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讓魯迅的文本自己說話」 （第4頁）

　　他認為日本是一個優等生文化，他把自己的命運改變了，自己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不是他自己的世界，活在別人的夢裡，別人的價值視野，別人的歷史裡，簡單地說，他以前活在中國的歷史裡，現在活在西方。而中國只能活在自己的歷史裡，都是在掙扎，我們過去二百年都在拚命地掙扎，一方面是最古老的，好像中國這個爛攤子沒有變，到現在還是亂七八糟。

　　姜：還是魯迅鋪陳的那些國民劣根性。

　　張：是的。對中國不滿意，把魯迅批判的「國民劣根性」搬出來，一罵一個準兒，但另一方面中國又在不斷地變，而且是大變、激變。在竹內好那個時代，看到中國會革命，日本不敢革命，只能改良，一方面亦步亦趨地學習西方，一方面卻又固守以天皇製為核心的自然主義、文化主義的日本特殊論。而中國的大眾革命是一方面似乎是反西方布爾喬亞主流文明，但另一方面卻比西方還要西方---啟蒙、進步、平等、自由、激進主義、理性的全盤規劃，等等。好像比西方還現代，等到出現了最現代、最激進的革命，以為是到頭了，結果發現中國玩的還是自己的遊戲，但這個遊戲是開放的，在世界歷史的邏輯裡面展開的。從革命到文革，毛澤東調動起來的還是自己的東西，非常中國式的東西，但卻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力量，雖然在這種普遍性裡面，仍有傳統的幽靈，比如阿Q幽靈。

　　姜：這麼說，「中國特色」的確是個很好的概括。

　　張：中國特色是一種簡單化的說法，實際上魯迅當然是非常中國氣的。他首先是一個時代的記錄，他的文字讓人感到，他活著，在呼吸，他壓抑、絕望，但是又不甘心，他一直在戰鬥。這在實錄的意義上有一種真實性，這種真實性如果用一個漂亮的短篇或長篇小說只能片面地、局部地達到。但魯迅真正的功夫是在「記錄」的層面，記錄與被記載的東西關係非常明確，不是一般人那種簡單的記錄，而是每一個字，每一個虛詞，每一個標點符號，每一句話，都是以曲折迂迴的記錄方式，將存在的全部的掙扎和詩意滲透其中。他曾經說自己是黑夜裡的小販，賣點磚頭瓦塊釘子，把寫的東西放在這裡，自然談不上是「詩史」，但我相信還是有用的等等……可見魯迅的潛意識裡還是有「詩史」情結的，不然就不會以這種近乎自嘲的方式提一下。

　　姜：儘管啟蒙話語這個傳統框架存在著過渡闡釋的傾向，但不可否認魯迅在當時是有很明確的啟蒙指向的，您如何看待作為知識分子魯迅的啟蒙角色？與其他同時代人相比，他的啟蒙思路具有什麼樣的獨特性？

　　張：魯迅對科學與民主的看法，與他對個人的理解和對「立人」的追求是重合在一起的。人的問題在魯迅那裡是第一性的，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道主義或啟蒙主義的「人」。魯迅越老越寫回憶的東西，他真正比較擅長寫的還是晚清民初，真正屬於他的還是對辛亥革命失敗的苦悶的記憶，那是他真正作為一個人的生存體驗。他經常用非常諷刺的語言談到前清以及更早的時候，認為那時候人就是奴才，那時根本不把人當人的時代，那種時代所塑造的奴性，是魯迅最受不了的。從這一點上看， 魯迅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現代人，一個現代中國人。在這個最基本的價值觀上，魯迅同傳統的對立是根本的、不可調和的。他對民國最大的失望，也是來自這樣一個觀察：革命和共和後的中國，並沒有真正推翻滲透在中國文化意識裡面的主奴關係、尊卑關係；深陷官僚體制、宗法體制和奴性文化和種種自欺和自我麻醉之中的中國，仍然是沒有前途的。他對中國那些迷信的、不用知識來指導自己生活的、道聽途說或人云亦云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遺老氣或流氓氣的東西始終保持警惕，一有機會就諷刺打擊。魯迅的啟蒙知識分子立場是不用懷疑的，哪怕為人的最基本的自由和尊嚴，也要取一個啟蒙的姿態。

