾說：「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隨便翻檢唐末至宋初的史料，武臣知州的弊病數不勝數。即使如此，仍要看到，武臣知州曾對強化中央集權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後梁統治區域內的一些州府，特別是邊州，或新攻下來的州，很容易受到敵對勢力的攻擊，由武臣擔任這些州府的最高長官，自然有利於中央對州府的控制。另外，節度使一般是武將，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如果支州長官為文臣，就無法擺脫節度使的控制，武臣知州卻能做到這一點。武臣知州到底發揮怎樣的作用，要看所處的時代，時代不同，需要解決的時代問題發生變化，對同一事物的評價會是截然不同的。對強藩實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是很容易想到的削藩措施。唐朝昭義軍轄澤、潞、邢、洺、磁五州，開平二年六月，割邢、洺、磁三州為保義軍；唐護國軍領河中、晉、絳、慈、隰五州，開平四年四月升晉州為定昌軍節度，「以絳、沁二州隸之」。分割藩鎮的做法也給後梁帶來統治危機，末帝貞明元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去世，末帝聽信趙岩等人的建議，分割魏博為兩鎮，魏軍發動叛亂並投降晉國，後梁政權的衰弱肇始於此。後梁統治時期，河南地區沒有發生大的叛亂，這是後梁統治的成就之一。

　　後梁制度另一重大變化是，以皇帝擔任節度使時期的幕僚廣泛充任內職，從而實現皇帝對朝政的控制，中央政權可看作藩鎮體制的擴大版。關於「內職」，以前的理解有點狹隘，將內職等同於內諸司使。《宋史·職官志序》云：「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謂之『內職』。」這個定義適用於五代時期，《舊五代史·職官志》專設「內職」條目，涵蓋樞密使、三司等財政使職、諸學士。後梁建立，以唐故相張文蔚、楊涉、原御史大夫薛貽矩為宰相，這樣便於減小官僚對後梁政權的抵觸；可朱溫不可能完全信任唐朝故臣。開平元年（907）四月新設崇政院，以敬翔為知院事，五月「甲午，詔廢樞密院，其職事皆入於崇政院」，敬翔擔任院使。敬翔在朱溫幕府時，朱溫「軍謀政術，一以咨之」，後梁建立，朱溫專為敬翔設立一個新機構崇政院，是很好理解的。崇政院在唐朝樞密院「承受表奏」職能基礎上，獲得了「備顧問、參謀議」的職能。崇政院無疑是後梁政事、軍事的核心決策結構，而它的設立更多是受藩鎮體制的影響。後梁財政管理亦有新的使職設立，《新五代史·梁家人傳·博王友文傳》云：「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為使，封博王。」而在朱溫為節度使時期，四鎮財政由從事裴迪主管，「委四鎮租賦、兵籍、帑廩、官吏、獄訟、賞罰、經費、運漕，事無巨細，皆得專之」。學者業已指出，宰相仍是後梁最高行政長官，後梁也維持著唐末以來宰相分判財政三司的體制。崇政院和建昌宮設立的意義仍是巨大的，它將制度導入一個新的變化方向，節度使體制因素不斷加入王朝政治結構中，便於皇帝有效掌握王朝的各種權力。

　　內職、禁軍官職及藩鎮長官、刺史等，可看作一個大類型職官，這些職官基本由皇帝的親信充任。段凝的例子最具代表性。據《舊五代史·段凝傳》，段凝是朱溫的心腹，他的妹妹為「梁祖美人」，他擔任的官職包括東頭供奉官、左威衛大將軍、懷州刺史、鄭州刺史，梁末帝時期充任北面招討副使，統領禁軍作戰。皇帝心腹擔任內諸司使、外出擔任刺史節度使、任禁軍統帥，所任官職均在大類型職官之內。王賡武指出，五代時期雖被稱為「武人政治」的時代，但這些官員的權力並不是依賴於武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內職」身份。由親信擔任內職，賦予內職中央和地方行政、軍事、財政實權，後梁開創的新做法，一直沿襲至北宋初期，皇帝權力的強化與內職的廣泛存在緊密相關。

