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看中國》：逃離北上廣說明了什麼？

2012-09-03 1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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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高房價作為城市的門檻，已經在發生效應。其中的一大跡象，就是「逃離北上廣」正暗潮洶湧。高房價使年輕一代無法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立足，紛紛作逃離的打算。《中國新聞周刊》對此有專輯報道，搜狐網不久前的調查顯示，82%的網友支持「逃離北上廣」，25%願意付諸實施。

然而，不少人對這一趨勢表示歡迎。他們認為，大城市目前已經不堪重壓，年輕人不宜眼界太高。大學畢業與其在「北上廣」當「蟻族」，不如退居二線城市發展。這也是市場對人力資源的健康調節。安邦諮詢高級研究員唐黎明女士，對這種論調進行了一番溫情而尖銳的反駁：

全國政協委員楊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二三線城市發展快，房價低，工資水平也不錯，建議女性「蟻族」到那裡去發展。楊瀾話音剛落，北京市統計局和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就給了她強有力的支持。近日，兩家機構聯袂宣布，1~2月，北京市四環以內期房均價突破3萬元大關，達到每平方米31220元，同時六環以外的房價也首次突破萬元大關，達到每平方米10409元。在冷冰冰的房價火箭面前，陳華偉代表的看法確實不容置疑，而楊瀾委員的溫婉建議更是顯得那麼貼心。

寫到這裡，突然想起了春節期間東方衛視的一期節目『阿拉都是上海人』。在那期節目里，作為上海人優秀代表的楊瀾女士動情地談起了自己的外婆在上海的奮鬥史。當年，為了逃婚，楊瀾的外婆隻身從寧波來到了上海，通過縫補衣服白手起家，並在這裡生兒育女，讓一個家族慢慢繁衍興盛起來。對此，楊瀾無比感慨，她認為，正是因為這個城市慷慨地包容了無數像她外婆這樣的草根階層，給了他們奮鬥的機會和希望，上海才有了今天如此迷人的內涵和強大的根基。

我們相信，無論是作為委員的楊瀾還是作為外孫女的楊瀾，她在鏡頭前的發言其實都是完全真實和誠懇的。如果說她關於城市的這兩番話看起來有什麼衝突的話，其實只能說明我們的城市化進程本身可能已經發生了不小的偏差。一線城市房價攀升帶來的一個階層的整體擠出效應，不但吹熄了草根階層內心的希望，也會動搖中國城市化進程那看似堅不可摧的根基，因為它把城市化的源頭活水——移民及其社會流動——選擇性地阻斷了。恰恰是這一流動趨勢，才是中國過去30年城市化的動力與活力之所在，而京滬商業區那些光鮮亮麗的摩天大樓只不過是脆弱浮華的表象而已。

她接著指出，美國著名諮詢公司美世公司發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顯示，北京已經成為位居全球第9的昂貴城市，上海位列第11位。中國的城市生活成本日益高企，農民工、剛畢業的大學生，甚至海歸人士等不同層次的收入群體，都遭遇到城市准入壁壘。

如果大學生甚至海歸人士都進不了大城市，房價這一準入門檻還能維持什麼樣的「人口素質」呢？這一切倒是更能證明我上面關於「高房價會降低城市人口素質」的結論。當今的現實已經清楚地顯示出：中國的未來已經被房價所劫持。

首先，我們不妨先看看「北上廣」的性質。

「北上廣」被稱為「一線城市」。所謂「一線城市」是媒體的俗稱，並無確定的定義。一般而言，這是指中國的國際性大都市：不僅人口規模最大，其經濟也和世界經濟高度整合。除了「北上廣」外，深圳、天津、重慶等大都市也可勉強算入「一線」之列。

這些「一線城市」，構成了中國經濟的神經指揮系統，具有非凡的戰略意義。近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的輝煌成就，基於兩大動力：一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一是從「自力更生」式的封閉社會走向與西方所領導的世界秩序的整合。中國在這一時期是外資、發達國家企業「外包」的主要目的地。外貿出口也一直是中國經濟的主動力。從表面上看，這種「外來影響」遍布中國各地。特別是沿海地區，哪怕中小城鎮的經濟也瞄準著國際市場。但是，內地和中小城市的經濟，離開了「一線城市」的服務就很難運作。

中國內地與發達國家之間，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二元經濟」的結構，在八十年代以前雙方長期「老死不相往來」，在發展水平、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等方面，有著巨大的鴻溝，彼此並非一夜之間就能「接軌」。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在改革開放初期，當美國的市場需要冰箱時，生活在內地的中國人還從來沒有見過冰箱，更不知道使用冰箱的種種講究，如何能為美國市場提供產品？日本戰後開始設計以美國市場為目標的出口戰略時，也曾被美國人教訓：「兩國經濟發展水平實在太懸殊，你們無法理解怎麼為遠遠超出自己想像力的生活水平提供高端產品。」這種教訓雖然被聰明的日本人證明是錯了，但也確實指出了不同檔次的經濟體在「接軌」時的真實困難。

