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傳（33）

作者：解璽璋

擔任幣制局總裁

梁啟超是進步黨的靈魂，精神上的領袖，而進步黨又是袁世凱在政治上關係最密切的盟友，尤其是所謂「人才內閣」的組成，國務總理雖是熊希齡，但社會輿論都以梁啟超為真正掌舵之人，「以為指揮當日政府者為先生一人」。所以，國民黨被解散，議員資格被取消，乃至最後國會被解散，「全國輿論頗多歸罪先生者」。（《梁啟超年譜長編》，672頁）進步黨黨員、眾議院議員劉偉就在袁世凱發布解散國民黨之命令的第三天，致信梁啟超，指責他對國會的存亡負有責任：

先生以黨魁入佐國務，以救亡為大政方針，不審為名乎為實乎？為名則全國生命財產豈堪再試，為實則自公等入閣，何為以破壞國會為初哉首基之政策耶？共和國不可無國會，夫人而知之矣。共和國之無國會，自中華民國始，中華民國無國會，自十一月四日始。四號之事孰實為之，命令出自總統，副署出自總理，形式所在，責有攸歸，宜若與司法總長進步黨理事之任公先生風馬牛不相及，然而道路之人，愛國之士，不問形式而苛求底蘊，不信謠諑而好察邇言，窮源探本，人有恆情，圖窮而匕首自見，事久而黑幕益張，雖有知者無如之何，眾口鑠金，竊為高明危之。（同上，673頁）

這其實是一種不能深知梁啟超的意見。7月12日，李烈鈞起兵討袁後，7月23日，北洋軍警包圍了北京公餘俱樂部，逮捕了國民黨議員馮自由等十餘人，引起國民黨議員的大恐慌，紛紛離京南下，其中不乏參議院議長張繼這樣的領袖級人物。他們看到議會已不能保持其作為立法機關的獨立性，議員也喪失了言論自由，便鼓動議員離開北京，南方國民黨的報紙也紛紛呼籲國會南遷，支持討袁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國會的活動陷於停頓，起草憲法的工作也被迫停止。有鑒於此，7月25日，梁啟超致信袁世凱，希望他從國家政治前途的大局出發，不要使議會受到傷害。他說：

啟超之意，以為彼黨中與聞逆謀之人，誠不能不繩以法律，然與聞之人，實什不得一二，其餘大率供陰謀者之機械而已。但使此輩不散至四方，則將來吸收之，使歸正軌，為道正多。今最要者，乘此時機，使內閣通過，憲法制定，總統選出，然後國本始固，而欲達此目的，則以維持議員三分二以上為第一義，現進步黨已從各方面極力設法，尤望大總統更將尊重國會之意一為表示，或用命令，或諮兩院議長，使宣明此意，以釋謠諑。其議員公費，亦請迅即籌撥，使議員知政府之對於國會，並未改前度，則人人安心，而吾黨亦得有辭以聯絡疏通，則兩院多數之轉移或非難也。（同上，674～675頁）

第二天，梁啟超再次致信袁世凱，提醒他：「古之成大業者，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欲戡亂圖治，惟當挾國會以號召天下，名正言順，然後所向莫與敵也。」並警告他：「或以為兵威既振，則國會政黨不復足為輕重，竊謂誤天下必此言也。」（同上，675頁）

也可以說，梁啟超在為袁世凱出謀劃策，但他維護國會的良苦用心亦昭然可見。他並不迴避與袁世凱的關係，袁世凱稱帝後，他作《袁世凱之解剖》一文，還說：「吾與袁氏近數年來，私交尚稱親善，袁氏至今猶費苦心欲引我與彼共事，吾於袁氏歷年常盡友誼以相扶助相匡救，直至一月以前，猶未改此度。」（《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9頁）倒是後來者對梁啟超多了一些理解，鄭振鐸在談到梁啟超加入「人才內閣」時就曾指出：「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說是一點的成績也沒有。然他卻並不灰心，也並未以袁世凱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終要立在維持現狀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為，欲有所表見，欲有所救益。」（《追憶梁啟超》，75頁）他的學生張蔭麟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此時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張，可以一言蔽之：先從民智民德方面著力，而以溫和漸進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經濟上之地位。惟其側重民智民德，故於政治及經濟上無具體而堅執之計畫；惟其采溫和漸進之手段，故易於優容軍閥。民國以後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論也。」（同上，107頁）

