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知識分子 保羅·伯曼著 吳萬偉 譯

監獄知識分子 保羅·伯曼著 吳萬偉 譯

吳萬偉譯　刊發時間：2010-06-05 02:57:08　光明網-光明觀察=========================================================

監獄知識分子

保羅·伯曼 著吳萬偉 譯

I.

　　阿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中午的黑暗》開頭幾頁讀起來令人恐怖。作者用了幾句話的篇幅把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神秘的宏大的哲學主題之一攬入懷中，用他嫻熟的詩歌技巧把他的宏大主題簡化濃縮成幾個簡單的形象：

　 牢門在

羅貝修福身後呯的一聲關上了。

　 他仍然靠著牆呆了幾秒鐘，點上香煙。在他右手邊的床上有兩個比較乾淨的毯子，稻草床墊看起來是新鋪的。左手邊的洗臉池有塞子，不過水龍頭還管用。水池旁邊的盒子剛剛消過毒，並沒有發出難聞的氣味。兩邊的牆壁都是堅硬的磚頭，可吸收水龍頭的聲音，在暖氣和排水管穿透的地方，被灰泥抹得非常好，能夠發出回聲。而且，暖氣管本身似乎能傳遞噪音。窗戶就在眼睛平視的高度。羅貝修福抬眼透過窗戶柵欄向外觀看：白雪、明月、銀河、正步走的哨兵、電燈的黃色光線。

　　你記得羅貝修福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堅定戰士。從前作為高級黨代表，為了蘇聯的利益，他總要求世界各地的黨員幹部執行共產黨的紀律。如今自己的同志指控羅貝修福犯下各種荒謬的罪行，並把他押上法庭審判，雖然他真正的罪行是對我們所知的斯大林這個一號人物的不滿，擁有一些謹慎的、有道理的保留意見而已。凱斯特勒描述羅貝修福最終屈服。在監獄被審訊的過程中，出於對黨的紀律和信仰的忠誠,他應該承認針對他的每一項荒謬指控，應該公開懺悔。他應該歡迎我們都知道的不可避免的處決，正如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其他早期布爾什維克領袖在1930年代後期在莫斯科審判時遭遇的一樣，令全世界震驚。凱斯特勒用經典的簡潔筆法描述了整個神秘事件的發展過程。羅貝修福被準時槍決，他臨終前的一些思想反映了他的困惑，自己究竟是被斯大林還是被希特勒下令處決的。

　　但是本書開頭的形象貫穿始終。凱斯特勒不斷回顧這個情景，每次都有些許變化。在小說的第200頁前後，羅貝修福來到監獄中用來鍛煉身體的院子，地上覆蓋著雪，天色陰沉，小鳥在機關槍塔樓上空飛翔。考慮到死囚區的情景，《中午的黑暗》的這些簡單的形象不僅令人恐怖，讓人覺得奇怪的是竟然看起來很美。這種美連綿不斷，有很多話可以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或許比1940年還多。凱斯特勒最終完成了初稿，安排人從維希政權時代的法國偷送到英國，並在第二年出版。

　　邁克爾·斯卡梅爾（Michael Scammell）寫的精彩傳記告訴我們凱斯特勒讀過海明威的作品，這太正常不過了。凱斯特勒作為年輕的記者前往報道西班牙內戰，表面上看，他是英國報紙獨立的自由派記者，實際上在那時候他已經是正式的共產黨員，秘密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海明威也去了西班牙，並根據這個經歷寫了小說是《喪鐘為誰而鳴》，這是他自己對20世紀專制主義的思考和鬥爭策略。該書1940年出版，凱斯特勒的小說本來也應該是這種模式。

　　海明威小說中堅定不移的戰士是左翼美國軍隊志願者羅伯特·約旦（Robert Jordan）,他來到西班牙加入反對法西斯的戰爭。和凱斯特勒的羅貝修福不同,在本書的開頭幾行，羅伯特·約旦看到了殘酷的場景，那是一片松樹林，瀝青路，陽光下閃著白光的瀑布，看到的每個物體都有軍事用途。但在海明威的小說中，我們馬上認識到描述這些細節的敘述者的聲音：一個忠誠的美國人受到破碎的心和時代悲劇的折磨而變得說話異常簡短精鍊，是對自己能擺脫多愁善感而感到自豪的多愁善感者。結果，這個寡言者確實沒有什麼好說的。1940年的海明威似乎沒有注意到他自己時代的巨大複雜性，這使得本書在當今時代難以卒讀，實際上還令人尷尬。雖然如此，《喪鐘為誰而鳴》的聲音，它對西班牙的愚蠢的感情正如海明威小說中總是具有的特徵一樣確實還有一些魅力。

　　但是《中午的黑暗》開頭幾行說的是什麼意思呢？一點都不清楚，肯定不是凱斯特勒本人的聲音。他是匈牙利猶太人，小時候在家裡說德語，在學校說匈牙利語。到了寫作《中午的黑暗》時，他已經在布達佩斯、維也納、柏林、巴勒斯坦（他堅持猶太復國主義的修正派，雖然他的偉大成就是發明了希伯來語的猜字謎）、俄國（放棄猶太復國主義信仰共產主義）、西班牙（主要經歷是在法西斯幾個監獄服刑，等待隨時可能的處決）、法國（在巴黎擔任記者，然後再次被關進監獄，這次是維希政府的集中營，他在這裡為《中午的黑暗》做了很多準備）呆過很長時間。他也採取了幾個臨時性措施朝著未來的英語作家的職業生涯邁進。他在西班牙監獄裡學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著作。

　　什麼樣的文學人物---那些奢侈的、精通多種語言的、擁有多元化的意識形態經歷的人加起來構成書中可以聽得見聲音的人物性格呢？某種巴洛克式的中歐國際主義者，當然。或者後來成為一個具有一直延伸到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泛歐洲身份認同的人。不管怎樣，眾多的經歷加起來構成對各種多愁善感極端厭惡反感的特徵。這些使得他偏愛抽象思維和偶爾沉溺於形而上學幻想中。

　　斯卡邁爾引用了凱斯特勒1952年的自傳《空中飛箭》的開頭一段。其中，凱斯特勒解釋了他總是對"命運語言"感到著迷。他寫到，"星相學是建立在人是由空間環境形成的信念基礎上的。馬克思認為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我相信這兩個說法都是真實的。"星相學馬克思主義或許成為走的太遠的意識形態多元化。但是顯然，凱斯特勒就是這樣想的：堅信命中注定的事物，極端的決定論。這是《中午的黑暗》開頭幾句話的意思。稻草床墊、洗臉池、廁所、排水管---這些都是人類最基本需要的跡象和現實。低俗的馬克思主義。透過裝有柵欄的窗戶往外看，銀河和月亮是最高貴的宇宙命運的跡象。物質和星空。讓人感到震驚的星相學馬克思主義的"命運語言"結果成為凱斯特勒小說的風景。

　　《中午的黑暗》的整個劇本包括在凱斯特勒的英雄盡最大努力地與命運的星相和物質力量做鬥爭。這種鬥爭在開頭幾句就已經開始。到了第六句，羅貝修福已經明白，他可以通過敲打水管與其他囚犯交流，像囚犯的"二次函數符號系統"，無論住在隔壁牢房裡的人是誰。我們認識到羅貝修福的戰場將是巨大的和算計好的，真正英雄的鬥爭具有敏銳的智慧、高超的適應性、以及依靠自己的驚人力量。而且，在第一頁結束前我們已經開始認識到凱斯特勒已經創作了普通心理小說或社會小說或政治小說所沒有的東西。他講了普羅米修斯神話-一個具有反抗能力和無盡意志的男子漢的故事，他將與絕對命運的宇宙和非宇宙力量進行大無畏地鬥爭。

　　II.

