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走向民主之路

南風窗：台灣走向民主之路台灣，你讀懂了嗎？今年6月28日，北京、上海、廈門三地開通了赴台自由行。這是繼2008年7月台灣地區向大陸居民開放旅遊、兩岸實現首次直航以來，兩岸民眾交流的又一里程碑式的節點。和以往「團進團出」、浮光掠影式的旅遊相比，自由行的開通意味著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大陸民眾有機會深入台灣社會，了解對岸同胞的生活。政治風雲的因緣際會，導致了2300萬台灣人民和13億大陸人，在過往的60多年裡的疏離和誤解。對大陸人而言，因為長期受制於媒體的選擇性報道和過往的政治宣傳，台灣只是意味著阿里山、日月潭的旖旎風光，台灣「立法院」里的混戰，蔣介石的獨裁和陳水扁的貪腐。這是我們知道的台灣。而身臨其境之後，我們會發現一個之前不知道的台灣：秀美的山川和乾淨的環境，慈濟的巨大影響和各種神和諧共處於一堂的奇觀，電視里「名嘴」的口若懸河和對政治領導人的無情嘲弄，台灣人民的平和與友善。而隱藏在這些美麗和諧的外觀和體驗之後的，是台灣60多年來特別是「解嚴」以來水滴石穿的制度創新和價值演變：環保運動的勃興，使得台灣的環境沒有成為經濟發展的犧牲品；「解嚴」帶來的自由民主化，開放和重塑了政府和宗教、媒體的關係；民眾的親切友善，背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脈相承和有冤有處訴的心情舒暢。至於台灣的民主化，長期以來搖擺於讚譽和質疑之間。顯然，台灣民主是有缺陷的，但老百姓已經學會了用選票選擇和懲罰政治人物，「立法院」里的「全武行」，毋寧說是表演給選民看的做秀。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民眾，已經是一個常識。老百姓相信他們的制度，相信人民可以得到正義，這是台灣和諧美麗的保障。時至今日，雖然兩岸尚未統一，但是彼此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快速發展著。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同是中國人，同是中華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台灣社會當然不完美，但台灣及台灣人的作為演繹了中國人生活的另一種可能，而這種可能，對今天的大陸社會是彌足珍貴的借鑒。台灣：印象與思考文|本刊記者|趙靈敏發自台灣對大陸人而言，台灣是個遙遠卻又令人嚮往的地方。記憶中小學語文課本的那一篇《日月潭》，是寶島台灣第一次闖入印象。屬於中國的風光旖旎的寶島，和大陸只隔著淺淺的海峽，卻很長時間以來「我在這頭你在那頭」，相見不如懷念。因此，心中遐想的台灣，像遠觀一幅油畫，生疏而神秘。其後，台灣的書籍和流行歌曲撲面而來，我們知道了，那裡是李敖，柏楊，三毛，羅大佑的故鄉，那裡有忠孝東路，淡水和基隆。再往後，台灣變成了電視轉播中陳水扁聲嘶力竭的吶喊和立法院不時上演的「全武行」，看到選民如痴如醉的沉迷，飛舞的旗幟，激昂的音樂，還有新聞里說的兄弟、夫妻因為選舉而反目成仇，台灣給我們的印象是好亂，好狂熱。但顯然，這種片段式的記憶，並不是真正的台灣。6月28日，北京、上海和廈門開通了居民赴台自由行。和以往「團進團出」、浮光掠影式的旅遊相比，自由行的開通意味著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大陸民眾有機會深入台灣社會，了解那個我們所不真正了解的台灣。不斷給予經濟上的優惠來增加認同，相信越交流越會有好感，這是包括自由行在內的一系列惠台措施的潛台詞。而之前筆者的台灣行，也許能為此提供另類的思考和觀察。細節之美6月中旬，筆者到台灣採訪。一周的台灣之行，來去匆匆，有兩件事讓筆者印象深刻：某天在賓館的房間里，筆者因為電視遙控的問題致電房務中心，他們答應儘快派人來。在等待的過程中，房間電話響起，有採訪對象致電商議訪問的具體安排，此時，門鈴也響了，但因為電話里談的事情很重要，對方又是第一次打交道，不好掛電話。5分多鐘後打開房門，發現服務員還站在門外，笑容可掬。某日坐公共汽車，司機在停車時停得離正常位置稍微遠了一點，車下的乘客不得不再走一小段路才能上車，按說這種事也算正常，但是司機打開車門之後就立刻向上車的乘客不住道歉，而有一位女士依然不依不饒，而司機依然恭恭敬敬。這兩件事使我有些疑惑：我早就是個成年人了，在地鐵里隨著人流奮力爭搶一個有利位置，在公共汽車上聽聽司機的大喊大叫，在銀行或餐館裡遭遇一些冷遇，早已司空見慣，不是會引起負面情緒的事情，而在台灣，卻體會到了完全不同的體驗。從市容上看，即便是在最發達的台北，也少有高樓大廈，都是平淡的幾層樓，沒有什麼色彩和形狀來衝擊人的視覺，也沒有多少特殊的景物來令你震撼，顯然比不上北京、上海的繁華。很多大陸人因此會看低台灣。在這個問題上，社科院於建嶸先生的「台灣之問」是最好的註解。他問碰到的台灣老百姓：假如政府官員把你們家房子拆了怎麼辦？老百姓說，房子是我的，官員怎麼會拆我的房子？於先生堅持問：假如拆了怎麼辦？老百姓答：我到法院告他。那政府官員的麻煩就大了。於先生再堅持問：假如法院腐敗了，官官相護怎麼辦？老百姓答：那我到議會那裡去告他。於先生繼續問：如果議員也腐敗了呢？老百姓說：不可能，他腐敗了，下次我不投他的票，他就當不了了。台灣的街頭滿是摩托車，但很少看到闖紅燈，路面秩序井然；公共扶梯的左急行右站立得到了很好的遵守；不管是在大街上還是小巷裡，沒有看到保潔員拿著掃帚提著簸箕來來往往忙碌的身影，但到處都顯得乾乾淨淨，清清爽爽。