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後九百年難解的一個迷,是異端還是天才?是罪魁還是偉人?

自南宋建立900餘年以來

王安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好像一個謎似的,為人們所不理解

近代以前無論官方或是知識界,都把他看做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異端和瘋子

把他的改革視作導致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近代以降,他又被

渴望變革,呼籲變革的人們捧到了天上

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個

為資本主義世界設計藍圖的大人物

之所以重讀王安石,是因為我們想搞清楚

在「異端」與「偉人」這兩個差距極大的評價之間

真實的王安石,真實的王安石改革

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詩評

萬象

王安石逝世

1086| 05 | 21

北宋治平四年,坐標汴京。

宋神宗即位後,王安石首次面聖。

王大人剛剛平身,皇帝就急切地詢問:

「都說大宋朝積弱積貧,內憂外困,為什麼老趙家統治了上百年,卻平安無事?」

這道題的難度係數,接近於十米無水跳台,一不小心,就會碎骨粉身。

王安石沒有當場作答,回去熬了一宿,才交上一份皇帝流淚百官沉默不轉不是宋朝人的答卷。

開篇是禮節性地讚美:

您的曾祖父是好皇帝,爺爺是好皇帝,父親是好皇帝,您全家都是好皇帝,才得以「天下無事,過於百年」。

接下來,卻畫風陡變,曆數當前各種危險:

陛下的朋友圈,魚龍混雜,忠奸不辨;

天子只知道節約,不懂得開源,導致民不富,國不強;

文官沒有積極性,武將缺乏戰鬥力,百姓飽受徭役之苦……

幸虧沒有強大的外患,也沒有慘烈的天災,否則大宋朝早就滅亡了。

總之,老趙家能有今日,全憑上天保佑。

這便是王安石送給新皇的見面禮。

宋神宗聽後,沉默許久。

「陛下,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王安石趁熱打鐵,眼神里滿是期待。

宋神宗確認過眼神,知道找對了人,便愉快地答應,兩人聯手,干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情。

王安石終於長舒了一口氣,這一天,他足足等了三十年。

梅花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公元1021年,王安石出生於撫州臨川。

年幼的王安石,算是半個神童,讀書「過目不忘」,寫文「動筆如飛」,起初看似隨意,結局卻極為精妙。

僅憑這項技能,就能秒殺一眾文青。

他還有大招。

王安石有個同齡人,叫方仲永。

後來的他們,一起寫進了語文課本。

沒錯,就是那篇署名王安石的《傷仲永》,故事+雞湯的表述方式,讓這篇短文,廣受歡迎。

為了證明雞湯文也有價值,王安石身體力行,立志通過後天努力,成材成器。

功夫不負有心人,1042年,二十一歲的王安石,以第四名的成績進士及第,被授職淮南節度判官,正式踏入了仕途。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神宗還是太子之時,便愛讀《韓非子》,對法家的「富國強兵」之術,很感興趣。

在王安石完美解釋了「本朝何以享國百年」之後,他得到了宋神宗力挺,除了誕生於鄞縣的「青苗法」,還有一系列大膽的想法,全都得以施行:

清理、丈量土地,按照土質的好壞,有區別的徵收稅賦,此為「方田均稅法」;

按照百姓富裕等級,收取相應費用,用來興修水利,此為「農田水利法」;

在經濟發達城市設立「市易司」,商品滯銷時買進,市場短缺時再賣出,以調節物價,保證物資供應,此為「市易法」;

精簡軍隊,淘汰老弱病殘和兵痞,提升戰鬥力,此為「裁兵法」;

改良科舉考試,設立武學、醫學、律學專科學校,培養專門人才,此為藍翔前身,啊抱歉,寫串了……

在當時的條件下,能想出這些富國強兵之法,可以說很超前了。

其中有些做法,甚至可以看成資本主義的萌芽。

足見王安石智慧超群,勇氣可嘉。

變法取得了明顯成效,國庫收入大幅增長,豪強地主和不法商人對農戶的剝削得到抑制,「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軍事短板也得以改善……

形勢一片大好,王安石信心百倍、豪情萬丈,「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新的一年,他還要推出更多的措施,與宋神宗一起,將改革進行到底。

陸遊祖父贊王安石變法成就:國家擁有的錢糧不可勝計。

王安石高興得有些早了。

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新法的種種舉措,已經觸犯到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加之北宋建國以來,文人士大夫都習慣了悠遊安逸的生活,「人習於苟且非一日」,他們便聯起手來,共同抵制變法。

北宋朝廷,從此吵個不停:

最先向新政發難的,是御史中丞呂誨。

他一口氣羅列出王安石的N個缺點,「大奸似忠,大佞似信」 「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最後得出結論,「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

數十位御史和諫官,緊跟其後,紛紛留言+1、+1、+1……

很快,宋神宗就將他們趕出了朝廷。

但不論是降職,還是遠調,都阻擋不住他們反抗的腳步。

幾天後,保守派又開始對變法,口誅筆伐:

蘇軾指責王安石「求治太急,進人太銳」, 歐陽修批評「青苗法」是「與民爭利」,司馬光連續喊話三次,當面質問王安石:治國猶如居家,房子壞了,修修就是了,又沒有坍塌,為什麼要拆除重建?