　　1930年代一群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熱心於普羅米修斯神話，衝動的核心是美國。在那裡，這群人把共產主義運動放在普羅米修斯及其鬥爭的背景下描述。埃德蒙頓·威爾遜（Edmund Wilson）的代表作《到芬蘭車站》就是圍繞普羅米修斯主展開的。順便說一下，這本書也是在1940年出版的。威爾遜的書提出了過去幾個世紀社會科學觀點的歷史，能夠發現和優化社會發展規律的觀點和後來的觀點，即通過強有力地干預歷史事件，那些認識到這些規律的英雄和哲學領袖可能運用這些規律。哲學上能幹的領袖能夠把人類推向社會發展的更高階段。

　　威爾遜通過回顧17世紀和維柯（Vico）開始他的歷史，然後他開始跳躍性地奔向馬克思。在威爾遜看來，馬克思的社會科學發現證明是關鍵的，馬克思揭示了歷史發展規律。馬克思本人就是普羅米修斯，是最偉大的知識分子，為了人類的利益，最終為人類盜取了火的秘密。但是，正如威爾遜看到的，即使馬克思的普羅米修斯突破也包含著缺陷，可能導致不善於思考的馬克思主義者落入陷入宿命論的陷阱，因此需要再一次的普羅米修斯反抗。這次反抗是在馬克思主義運動內部，更傾向於行動和意志。威爾遜顯示列寧在馬克思發現的基礎上是如何領導這種反抗的。這種反抗讓被動的社會民主充滿力量，變成超級激進的布爾什維克行動和意志。列寧1917年乘火車來到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後，經過自己改進把馬克思的發現應用在革命實踐中。在這個模式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發動了威爾遜開始寫這本書時依依不捨仍然懷抱著的人類最後解放的希望。

　　到了威爾遜完成手稿的時候，他已經非常清楚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失敗。在很大程度上，他把這種失敗歸咎於馬克思19世紀的哲學錯誤。馬克思曾經欠考慮地從黑格爾那裡吸收了一絲神秘主義色彩。神秘氛圍把馬克思的運動從清醒地追求進步的社會科學行動轉變成宗教性的陶醉。宗教性狂迷產生妄自尊大。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領導下，妄自尊大導致了獨裁，導致了罪惡，故意把道德考慮拋到一邊，最後導致了人道主義的非人化。

　　這就是威爾遜在《到芬蘭車站》中提出的論點。這就是轉變成悲劇的普羅米修斯神話：反抗和反反抗的故事。自由及自由的背叛，攻擊和自我犧牲，火與自我獻身。威爾遜的哲學導師是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和悉尼·胡克（Sidney Hook）。在同一年，這些厲害的思想家每人都提出了同一種解釋的不同版本。伊斯特曼在《讀者文摘》的文章中（後來收錄在他《反思社會主義的失敗》中）胡克在《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中都表達了同樣的意思。1940年在美國，悲劇性的普羅米修斯主義不僅是論點，而且是一種思想流派。

　　在某種程度上，凱斯特勒在美國同事難以經歷的歐洲情景下構思的小說得出了大致相同的解釋。只不過，不是把他的解釋作為思想史的研究呈現出來（比如威爾遜）或者作為對話體的哲學（如胡克）或者大眾雜誌說明文（伊斯特曼），凱斯特勒用小說對話的形式體現了出來。羅貝修福還是黨代表的時候的任務使得他在納粹專制初期來到德國。在那裡，羅貝修福秘密會見了遭到毀滅如今轉入地下的德國共產黨的倖存者和同情者。那些僥倖活下來的戰士和無私的英雄一直在散發傳單，在牆上貼標語。但是共產黨向羅貝修福解釋，他最好散發自己論證嚴密的傳單而不是黨的領袖下發的自暴自棄的蠢傳單。

　　在紀律嚴明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各級幹部都不應該對領袖表示懷疑。羅貝修福告訴自己"黨永遠不會犯錯誤，"因此有神秘的永不犯錯原則。羅貝修福說"黨是歷史上革命思想的體現者。"而且，"對歷史沒有絕對信仰的人不配做黨員。"在吟誦了這些教條後，羅貝修福莊嚴地驅逐了錯誤的德國同志。羅貝修福非常清楚這個可憐的人很快將成為納粹的抓捕對象。這不僅是政治上的殘酷行為，而且是道德上的罪惡。

　　這正是威爾遜、伊斯特曼、胡克在1940年代的作品中用自己的方式辨認出的那種恐怖---被剝奪了道德考慮後變得醜陋的普羅米修斯英雄主義，更不要提反作用了。凱斯特勒只是在一個方面超越美國思想家，那就是對羅貝修福的描述。美國作家刻畫了馬克思主義以及布爾什維克後代的歷史，就好像整個故事被卡爾·馬克思這樣受到大學教育在利物浦圖書館裡鑽研文件的的哲學家所主宰。這種人的生活中最糟糕最具破壞力的錯誤是學了太多的黑格爾而不是康德。這是胡克對馬克思的解釋：馬克思是個被德國哲學傳統的模糊性毀掉了的傑出思想家。

　　但是，凱斯特勒通過《中午的黑暗》的第二句向我們顯示另外一些特別重要的東西。羅貝修福是正宗的知識分子，但他接受的教育遠遠超過了你能在圖書館學到的東西。通過敲打牢房牆壁和水管，檢查裝有柵欄的窗戶找到與其他囚犯交流的方式，被抓進監獄後的這些即刻反應來自獨特的次文化。羅貝修福對這種次文化的掌握和精明給悲劇性的普羅米修斯主義增加了額外的小扭曲，這些是凱斯特勒的美國同行的作品中所沒有的。

　　邁克爾·斯卡梅爾告訴我們，在布達佩斯和維也納長大的凱斯特勒閱讀了很多作家的作品，最喜歡的作家之一是詹姆斯·芬尼莫爾·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現在連孩子都不再讀他的作品了。庫柏為文學世界引進了一流的神秘原型：皮襪子（美國開拓者）。皮襪子是一種超人，他掌握了森林秘密和莫希幹人倖存者的智慧。這給予他一般白人都不可能具備的高度警惕性和大無畏的創造力。皮襪子非常勇猛，是出現在世界文學中的第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物。

　　我們不認為庫伯對文學或思想的歷史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力，但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提出不同觀點。巴爾扎克喜歡庫伯，他引用了皮襪子，讓精明的讀者認識到森林的跡象，並把他移植到巴黎社會生活的叢林中。然後，巴爾扎克又進一步，在他塑造的人物伏脫冷（Vautrin）身上增加了庫柏發明的另一變化，即把牢房英雄變成了犯罪團伙的冷酷老闆。他隱藏的智慧不是來自蠻荒之地的莫希幹人甚至不是來自巴黎沙龍里的世故，而是來自監獄。這裡產生了新的文學原型人物，邪惡的新類別：巴爾扎克的伏脫冷，罪犯操縱者。

　　只需要俄國人把這個思想轉變成最終的版本---皮襪子那樣的超人，因為多年的牢獄生活而變得冷酷和狡詐，因為監獄文化的神秘智慧而更加精明，因為徹底和高牆外的社會和世界脫離關係而成為另外的物種。現在只不過不是作為拓荒者而是作為犯罪團伙的頭目遭遇牢房外的世界。他成為有教養的思想深刻的知識分子，充滿了對正義和未來更美好世界的強烈渴望，即革命左派。伏脫冷是社會主義革命者，是攜帶有詳細論證過的社會進步方案的囚犯，同時具有敏感和冷酷兩種性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是左派烏托邦小說，嚴格來說是傅立葉主義者的作品，但它也是監獄小說，讚頌了顛覆性的革命超人概念。涅恰耶夫（Nechayev）的《一個革命者的教義問答》也像監獄作品，是連接到沙皇監獄牆壁上的文學後果。