小巷也基本和主街道一樣乾淨整潔。在7/11吃便當的人，會自覺把剩飯和飯盒分開，再把筷子捆在一起回收。台灣人說話很柔軟和長長的拖音，讓人覺得不舒服的地方也會變得怒氣全無。以上都是筆者的切身見聞，沒有豪華和氣派的炫耀，只覺舒適和熨帖。顯然，一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不是取決於建築和外表，現代化是一個內化的過程，從很多社會的細節可以體現出來，比如民眾素質和人性化。一個社會令人神往之處往往在於那些細節。台灣山水自然風光旖旎，但與大陸相比，仍屬小巫見大巫。但台灣廁所多、摩托車多、廟宇多、民俗活動多；警署和警察少、城市管理人員少、集會上訪人員少、閑散人員少。所到之處，社會管理井井有條，和風細雨，這己涉及深層次問題，許多東西的確值得我們深思。自由行的成效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認為，國民黨統治台灣的40多年，對台灣民眾灌輸了40 多年的反共教育，祖國大陸幾乎完全被污名化了；而李登輝主政12年加上陳水扁主政5年，將反共教育變成反中教育，瘋狂地「去中國化」，又將台灣作為一個「新的國家與民族」加以塑造，使兩岸關係跌宕起伏，形成了「400年的疏離，100 年的隔絕，50年的對抗」。基於此，在兩岸關係中，爭取台灣民心、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是大陸對台工作的基本出發點。作為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台灣經濟在20多年前的經濟危機中已經滑入了低谷，風光不再。能否順利走出這個低谷，仍舊是個未知數。這些年來，北京不斷對台灣釋放經濟上的善意，具體措施包括農產品免關稅，台灣學生在大陸就學減收學費，簽署ECFA，進一步簡化台灣民眾赴大陸簽證手續等。最新開放的三地自由行，是和這些措施一脈相承的，就是通過各式各樣經濟上的讓利，讓台灣民眾得到實惠，增加他們對大陸的向心力。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儘管兩岸存在一些摩擦，但是貿易、投資及民間交流都迅速發展。2007年，台灣就對大陸享有8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在經濟上對大陸的依存程度也越來越高。但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以「台獨」為黨綱的民進黨的上台和對統獨話語權的劫持。我們大陸人常常不能理解，「一國兩制」給予了台灣人的優惠那麼多，甚至比香港還多，為什麼他們還要選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這裡面當然有複雜的政治原因，但經濟上的施惠之所以不那麼成功，部分原因是對於台灣人民來講，這些政策的效果卻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比如開放大陸遊客來台，聲稱每天最高可達3000人，結果每天都不到300人。相反去大陸觀光和旅遊的台灣客大增。這項措施不僅沒有拉動台灣經濟，反而形成反向輸血的效果。再比如，國民黨提高了赴大陸投資門檻，結果一時間造成台灣部分企業關閉轉向大陸，對台灣的就業產生新的壓力。而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兩岸的分離已有60多年，各自建立了完全不同的社會，雙方已在日常生活習慣乃至價值觀等領域產生極大的差異。由於發展階段的不同，大陸的現代化仍處於量的積累、追求GDP、解決溫飽、炫耀財富的階段，而台灣的經濟起飛比我們早，政治制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其現代化已經發展到追求精緻和細節，對權利、尊嚴和觀感分外敏感和較真的階段。這樣兩種觀念的對撞，甚至可能產生某些學者所擔心的「越交流越疏遠」的狀況。儘管這些年我們一直喊要「告別GDP崇拜」，但實際上，GDP崇拜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大多數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也影響了我們的對外交往方式，體現在對台關係上，就成了「給你好處你就應該愛我，否則就是不知好歹和忘恩負義」式的自大。而這對台灣人而言，往往很難接受。在台灣幾天，最經常被人問的問題是：大陸人是不是都那麼有錢？暗指的是大陸人到台灣買了多少LV的報道，再加上不久前大陸遊客在阿里山為搶小火車坐而互毆的新聞，其效果可想而知。有朋友講過一個故事：「10年前我到台灣訪問，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館吃火鍋，老闆娘聽說我來自中國大陸，驚訝得盤子幾乎掉在地上：『你跟我們長得一樣啊？』而今天，台灣很多計程車司機都會說：『聽說大陸進步很快啊。』」這從側面反應了兩岸隔膜與兩岸交流所帶來的台灣同胞對大陸認知的提升。但早在2009年，據《聯合報》報道，台灣「行政院」研考會在4月29至30日以電話抽樣訪問台灣20歲以上的成年人，有效樣本862人。調查顯示，33.3%民眾回答對大陸觀光客的印象不好，有好印象的24.9%，另無明確反應的22.7%、不好也不壞的19.1%。