　　但這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在今天看就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從批判奴性文化的出發點出發，也可以推導出大眾革命，推導出一種新的集體價值和新的社會組織，一種超越狹義個人的人類遠景。而這一切在早期魯迅思想裡面有它的道德基礎和文化基礎。同時，魯迅同傳統中國的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心中的種種「鬼」的意象，都提醒我們，啟蒙對於魯迅來說並不簡單地是現代科學照亮愚昧的世界，而是包含著多重的陰翳和暗影。我在閱讀魯迅的回憶性寫作時，特別考察了他記憶的獨特結構，這種結構包含著對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世界的追憶，一種無意識的記憶，一種無法言說的言說。魯迅作為一個啟蒙之時分子和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者的存在，正點明了啟蒙和現代性經驗在中國的複雜性、多重性；它同傳統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以及它的自我懷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正因為如此，魯迅才成為中國現代精神的最好的象徵，因為他最好地代表了中國現代經驗和現代精神的內在張力、矛盾和能量，這不是了單一、教條的啟蒙意識形態或現代性話語能包含的。

　　這又是魯迅同周作人為代表的個人主義啟蒙立場或「啟蒙原教旨主義」不一樣的地方。今天一方面要反思啟蒙，怎樣從啟蒙裡面啟蒙，從啟蒙的迷霧裡把自己解放出來，因為把啟蒙推到極端也是一種誤導。如果一定要用啟蒙這樣的語言的話，那就是要啟蒙的啟蒙。這並不等於說我們要推翻啟蒙的基本價值，有些東西是不可能推翻掉的。過去了的就永遠過去了，永遠不可能再回來了。五四啟蒙最後確實是走向了大眾革命，當然也包含很多其他可能性，周作人就代表理論意義上的偏鋒，這個偏鋒其實是原汁原味的啟蒙內涵，他拒絕一切盲目的崇拜，反個人崇拜、政治崇拜、權威崇拜，他是清醒的，有點陰冷的那種個人，也是很有趣味和風格確定性，同中國現實保持謹慎的距離的個人。

　　姜：魯迅的書寫，置身於國人生存的具體處境之中，啟蒙主義的倡導者們不得不在他營構的活生生的生活中被迫從理論一次次轉向體驗。中華民族應該很慶幸能有魯迅，他是最有生命力的人。

　　張：這是全方位的生命力，而不是僅僅作為一個小說家的生命力，或僅僅做一個知識分子的生命力。作為「文本」的魯迅始終在跟著20世紀中國人的變化在變化，每一代人都回到魯迅，但他們是通過魯迅來尋找自己的精神資源，通過自己的理解，通過一代一代的掙扎，魯迅連同他的文字就活在了當下。魯迅總是current，不是流行的意思，而是他永遠對我們今天的境遇發言，並且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內在氣質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這並不是說魯迅的文本有什麼神秘的力量，而是因為我們確實仍然生活在中國最激烈最矛盾的轉折時代。在激變的時代，我們需要一種不妥協的堅定性。我想這使我們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不得不生活在魯迅的影子下。

　　姜：在今天的文化思想環境里，我們該如何重新審視魯迅身上的「現代性」？

　　張：我們今天的文化思想環境，相對於魯迅批評史上最近一次繁榮期，即80年代而言，是有明顯的幾點不同的。首先，在「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上，現代性已經不再是一個急迫的、籠罩性的時代議題；隨著那種時間的壓迫感或歷史緊迫感的消失，現代性（包括現代化、現代派或現代精神等問題）已經不能夠在知識思想界形成共識了。於是，作為啟蒙精神、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的標誌性符號的魯迅，也必然會被放在一個不同的知識坐標和批評視野裡面被重新審視。可以說，隨著「古今」問題被重新定義，魯迅作品整體上也會給當代讀者帶來新的議題。在揚棄了「文學現代化」、「個性解放」、「自我意識」、「審美自律性」等一系列啟蒙主義或新啟蒙主義話語的特殊意識形態禁錮之後，魯迅作品會在一個更具有包容性、更具有文化張力和歷史複雜性的新的文學概念下被重新審視。反之，重讀魯迅，也會有助於我們探索和界定這個新的文學概念。

　　其次，隨著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上的全球化和國際交流的日益深入，隨著中國同外部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在八十年代對於知識界問題形成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西」問題，也必然會獲得不同的構型。對於重讀魯迅的努力來說，這可以讓我們擺脫狹窄的「中西對比」或「援西入中」乃至以西方文學標準為圭臬的思維定勢，一方面更為積極地探討魯迅的寫作同中國自身的文學、文字和文人傳統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另一方面，真正把魯迅作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去重新認識。