「一線城市」的關鍵性國際功能也正是在這裡顯示出來。因為「一線城市」多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人才集中，資訊發達，且最先與外面的世界接觸，進而在這種二元結構之間充當起橋樑。這從「北上廣」的社會現實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這些城市的金融貿易中心，與紐約、東京、倫敦、巴黎幾乎在一個平面運行，國際商業巨頭在這些城市間的穿梭活動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另一方面，「京上廣」居民從內地僱傭的保姆，有不少還不理解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為什麼需要分開使用。比爾·蓋茨、巴菲特到了「北上廣」，和這些鄉下人的物理距離也許就在咫尺之間。更不用說，這些保姆家鄉鄰居家聰明的孩子，可能已經在美國的名校畢業，並在華爾街工作有日，目前衣錦還鄉，正以其跨越兩個世界的豐富經驗，在「北上廣」扮演著整合二元經濟結構的關鍵性角色。這也難怪，「一線城市」常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城市，服務業在其經濟中的比重比起二、三線城市來要高得多。沒有「北上廣」的中介，中國內地經濟就會和世界市場脫節。

那麼，這樣重要的角色，對「一線城市」的勞動力資源提出了什麼要求？為什麼「逃離北上廣」一旦成勢，就會威脅整個中國經濟的競爭力？

在一個昨天還不懂得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需要分開，今天就要生產iPhone，明天就要為世界創造綠色能源的時代，「一線城市」最需要的是能夠適應變化、跟得上日新月異的經濟與技術轉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勞動力。比爾·蓋茨創建微軟時年方二十。MarkElliotZuckerberg創建facebook時還不足二十。在矽谷年過四十就「老了」。可見，即使在美國這種成熟的經濟中，年輕人也最具創新的能力。中國則屬於崛起經濟，變化比美國劇烈得多。跟上、適應並最終領導這種變化，則非要依靠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不可。

從這個意義上說，「逃離北上廣」比「蟻族」現象更可怕。眾所周知，「蟻族」指的是畢業後無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鄉結合部的大學生。這些人從事著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營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絕大多數沒有「三險」和勞動合同，年齡集中在22歲至29歲之間。不過，不管他們的命運多麼悲慘，他們仍然在為大城市提供著關鍵性的服務。其中的能者最終也有機會脫穎而出。「逃離北上廣」則意味著這些人撤出經濟最有生機、最需要他們的聰明才智的地方，最終窒息「一線城市」的發展動力。

想想看，比爾·蓋茨對世界貢獻最大的時候恐怕還是在他創業階段，而不是功成名就、獲得了巨大財富之際。財富和名望反映的是過去的業績，而非進行時態中的現在。這基本上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律。用房價門檻把創業期和創業準備期的年輕人驅除出「北上廣」，實際上就等於把最有創造力的一部分人從經濟的神經系統中清除。

西方素來有「舊財富」(oldmoney)與「新財富」(newmoney)之分。所謂「舊財富」，是指繼承財富，許多有閑階層可以靠著這筆財富而不必工作，在家養尊處優。「新財富」則往往是自己創造的財富。這些創造者們經常是出身寒微的「自我造就的人」，並且一直拚命工作。也正是由於這種不同，「舊財富」與「新財富」擁有者甚至選擇的居住地點都有所不同。比如美國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紐約長島的黃金海岸、紐約曼哈頓上城東區、波士頓的BeaconHill等等，都是這些「舊財富」擁有者的聚居地。而矽谷、曼哈頓下城區等等，則為「新財富」所主宰。美國財富積累了二百多年，像洛克菲勒、福特等豪門也有百年以上的歷史，這種新舊財富之分實屬自然。況且「新財富」一直是驅動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從來不會被「舊財富」所邊緣化。美國社會崇拜的，還是「自我造就的人」，乃至在日常生活中你會看到有錢的紳士淑女們對餐館裡端盤子的年輕人十分尊重。中國則剛剛經濟起飛，即使是極少「先富起來」的人，也剛剛進入「富二代」。以如此單薄的底子，就要用房價作為「一線城市」的准入門檻，使那些有智力資源而暫無經濟資源的年輕一代不得其門而入。如此一來，「北上廣」就迅速淪落為「舊財富」的城市，使之從中國經濟的引擎，變成了寄生階層的堡壘。

高房價劫持了中國的經濟、劫持了中國的未來，已經成為不爭之事實。「逃離北上廣」說明的是社會流動的停滯、中國正在迅速地化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