顯然，要獲得台灣民眾的好感，僅僅靠經濟政策上的恩惠和自由行的購買力是遠遠不夠的，培植文化和制度上的吸引力，讓民眾養成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習慣，是更加根本的方向。政治框架下的統一在目前情況下仍然比較遙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才能進一步增強雙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這是一個大課題。而自由行能否對破解這個大課題有所幫助，讓我們拭目以待。2008年台灣大選結束以後，馬英九在慶祝大選勝利的會上自詡台灣民主是亞洲民主的燈塔。但是，對於中國大陸的民眾來講，他們所了解的台灣民主卻有不同的表象，這些包括「立法院」里「全武行」的打鬥、嚴重的權錢交易式的賄選，以及用開槍的方式改變選舉結果的「傳統」等。更為嚴重的是在一些人的眼裡，所謂的台灣民主就是台獨。該怎樣看待台灣民主的變化以及它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呢？筆者從2001年起曾經多次到台灣訪問，也看了多次台灣不同類型的選舉。所看所思，深有感觸。民主之路1949年國民黨敗退到了台灣。為了穩固統治，台灣一直實行「軍事戒嚴」，國民黨在台灣施行的是專制統治。前有「二·二八事件」，後有「美麗島事件」，這個期間無數的台灣人受到迫害，以致失去生命。這些都是血腥的記錄。台灣民主化之後，各地建立了許多紀念館，將這些事件都陳列出來，讓後人了解。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除軍事戒嚴，開啟了台灣走向民主化的發展道路。台灣民主化的發生，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台灣社會面對的內外變化，二是台灣領導人的決斷。首先是台灣社會的發展，給了國民黨政府很大的壓力。當台灣的經濟在70年代取得大發展的同時，台灣的中產階級也成長起來，同時台灣也逐漸開始對外開放，大量的人走出台灣，了解世界。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社會內部要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要求民主的呼聲在不斷加大。社會要求開放公眾政治參與之路，讓公民進行政治參與，而不是國民黨壟斷權力。社會各界辦的各種各樣的媒體不斷湧現，隨封隨開，政府無法禁止；非政府組織也大量出現。與此同時，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台灣退出聯合國，引起台灣內部巨大的震動；中國大陸從70年代末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了國際大格局的轉變，對台灣帶來更為巨大的外來壓力。這些內外壓力，形成了對國民黨政府的巨大挑戰，迫使台灣地區領導人經過再三考慮，終於在1987年果斷地宣布解除戒嚴，順應民意，開放媒體和社會空間，並開放台灣民眾到大陸探親訪問。解除戒嚴、開放媒體，導致台灣開始走向民主化道路。從當時的情形來看，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產生更激烈的政治動蕩，對經濟的發展也沒有產生多少負面的影響，而是用一個比較平穩的方式，打開了民主轉型的大門。台灣由反對勢力組成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很快就建立了起來。反對黨成立後原以為要面臨的政府大逮捕根本就沒有發生，蔣經國默認了反對黨的成立，主導了這一場巨大的政治變化。台灣開放民主的道路也逐漸引起了國民黨內部的變化。蔣經國去世以後，對於台灣民主的走向，在國民黨內部形成了委任直選和公民直選兩大派的爭論，導致第一次國民黨的分裂，新黨出走，並成為一個有實力的反對黨。台灣的民主化最終導致領導人的全民直接選舉。1996年，台灣進行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全民大選。如果從理解民主最主要的內容是選舉來看的話，這就是台灣民主的真正開始。在1996年的選舉中，雖然面對各路人馬的競爭，國民黨還是輕易取得了勝利，繼續執政。但是在2000年的大選中，執政的國民黨內部發生分裂。當時，宋楚瑜和國民黨領導人鬧翻，結果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宋楚瑜的參選再次分裂了國民黨，分散了國民黨的支持票，結果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贏得了大選的勝利，當時陳水扁的得票率只有39.3%。在2004年的選舉中，國民黨和其它泛藍力量進行整合，由連戰和宋楚瑜聯袂出馬競選，本來大有希望贏得選舉的勝利，但是或許是由於選舉中出現的「兩顆子彈」事件，使得民進黨以微弱多數再次贏得選舉勝利。一直到2008年，馬英九和蕭萬長再次統合泛藍力量，才奪回了丟失8年之久的台灣政權。台灣民主的成就在台灣民主的發展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民主是一步一步艱難實現的，在「解嚴」之後20多年的時間裡，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逐漸建立：建立了公平的選舉制度。