　　形形色色的監獄作品成為俄羅斯文學的支柱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支柱之一。俄國文學甚至還產生了美國後代，美國文學的次要經典(或許我可以說具有重要的甚至凱斯特勒的遺產)如亞歷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監獄回憶錄》。這是埃瑪·戈德曼（Emma Goldman）出版社1912年出版的書。伯克曼是移民美國的俄羅斯猶太人，1892年曾出於俄羅斯革命思想試圖暗殺鋼鐵大王享利·克雷·弗利克（Henry Clay Frick）。這使得伯克曼在此後的14年里一直被關在匹茲堡附近的監獄裡。

　　伯克曼對監獄生活的描述充滿了賓夕法尼亞細節，但該書也引人注目地讚美了車爾尼雪夫斯基，俄羅斯傳統隨處可見。為了大寫C的事業願意自我犧牲的傳統刺激人們消除人類情感，吸收監獄囚犯的規範和團結。當然，伯克曼希望像他自己這樣經歷監獄考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運動不斷壯大和繁榮。監獄將產生像他自己這樣的鋼鐵巨人，車爾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和其他俄國作家塑造的理想人物都是那種無政府主義者，帶來革命的人物。他們有清醒認識社會的知識分子的驕傲，在特定情形下也是從監獄中鍛鍊出來的強人。

　　在他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監獄回憶錄》中，伯克曼寫到：

　　還有什麼比為一個偉大、高尚的事業而獻身更高貴的事業呢？啊，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中除了為他熱愛的人民做出犧牲沒有別的目的，沒有別的意義。還有什麼比成為真正的革命者更偉大的事呢？除了革命事業的需要外，一個既沒有個人利益也沒有個人慾望的人，一個從凡人羈絆中解放出來的人。他已經超越了凡人的需要，達到了排除所有懷疑和所有遺憾的信仰高度，簡而言之，他是一個從內心深處在各方面都把革命者放在優先於人性地位的人。

　　當然，正如伯克曼希望的那樣，無政府主義運動確實繁榮了一段時間。它產生了一些英雄人物和一流的文學作品，如克魯泡特金的《革命者回憶錄：克魯泡特金》和《在俄國和法國的監獄裡》。他是一個講究人道的，科學素養很高的人，文筆優美，政治觀點深刻，雖然他的主張並不總是指向實用方向。不過，最熟練地抓住監獄左派精神的政治運動不是克魯泡特金的運動，而是具有怪異俄國變體的馬克思主義。那是建立在具有鋼鐵般意志，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生活甚至生命的革命者理想基礎上的強調行動和意志的馬克思主義，只要服務於忠誠的革命事業，他們可以把法律和道德考慮一概拋諸腦後。這些崇拜像伯克曼這樣的鋼鐵戰士的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把自己看作已經死亡或者將近死亡的人，因此能夠做出不同尋常的行動。這是一種用監獄文化帶動的馬克思主義，是威爾遜、胡克、伊斯特曼傾向於忽略或者故意輕描淡寫的思想史的一些細節，雖然這些美國觀察家很聰明。

　　抓住馬克思主義並把它轉變為怪異罪惡的錯亂源頭是沙皇監獄的結果而不僅僅是德國哲學傳統的模糊性。它是從彼得保羅要塞流出來的污水，是德國哲學和沙皇監獄文化的不協調的混合體。用巴枯寧的話就是"皮鞭日耳曼人"，用伯克曼的話是需要做出"革命第一生命第二"的決定，一個讓自己成為某個事業的狂熱者的決定，不僅僅是嚴格的教條主義者或者無情的戰士，而且是把生命置之度外的超人。簡單地說，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錯亂是這種人開展的政治運動，他們成立的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政黨，當然也不像卡爾·馬克思自己的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相反，那是一種人肉坦克旅，一句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

　　III.

　　這是凱斯特勒在《中午的黑暗》第一句中抓住的東西---把革命激情和監獄文化結合起來的布爾什維克混合體，一起與命運的無情力量抗爭。開頭段落讀起來激動人心是因為凱斯特勒用幾個形象刻畫出命運的力量，19世紀和20世紀思想家所能創造出來的與命運做鬥爭的最偉大力量：剛強的監獄知識分子，他們因為對被壓迫者的深刻同情而充滿力量，因為接受過哲學訓練而具有深刻的分析洞察力，因為監獄囚犯神秘知識的砥礪而成為具有鋼鐵意志的人，一個既是生者又是死者的人。他們是監獄文化的捍衛者。

　　但是，為什麼凱斯特勒的羅貝修福坦承認荒唐的罪行呢？進一步延伸，為什麼像布哈林這樣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審判的法庭上懺悔呢？凱斯特勒向我們顯示了羅貝修福思想意識的另一面以及他與審訊者你來我往的辯論。這些審訊者不可避免地引導他得出按要求進行懺悔是最好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中午的黑暗》是思想小說，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認為在是完全成功的。

　　1947年,法國哲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寫了一本名叫《人道主義與恐怖》的書，就是要顯示或試圖顯示凱斯特勒光欣賞馬克思主義是不夠的，還應該認真考慮歷史規律沒有發揮作用的事實。總的來說,正如梅洛·龐蒂看到的，凱斯特勒沒有能承認斯大林論證的思想力量。梅洛·龐蒂對蘇聯現實的無知使得他的指責在今天看起來值得同情。但是10年後，厭惡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者，對蘇聯有些了解的歐文·豪（Irving Howe）在《政治和小說》中再次提出了類似的批評。從豪的觀點來看，凱斯特勒對馬克思主義者推理的描述缺乏托洛茨基在《背叛了革命》中分析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政策時表現出來的細膩，裡面不僅有哲學真理和錯誤的分析而且有對社會力量的分析。

　　豪的批評在今天看來好像缺乏同情。凱斯特勒在用異常簡單的方式展現大問題時表現出驚人的才華，但他並不總是有興趣對稍微複雜些的東西進行論述。他撰寫文章武斷地談論政治目的和手段，這些文章都傾向於過分簡單了，像麥克斯·伊斯特曼的文章一樣目標針對的是讀者大眾，沒有試圖達到伊斯特曼的深刻和老練。凱斯特勒的1940年代唯一最著名的文章"瑜伽修行者和黨代表"發表在1942年英格蘭西里爾·康諾利（Cyril Connolly）的《地平線》雜誌上，總體上是挑釁性的自相矛盾的陳詞濫調，並沒有發人深思之處。凱斯特勒認為，為了實現社會進步，我們需要政治人表現出瑜伽修行者的品質---聖潔、非暴力、關心內在靈魂，但同時也要表現出黨代表的品質---在所有人身上無情推行社會改革的意志，必要的時不惜使用武力。這兩種政治永遠不可能結合。這是有些意義的觀點，但康諾利說得更透徹。

　　凱斯特勒在1940年代撰寫過蘇聯議題的文章，這是任何試圖定義蘇聯社會本質，試圖解釋俄國革命的人都會寫的東西。我覺得他的蘇聯話題文章是值得尊敬的，但幾十年後再讀可能覺得沒有什麼價值。在這些文章中，凱斯特勒甚至試圖提出與《中午的黑暗》觀點相反的觀點。他在共產主義的大錯誤的文章中說，錯誤不是把宗教品質納入進來而是沒有納入宗教品質。