　　後唐庄宗時期，不少制度實際出現了倒退。比如，藩鎮僚佐，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由中央除授外，其他幕職「並任本道、本州各當辟舉」，這就是一個倒退。把倒退的原因完全歸為庄宗一味效仿唐制，實際情形不完全是如此。後梁對藩鎮的牢固控制僅局限於河南道，要將新的制度在更廣闊的區域推廣，自然會出現打折扣的情況。牢固控制一個地區，和將藩鎮僚佐除授權收歸中央，兩者是互為因果的，而且只有實現了對一個地區的牢固控制，才能收歸僚佐除授權。而對河北道的控制出現實質性強化，直到後唐明宗時期才實現，實現的過程充滿血腥和暴力。唐明宗即位，與魏軍叛亂有直接的聯繫，而庄宗之成敗均由魏博牙軍。《通鑒》卷二七五云：「初，庄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軍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明宗目睹兩次魏博牙軍叛亂，深知魏博牙軍的厲害，即位後，解除魏博牙軍的消極影響提上日程。天成二年三月，以皇子從榮出鎮鄴都；十二月，從榮移鎮太原，明宗以女婿石敬瑭代替從榮；長興二年，以皇子從厚代替石敬瑭。魏博的權力牢牢掌握在明宗家族和親信手裡。天成二年，朝廷調龍晊帥鄴都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戍滄州蘆台軍以備契丹，想藉此收到備邊和弱化魏州牙軍的雙重功效。此舉再次引起軍變，朝廷採取了強力鎮壓措施。《通鑒》卷二七五：「夏四月庚寅，敕盧台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敕至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窯，悉斬之，永濟渠為之變赤。」胡三省注云：「自帝即位已來，汴州張諫之亂、滑州於可洪之亂，以至盧台之亂，凡亂兵皆夷其家。」在明宗時代，徹底解決了河北藩鎮割據的牙軍和世襲強藩問題，河北人在官僚隊伍中的比重迅速提升。

　　此前討論藩鎮問題時，都認為宋初才解決唐後期以來河北強藩割據局面。由於對五代史研究的深入，這個認識需要更新。毫無疑問，割據因素的徹底解除是在宋初；但那些最難應付的割據問題，在五代後唐時期就已經解決了。唐明宗之後，基本可以認為，藩鎮已經失去了足以影響朝廷政局的能量；河東太原是唯一的例外，這裡是「沙陀三王朝」的共同起家之地，明宗的削藩政策沒有在太原推廣，以至於此後重要歷史事件均和河東節度使有關，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在即位前都當過河東節度使；北漢以太原為中心，成為十國中唯一一個北方割據政權，直到宋太宗時期，才徹底平定太原的割據勢力。

　　從後唐中央官制，可以看到宋代制度的雛形。後梁崇政使只能宣旨，經過宰相機構才能向下發送文書。乾化二年（912）六月，「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敬翔為崇政使，只有宣旨的許可權，而「敕」的形成必須經由宰相。到了後唐時期，樞密使的權力走出內朝，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對掌文武大政的「二府制」開始出現。清泰二年（935）七月，宰臣盧文紀等上疏稱：「臣等謬處台衡，奉行制敕，但緣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於職司，錢穀非關於局分，苟陳異見，即類侵官。」宰相和樞密使分掌行政和軍事大權，三司也在明宗長興年間有了相對獨立的職任。樞密使權力走出內朝，和樞密使的內職屬性並不矛盾，樞密使和三司使均屬內職。後唐樞密使，一般由皇帝擔任節度使時的中門使充任。李紹宏曾為中門使，庄宗即位後，「張居翰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紹宏失望，乃以為宣徽使。紹宏以己合當樞密任，常鬱郁，側目於崇韜。崇韜知其慊也，乃置內勾之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中門使是節度使最親密的僚佐，中門使升任樞密使，也是節度使體制擴大為國家體制的固定路徑。後唐多以宰相兼樞密使，權臣盛行，庄宗時期的郭崇韜、明宗時期的安重誨都是權勢熏天的人物。後晉時期，一度罷廢樞密院和翰林學士院，限制內職權力擴張的傾向明顯。

　　唐明宗對中央禁軍的整頓，一直是大家關心的議題。經過改編後的侍衛司，在政權權力中樞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唐末帝在爭奪帝位的過程中，趙岩對末帝說：「成敗在招討楊令公之手。」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對中央政局有決定性影響。唐明宗打擊河北藩鎮、整頓禁軍，此後帝位傳承受禁軍統帥的影響更大。石敬瑭雖是以河東節度使身份當上皇帝，保證他成功的兩大重要因素：一是契丹的援助，二是後唐禁軍統帥楊光遠的投降。後周郭威、宋趙匡胤都曾當過禁軍首領，然後登上皇位。從最高權力傳承角度講，後唐明宗時期是一個變革，此前皇位傳承主要受藩鎮力量的影響，此後取決于禁軍的向背。