台灣政治的合法性已經從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候的強權統治逐步轉變成由選舉而來。在國民黨到台灣的早期，也存在一些基層選舉，例如縣鄉長的選舉和基層民意代表的選舉，但國民黨操縱選舉，控制選舉，以及用錢賄選是普遍現象。國民黨政府曾經將這些有問題的選舉稱之為「台灣的民主」而加以炫耀，但是遭到了台灣社會的唾棄和反對。隨著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當中產階級成長起來之後，發現對於中產階級的參政來講，最好的路徑就是參加這些基層的選舉。80年代以後，在社會的壓力之下，台灣的選舉制度逐漸完善起來，建立了中立的選舉委員會，建立了公平和公開的選舉程序。現在可以看到，台灣的選舉類型雖然有很多，例如「立法委員」的選舉、村里長的選舉、縣市長的選舉和縣市議員的選舉等等，但這些選舉都有非常規範的操作程序。在投、開票的過程中，幾乎看不到違規操作和操縱選舉。當然，台灣選舉中的問題還是相當多的，例如屢禁不止的賄選問題、地下錢莊和賭頭操縱選舉的可能性問題，以及讓人抨擊的選舉中屢次出現的槍擊事件是否影響和操縱選舉結果的問題等。當局也用了很大的努力來維持選舉的公正性，例如為了打擊賄選而加大了舉報的獎勵等。因此，就選舉制度本身而言，台灣的選舉基本上是一個制度化的和法治化的選舉，可以保證選舉的自由和公平。國際社會也認可台灣選舉的制度和程序是公平和公正的。可以講，選舉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建立了兩黨政治制度。國民黨到台灣以後，經過「二·二八事件」，壓住了台灣的本土力量。之後國民黨一黨獨裁，壟斷台灣政治進程。曾經有些知識分子想組建反對黨，但沒有成功。一直到80年代後期，反對黨在台灣才正式出現。就台灣當時的政治力量而言，反對黨力量不大，但是卻在2000年第一次取得了政權。在連續8年民進黨執政的過程中，國民黨的力量在不斷削弱。2008年大選，馬英九領導下的泛藍聯盟取得了大勝，而民進黨士氣大落，內部出現分裂，以致當時有人估計，可能就此民進黨翻不了身。但是在經歷了2009年縣市長選舉和2010年的五都選舉之後，民進黨又很快恢復起來，形成和國民黨兩黨鼎立的局面。這樣來看，台灣政治中已經出現了比較穩固的兩黨制政黨制度。雙方從實力上已經勢均力敵，國民黨要徹底打敗民進黨，或者相反，都已經不可能。在兩黨之外，雖然還有一些其他政黨，但是也就只能提倡些自己的看法，都無法對這兩黨形成挑戰。這樣台灣就已經從民主化初期的國民黨、新黨、親民黨和民進黨的多黨政黨體制轉變成一個比較鞏固的兩黨政體。兩黨各自代表的社會力量，也逐漸分明。國民黨比較多代表外省籍和城市有產階層，而民進黨則多代表本省籍和社會下層人士；在地域上，也逐步形成了北藍南綠的基本格局。鞏固了民主政體制度。按照國際上的民主政體鞏固理論，一個新興民主政體，只有在經過兩輪政黨輪替之後，才能形成鞏固的民主體制。這就是說，新興民主政體雖然可能有比較好的選舉制度，但當選舉結果表明執政黨選舉失敗，可是執政者不承認選舉的結果，拒絕交出政權，或者在權力交接的過程中製造混亂，這就表明民主失敗。而如果經過兩輪的政黨輪替都出現權力轉移過程是順利的，就表明這個民主的遊戲規則已經被人民和政治精英所接受，民主就在這個新興民主政體中鞏固下來。從這個理論來看，基本可以符合台灣的情況。2000年，民進黨上台，實行第一輪政黨輪替；國民黨在台灣執政55年後，和平交出政權。2008年，民進黨執政兩屆8年以後，又和平交出政權；國民黨再次上台。這樣就實行了兩次政黨輪替。這兩次政黨輪替的政權轉移都和平地順利完成，各政黨都承認選舉所帶來的政治合法性，政權和平轉移的民主遊戲規則為台灣社會所接受。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生態中從來沒有過的現象。這兩次政黨輪替使得選舉所帶來的政治合法性的觀念，成了台灣政治文化的主流。台灣民主化的過程雖然沒有劇烈的動蕩，但是也存在許多的問題，影響了民主發展過程。這些問題包括兩類，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二是發展的階段性問題。歷史遺留問題中的最大問題是族群問題，表現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就是統獨問題。這個問題是歷史形成的，結果變成了民進党進行政治動員的主要訴求，利用統獨之爭來動員本省人支持民進黨。而國民黨主張兩岸發展關係，緩解緊張關係，被民進黨批為賣台。族群問題和統獨問題影響了台灣民主的發展，成為劃分兩黨的一個重要依據，這是一個現實問題，但是難於解決。而諸如「立法院」的武打場面等，以及沒有妥協和對話的黨爭等這些，都屬於台灣民主發展中的階段性問題。很多「立委」在鏡頭面前打得不可開交，那是給選民看的「做秀」，鏡頭一移開，馬上就偃旗息鼓。隨後在同一家飯店遇見，還會客氣打招呼。此外，還有一些問題，例如無論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在掌握政權之後，都被社會批判為行政無能，只會黨爭惡鬥搞選舉，不能很好地執政；台灣「立法院」委員被批評為無心議政，只是一心跑基層拉選票等。這些都說明台灣的民主雖然經過兩輪政黨輪替之後，從形式上已經鞏固，但是民主的內容，以及民主的質量，也包括制度建設等，都有待提高和完善。美國的民主制度建立已經有200多年，尚且存在權錢交易、腐敗等嚴重問題，一個20多年的新興民主政體的發展存在很多問題是可以理解的。這些問題在歐美等老牌民主國家發展的早期也都存在，隨著民主品質的提高都逐漸得到了解決。