　　所以歐文·豪的觀點是有道理的，但並不很大（豪本人多年後似乎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政治與小說》修訂版的序言中評論說，他自己"搖晃的成見"來自他的"社會主義青年和反斯大林馬克思主義"經歷）。因為即使羅貝修福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凱斯特勒呈現的）缺乏托洛茨基的細膩，這個表現已經很好了，足以說服我們相信羅貝修福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個認真地反覆地思考歷史規律和無產階級命運的人。凱斯特勒對羅貝修福稍縱即逝的反思的刻畫非常好，足以向我們顯示雖然羅貝修福崇拜布爾什維克的非人性，但他具有馬克思主義者思考黨性與道德的緊張關係的本能。《中午的黑暗》真正狂野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其他地方，這就是凱斯特勒告訴我們的羅貝修福這個人而不是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特徵。那麼，他是什麼樣的人呢？

　　回首1947年當梅洛龐蒂出版他順便對《中午的黑暗》的評論時，在1957年當豪出版他的反同路人觀察時，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兩者都沒有考慮小說的風景。但在沒有什麼比一部以"牢房的門在羅貝修福身後呯得一聲關上了" 這樣的句子開頭的小說更能顯示風景的重要性了。凱斯特勒從一開始就想告訴讀者，就像在新大陸拓荒的皮襪子，羅貝修福是在牢房和鐵窗中才感到自在的人，一個具有鋼鐵般意志、精明能幹、公而忘私、決不相信命運的人。如果羅貝修福是監獄中人，他所做的任何事就都容易理解了，即使我們不考慮與馬克思主義者有關俄國革命的理論。一個願意受苦，願意為他人利益忍受可怕痛苦的人，一個崇尚自我犧牲，絕對忠誠他人的人，這就是監獄文化本身。

　　我敢肯定，美國現有的監獄包含犯罪團伙成員或者黑社會成員，他們能夠贏得法院一絲同情或者甚至能逃出去，如果他們脫口說出團伙成員或者老闆的真實道白。但是這些人並不因為破壞他人生活而遭受良心的譴責，也不後悔毀掉了自己的生活。他們能繼續表現的就是對自己珍視的原則的持久忠誠，對團伙及其頭目的無限忠誠。監獄文化與黑幫文化在這點上是重疊的。那麼，羅貝修福這個人是誰？一個很有修養的知識分子，讀過很多書熟悉歷史哲學的人。但像許多其他人一樣他也是個囚犯，一個了解監獄行話，展現囚犯堅強不屈的性格的人，願意為了地下黨其他同志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這裡就是布爾什維克黨。

　　凱斯特勒的特別創新之處,他對將近一個世紀的俄國文學以及受俄國影響的左翼監獄文學的傑出貢獻是向我們展現了經典的革命囚犯。不是19世紀俄國的囚犯---沙皇的笨蛋或者監獄長，而是願意逐條與囚犯辯論誰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更真實更真誠的左翼革命者。審訊者甚至被認為是這個事業的更優秀的代表，他們更優秀是因為來自低層階級，而羅貝修福是知識分子的一員，一個在藝術博物館舉行秘密革命會議的人。梅洛龐蒂抓住了凱斯特勒小說人物的不同階級出身，作為證據顯示羅貝修福實際上是反革命，而現實生活中的斯大林主義者在領導一場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雖然可能並不完美。

　　但是，如果你接受從前19世紀知識分子的英雄觀念及其在歷史中的作用作為既定的概念，如果你接受這個英雄概念的俄國監獄變體，那麼羅貝修福這個受到良好教育囚禁在牢房裡的智慧之人就成為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的英雄。他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拉赫梅托夫（Rakhmetov），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監獄回憶錄》中的克魯泡特金，是涅恰耶夫的《一個革命者的教義問答》的理想革命者，也是《監獄回憶錄》中的伯克曼。問題不在於羅貝修福的具體政治立場正確與否，而在於內在個性。他是普羅米修斯的理想，從沙皇的地牢中爬出來的受苦者形象。在寫出"牢房門在羅貝修福身後呯得一聲關上了"後，凱斯特勒讓讀者遭遇了確切無疑的大難題。

　　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歐洲文學和文化尤其是在左翼領域的任何一個思想高尚的傳統都指導我們崇拜羅貝修福，敬重他絕不屈服的頑強和對事業的忠誠，即使凱斯特勒讓我們認識到這個黨在一號人物領導下如何嚴重地破壞了這個事業。但是，在我們敬佩羅貝修福的同時,我們也想譴責把他毀滅的共產主義體制。我們將不得不認識到反沙皇革命運動的偉大英雄結果卻被囚禁在布爾什維克的反沙皇監獄中。導致我們崇拜布爾什維克主義的19世紀普羅米修斯英雄崇拜的邏輯猶豫不決地帶領我們反布爾什維克主義。我們越是欣賞革命的美德，我們詛咒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願望就越強烈。沒有辦法逃出這個兩難困境。蘇聯的監獄生活故事不可能導致其他的可能性，蘇聯監獄生活的故事不可避免。

　　這絕不是凱斯特勒的微小洞察力，這是問題的關鍵。早在1940年代，他的讀者，至少一部分讀者在書剛一出版就已經認識到其重要性(雖然正如斯卡梅爾告訴我們的，這本書在不同國家出版的時間不同，被讀者接受度也不同。在英國靜悄悄的沒有多少熱情；在美國引起轟動，取得商業上的成功；在法國因為納粹佔領和戰爭而推遲出版，出版後產生巨大的熱情並帶來重大政治後果；在德國推遲到戰爭後出版，因為英國擔心激怒蘇聯；在匈牙利在1980年代以手抄本形式出版) 但是凱斯特勒的成就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越發明顯。在《中午的黑暗》出版幾十年後在共產主義的祖國摧毀共產主義運動的批評和揭露到底是什麼？曾經是文學和思想高尚的知識分子的世界的共產主義怎麼了？

　　IV.

　　我要通過回顧亞歷山大·伯克曼和他在1906年從匹茲堡監獄釋放以後的命運提出一個答案。伯克曼是猶太人工會組織"工人圈"（the Workmen"s Circle）的組織者，民主社會主義者和意第緒兄弟會成員。他寫了監獄回憶錄。按照歷史學家保羅·阿維里奇（Paul Avrich）的說法，他或許仍然保持著暴力反抗資本主義的陰謀。考慮到他的兄弟會組織和自傳式文筆，他在舊金山出版了不是非常反暴力的言辭激烈的無政府主義雜誌《風暴》（The Blast），這很容易令人相信。在1919年的最後幾天，伯克曼被驅逐出美國，連同埃瑪·戈德曼和幾百個無政府主義者好戰分子和美國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成員一起來到剛剛革命的俄羅斯。他在俄國得到英雄般的歡迎，因為他在遙遠的資本主義美國居留期間，嚴格按照傳統的俄國革命理想指導下生活。

　　俄國革命已經轉向布爾什維克方向。布爾什維克政府即將兩歲，當時還沒有成功地摧毀其他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孟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左派社會革命者、右派社會革命者、猶太社會主義者等等，其中有些人在蘇聯的不同角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專制，但列寧已經下令大肆槍殺和逮捕他們了。左翼政黨開始抗議，他們把革命的名聲帶進自己的抗議活動中。克魯泡特金這時已經上了年紀，處於晚年階段，但他在俄國人的心目中地位仍然是崇高的。在沙皇被推翻後，他從流放地返回時六萬人出來迎接他。他最後的政治活動是撰寫了對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廣泛批評，私下裡送給列寧，後來還公開發表：嚴厲地譴責布爾什維克，確立了革命應該做和不應該做的事，並提出了真誠的建議。如果列寧想創造蘇聯的光明未來，就應該鼓勵自由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而不是中央集權的暴政。克魯泡特金甚至建議列寧模仿美國的一些美德，不要繼續像列寧那樣假設美國的財富和力量不過是帝國主義者暴力掠奪的結果，這清楚地顯示在克魯泡特金的晚年，他的無政府主義觀點已經傾向於自由主義。