這些人都是文壇政界的大V,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他們的能量,不容小覷。

王安石哪敢坐視不理,隨即公開發表了一封《答司馬諫議書》,語氣相當懇切,態度卻異常堅決:

如果說我在位那麼長時間,未能大有作為,我知錯。

但如果要我固守前人之法,無所事事,那我可就罪無可恕了。

當時的司馬光,也頗受皇帝器重。

神宗準備提拔他為樞密副使,司馬光卻表示:

我的管理思路,與王安石完全相反,除非您廢止新法,否則你讓我腫么破?

皇帝不同意,司馬光就丟下一封辭職信,從此隱居洛陽十五年,潛心編撰《資治通鑒》。

書湖陰先生壁

茅檐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時間在流逝,朝堂上的爭辯,始終沒有停止。

好在宋神宗,給了王安石全天候的支持。

遇有抗議,均由王安石出面解釋。

解釋無效,神宗就踢他們出群。

至於誰來補缺,王安石點頭就行。

即便如此,還是杜絕不了各種雜音。

甚至宮裡的皇太后,還有太皇太后,都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

就這樣,宋神宗、王安石,還有他們的新政,一直都在撕裂中前行。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話並不是王安石所說,卻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將它歸到王安石名下。王安石正是以這種精神毅力來頂住一切壓力、排除一切阻力,堅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改革著實不易。

鐘山即事

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真正的逆轉,發生在公元1074年。

這年春季,久旱不雨,遍地都是災民。

身為天子的宋神宗,很是憂慮,便問王安石:「這是上天在懲罰我嗎?」

王安石安慰他:「即便堯舜執政,也難免遇上天災,不足為慮,當前還是變法要緊」。

或許是這段對話,被人偷偷聽到,又傳到了反對派的陣營。

他們便指使一個叫鄭俠的小官,畫了一幅《流民圖》,冒充緊急軍報,傳給了宋神宗。

《流民圖》中的災民,凄苦無比,有的身背枷鎖,衣不蔽體,有的拆房賣屋,賣子典妻,有的瘦骨嶙峋,以草根樹皮充饑……

為了升華一下主題,鄭俠還在圖畫的下方,配上一段文字,斷定旱災就是變法所致,並預言免了王安石,十天之內,必有降雨。否則,他願以死謝罪。

觸目驚心的畫面,極具煽動性的語言,讓宋神宗一夜未眠。他終於對變法產生了動搖。

四月初,王安石被免去中央一切職務,改任江寧知府。

當日,天降大雨。京師內外,一片雀躍歡呼。

我了個去,真是天不助介甫。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其一

草色浮雲漠漠,樹陰落日潭潭。

三十六陂流水,白頭想見江南。

臨走前,王安石向皇帝推薦了呂惠卿。

這是他在選人用人上的又一重大失誤。

變法初期,多名諫官因反對新政被免,王安石啟用李定為御史。

正是這個生母去世都不願服喪的小人,參與炮製了「烏台詩案」,讓蘇軾差點丟掉了性命。

呂惠卿上位後,生怕王安石東山再起,危及自身權力,便挖空心思,網路罪名,想陷害王安石。

但王大人的品質,接近於完美,不貪財,不好色,除了不注重形象,不講究衛生,其他的沒毛病。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呂惠卿總算找到了一點線索,有個涉嫌謀反的李士寧,曾經在王安石家做過客。

呂惠卿準備抓住這個把柄,彈劾王安石大不敬。

幸虧有人通風報信,王安石才及時趕回朝廷,澄清了罪名。

1075年,在宋神宗的提議下,王安石再次拜相,本想重啟新政,但呂惠卿的一通折騰,已經讓變法盡失人心。

王安石寸步難行。

次年,又逢長子病逝,他便辭去官職,從此閑居江寧,只填詩詞,少言世事,「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登飛來峰

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王安石和蘇軾都是少年得志,王安石22歲考中進士,蘇軾23歲那年考中進士,兩人都被視為朝廷棟樑之才,而且皆以詩文名世。

兩個大文豪同朝為官,由於政治見解和主張不同,爭端便由此而起了。最後到王安石晚年,他們為各自的政見鬧得水火不容。王安石改革每推進一步,蘇東坡都要寫詩文相譏諷,弄得王安石十分惱怒,也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

元豐初年,那些記恨蘇東坡的人抓住他寫詩譏諷朝廷的事奏了他一本。神宗看了,十分震怒,派人把蘇東坡抓來投入了大獄。蘇東坡很清楚這次是凶多吉少,難免一死。

再說王安石,罷相後早已退隱山林,所以不知蘇東坡入獄的消息,等這場轟動朝廷的"烏台詩案"傳到江寧時,蘇東坡的罪名已定。王安石連夜寫信派人飛馬進京給神宗皇帝。信中說,哪有國家正在用人之際,反而為些小文字惹的麻煩去殺那有學問才華的士子?