民主帶來了什麼？台灣民主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經帶來了許多政治制度上的變化。但是對於台灣的普通人民來講，台灣民主發展所帶來的最大變化是什麼，這是需要值得關注的。這也是理解台灣民主發展結果的重要觀測點。其實就政治發展來看，民主並不是最終的目的，對於人民來講，民主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人民更自由、更有尊嚴地生活。從台灣的民主發展來看，依我個人的經驗，台灣的民主給台灣社會帶來的最大變化，並不是上述政治制度上的變化，而是實際上對台灣公民權利帶來的變化。2001年，也就是在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我曾經到台灣做訪問學者一個多月。當時第一次政黨輪替剛剛結束，我的一些國民黨的朋友和同學擔心民進黨上台會對國民党進行迫害，都心有餘悸。我在和他們談話的時候，他們都很小心翼翼，擔心隔牆有耳，怕被人打了小報告；即使在公開場合談話，也要求我小聲，不要讓旁人聽見。2008年，國民黨奪回政權之後，民進黨有人也曾經有這樣的擔心，但是最終什麼都沒有發生。2010年「五都」選舉的時候，我在台灣，已經感覺到台灣有了空前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再擔心會因言獲罪了。所以根據我的理解，台灣民主的結果，尤其是兩輪政黨輪替的結果是台灣社會的人權和公民自由權獲得了極大的提高。舉例來說，在台灣民主化過程開始的時候，社會需要更多的自由，因此需要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因此台灣出版法的恢復就成了保證出版自由的法律依據。但是在台灣民主發展的今天，這個曾經是無數社會人士希望得到的出版法已經被取消，這個取消不是說出版自由被取消，而是台灣現在的言論自由程度已經不再需要出版法來加以規範了。台灣任何公民如果有財力的話都可以辦雜誌報紙，辦出版社，辦媒體就像登記註冊一個公司這麼簡單。這表明，台灣民主所帶來的重大變化，是台灣人民已經有了空前的自由，也就是空前的人權，任何人在台灣都可以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尊嚴。因此從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是民主推動了人權的提高，而反過來人權的發展又推動了民主的前進。而保證這個民主——人權發展正常秩序的就是法治。所以以前只有在歐美國家(亞洲是日本)才存在的法治，現在台灣也可以看到了。而這個法治由於文化上的差異，在中華文化的地區曾被認為是難於建立的。(本文來源：南風窗)附文：台灣是個相對和善的社會，相對於中國大陸。半個多世紀，在社會組構上，兩岸走了完全相反的兩條路——中國大陸是個內在同構性很高的社會，卻在政治上不斷強調、凸顯差異與對立；台灣實質上是個雜錯多樣的社會，人群間有著深刻的隔閡，卻無論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台灣一片混亂與恐慌。幾年前，日本人才結束在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給台灣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風貌。日本人統治下，台灣就已經充滿了內在緊張，小部分人真心誠意覺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語是他們的第一語言，連台語都不會講；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習慣，尤其是在農業生產、家族制度以及婚喪儀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滲透不到的地方。大部分人雖然受日本教育，講日語讀日文，但他們自覺地不滿於殖民統治，因而懷抱著對於祖國的熱切期待，在戰爭中暗自傾向於希望中國能夠戰勝日本。1945年戰爭結束，兩年後卻隨即出現了因「接收」衝突釀成的「二·二八事變」，國民黨軍隊大舉登台，先是屠殺了許多無辜群眾，之後又進行有意識的「清鄉運動」，逮捕大批台籍精英，讓情況變得更複雜。原本的「祖國派」目睹「祖國」兇殘的面貌，大感幻滅失望；原本親日的民眾，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懷念日本統治時期，進而美化了日本殖民主義的50年記憶。當時，國民黨帶領了超過100萬的軍民，逃到台灣，那是國民黨的最後基地，退無可退之處了。100多萬來自不同省分的人，一下子要融入600萬人口的台灣社會，談何容易！國民黨採取的策略，是不顧事實，建構一個「中國主權」的神話，要求所有人活在這個神話情境里，不準質疑、不準異議。神話的第一部分，主張國民黨仍然擁有全中國的主權，拒絕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大陸上的統治；神話的第二部分，主張國民黨所在的台灣，是中國的正統，相對於信奉馬列主義的中國大陸，是最純粹的中國。為了維繫這樣的神話，國民黨建構了綿密得近乎荒謬的情治系統，嚴密監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灣是中國正統的言論。