　　從1921年克魯泡特金去世直到戈爾巴喬夫時代，他在莫斯科的葬禮是蘇聯發生的最後一個合法的反布爾什維克群眾性政治運動。亞歷山大·伯克曼在無政府主義哲學問題上是克魯泡特金的追隨者，考慮到他的地位，他在組織葬禮活動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他也向列寧提出了抗議。隨著蘇聯發展方向的逐步清晰，亞歷山大·伯克曼逃往柏林，後來到法國。他返回到沙皇時代極端左派的傳統活動之一，就是動員左翼力量支持俄國被囚禁的革命家，俄國監獄和集中營的受害者。只有這時被處決和抓起來的無政府主義者是布爾什維克的受害者而不是沙皇的受害者。亞歷山大·伯克曼成立了一個資助囚犯的組織"俄羅斯援助基金"。該機構給受到迫害的同志送包裹，試圖記錄他們的情形，向世界公布他們的命運，但關注的人並不很多。雖然如此，亞歷山大·伯克曼在世界各地都有崇拜者。

　　伯克曼1936年去世，因為身體狀況太差而自殺。他的一些同志繼續從事他的事業，其中最有勁頭的一個人是莫斯科克魯泡特金葬禮委員會年輕的成員，名叫馬斯莫夫（G.P. Maximoff）-這個人曾經在1917年最初的革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幫助創辦了無政府主義者報紙。因為反對新的專制，最後他自己也被關進監獄。馬斯莫夫逃往柏林，後來到芝加哥，靠辦牆報謀生。在有空的時候，繼續從事文件收集整理工作，用系統的方式編輯調查，最終出版了長達624頁的書。馬斯莫夫把他的書稱為《絞刑架在工作：俄羅斯恐怖的20年》(數據與文件)。該書出版於1940年，正好是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威爾遜的《到芬蘭車站》、胡克的《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以及伊斯特曼的《讀者文摘》文章發表的同一年。也是凱斯特勒完成《中午的黑暗》的同一年。

　　馬斯莫夫在出版自己著作時處於相對的劣勢。從他的芝加哥藍領工人難民之家，他知道如何呼籲美國勞工運動中堅定的左翼反共產主義者的支持。但這些人往往也是移民、流放者或像他一樣的普通工人。他不知道如何接觸到美國和其他地方的主流媒體的記者和知識分子。或者，作為崇尚運動的無政府主義者，馬斯莫夫並不急於與他人接觸。所以他不尋常的書是被自己的盟友被稱為伯克曼基金會芝加哥分會的小委員會出版的。該組織的支持主要來自伯克曼從前的兄弟會"工人圈"、"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這裡無政府主義者是權力結構的一部分)和美國分散的俄國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群體。

　　我認為在美國勞工運動的幾個角落，馬斯莫夫的厚書可能發揮了作用，是促成了"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以及美國勞工聯合會中某些人的反專制理想主義的另一個因素。我並不清楚他的書是否引起了大眾報刊或者主流知識分子的興趣。該書前半部分在最近一些年一直被眾多無政府主義組織重新印刷，但自從巴枯寧或者克魯泡特金的學生在美國勞工運動內發揮哪怕最輕微的影響力的時候起，已經過去了幾代人了。馬斯莫夫著作的下半部分包括了關鍵的文件，除了少數圖書館和個別舊書商那裡以外如今完全無法搞到。《新共和》的讀者中有少數人聽說過這本書，我會感到吃驚。

　　既便如此，在我已經討論過的1940年以來的眾多著作中，馬斯莫夫的《絞刑架在工作》可能是從感情上說最強大，從思想上說最有有說服力，從道德上說，最可怕的。該書把列寧描述為進行最大規模的屠殺和恐怖壓迫的魔鬼。該書記錄了一些畫面。該書以年為單位回顧了列寧政策的幾個階段，從1918年4月莫斯科無政府主義者被鎮壓開始。該書解釋了列寧政策的群眾性後果，早在1921年就出現的政治運動造成的饑荒。該書回顧了蘇聯任何形式的政治自由逐漸遭到破壞的過程，提出了一些統計學證據。

　　在馬斯莫夫的分析中，"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實驗除了給俄羅斯造成巨大破壞和災難外，還使得一千萬到一千兩百萬人失掉生命，"雖然他認為他的數字是低估了的。該書還做出了文化判斷，"俄國文學，從來沒有向任何專制低頭的，代表最高道德水平的大膽、反抗、啟蒙的俄羅斯文學，現在成了充滿恐懼的，把人民變成奴隸和閹人的工具，""擁有文學那樣的地位的藝術和音樂不得不屈服於佔據高位的傻蛋。"因此，現在沒有一個看起來愚蠢或者過分。

　　但是《絞刑架在工作》最令人恐怖的方面在於第二部分，也就是最後的三百頁。那裡面記錄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命運。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犯下的錯誤是在俄國革命早期與布爾什維克人合作，這個錯誤馬斯莫夫似乎從來沒有充分認識到。接著，正如馬斯莫夫顯示的，在列寧鞏固了權力後，布爾什維克人開始系統地毀滅從前的盟友。馬斯莫夫記錄了每一個事件，有時候引用蘇聯官方出版物，有時候是當時無政府主義者的宣言或無政府主義者和布爾什維克報紙的片段，還有最令人膽寒的是很多人的走私信件和個人證言。

　　看不見的書寫

　　章節的標題和副標題講述了故事："烏克蘭無政府主義者的處決"，"革命者在哈爾科夫（Kharkov）被槍決"，"大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處決"，"一封來自里亞贊（Riazan）監獄的無政府主義者的信"，"塔甘卡（Taganka）監獄的上訴"(其中很多人宣稱他們幾乎餓死)，"4號牢房絕食抗議"。一個針對"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宣言解釋說"來自俄國的最新消息讓我們深感憂慮：布爾什維克決定殺掉監獄中的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國際主義者的絕食抗議"，"把所有政治犯都轉移到索洛韋茨基群島"，"兩位同志消失"，"索洛韋茨基修道院" ("索洛韋茨基修道院對囚犯的持續的殘酷虐待難以用語言描述，這個非人之地的囚犯稍微違反規則就被痛打一頓，被迫脫去衣服在氣溫低於零度的時候赤身裸體站在黑暗的牢房裡。現在兩個囚犯科列斯耶夫（Klysiev）和扎普欽（Zapechin）就躺在那裡，手和腳已經被凍掉了正等待死亡，這是他們結束痛苦的唯一解脫。")"驅使政治犯自殺" ("雅羅斯拉夫爾（Yaroslavl）政治禁閉室的條件可以被更好地想像而不是描述，政治孤立者，農民無政府主義者格里戈爾耶夫（Grigoryev）試圖自殺而被活活燒死")所有這些都伴隨著姓名清單，有時候還有照片，同時有關該同志特徵的描述："在勒夫托夫（Lefortov）監獄" "很可能死了" ，"在西伯利亞烏拉爾斯克（Uralsk）區奧多斯克（Obdorsk）流放"，"流放到西伯利亞納里木（Narim）區"，"處於完全孤立中"，更不要提傷寒和毒打等。

　　300頁這樣的東西佔很大的篇幅，即使除了前面幾百頁有關列寧目標和思想風格的話題。馬斯莫夫的信息確實可以理解。你認識到你在閱讀由一個瘋子和他的追隨者在做的毀滅群眾運動的紀錄片歷史。毀滅運動正好包括在19世紀起來反抗沙皇的那些人，那些經受監獄洗禮的極端理想主義者。他們對事業的忠誠勝於珍視自己的生命。

