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復活的意識前提

06-16

儒家復活的意識前提

----張祥龍《儒家原文化主導地位之含義》編後記

楊海文

《現代哲學》2010年第1期

摘要：以「編後記」的形式來解讀張祥龍的《儒家原文化主導地位之含義——儒家復活的意識前提以及與印第安文化的對比》一文，不僅旨在客觀地審視儒家「復活」的「意識」前提，亦即確立儒家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導地位，而且意在人文地展示建立在學術研究基礎上的民族文化之思絕非可有可無，因為所有善意的民族文化之思本質上都是在彰顯超越於時代的「清潔的精神」。

到目前為止，張祥龍最重要的兩部著作——《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三聯書店1996年初版、2007年修訂版）、《從現象學到孔夫子》（商務印書館2001年初版），都是一邊談著現代西方以現象學為主的歐陸哲學，另一邊談著中國古代以孔子為主的先秦哲學，可謂典型意義上的東西方比較哲學研究。1949年出生於香港九龍的張祥龍，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並在張岱年先生指導下完成了本科畢業論文《莊子的人生哲學》，1988年8月獲美國俄亥俄州托萊多（Toledo）大學哲學碩士學位，1992年2月獲美國紐約州立布法羅（Buffalo）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暨外國哲學研究所教授。研究的是「西方學問」，闡揚的是「中國精神」，朗現於張祥龍身上的這一當代文化現象無疑發人深省。

張祥龍不算是《現代哲學》的老作者，但他發表於該刊2007年第1期的《重建儒教的危險、必要及其中行路線》，因對蔣慶的《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給予了理論聲援，曾被《新華文摘》2007年第11期全文轉載、《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07年第2期重點摘編，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筆者在《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頭條發表的《「重建儒教」：一個學術史描述——以方克立、張祥龍對蔣慶的評論為主線》指出：張祥龍的這篇文章，加上方克立刊於《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的《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評大陸新儒學「浮出水面」和保守主義「儒化」論》及其評論「重建儒教」的《關於當前文化問題的三封信》，作為迄今為止最有學術影響和學術分量的評論性文獻，將對往後研究當代大陸新儒家的「重建儒教」思潮產生重大作用，這是完全可以期許的。

現在，筆者以「編後記」形式要解讀的《儒家原文化主導地位之含義——儒家復活的意識前提以及與印第安文化的對比》一文，即將在《現代哲學》2010年第1期刊發。張祥龍2009年暑期曾在南美洲厄瓜多國的聖?弗朗西斯科大學講學，文末亦有「己丑夏寫於厄瓜多基多市宮巴亞區」的說明；這樣，副標題的後半部分——「與印第安文化的對比」就首先值得我們關注。比如以下兩段話：

[1] 印加帝國的印第安人見到西班牙入侵者時，稱他們為「神」（virucochas），因為他們騎著印第安人從未見過的「特別大的動物」（即美洲沒有的馬），穿著鐙亮的馬靴，手中的火繩槍放出像閃電一樣的光芒，還能用「某種白單子」（紙）來相互說話，等等。在這種心理中，皮薩羅（F. Pizarro，初次入侵印加帝國的西班牙武裝團伙的首領）手下四十多人就擒住了當時的印加國王阿塔華兒帕（Atahuallpa），殺死當時在廣場上的一萬印第安人；此後又用分化、陰謀、謊言和各種卑鄙手段摧毀了整個印加帝國，劫掠了驚人的財富，特別是土地這宗最大的財富，統治並敗壞了南美的印第安人。

[2] 後來從觀察和讀書中，我認識到，這反映了當今南美印第安人的主流文化形態。一方面，他們仍然保留了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習俗，比如傳統的編織工藝、太陽節和此節日中的傳統歌舞，乃至一個古老而又奇怪的風俗，即村落之間在狂熱舞蹈高潮時的相互打鬥，直到流出獻給大地母親的鮮血，才算過了一個好節，而平常時大家相安無事，並無世仇可言。可另一方面，這裡的印第安人早已在西班牙人統治下皈依了天主教，甚至婦女們的「傳統」衣著都是西班牙中世紀農村的服裝。