為了維繫這樣的神話，國民黨大力推行「國語」，並積極從教育體制上想辦法消弭社會上的差異，要求小孩遺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時代或大陸時代記憶，轉而統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國人」、「中國文化」的標準答案下。1960年代，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如火如荼展開，蔣介石立刻在台灣提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作為對抗，更加強化台灣和中國傳統的聯結，並且要進一步以中國傳統壓抑，甚至取消台灣本土及受到日本影響的基層文化。當年徐復觀先生就曾經敏銳地評論：這是20世紀對中國開的一個悲涼的大玩笑。一邊擁有根深蒂固、淪肌浹髓的中國文化，卻致力於取消中國文化；另一邊原本是非常晚才開發的邊陲，沒有太深厚的中國文化基礎，又受過日本人長達50年的統治，卻要拚命強調保存、發揚、復興中華文化！其實內中還有比徐復觀先生所見更矛盾的地方──這個口口聲聲「復興中華文化」的台灣，其政權卻必須依附在美國的保護下，才有辦法維持。美國願意保護台灣，是基於和蘇聯冷戰對峙的考慮，台灣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來防堵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因而，以「復興中華文化」為中心國策的同時，美國文化的力量不斷湧入台灣，並且在美國壓力下，台灣不得不進行民主改革，原本封閉的國民黨權力結構，開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層級愈來愈高的選舉衝擊。民主化的影響1980年代，民主運動潮流高漲，對於國民黨的批判也就愈來愈露骨了。批判的焦點之一，正就是「大中國神話」。在很多方面，「大中國」是個明顯的謊言。國際社會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愈來愈少，直接拒絕了國民黨可以代表全中國的主張；對內，台灣本土生活也有許多現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國」說法。於是在「大中國」的對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強烈要求回歸現實，尊重現實。對國民黨的另一個批判焦點，是其「鎖國」的做法。嚴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離開台灣成為一種由政府掌握的特權，不讓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聽到不受篩選改造的信息。1980年代後期，尤其是蔣經國在1988年去世後，國民黨對台灣的控制，日薄西山，搖搖欲墜。前一種批判，引發了大型的群眾街頭示威，被壓抑的幾十年的各種權利，都化身成為一個個示威活動，對國民黨抗議。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有街頭示威，而且群眾和憲警之間的衝突層出不窮。後一種批判，則終於逼出了開放觀光旅遊和開放大陸探親的政策，台灣人像長期被關在籠中的鳥兒般，爭先恐後利用開放機會，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氣。在那段時間，沒有人會覺得台灣是個和善的社會。台灣充滿了喧囂與憤怒，內部族群分化嚴重，「本省人」與「外省人」互相用最難聽的語言互罵，「中國人」和「台灣人」的身份認同變得勢不兩立，政府夾在中間首鼠兩端，一下子要堅持中國立場，一下子要走本土路線，搖搖擺擺、自我矛盾。這種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陳水扁的崛起，延續為8年民進黨執政的局面。陳水扁在分裂中獲利，8年中他也就習慣性地反覆操弄分裂狀況，視之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資本。長達8年的對立騷動，讓台灣人累了、厭了，也窮盡了所有社會分化情緒與言詞的可能性，這是讓台灣社會變得和善的第一個原因。陳水扁不是順利光榮下台，而是在貪瀆弊案纏身的情況下，卸任不久就鋃鐺入獄，他的權威一夕瓦解，連帶地也就使得他那種衝突性的政治風格，在台灣快速破產，這是讓台灣社會變得和善的第二個原因。還有第三個關鍵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確立，社會上有了基本的言論自由，集體性的不滿有了日常宣洩的管道，不再會有過去那種鬱結累積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選舉，也就在釋放不同層級大大小小的不滿。10幾年下來，該衝撞的、該訾罵的，都發泄得差不多了，社會氣氛自然會跟著和諧了。和諧正在成為台灣的重要特質再加上這10幾年，又是台灣對外開放，高比例台灣人紛紛去世界各地旅行、遊覽，看到感受到了別人的社會氣氛，當然就會回頭比較自己所在的環境得失。打開眼界的一種影響，是羨慕別人好的地方。去日本搭過永遠準點的火車，走在總是乾淨整潔的街道，當然會羨慕。去歐洲感受街頭咖啡館的輕鬆閑散，進博物館親近文明結晶，當然會羨慕。帶著羨慕心情回來，就會希望自己的社會也變好一點。