　　姜：本雅明和魯迅是同時代人，同樣是徘徊在絕望與希望之間，如何看待本雅明的孤獨和魯迅的孤獨？與西方的現代主義相比，魯迅文本中體現出的現代主義有什麼不同？

　　張：20年前我在大學時寫過一篇文章討論本雅明和魯迅的關係，探討關於歷史和寓言在兩人寫作中的地位和關係。總的看法是兩人都是寓言家，無論些什麼，都具有極強的寓意性，通過寓意的力量，把自身的歷史環境打碎、把碎片重新組織在一種「憂鬱和理想」的空間里，變成一種批判的歷史哲學，一種希望的烏托邦。兩人很多意象都有相同之處：魯迅把歷史看成吃人，本雅明將之看成是死人的面具，等等。對於現代性更深層的停滯、停頓、黑暗、無望、絕望，都能找到一系列實例，魯迅有自己一系列的辭彙，吃人的宴席、碰壁啊，本雅明也有自己一系列的辭彙。但那時的看法還不太成熟，今天我覺得可以放在一個更大的環境里，系統地整理魯迅的文字留給我們的經驗，把魯迅作為二十世紀世界範圍的現代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來讀，在這個語境里探討中國現代主義在魯迅的歷史境遇、寫作風格、和內心世界裡的起源。在今天我也許會同樣強調兩人寫作條件和基本問題的不同：本雅明和他致力研究的波德萊爾、普魯斯特、卡夫卡等現代作家一樣，歸根結底要處理的經驗的危機，是由現代大都會經驗所決定的，是由技術對傳統經驗的毀滅所決定的，也是由現代國家機器代表的官僚體制所決定。他的分析對象和批判對象始終是布爾喬亞文明，它同生產和消費的關係，它的經驗的日益空洞化和頹廢化，等等。而魯迅的個人經驗基本上還是由傳統中國鄉鎮塑造的，他首要的問題仍是士大夫階級的毀滅和新的國民革命的失敗。但魯迅的驚人之處，在於他在處理這樣的中國經驗和中國題材時，也能夠充分地展示出一種寓言的深刻性和複雜性，展現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結構上的「現代性」，雖然這種現代性只能通過諷喻和批判的寫作被「否定地」或者說「從反面」被揭示出來。

　　我的興趣不在於把魯迅包裝成一個現代派或者現代主義者，而是說通過閱讀魯迅，通過魯迅來反思中國現代性，中國現代性的一系列經驗，包括政治經驗，包括國家體制在道德層面上的矛盾，來重新考慮現代主義。也就是說，通過魯迅，我們可以用中國經驗來繼續豐富和反思現代主義這樣一個概念，而不是說要簡單地像80年代那樣，把現代主義作為一個既成的形式，審美上的一系列程序和框架，然後再來反問自己為什麼還不夠現代派，為什麼在形式創新上走得還不夠遠，還不夠有創造性、自律性等等。這是第一層意思。那麼在這一層意思裡邊，因為現代主義這個概念可以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方面---現代性的問題，歷史的問題，思想史的問題，民族國家問題等等，問題非常大，所以我想把它限制在一個文學性的問題上，從文學形式這個角度去理解現代主義，從現代主義的角度來重新理解文學性，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對中國現代主義（modernism）問題是具有奠基意義的。

　　作為國際現代主義運動的一個環節的魯迅，有幾個不同層面上的含義。一個是他在作為現代派寫作傳統裡面的地位和位置。重讀魯迅，也是重新發現魯迅，這次不是作為僅僅屬於中國的一個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而是把他放在同諸如俄國現代主義、日本現代主義、北歐、東歐現代主義寫作這樣一個世界文學的脈絡裡面來重新審視。這樣魯迅必然會作為二十世紀早期的一個現代主義大師，一個經典文學文本，被重新引入世界文學的典範當中。事實上，在國際範圍里，魯迅是二十世紀世界文學最後一個沒有被充分翻譯、閱讀和討論的大師。在這個更大的語境里，在一種更為全面、寬廣的批評視野中，魯迅文本或許可以同此時此地的中國語境保持一種有效的距離甚至陌生感。

　　姜：有不少學者拿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留學背景來考察他們的異質文化資源，乃至劃分為留日派、留美派，在魯迅與胡適的比較中大做文章。站在多元文化的優勢視野，您認為假如魯迅當年到美國留學，而不是由日本這個中轉站來間接接受西方文化，他留給後人的精神資源會有所不同嗎？他的精神底色是否還會如此峻急？

　　張：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假想性問題。如果魯迅拿著庚款，從清華一路念到哈佛，拿個「海外漢學」的洋博士回來，做大學教授，弄考據，寫小品文或「純詩」，養尊處優，自由戀愛，肺病也得到及時治療……那也就不會有魯迅了。魯迅是在當時特定的環境產生了的，有偶然性，但我們必須把魯迅當作一種存在的必然性接受下來。魯迅的根本性位置指向這種必然性，這由他的一系列選擇和決定完成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