梁啟超一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他相信，憑藉袁世凱的勢力，「苟能善用之，誠足以致中國於治強」。（《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頁）所以，即便是在國會解散，內閣辭職之後，他仍然接受了袁世凱為他特設的幣制局總裁一職，並在參政院成立之後，被任命為參政員之一。對此，他後來曾作過一點解釋，他是這樣說的：「當時很有點痴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於護國之役的—湯公覺頓專門研究財政問題，蔡公（鍔）專門研究軍事問題，雖然還做我們的學問生活，卻是都從實際上積經驗，很是有趣。」（《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8頁）但這時已是強弩之末，儘管他還夢想著自己的主張能夠實現，然而，事實上沒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最終，連幣制局總裁這個空頭職務也做不下去了，只好辭職走人。他說：

民國三年（1914年）年底，袁世凱的舉動越看越不對了，我們覺得有和他脫離關係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廣東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幾個月的鄉間家庭生活。那年（1915年）陰曆端午節前後，我又出來，到南京頑耍，正值馮華甫（國璋）做江蘇將軍，他和我說，聽見要辦帝制了，我們應該力爭。他便拉我同車入京，見袁世凱，著實進些忠告。不料，我們要講的話，袁世凱都先講了，而且比我們還痛切，於是我們以為他真沒有野心，也就罷了。華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讀我的書。過了兩個多月—我記不清楚是哪一天—籌安會鬧起來了。（1915年8月14日，楊度串聯孫毓筠等六人發起成立籌安會，8月23日，楊度親自起草的籌安會宣言正式發表，籌安會亦於是日宣布正式成立。）就在籌安會發表宣言的第二日（24日），蔡公（鍔）從北京搭晚車來天津，拉著我和我們另外一位親愛的朋友—這個人現還在著，因他不願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說他的姓名—同到湯公覺頓寓處，我們四個人商量了一夜，覺得我們若是不把討賊的責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華民國從此就完了。（同上，88—89頁）

周善培也曾回憶起這段歷史，他說：

甲寅（1914年），約在春夏間，任公看清楚袁世凱奪取廣東之後，以為國民黨已經驅除凈盡，天下統一了，專制獨裁的力量加強了，因此，不但不聽他的話，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辭了職，退下來，隨時把袁的發展情況告訴我。我也把我在《論語時義》中預測袁世凱想黃袍加身、現在逐步快實現了的見解告訴任公。等到乙卯（1915年），籌安會問題一發現，任公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立刻發表出來，袁大驚，實際這件事任公早已見到，這篇文章是任公早已預備好的。（《追憶梁啟超》，153～154頁）

梁啟超正式辭去幣制局總裁一職是在1914年12月27日。此前，已有不少朋友關心他的「出處」問題，其實是想讓他儘快擺脫袁世凱。五六月間蹇季常致信陳叔通就曾詢問：「任公定何宗旨？」第二天，陳叔通寫了一封信給梁啟超，勸他：「先生亦豈能委蛇其間？」他的同門劉復禮說得更加直接，他在寫給梁的一封信中說：「任公豈猶有衣食之念耶？讀書破萬卷，足跡遍全球，捧手受業於名賢之門，交遊儕輩非齊魯奇節之士，即燕趙悲歌之士，出處去就之義，固宜素講，而迷謬濡滯如此，北溟之鵬縻於尺寸之絲，竊為足下痛之。」（《梁啟超年譜長編》，690～692頁）

對於朋友們的擔憂和責難，梁啟超不能無動於衷，而幣制局的事情又由於歐戰的爆發和袁世凱的拖延，各種計劃均成空想，沒有一件能夠實行。10月30日《申報》報道《梁任公之近況》，就曾提到：「歐戰以來，幣制借款之事，暫時既無可談判之餘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設施之次第，又為時勢所迫，不能實行，於是此局遂同虛設。任公不欲虛應故事，故數日以來數辭總裁之職。」（同上，6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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