不只如此，打開眼界還有另一種影響，是在比較中發現自己身上的美好，回來之後，會格外注意強調該珍惜的美好部分，以這別人別地沒有的美好，作為自己的標記。這是使得台灣社會變和善的第四個原因。第五個原因——我們也不能輕忽，國民黨長期宣傳的神話，產生的效果。雖然國民黨提出的那個社會圖像，不符合現實，也因為其中的和現實間的落差，引發後來強烈的反彈，讓國民黨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但我們不能否認，三四十年的執政中，國民黨被自己所創造的神話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盡量促進社會和諧，也必須盡量對台灣民眾一視同仁對待。民間長期存在著隱藏的歧視對立，可是在表面上並沒有依照身份區隔的差別性政策，所有人理論上在法律與政策之前，一律平等。幾十年執行下來，台灣的新生代之間的融合，其實已經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長者沒有那麼容易放下記憶芥蒂，彼此接受。而且國民黨也小心翼翼地掌控著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貧富差距並沒有因而失控飛增，一直到蔣經國在世的最後一年，台灣人均年收入突破8000美元，最富有的1/5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貧窮的1/5多4.48倍而已。此外，國民黨，特別是蔣經國格外厭惡誇富的風格，會不斷以政策宣示來提倡簡樸，更以政治影響力壓制、懲罰誇富行為。再加上重視教育，鼓勵透過追求教育成就來提升家庭地位與收入，開放了貧富上下流動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為所得分配不均可能帶來的社會衝突。國民黨神話中的另一個環節——強調中國文化傳統，長遠看仍然是有和諧和善效果的。關於人與人彼此對待的種種美德，被統納在「中國文化」之下，不只保存下來，而且還經過反覆教育宣說，進入台灣社會的價值體系里。活在人群中，必須遵守一定的行為規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計，這樣的基本原則，普遍進入台灣民眾的心中，是他們日常行為不言而喻的準繩。和善、親切、體貼，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甚至不是有意識的追求得來的，是在台灣歷史中，經過諸多曲折才變化產生的。重點是，現在有愈來愈多台灣民眾，自覺感到和善、親切、體貼的難能可貴，也就自覺地努力維繫這樣的正面社會價值，如此一來，誤打誤撞得來的社會資產，應該就不會誤打誤撞消失了，而會強化、深化為台灣的重要特質。許多人喜歡到台灣旅遊，不過，遊玩的景點除了著名的日月潭、阿里山、故宮和誠品書店外，最常呆的地方恐怕就是飯店了。並不是因為台灣飯店的豪華設施或體貼服務，而是在飯店裡可以看到近百家的電視頻道，手裡不斷按著遙控器，享受著頻道轉換、光影和聲音急速變化的快感，實在好不熱鬧。「說話」，其實是台灣社會一直以來的特色，即使過去曾經受到政治的壓抑，許多言論無法在公開場合發表，但在廟口、在店鋪，總有許多人聚集喝茶、嗑牙，說人長短或批評時局，不過，能在電視上如此大鳴大放，也不過是近10多年的事。20年前，台灣廣電媒體仍受政府控制，不但無法自由經營，意見也不能自由表達，主持節目、評論時政的權力掌握在少數經過官方認可的媒體人的手中，絕大多數民眾像是個沒有嘴巴的人，對公共事務無法置喙。直到1990年初地下電台的出現，改變了禁錮的媒體生態，為言論自由闖開了另一扇門。當時著名的地下電台主持人許榮棋帶起了call in的風潮，一句「一塊錢讓你當自己的主人」，鼓舞著觀眾只要花一塊錢打電話到電台里發表對時政的看法，就能讓自己的聲音與意見透過大氣電波和更多人分享，享有近用媒體的權利。當時的地下電台可不是只批評政府，還介紹了大量的地下音樂，也關注弱勢者的聲音，呈現了邊緣與非主流色彩，包括不受社會重視的原住民、勞工、婦女、同性戀、小區組織、地方文史、兒童等群體都有屬於自己的節目。言論的空間因此撐大了起來，也造就了日後的「名嘴」文化。「無所不知」的名嘴跟著廣播電台開放的腳步，電視頻道也隨之開放，原本只有3家無線電視台的台灣，幾年暴增超過200個頻道，其中有8家24小時全天候播出的新聞頻道，高居世界之冠。然而，這些頻道無法每個小時提供全新的新聞內容，許多「新聞」一再回放，觀眾也逐漸失去興趣，新聞頻道開始提供談話性節目表達對公共事務的立場與觀點，同時試圖滿足閱聽者澎湃的情緒。於是，談話性節目一個接著一個開播，從下午到晚上，從黃昏到夜裡，有真實的政治人物對決，也有虛擬的模仿秀。這些政論節目大多以地下電台的節目型態為原型，和過去不同的是，地下電台是聽眾的call in為主體，但電視的政論節目則是重視名嘴的意見與表演，民眾能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機會並沒有增加多少，特別是和媒體中的新興名嘴比較起來，普羅大眾的意見顯得卑微許多。雖然這些節目強調「公共討論」、「全民參與」，讓觀眾可以在電視上做自己的主人，但即使民眾好不容易打電話進去，往往只有30秒的發言時間，根本無法暢所欲言，就算有再高明、偉大的見解，最後也多淪為發泄情緒、罵罵髒話，觀眾充其量只是跑龍套的角色。相反的，名嘴是節目中的主角，享盡發言的權利，甚至累積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許多電視名嘴或節目主持人放棄媒體人應有的中立立場，幫政黨候選人主持競選活動、助講、站台，甚至參選市議員與立法委員，形成「媒政兩棲」的有趣現象。