　　你也許認識到了，閱讀馬斯莫夫的《絞刑架在工作》好像是在閱讀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的初稿。索爾仁尼琴知道馬斯莫夫的偉大著作嗎？索爾仁尼琴肯定了解一些被抓起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在他的小說里，他用同情的筆調描述了在西伯利亞流放的命運的克魯泡特金的同情者，但他似乎根本不知道馬斯莫夫。邁克爾·斯卡梅爾是索爾仁尼琴和凱斯特勒的傳記作者，雖然他的索爾仁尼琴傳記篇幅很大(凱斯特勒的傳記也一樣), 馬斯莫夫的名字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不管怎樣，很難想像索爾仁尼琴怎麼能閱讀到馬斯莫夫的厚書。馬斯莫夫用俄語寫作，但亞歷山大·伯克曼基金會芝加哥分會出版的是英譯本。

　　不用說，《絞刑架在工作》缺乏《古拉格群島》的修辭力量。既便如此，馬斯莫夫也是具有文學天賦的人。在讀他的書時，你已經開始瞥見幾十年後索爾仁尼琴著作所能掀起的巨大能量。這裡，從思想上說，1940年的《絞刑架在工作》已經是徹底毀滅, 亞歷山大·伯克曼在他的"布爾什維克神話"的小冊子中所說的"徹底毀滅"，因為它從根子上摧毀了共產主義觀點。它的基礎是什麼？這裡值得定義一下。

　　馬克思在他的代表作《資本論》中寫到貧困、剝削、饑荒和階級不平等的種種恐怖事情。馬斯莫夫寫了類似的東西，但馬斯莫夫的傑作主要集中在禁閉的恐怖。《絞刑架在工作》和《古拉格群島》在這點上是相同的。這些是關於監獄的書而不是有關工資的書，有關囚禁而不是有關剝削的書，有關索洛韋茨基修道院和莫斯科塔甘卡監獄而不是有關工廠和農場的書。這些書揭露了共產主義下的監獄體系，沙皇監獄不是萎縮而是發揚光大了。共產主義監獄摧毀從前俄羅斯英雄的整體-不僅是克魯泡特金的忠誠的讀者和追隨者而且是孟什維克、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讀者、社會革命者和其他任何人的那些英雄的整個運動。這是徹底擊垮共產主義脊樑的消息---共產主義下的監獄信息，不是揭露無產階級沒有獲得幸福生活，即使它是真實的，在共產主義下，無產階級也不能繁榮。

　　那麼，《中午的黑暗》是什麼呢？它是個揭露了這個現實的優美的簡單化的寓言。它講述了一個經典的俄羅斯監獄英雄，在羅貝修福的案例中是在他自己許可的情況下被共產主義者毀掉了。自我毀滅是問題的核心。凱斯特勒給故事塞滿了驚人準確的細節。或者至少在閱讀《中午的黑暗》時我們本能地相信他確實這麼做了。我們讀者這樣想是正確的。《中午的黑暗》的開頭段落，羅貝修福開始估量他的牢房，"牢房門在羅貝修福身後呯得一聲關上了"等導致了羅貝修福詢問他的牢房鄰居的政治罪行的時刻-這些段落表現出獨特的可以辨認出來的味道。

　　在《絞刑架在工作》的426頁，馬斯莫夫記錄了他自己進入布爾什維克監獄的經歷：

　　鑰匙扭動後，我被帶進小牢房。鑰匙再一扭動，生活就被留在外邊了。我靜靜地站在門邊，不知所措地發獃。

　　牢房是只有一個窗戶的小屋，位於地下室，窗戶上有鐵柵欄。窗子對著一個院子，對面是一些神秘的倉庫。在從門到窗戶的牆邊是大通鋪，上面四對眼睛盯著我看。其中一個屬於承受痛苦的，縮成一團的人，獃獃地蜷縮在床板上。看見他讓我身體打個寒顫。

　　"你為什麼被捕？"其中一個問到，

　　"因為我在軍隊的時候拒絕執行警察的命令，提交了書面聲明。"

　　"啊，..." 其中一個慢吞吞地說"你倒了霉了。你是什麼人，孟什維克還是社會革命黨？"

　　"不，我是無政府主義者。"

　　"無政府主義者!" ... 他驚訝地說出一句話。"你們這種人也被捕了？"

　　"好像是的"我回答說。

　　第二個又問"你說，因為你拒絕，啊，那麼，你就完蛋了。"

　　可以說，凱斯特勒的每個細節都是正確的。

　　V.

　　凱斯特勒的大細節也都是正確的。在我們這個時代閱讀《中午的黑暗》,我們肯定注意到監獄文化和惡魔般的專制主義運動的一些接觸在沙皇帝國之外的地區確實增加了。最近，我在閱讀穆斯林兄弟會創始人哈桑·巴納（Hassan Al Banna）的追隨者的一些作品，我印象深刻的是這個文學中監獄文化和監獄世界佔了多麼重要的地位。我們時代的瑞士伊斯蘭哲學家塔里格·拉瑪丹（Tariq Ramadan）是哈桑·巴納的孫子，他寫了一本主要是獻給他爺爺的書《穆斯林復興的根源》（Aux sources du renouveau musulman）。其中他指出在埃及總統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獨裁統治下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大肆逮捕和監獄經歷，描述了穆斯林兄弟會中的恐怖主義趨勢。在拉馬丹看來，是埃及的監獄創造了伊斯蘭運動中的恐怖主義潮流，他注意到這可以追溯到哈桑·巴納本人的主張，但拉瑪丹的論點沒有說服我。

　　大肆抓人的觀點或許有助於構成很容易接受的政治化伊斯蘭的反常措施。不管怎樣，拉瑪丹讓讀者注意比他自己更大的哈桑·巴納專家，就是拉瑪丹尊敬的謝赫·阿爾卡拉達維（Sheikh Yusuf Al Qaradawi）。我發現謝赫·阿爾卡拉達維用不同的角度看待監獄對伊斯蘭運動的貢獻。謝赫·阿爾卡拉達維寫了一本書，題目是《伊斯蘭教育和哈桑·巴納》，其中他定義伊斯蘭運動的最高目標是教育，即塑造新人，伊斯蘭意義上的完人。這個理想新人最可能在什麼地方產生呢？阿爾卡拉達維寫到"監獄牢房看到相互幫助和犧牲的行動，限於篇幅我無法把那些內容寫下來。" 他回憶起自己親身經歷的監獄生活，對被抓起來的穆斯林兄弟的痛苦感同身受："許多年輕人沒有力量和意志承受監獄的折磨。我就是想讓這些兄弟出去，他們都有大家庭，或者不堪忍受這種極端的折磨。"

　　正如阿爾卡拉達維可能認為的，監獄是穆斯林兄弟會最偉大勝利的地點。接著阿爾卡拉達維的《伊斯蘭教育和哈桑·巴納》在1984年出版了英文譯本，在此後的一些年，伊斯蘭運動發展出獲得無私美德和自我犧牲或者阿爾卡拉達維說的"愛"的更好辦法。這是自殺式恐怖主義-其中阿爾卡拉達維是遜尼派伊斯蘭的主流神學理論家。自殺恐怖襲擊如果不是獲得完美無私-絕對犧牲，承擔別人的痛苦的成功方法，是什麼呢？