王安石雖然早已退隱,但神宗對他還是十分敬重。神宗看信後,思之再三,覺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將蘇東坡放了,貶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去做小官。從此,"王安石一言救東坡"的事,便成為歷史上"文人相親"的一段美談。

春夜

金爐香盡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

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杆。

王安石對東坡的才學其實是深為賞識的,尤其是當他不在朝中的時候,曾稱讚東坡所撰的《表忠觀碑》,又曾興緻勃勃地次韻東坡在密州所寫的「尖叉韻」雪詩。

元豐七年七月,剛離開黃州貶所的東坡來到江寧府(今江蘇南京),會晤了已經退居江寧八年的王安石。一個是經歷了四年磨難的舊黨中堅,另一個是業已退出政壇的新黨首領,雖然都還堅持著各自的政治立場,但畢竟遠離了政治漩渦,彼此間的敵意已大為減退。

此時東坡與王安石身上的政治家色彩已經消退,文人學士的身份意識得以凸顯,所以他們的對話很快離開了政治的主題。兩人互相出示自己的詩文,東坡手書近作相贈,王安石意猶未足,就自誦其詩,請東坡書寫後留給自己作紀念。

東坡稱讚王安石的「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二句有《楚辭》句法,王安石欣然認可。王安石問東坡,他的雪詩中「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東坡笑以頷之。

兩人又談論起學術,王安石說他對陳壽的《三國志》很不滿意,要想重修又已年邁,勸東坡著手重修,東坡推辭說不敢當此重任。

東坡在江寧停留數日,兩人多次作詩唱和,東坡游蔣山的詩中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為嘆賞,當即和之,並嘆息說:「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

王安石甚至勸東坡卜宅鐘山,與他結鄰而居,所以東坡在贈詩中說:「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一個月以後,東坡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東坡後,對人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劫波度盡,恩怨盡泯,兩位文化巨人終於消除了彼此間的敵意。王安石最終改正了對東坡的看法,而東坡更是以不計前嫌的態度對待王安石,東坡的胸懷有如光風霽月,令人敬佩。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迴。

愛閑能有幾人來。

小院迴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

為誰零落為誰開?

北宋曾經有兩個宰相,一個是司馬光,一個是王安石。一個是保守派,一個是改革派。兩個人性格迥異,政治主張,相差十萬八千里,兩個人你方唱罷我登場,輪流做宰相,相當的不對付。

在廟堂之上,司馬光和王安石是死對頭,彼此都認為對方的執政方針荒謬至極。當司馬光被罷相,王安石大權在握,皇帝詢問他對司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讚賞,稱司馬光為「國之棟樑」,對他的人品,能力,文學造詣都給了很高的評價。

正因為如此,雖然司馬光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但是並沒有因為大權旁落而陷入悲慘的境地,得以從容地「退江湖之遠」,吟詩作賦,錦衣玉食。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

同年,司馬光拜相,全面廢除新政。變法派的所有官員,盡遭謫貶。

風水輪流轉。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王安石被罷相,很多言官就跳將出來,向皇帝告他的黑狀。皇帝徵求司馬光的意見。

很多人都以為,王安石害司馬光丟了官,現在皇帝要治他的罪,正是落井下石的好時機。然而司馬光並不打算做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懇切地告訴皇帝,王安石嫉惡如仇,胸懷坦蕩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風。陛下萬萬不可聽信讒言。

皇帝聽完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說了一句話:卿等皆君子也!

菩薩蠻

數家茅屋閑臨水,輕衫短帽垂楊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聲。

1086年,王安石病逝於江寧,享年六十六歲。

至死,王安石的變法,都未獲得全面成功。

究竟是時代所限,還是新政不夠完善,亦或是變法者剛愎自用、急躁冒進、所用非人?

箇中原因,眾說紛紜,千百年來,未有定論。

政治上的是非功過,自有歷史評說。

我們還是回到人物本身,王安石死後,宋哲宗追贈他為「太傅」,誥命的起草者是蘇軾。

在這篇《王安石贈太傅》中,有這樣一段話:「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如果覺得有些複雜,那就用另一個人的評價,來結束本文。

聽聞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已經卧病在床的司馬光,以宰相的身份,發布了最後一道政令:「王安石不是壞人……朝廷應以厚禮葬之」。

桂枝香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緒。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

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近代梁啟超為王安石徹底翻案,認為王安石是「三代」之下第一完人

梁啟超給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評價:「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一言以蔽之,「今世歐洲諸國,其所設施,往往與荊公不謀同符。」

近百年來國人對王安石的毀譽其實也只是反映了近代中國的「社會氣候」,而並非還原了歷史本來面目。王安石的變法和中國歷史上所有變法一樣,從未逃脫「黃宗羲定律」的輪迴:歷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如果說王安石變法有什麼值得今人借鑒的,那麼無疑應該是警惕政府打著抑制兼并的旗號來「自為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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