第一段話談歷史的悲劇，第二段話談現代的困境，這也正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前世」與「今生」。在張祥龍看來，儒家文化與印第安文化又有著極為相似的命運：其一，「它們都被殘暴卑劣的西方入侵所毀掉，或嚴重摧殘；它們之所以會受到如此深重的傷害，而不像另一些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如佛教那樣還能有所逃避和再興，是由於它們的非普遍主義特徵，也就是與原本民族的原本生活方式和天地生態的內在聯繫。兩邊都持一種『互補對生"（genesis by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陰陽性別哲理和天地信仰」；其二，「兩者的衰敗還有一個類似的原因，即兩邊文化中的知識分子或主導者們，在西方強權的入侵面前，特別是在其絕對的優勢武裝的屢屢得手面前，陷入驚惶失措的狀況，以至於去崇拜西方文化或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對自己文化的基本價值喪失了信心」。

何謂「非普遍主義特徵」？張祥龍曾在《求是學刊》2008年第1期發表《儒家哲理特徵與文化間對話--普遍主義還是非普遍主義》一文，可資參考。但是，無論傳統文化的「非普遍主義特徵」，還是精英階層的「信念缺席」，顯然都沒有抓住上述兩種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之所以衰敗的根本原因。恰如張祥龍文章第二部分那個五百多字的腳註所言：

國內某些學者（如秦暉）認為清末知識分子是被西方政治的民主形態所吸引，導致認同西方和放棄中華傳統。這是以果為因了。如果沒有西方以殘暴卑劣的方式來撞開中國的大門，沒有西方和學習西方的日本在軍事和組織上的戲劇性得手（這種得手不同於清人在明末的軍事得手，那對於忠於明室的士子而言是正常的軍事失敗，而這一次則是似乎毫無戰勝可能的慘敗，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而有巨大的震撼效應），幾乎不可設想一部分（而非一兩個異類）中國知識分子會有這種看法。而且，即便在這種情況下，持這種西方優越論的人也只是很小一部分激進者，如譚嗣同等，而當時佔主流的是曾國藩、張之洞那樣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乃至更保守的主張。一直要到新文化運動，才有中國知識分子主流的西方認同或文化上的集體嘩變。簡言之，中國傳統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惡性強權入侵的結果，而不是西方文化來提升中華文化、超拔「中國愚民」的結果。這是近現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不然的話，全世界被西方欺侮傷害的人民與文化就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譴責西方的入侵和殖民，討回基本的公道，反倒是應該對西方人的來臨感激涕零了——「西方人是來解放我們的，不是來屠殺和摧殘我們的！」嗚呼哀哉！人心之變，信仰之變，文化之變，至此是無法挽回了。

張祥龍引用過馬克思的那句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還說自己這篇文章「已經頗為悲憤」。因而，重讀以上腳註中的畫龍點睛之筆——「中國傳統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惡性強權入侵的結果，而不是西方文化來提升中華文化、超拔『中國愚民"的結果。這是近現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也就意味著我們得對下面一席話引起高度的注意：

印第安人與中國人今天還面臨著一項相似的困難任務：如何找回已經失去了的文化主體，讓她重獲生命。已經是多少代的天主教徒，他們如何能將自己祖先的文化，也就是被西班牙教父們詛咒的「異教」文化之魂重新置入聖壇的中心？已經是近一百年的全盤西化了，你讓當今的中國人如何能在思想與生活的核心區重新樹立起孔夫子的塑像？難道他們與我們都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式的宗教改革或文化意義上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不管怎樣，在應對所有這些困難和實現這些設想之前，有一件事情在我們這裡是必須做到的，即確立儒家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導地位。也就是說，確認以上所講的事實：儒家主體在現代中國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結果，是一樁真真實實的文化罪行和政治罪行，就如同西方列強在美洲所犯的罪行一樣。谷歌查詢，網路上的張祥龍也是一襲唐裝。這樣，當代中國人如何在思想與生活的核心區重新樹立起孔夫子的塑像，不能不得到應有的重視。比如，2008年北京大學110周年校慶日前夕，張祥龍4月15日在《深圳商報》發表《無孔子之北大無靈魂》，認為北大是「國子監的現代版」，是「中華文明通過教育來承接自家道統、贏得時代機遇的正脈嫡傳」，再次建議北大樹立孔子像，「孔子像不但不可不立，亦不可草率而立，必選校園最中心和要害處，以最精當耐久之材料，囑最有水準和儒心之雕塑家來立不可。西門華表之間東邊的花壇，或許適宜」，同時祈望北大能夠由此「引領中華文藝復興潮流」。這一建議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其中不少是質疑乃至批評。現在，張祥龍又提起了這個話題，儘管用的是腳註方式：「我一直呼籲，應該在北大這個中國最後一個信奉儒家的朝代所建立的現代太學（『京師大學堂"）的校園中樹立孔子像，而且應該立在北大西門的雙華表之後、兩麒麟之前，但迄今未果。校方的一位官員告之，選那個地方更是不可能的，因為那裡在文革中立過毛澤東像。」

