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領受諾貝爾文學獎時都說些什麼？

06-16

他們在領受諾貝爾文學獎時都說些什麼？

　　□殷羅畢

　　海明威一字未提文學對於現實世界的作用

　　事實上，就諾獎文學得主們在授獎台上的發言，就能看出兩個大趨勢：第一，在時間軸上，離我們當下越近，發言者的口吻越屌絲。第二，在空間軸上，離我們越近，其發言就越關乎國家關乎族群和傳統文化。

　　1954年，海明威宣稱有事在外（有什麼事比領取諾獎更重要？在非洲用獵槍打野牛和獅子嗎？），未出席授獎儀式，委託美國大使館官員替他領獎，並宣讀了他通過電報傳遞而來的答謝詞和演講。這篇演講本身也更像發給諾獎委員會的一份電報，簡短乾脆、未超出三分鐘。海明威表示了感謝，然後說，對於寫作者而言，擠到人堆里去參加活動加入組織，都是沒多大意義，而且只能帶來平庸。他明確表示，諸多世事皆浮雲，但寫作本身卻是神聖的，是「面對永恆，或永恆的不在」。

　　海明威的答謝詞和演講中，一字未提文學和寫作對於現實世界的作用，一派自足獨尊的大師派頭。那是文學的英雄年代，文學自身就是全世界精神生活的軸心，其價值和位置完全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力量和理由來支持和證明。

　　喬伊斯在巴黎的小咖啡館裡用英語法語拉丁語甚至梵語寫成天書《芬尼根守靈（FinnegansWake）》，至今地球上真正能讀懂的可能尚未超過100人，但此公恰恰以不能為人類所讀懂而自豪，因為人類對語言和感覺神經恰恰是在他的巨著中得到了極限性的擴展。而海明威、貝克特一代正是與喬伊斯共享著這種延續自18、19世紀以來對於個人創造力的尊崇。但在這一批大師去世之後，也就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隨著經濟體和國家組織的集聚膨脹，每個個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急驟下降，人只有在為世界付出勞動貢獻了價值的層面上，才獲得立身之地，才是體面的。因此，上世紀末到我們這個世紀，不是喬伊斯，而是喬布斯成為了世界精神的英雄代表。

　　略薩哀嘆文學成為家庭主婦與少女的休閑活動

　　這一態勢，在諾貝爾文學獎演講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已顯露出了端倪。與海明威略帶冷漠和傲慢的姑妄受之但大爺也不缺這一口的態度相比，1985年，克勞德·西蒙(ClaudeSimon)在答謝時卻大肆吐槽。他訴說自己得獎之後，《紐約時報》居然壓根不知道此人為何人而到處打聽，而公眾與大眾媒體也對他所代表的新小說派這一路的寫作頗為不解，甚至覺得他們完全是自娛自樂的遊戲一族，甚至就是寄生蟲。因此，獲獎演說，成了自我辯護。

　　2010年，略薩獲獎，他演講的開端，便是一個自己被諸多男士要求籤名的故事，但是那些拋頭露面的男士自己都不讀略薩的小說，只是為了家中的女兒或妻子才來求籤名的。略薩哀嘆著，文學和閱讀已經成了家庭主婦與少女的休閑活動，而不再是人類重要公開的精神生活。當然，演講的結尾總是一個光明的尾巴，這位來自南美的大師表示，為了對抗世界上的強權和暴力，閱讀文學是必要的，因為閱讀讓人拋開虛假空洞的觀念，沉浸到人類生命的具體而微的經驗之中。

　　但這一理由，貌似是對文學的正面評估，但事實上，已經讓文學處於服務於對抗強權的女僕地位之中。對照以海明威的態度，在我們這個世紀，顯然文學不再是文學本身的主人。個人的精神世界，想像力和體驗能力已經不再是自足的，而是需要在對抗強力和克服世界的某些障礙中，才能證明是有價值和有意義的。———活著，就是要產生對於他人有用的價值，而不能僅以自己的獨創與輝煌而獲得尊敬。世道就是如此。這也是諾貝爾文學獎以及整個世界文學乃至世界文化創造在近年來迅速疲軟化的根本癥結。

　　東方世界寫作者依然是「人群中的人」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整個諾貝爾文學獎幾乎是歐美白種男性的天下，但隨著西方白人自己搞出種種後現代理論一再拆解了那以基督教文明為軸心的價值評估框架之後，對於世界各地不同族群文化的關注成了諾貝爾委員會的新時尚。於是，我們看到東歐、非洲、亞洲的各不同文化的寫作者登上了諾獎舞台。

　　如果將歐美陣營的海明威、貝克特、加繆、西蒙，與來自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來自土耳其的帕慕克，來自波蘭的移民赫塔·米勒相比，在他們的答謝詞和演講中會看到一個精神的分界線。川端的演講題目是「我在美麗的日本」，大江的題目是「我在曖昧的日本」。帕慕克訴說的是父親留下的手提箱———箱中是父親的寫作手稿和在伊斯坦布爾做的關於西歐文學的翻譯。德國籍波蘭移民米勒講述的是手帕———她自己在波蘭時被秘密警察找去談話，失去工作和辦公桌後僅留下的一塊手帕，可以遮蓋自己。但我們在海明威、貝克特、加繆和西蒙的演講中聽不到任何一個「美國」、「法國」、「愛爾蘭」這樣的詞。

　　西方世界的寫作者們發言時，更多的是以個人靈魂的形態，面對永恆或永恆不在。而東方世界，或者說西方之外的其他世界的寫作者，一旦上了諾獎的舞台，都自覺不自覺地背負著他們所屬的整個國家民族的身份，並需要為自己族群和文化發言說話。他們不是一個人在說話。即使獲得了世界性的榮譽，即使富有創造力而成為了大師，但東方世界的寫作者依然是人群中的人，他們的身體和精神都必須呼吸和存活在自己所屬的那個人群之中，並在人群的背景中開口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