　　同時閱讀凱斯特勒和伊斯蘭作家讓我思考不僅是拉瑪丹和阿爾卡拉達維讓我們想到的埃及監獄，而且也想到了伊朗監獄。革命前沙國王的監獄產生了很多無私的監獄伊斯蘭分子，那些擁有崇高美德的英雄。現在伊斯蘭監獄包含了他們自己的無私伊斯蘭分子，他們可能成為崇高美德的英雄，凱斯特勒在《中午的黑暗》中如此流暢和簡單地描述的難題---具有美德的英雄被其他擁有美德的英雄迫害的畫面，他們在爭吵誰最有美德。這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故事，不僅僅是寓言而且成為外交政策問題。

　　在我看來，凱斯特勒非常有趣的生活中最有趣的階段持續了15年，從導致他寫偉大小說的背叛共產主義開始。在更早時期，當他是修正版猶太復國主義者時,他知道要追求什麼 (猶太復國主義者)反對什麼 (猶太復國主義的敵人)。當他1930年代早期成為共產黨員後，進入了同樣簡單的世界，即支持共產主義者，反對反共產主義者。但在《中午的黑暗》的作者生活在複雜的世界後，他發現裡面有他反對的共產主義者，還有更加緊迫地反對的敵人---共產主義的敵人法西斯主義者。在那些年，他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的道德觀，也就是說他站在反對派一邊，反對似乎可能產生貧困和不平等的經濟制度。

　　所以，他的敵人沒完沒了，但他確實知道如何給敵人排序，法西斯主義者是頭號敵人，共產主義者是第二位的敵人，資本主義者是名單中更靠後的敵人。他也知道在微妙的秩序中如何接受友誼和盟友。如果保守派具有民主思想，他不排斥與他們結盟，雖然他本來非常厭惡保守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能夠寫出這樣的話"在這場戰爭中我們用半個真理來反對整個謊言。"雖然細微差別似乎從來沒有讓他喪氣。在戰後他也沒有喪失區分這些的能力。他是歐洲社會主義者，在冷戰的最糟糕日子他明白反社會主義的美國是歐洲的最佳希望。

　　凱斯特勒不可避免地發覺自己持有並不受歡迎的立場，或者至少難以解釋的政治立場。但他是天才的記者，這意味著不管他的論證多麼困難和微妙，他都知道如何用相對簡單的術語，用幽默的語言把思想呈現給大眾。在記者看來，這些技巧或許是解決一切難題的關鍵。他在解釋自己的觀點時的快樂似乎給予他足夠的力量，對付面前總是出現的攻擊。但是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邁克爾·斯卡梅爾明智而審慎地描述凱斯特勒的組織活動和爭論。

　　凱斯特勒在1948年訪問了美國，雖然考慮到他的共產黨背景他很難獲得簽證（這並不是暗示每個非美國作家在進入美國時遭遇簽證問題都應該被看作凱斯特勒)。他和《黨派評論》周圍的一幫紐約知識分子建立起關係，正如邁克爾·斯卡梅爾觀察到的，這些作家在國際政策問題上比當時的歐洲同行往往更精明一些。邁克爾·斯卡梅爾提供了《黨派評論》知識分子的一些精彩的特徵描述(雖然在描述悉尼胡克是從前的托洛茨基分子時犯了非典型錯誤)。邁克爾·斯卡梅爾回顧，凱斯特勒和紐約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組織了可觀的戰役，代表自由思想反對共產主義者和共產主義影響下的觀點。

　　邁克爾·斯卡梅爾對凱斯特勒感受到明顯的敬佩，這是該傳記的魅力之一，在他的熱情中，他把很大一部分靈感歸功於凱斯特勒本人。我認為他低估了胡克的影響。早在1939年，胡克就已經組織了文化自由委員會，他也低估了受到社會主義影響的美國工會的傳統，尤其是"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正是這個工會資助了馬斯莫夫的《絞刑架在工作》。隨著時間的推移，胡克的文化自由委員會變成了國際組織"文化自由大會"，得到了"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的更多資助，和工會國際局的煽動(雖然最終它也得到中央情報局的資助)。那是勞工和知識分子聯盟的光榮日子，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聯合起與左右兩派的專制主義做鬥爭。

　　但是邁克爾·斯卡梅爾在強調凱斯特勒在50年代前後在文化自由國際大會以及相關委員會和活動中的積極和有效的角色上是正確的。從1950年著名的反共知識分子柏林會議到建立歐洲自由電台和其他跨越鐵幕進入蘇聯地區的努力等活動，不僅是軍事威脅和核武器的均衡而且是觀點和新聞的爭奪。在說服歐洲非共產主義地區的知識分子保持非共產黨身份方面，文化自由國際大會及其相關團體好活動發揮了很大作用。

　　這些工程組成凱斯特勒在他的前共產黨模式下喜歡說的"去除信息（Deminform）"。這是文字遊戲，"Cominform"指的是共產黨信息局,不管怎樣，吸取了他1930年代初期和中期作為威廉·繆齊伯格（Willi Münzenberg）共黨宣傳機構成員的個人經歷。這是以火攻火的例子-在知識分子中間用自由派思想對抗共產黨宣傳，不是宣傳而是真實的和真誠的論證。正如我們現在有理由知道的，幾十年後，追求民主而不是共產主義確實有很大差異。

　　閱讀邁克爾·斯卡梅爾的描述，我開始對文化自由大會的重大成就後幾代人，我們自己時代的知識分子場景感到憤怒。非常奇怪的是，在我們的時代沒有像文化自由國際大會這樣的組織。一場巨大的知識分子辯論正在世界很多地方展開，一邊是伊斯蘭分子，另一邊是反對專制的眾多自由派，無論是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但是邁克爾·斯卡梅爾描述的自由派大會或者活動從來沒有在我們這個時代大規模地出現過。我們有人權組織，但我們不再維持代表在那些比如穆斯林兄弟會組織發揮巨大影響力的國家裡受迫害的自由派講話。我們甚至沒有那種允許來自不同國家的操不同語言的自由思想的作家聚會討論各自經驗和思想的大會或者會議。我們也沒有那種大規模的持久合作的努力把書籍和文章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外的語言。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勞工運動的社會主義者胡克、凱斯特勒和他法國同志曼尼斯·施佩貝爾（Manès Sperber）以及1940年代的眾多同事走在我們前面。

　　VI.

　　凱斯特勒是奧威爾和加繆的好朋友，考慮到在1940年代這三個人是世界上探討專制問題的最偉大作家，這是不同尋常的。他們有理由對其他兩位感到懷疑，更不要提凱斯特勒和加繆之間競爭和懷疑的其他理由了，那就是愛上了同一個女人瑪曼因·配吉特（Mamaine Paget）。這個女人成為凱斯特勒的妻子，卻和加繆有私情（同時還被愛德蒙·威爾遜熱烈追求，她拒絕了讓·保羅·薩特的調情，所以肯定是非同尋常的女人）。奧威爾和加繆在40多歲就死掉了（瑪曼因·配吉特死時只有30多歲），邁克爾·斯卡梅爾納悶如果凱斯特勒年輕時就死掉，他如今的名聲是否會更大些。

　　在我看來，這是可能的。凱斯特勒總是問各種神秘問題，有關靈魂，有關宇宙意義之類，神秘問題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種厚重感。但在他的生涯的後期，他試圖給出答案時犯下了錯誤。他開始批評達爾文的科學，追求一種半科學的或者准科學的靈魂學（parapsychology）概念、致幻藥品和各種神秘猜測。其中有些作品仍然具有其神奇的魅力，它們或許甚至擁有邁克爾·斯卡梅爾歸結為某些段落上的偉大品質。但正如邁克爾·斯卡梅爾悲哀地承認的，靈魂學和其他議題的探索即使在那時看起來就令人懷疑，此後也沒有得到更堅實的支持。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時候，凱斯特勒的科學和半科學作品模糊了我們對凱斯特勒本人的印象。