2009年，已屆耳順之年的張祥龍，年頭的2月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孔子的現象學闡釋九講——禮樂人生與哲理》，年尾的12月又將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先秦儒家哲學九講》。張祥龍難道要藉助這兩本談「中學」的書，來全面釋放自己對於「中體」的摯信嗎？不管怎麼說，眼下這篇文章孜孜以求於「確立儒家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導地位」，至少再次鮮明地體現了張祥龍更情深的未必是學問層面上的「西學為用」，而是信仰層面上的「中學為體」。以下這段話因而成了張祥龍這篇文章的「文心」與「主旨」：

儒家知識分子們如果沒有這個意識，不足以成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實身體--儒家的真實團體、儒家存活所賴的社會結構等等——必須復活，以作為一切儒家活動、學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純存在（the Confucian Being itself），或簡稱「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們（Confucian beings）可能；此乃儒家的歷史原文（Confucian primordial Text），是它使得一切後起的注釋、改寫、翻譯、發揮可能。無此儒在，無此儒文，哪有什麼儒者之在、儒學之在、儒教之在？這就是所謂的儒在－儒文的源頭主義（Confucian Being-Cultural-Textual fountain-mentalism）。

儘管不過只是一個「意識」，但張祥龍所謂「復活」的含義依然是耐人尋味的：團體意義上的儒家必須復活，儒家賴以存在的社會結構必須復活，而且，惟有以此作為不二前提與生命土壤，儒者之得以存在的「儒在」以及儒學之得以敞開的「儒文」才將成其為可能，否則，哪有什麼儒者之在、儒學之在以及統帥上述二者的儒教之在呢？這裡說的「儒在——儒文的源頭主義」還比較深奧，我們倒不如看看張祥龍淺顯明晰的開宗明義：「儒家的真實復活乃至某種復興，除了其他條件外，首先要求儒者和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覺醒，即意識到儒家對於中華民族的原文化主導地位，以及相應的一系列後果，包括儒家團體根據這個地位而做的自身定位和目標追求。「儒家的真實」復活「首先要求的僅僅只是」意識「的覺醒，那麼，儒教之下的儒學現狀如何及其未來又將如何，自然可想而知了。

確認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國的原文化地位乃至原文化里的主導地位，並不需要太多的理論論證。相反，張祥龍的呼籲——「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不能再寄託於那些在歷史上犯下了無數文化罪行、而且還在不斷製造各種災難的文化機制上，而要通過各傳統民族的原文化的復活和全球主導文化的多樣化來獲得新的人類生機和平衡結構。我們的希望在於一個全人類的文化生態多樣性，一個以民族原文化為基本單位的『聯合國"」，卻絕對不是幾個人或者若干個團體的搖旗吶喊所能實現的。道路一定是曲折的，前途則未必光明，但是，建立在學術研究基礎上的民族文化之思又絕非可有可無。上北大前，張祥龍在工廠里做過清砂的苦力活；北大畢業後，又在北京市環保局工作過。所有善意的民族文化之思其實都是在彰顯超越於時代的「清潔的精神」，就此而言，張祥龍以北美著名印第安通靈者、治病巫師黑麋鹿（1863～1945？）深刻、悲涼的敘述來結束「這篇已經頗為悲憤的文章」，起碼讓作為責任編輯的筆者對著「那棵神聖的生命樹上還有綠葉、繁花和鳥鳴嗎」生起了經久不息的惆悵與嚮往……

（2009年11月30日寫於中山大學。收入《儒家郵報》第114期，2009年12月8日出版。提交2009年12月於華南農業大學召開的「儒家文化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原載《現代哲學》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