　　當前與後晉有關的研究都離不開契丹因素，需要適當關注後晉政權內部發生的變化。在一些有影響力的事件中，文臣身影更為頻繁地出現。桑維翰曾為河陽節度使石敬瑭的掌書記，此後一直跟隨石敬瑭，後晉建立後以宰相兼樞密使。桑維翰和此前由幕僚升為內職的途徑稍有區別，桑維翰是後唐同光時期的進士，他的父親桑拱為張全義的客將。桑拱曾帶領桑維翰去見張全義，「其父教之趨階，王（指齊王張全義）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禮待頗厚」。科舉進士出身的幕僚，和節度使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私臣」的關係，而含有更多「公」的成分。桑維翰以宰相兼樞密使，和後唐時期的權臣郭崇韜、安重誨是有區別的，後晉更強調宰相公職兼領樞密職務，是中書門下機構權力的擴張，而非相反。石敬瑭依靠契丹力量即位，為了籠絡地方節度使，對勛臣百般優待。天福七年（942），張彥澤殺死從事張式，手段殘忍至極：「決口割心，斷手足而死之」。此事在當時造成極大震撼，「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閤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後來只給予張彥澤「削階降爵」的處罰，「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之，不報」。文臣的反抗並未奏效，但文臣集體發聲行為本身就值得關注。朱溫大殺清流之士，此後文臣大多避事不言事，後晉的這次事件象徵著一次轉折。大概正因為文臣力量開始成為朝廷中的顯性力量，後漢時期出現了很多極端貶斥文人的言語，比如史弘肇說：「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

　　出於對宋朝歷史淵源的重視，後周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改革歷來受人重視。後周以「周」為國號，可能是想效仿周朝能在制禮作樂方面有所貢獻。宦官張承業反對李存勖自己當皇帝，理由之一是：「王若化家為國，新立廟朝，不可乖於制度，制禮作樂，未見其人。」後周確實在制禮作樂方面的創舉頗多，編纂禮書和法律大典、重定律歷等。後周之前，世俗首都和神聖首都一直是分離的。政治首都一般在開封，但宗廟祭祀和南郊祭天，需要到洛陽進行。當時普遍繼承了唐朝的觀念，洛陽才是天下的中心。後周重新定位天下中心，在開封修建宗廟，世俗和神聖首都開始合二為一。

五代政權中的內亞因素

　　內亞因素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最近的熱門話題。在五代政權中，不少內亞因素值得關注。陳寅恪將安史之亂後的河北地區描述為深受胡化影響的區域，最近的研究已經修正了陳先生的這個說法，長安、洛陽核心區域的文化對河北地區的影響是很深的。不過，河北地區受到內亞因素影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河北地區節度使「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繼承模式，可能就和內亞因素有關。後梁朱溫想傳位於養子朱友文；朱友珪殺朱溫自立，朱友貞又殺友珪即位，帝位傳承極為混亂，可能受到了河北節度使繼承模式的影響。後唐、後晉、後漢統治者出自沙陀，三個政權受到內亞因素影響是毫無疑問的。明顯的證據有兩點：一是兄終弟及繼承觀念和模式的流行，二是婦女在政治、社會領域較有權勢。李克用去世，李存勖繼位，李存勖的叔叔李克寧打算用武力奪取王位，「兄終弟及，古今舊事」是李存顥勸李克寧發動政變的重要理由。李嗣源為李克用養子，他即位時說到：「兄亡帝紹，於義何嫌。」唐明宗後期，明宗兒子和養子為爭奪帝位鬥爭激烈。後晉石敬瑭去世後，少帝重貴為石敬瑭侄子。婦女在政治上的地位較高，可舉的例子更多。李克用夫人劉氏，多次幫助李克用走出困境。李存勖當皇帝之後，以自己的生母曹氏為太后，以李克用原配劉氏為太妃，這種冊封模式與華夏傳統有別。曹氏在政治上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比如，917年，李存勖和張承業之間起了衝突，曹氏出面訓導李存勖，並親自向張承業道歉。李存勖的夫人劉氏，亦是權勢熏天的人物，當時「皇太后行誥命，皇后劉氏行教命」。劉皇后有自己的私人財庫，下教令殺權臣郭崇韜。在唐庄宗末年，還有劉皇后「已行弒逆，帝已晏駕」的謠言。唐明宗時期，安重誨被殺後，「王貴妃用事」。唐末帝即將即位時，馮道說：「潞王與主上（即末帝與閔帝），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策母后，率爾而行！」唐末帝時期，「用後族」。除后妃之外，一般官僚家庭的婦女在政治上也頗為活躍。張萬進為「突厥南鄙人」，後晉高祖時期擔任彰義軍節度使，「既沉湎無節，唯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五代時期，賜姓的做法非常流行，這是否可看作內亞因素，還需要更全面的考察。