　　一個偉大作家的最偉大創造肯定是他本人，一個似乎掌握了獨特智慧或者特別魔力的敘述者，我們可以從一本又一本書中跟隨的他的故事和解釋，愉快地相信獲得了罕見的令人愉快的東西。奧威爾能夠創造我們知道的"奧威爾"這樣的人物，就像加繆創造了"加繆"這樣的人物。但凱斯特勒開始弄不清"凱斯特勒"是誰了。他或許是自己最可靠才華的犧牲品, 他的記者才華是受到大眾歡迎的說明。他知道如何認定自己的讀者，如何討好他們，如何關注他們關心的問題和想法，如何找到適當的口吻。這意味著當他為《地平線》或者《倫敦論壇》寫稿時，他表現出自己實際上是英國人，當他為《紐約時報雜誌》寫稿時，他表現出自己實際上是美國人。邁克爾·斯卡梅爾告訴我們凱斯特勒在心態上採用的是英國風格，但他從來沒有學會發出"w"音。

　　他從來不能達到穩定地認識自己的猶太人身份。在一本小說中，他回顧了自己的姑姑及其家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捕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殺害的事。但這個事件就像系列類似事件中的一個突出事件一樣一晃而過，只是在100頁左右之後談到有關猶太教是否種族主義的令人困惑的思考。在猶太人問題上，凱斯特勒游移不定地改變方向，從指導亞博廷斯基（Jabotinsky）的猶太復國主義的中歐小型民族主義到在他主要著作的最後一本《第13個部落》中指導他擁有涉及東歐和俄羅斯猶太人歷史的荒謬的反民族主義，最終認為猶太性本身是建立在誤解基礎上的，對這種誤解的消除只能通過猶太人自己拒絕成為猶太人來解決。

　　我並不是想說凱斯特勒沒有能報道納粹消息或者沒有做出可敬的反應。相反，他的反應是別人學習的典範。他把自己最好的文章之一"論不可思議的罪惡"寄給《紐約時報雜誌》在1944年發表。用精彩的典型的簡潔方式描述了試圖把令人恐怖的消息傳遞給充滿懷疑的大眾所遇到的困難，"吶喊者"的困境。考慮到當時的現實，他認為吶喊是合適的，但是誰知道那種吶喊可能引起不明真相的讀者更大的懷疑。他寫到"空間和時間上的距離降低了認識的強度，重要性同樣如此。17是個數字，我覺得親密地像個朋友，但500億不過是個聲音。汽車碾死了一條狗可能打破我的感情平衡，甚至讓我們難受地吃不下飯，但波蘭三百萬猶太人被殺引起的情緒不過是稍微不自在而已。我們不能用我們的認識來擁抱整個過程，我們只能集中在現實的微小一部分上。"

　　只不過我懷疑，為了說明這個論點，凱斯特勒不得不集中所有精力試圖同情地想像無知美國讀者的困境。他們是與被殺者在空間上相距很遠的人，那樣的話他們就沒有精力同情地理解自己的困境了。"論不可思議的罪惡"仍然是偉大的文章，但如果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作者"這個吶喊者"是個不會發"w"音的來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這可怕的事就發生在自己家裡或像他家人一樣的人身上"，它將是更偉大的文章。

　　他對哲學和科學的觀點同樣迅速和極端地轉變，建立在他自己是科學家的愉快幻想基礎上。他似乎從來沒有認識到為了讓自己看著前後一致和有趣，他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正宗的中歐知識分子-布達佩斯和維也納城市的知識分子階層,確實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本能。這群人早在沙皇時期，就充滿敬佩地看待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監獄殉道者。但中歐知識分子從來不存在於英語國家中，而凱斯特勒更願意生活在這種國家。世界戰爭剛一結束，中歐知識分子就從中歐消失了，正如知識分子大部分從蘇聯消失一樣。凱斯特勒本來可能把自己看作最後的莫希幹人(這個術語是他本人喜歡用的，他從前喜歡讀庫柏的作品)但他更喜歡繼續陶醉在自己是英國紳士作家是科學家的幻想中。

　　那麼，凱斯特勒是誰？他的讀者一直有理由感到懷疑。必須進一步承認的是，最終關於這個人還有比怪異更糟糕的事：他有令人震驚的故事。他在1983年77歲時自殺，這行為背後有一個邏輯。到這個時候，他已經遭受嚴重的無法治癒的疾病的折磨，剛剛被診斷出第二個絕症。他還沒有開始承受這雙重不幸的真正可怕的後果，他的醫生不能預測他還能維持身體功能多長時間，但仍然可以明白的是處於這樣狀況的人如何更願意馬上終結生命而不是等待漫長的可怕的衰竭。

　　但是，他妻子也自殺了，在這個事件上根本沒有邏輯可以為這行為辯護。她當時55歲，身體健康，即使她不採取新的激烈措施，本來能夠繼續追求有趣的有社交的職業，作為凱斯特勒的遺孀經營他的作品並與出版商鬥爭。為什麼辛西婭·凱斯特勒（Cynthia Koestler）和丈夫一樣自殺呢？邁克爾·斯卡梅爾在這個話題上讓人感到納悶地保持沉默。這是事實傳記，不能瞎猜。斯卡梅爾帶領我們假設，雖然辛西婭·凱斯特勒部分因為她和丈夫早就進入支配和依賴的特殊關係，是性關係但不僅僅是性關係。而且，我能想像（雖然邁克爾·斯卡梅爾就此問題說得非常少，除了注意到凱斯特勒自殺遺書上奇怪的詞"自我解脫"外) 凱斯特勒提出了他自己的自殺觀點。到這時，他已經痴迷於科學騙局。在事實和科學問題上，這個人身上已經不剩下一盎司常識。

　　邁克爾·斯卡梅爾的傳記開頭是兩人自殺，這是荒誕恐怖的開頭。但他還要做什麼？作為記者的凱斯特勒肯定非常清楚他妻子的自殺說不清楚，不像他自己的自殺那樣容易理解。肯定引起人們對他最後時刻一切行為的怪異的令人不安的懷疑。這兩人自殺的事件註定破壞在他漫長的總體上令人欽佩的生涯上殘存的一絲英雄品質。但是，一個作家為什麼非要為了英雄主義維持自己的名聲呢？作家應該是英雄的觀念是19世紀的另一個遺產，是浪漫知識分子的想法，在俄國，正是這個想法導致了人們對反沙皇監獄知識分子的崇拜。但是凱斯特勒似乎被這種英雄主義毀掉了。在我們自己假裝謙虛的時代，被英雄主義毀掉似乎是個美德，雖然它不是美德。這是對自己文學家生涯的犯罪。那麼，我們從凱斯特勒身上能得到什麼呢？甚至很好地講述了這個巨大的、一絲不苟的、擁有無窮智慧的書的邁克爾·斯卡梅爾也不知道。

　　譯自：The Prisoner Intellectuals Paul Berman

　　作者簡介：

　　保羅·伯曼（Paul Berman）紐約大學住校作家，著有《知識分子的逃逸》(Melville House)

　　本文討論的書：

　　邁克爾·斯卡梅爾《凱斯特勒：一位二十世紀懷疑者的文學歷程與政治歷程》Koestler: The Literary and Political Odyssey of a Twentieth Century Skeptic By Michael Scammell(Random House, 689 pp., $40)

　　http://www.tnr.com/article/books-and-arts/the-prisoner-intellectuals?passthru=YjViYjY3ZWUxNWUyNmMwZTkyOGRmZjM3NGJlY2MxZj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