台灣的名嘴大致可分為政治人物與媒體工作者兩種類型。前者主要是政黨發言人、國會黨鞭，以及派系代表等，主要工作在於為自己的政黨、政策辯護；而後者則大多是在線記者、報社主筆，以及媒體主管，他們往往以評論者的角色出現，透過時庄時諧的口吻與專業對時政品頭論足。有趣的是許多在線的媒體工作者成了名嘴後，逐漸放棄原有的工作，專心做個專職的名嘴，靠著接通告、上電視、主持節目維生。雖然這兩者有其不同的角色與功能，但也有不少相同之處。他們都是伴隨著政治性談話節目而起的新興意見領袖，並且透過「專業」的正當性來取得台灣言論空間的發言權。他們不僅有滔滔不絕的口才，更有無所不談的天賦異稟，每個事件、每個議題，不論是政治、經濟、影視、命理，甚至是外星人都能侃侃而談，也不管是天文、地理，或真實、虛幻，盡都在這些新興名嘴的掌握之中。最讓人驚訝的是，他們就像幽靈一樣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在各樣的媒體、不同的時段中隨時出現，讓人們難以逃脫其建構的意見天羅地網，除了關機與轉檯外，大多只有在這些人提供的有限意見中，認識時政的多元面向。雖然沒有實際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些名嘴對台灣政治意見有多大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生產大量政治言論的同時，也排除了其它意見的表達。少數的「專家」不但成了不同政黨、年齡、性取向、階級、職業的代言人，也讓意見局限在個人利益以及「專業」見解的狹隘衚衕，而廣大、多元的閱聽眾，只能透過想像的替代性參與，讓出評價公共事務的公民權利。這種現象對強調媒體應自由化經營的台灣而言，實在是一大諷刺，因為台灣的言論天空始終只有幾張嘴。從這樣的角度看到政論節目與名嘴或許太過嚴苛，也期望太高，畢竟這些節目越來越難吸引觀眾，收視率早已不若以往，至多只能吸引同類型的基本教義派，以及自己在節目中培養出來的電視紅衛兵，許多觀眾早已抱著看綜藝節目的心態來欣賞名嘴們的精彩演出。事實上，台灣的政論節目也越來越綜藝化，許多電視名嘴宛若明星，可以嚴肅論政，也可以插科打諢，有著誇張的表情與肢體，表演味十足，有趣的是，名嘴們也經常在節目爆料，卻經常缺乏實際證據，只能「亂打一通」。這種亦莊亦諧，虛虛實實的後現代意象，有時和曾經引領風騷的「政治模仿秀」沒什麼兩樣。「政治模仿秀」的嬉笑怒罵「政治模仿秀」一直是台灣很受歡迎的節目類型，藝人在節目中模仿政治人物，透過醜化，甚至醜化的誇張表演方式，結合當日時事，每天上演。不但讓嚴肅政治新聞進入歡樂的家庭客廳，更是許多民眾了解當下新聞事件的主要管道，甚至參與成為其日生活政治論述的來源，而模仿者嬉笑怒罵的演出方式，也成了人民發泄情緒，諷刺政客的出口。雖然，包括《全民大悶鍋》、《全民最大黨》在內的政治模仿秀十分敢言，也大受歡迎，不過，「政治模仿秀」可不是一開始就像現在這樣暢所欲言。藝人最早的政治模仿表演來自於20多年前在台灣紅極一時的「餐廳秀」，在這個傳統歌廳或餐廳的表演場合中，包括李立群、鄧志鴻等實力派藝人就經常在表演中模仿李登輝、林洋港、俞國華等政治人物，相當受歡迎，不過，受限於當時的政治氛圍，表演的內容大多只是在口音上模仿，對政治議題也僅點到為止，沒有嘲弄，更沒有批判。知名製作人王偉忠20多年前製作的《連環泡》節目中有個「7點新聞」單元，模仿《華視晚間新聞》的播報現場，透過主播之口諷刺時事，後來則以皮偶扮演政治人物，講述和自己有關的一些事件或新聞自嘲，包括當時的「行政院長」李煥、台北市長吳伯雄、「財政部長」郭婉容都是被模仿的對象，不過，由於內容太過辛辣、對時政諸多批評，最後被華視以「醜化長官」的理由禁播，而當時的華視是由官方所經營的電視台。到了1997年，由王偉忠製作、鄧志鴻主演的政治模仿秀節目《純屬虛構》在民視開播，是台灣第一個政治戲仿節目。隨後《主席有約》、《2100全民亂講》、《老鄧搞新聞》、《純屬巧合》等政治模仿秀節目陸續播出，一時之間蔚為風潮。有趣的是，這些模仿秀的演員不僅身價水漲船高，還從虛擬的模仿戲劇走入真實的政治現實，不論是模仿「李祖惜(李登輝)」的侯冠群、「陳水扁」的唐從聖，或者是模仿「馬英九」的李志希或「蘇貞昌」的郭子干，都成了藍綠政治人物爭相邀約為選舉站台、助選的當紅炸子雞，甚至候冠群還因為模仿政治人物聲名大噪，因而成為第一位參加模仿秀當選民意代表的藝人。局限不論是政治模仿秀或電視名嘴都讓曾經受到禁錮的台灣社會獲得了新的解放，也展現台灣獨特的政治動能與特殊文化現象。這樣的節目，橫跨時空、穿越真偽，混雜著嚴肅與娛樂。讓政治看起來不僅只存在廟堂之中，不再距離人們的生活那麼遙遠，但實際上，我們只是觀看政治大秀的觀眾，對於政治現實理解卻是十分有限。換句話說，這些節目的出現是可喜，也是可嘆的，可喜的是，台灣政論節目的確發揮一定程度的監督力量，同時也是言論自由，甚至百無禁忌的新天堂樂園，即使看起來有點亂，但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價值；但另一方面，這樣的節目也使得嚴肅的政治越來越趨向表演與綜藝，成為日常生活瑣碎的裝飾，膚淺的愉悅，越來越難以引發人們的政治關懷與行動，甚至造成人們對政治產生輕蔑與反感，而這也是民主政治發展中不可忽略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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