　　思考五代時期的內亞因素，不是趕時髦，而是為了發現和解決新問題。以上被認為與內亞因素有關的史實，將各個事件孤立起來看並沒有特別的意義，但將上述史實綜合起來考慮，其意義就突顯出來了。五代時期存在一個龐大的「內職」群體，這個群體與皇帝個人間有親密的私人關係，掌管著國家軍事、財政、起草王言等方面的大權，並被派往各地執行使命。最近，川本方昭在一次訪談中提出，漢代的郎官與北魏的內朝、遼金時期的「著帳官制度」、元代的怯薛、清代的「轄」，性質是相同的；類似古代社會「質子」制度的反覆出現，「這一現象蘊含著前近代中華帝國的本質特徵」；隋唐中國再歸於一統的強大動力看不出是中國社會本身產生出來的，「不得不承認，這是胡族所具有的以騎馬為中心的軍事力量所帶來的」。川本氏提到古代中國長期存在的同質制度，應該加上五代時期的「內職」。宋朝再統一、中央集權制度重建的動力來自哪裡？是否可以沿著以上理路來思考？「質子」制度的引入，給解釋五代時期的諸多現象提供了便利。後梁和後唐統治集團，分別出自長期對峙的兩個敵對陣營，後唐取代後梁，並未出現大規模殺戮降將的事件，相反，後唐建立後獲得賜姓的，多是後梁降將，而對後唐建立有較大功勛的降將，還會予以特別的任用，典型的例子是後唐對康延孝的重用。後梁、後唐對峙時期，梁朝將領康延孝叛逃，給後唐帶來梁朝軍事布局的重要情報，後唐迅速向開封進攻，進而消滅後梁。此後，康延孝賜姓名曰李紹琛，並在後唐滅蜀戰爭中獲得重用。

　　有趣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爭論激烈的正統和德運問題，也出現在五代十國時期。五代時期的正統之爭，要清理兩個層面的史實：一是如何認識本朝和唐朝以及前朝的關係；二是是否承認前朝的末代皇帝。朱溫廢唐建梁，後唐建立者以唐朝繼任者自居，將後梁納入「偽」朝。朱溫的帝業或許還能得到一定的認可，後唐是絕對不承認梁末帝的，後晉對唐末帝、後漢對晉少帝均採取否認的立場。後唐時期建立的正統觀，在後周時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顯德元年（954）正月規定，「今後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為偽朝、偽主」；顯德三年，還準備修纂「元兇友珪」、梁末帝、前廢帝應順帝、後廢帝清泰主等時期的實錄。後周開始承認後梁，主要是因為當時朝廷更看重周、南唐之間的競爭，南唐也是以唐朝繼承者自居；承認後梁，也就是承認後梁革命的意義：唐早被後梁消滅了，世間早已無唐。歷史書寫中的「起元」問題也在五代時期出現。天成四年（929），監修國史趙鳳提出：「伏以凡關纂述，務合品題，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雲實錄，追尊冊號之帝，約文只可紀年。」同年十一月，「史館上新修懿祖、獻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庄宗實錄》三十卷」。李存勖稱帝之前，李氏集團一直採用唐昭宗「天祐」年號。唐明宗時期議修實錄，沿用了李氏集團的歷史觀，承認李克用的功業，但不給予李克用帝王待遇。而在《舊五代史》中，李克用是入本紀的，這一認識不是宋初修史者的有意改動，而是五代後期的新認識。

　　談到五代歷史，不得不提唐宋變革論。作為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假說，是無法簡單予以否定的；一些批判唐宋變革說的論著，實際是對這一學說的肯定，因為批判者思考問題的視角全部來自這個學說。承認唐宋變革論的意義，但不意味著我們今天必須再重複講述唐宋變革論的老故事。需要深入解讀史料，提出和解決更多新的問題。2014年，王賡武的名著《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一書翻譯出版，該書直面五代時期的重大問題，通過精細的研究給出作者的答案，讀後暢快淋漓。近年五代史研究的成果頗為豐碩，但取得的成績多較為零碎，少有宏觀的綜合性研究，這無疑是一個遺憾。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