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巴蜀在秦漢統一大業中的作用
一旦成為統一皇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蜀立即顯示出她在全國的重要地位。在秦朝和西漢兩次完成中國大統一的歷史壯舉中，巴蜀就發揮了別的地區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永遠為中華民族所銘記的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儘管巴蜀的地理條件造成她一定程度的封閉，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她與周圍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還是不可阻擋地進行。開始是民間自發的悄悄進行的交往，以後就出現官方有組織有明確目的的大規模交流。這一由偶然到經常、由小範圍到大規模的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真相，經老一輩史學家特別是近年四川史學家的辛勤探索，已經基本明析。到戰國後期，當巴蜀這兩個以國為形式的地方政權已經成為秦國附庸的時候，秦國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卻進一步發現了把這兩個地方變成秦國直接統治的一部分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公元前317年(秦惠王更元八年)，樗里疾率秦兵擊破了魏相公孫衍倡議組織的合縱伐秦的三晉聯軍，從而對東方六國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威勢。恰在此時，巴、蜀兩國發生矛盾，巴國的統治者向秦國發出了請兵伐蜀的要求，由此在秦國的君臣將相中產生了南下與東進的戰略決策的爭論。《戰國策·秦策》、《史記·張儀列傳》和《華陽國志·蜀志》對此有大致相同的記載，《史記》和《華陽國志》顯然都是抄自《戰國策》。《戰國策·秦策》是這樣記述的：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環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身，足以富民，繕兵不紛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候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琨，韓自知亡三川，刻必特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於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庄相蜀。
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這場聲情並茂的爭論，顯示了司馬錯對當時形勢的洞悉和不凡的戰略眼光。當時的形勢是：秦國經商鞅變法後幾十年的發展，雖然國力強大，對付東方六國中的任何一個國家都穩操勝券，但是，她畢竟處於關中一隅，如以一國之力對付在合縱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六國，仍然力不從心。並且，此時的魏國儘管從七國首強的寶座上跌落下來，卻還擁有相當的實力，而趙、楚、齊等國的力量都還沒有受到致命的打擊，還不可等閑視之。因此，秦國貿然全力東向，以求完成統一大業的條件還不成熟。所以，當時秦國的當務之急並不是傾全國之力東進，而是趁巴、蜀兩國不和之機向這塊阻力最小的地方進軍，把天府之國變成自己的大後方。這時，司馬錯不僅已經看出巴、蜀戰略地位的重要，而且特別明了巴、蜀在秦國對楚國鬥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出，巴蜀「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①。顯然，攻取巴蜀對於秦國來說在當時是一個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戰略決策。反觀張儀的設想，不能不說是帶有極大冒險性質，近乎孤注一擲的方案。張儀的才能主要表現為外交上的隨機應變，縱橫捭闔，即策略上的靈活圓通，此時他所缺乏的恰恰是司馬錯的戰略家的才智和胸襟。好在秦惠王也是一個頗具戰略頭腦的君主，在他的支持下，司馬錯的方案獲得通過。一支規模不大的秦軍在司馬錯、張儀等人的統帥下，迅速通過金牛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入蜀國，消滅了它的軍隊，摧毀了它的政權，使之併入秦國的版圖，緊接著又趁熱打鐵，揮師東進，給巴國的歷史划上了句號，在嘉陵江畔插上了秦國的旗幟。前後不到三個月，司馬錯的戰略構想便痛快淋漓地實現了。此後，從公元前316年到公元前221年的近百年中，秦政權在巴蜀地區全面推行封建化改革，逐步消除其奴隸制的殘餘，改變落後的風俗習慣，並通過大規模的移民和不斷推廣中原文化，加速了她與華夏諸族融合的步伐。
特別是秦昭王當國時期，李冰任蜀郡守，父子二人領導蜀郡百姓修築了流芳百世、造福萬代的都江堰和其他水利工程，加快了蜀地以水稻、桑蠶為主的農業開發和以井鹽、蜀錦為代表的手工業開發，促進了商業貿易的發展和整個經濟的繁榮。此後，巴蜀地區就成為秦國最穩定和繁榮的地區之一，在秦國與東方六國、特別是與楚國的鬥爭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公元前316年，司馬錯在吞併巴國後，因利乘便，指揮秦軍繼續南下，「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為黔中郡」②，這是秦國第一次從楚國奪取黔中郡。在這以後，秦、楚雙方為爭奪這一地區互相攻殺，黔中郡雖然數次被楚國攻佔，但秦國卻能憑藉巴蜀這塊根據地將它重新奪回來。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秦與楚國先戰丹陽，消滅楚軍八萬人，奪回漢中，再次溝通了關中、漢中與巴蜀的聯繫，接著，又戰蘭田，再勝楚軍。乘戰勝之威，張儀又一次出使楚國，遊說楚國背齊親秦，破壞楚國與東方各國合縱抗秦的策略。在與楚懷王的交談中，張儀一再宣揚巴蜀對楚國構成的威脅，他說：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栗，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扦關，扦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③
大概因為此時的張儀已經親身參加過奪取巴蜀和黔中的戰鬥，目睹了巴蜀的富饒資源和地理優勢，已經改變了幾年前他對攻取巴蜀的看法，充分認識到巴蜀對秦國的戰略意義。他的話雖然不乏縱橫家的誇張色彩，但基本上是以令人信服的事實為基礎，對於楚國來說，實在是真情多於恫嚇。不久，事實即證明張儀的話是正確的。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在楚國奪取黔中郡不久，秦國就又一次令「司馬錯派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④。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⑤。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張)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⑥。顯然，由於秦國以巴蜀為根據地頻頻出擊，向南向東發展，不斷地蠶食楚國的土地，經過反覆的爭奪，最後鞏固地佔領了黔中郡和巫郡，控制了今日湖南北部和湖北西部的廣大地區，在軍事上從西、南兩面形成了對楚國的包圍進攻態勢。使楚國的西、南兩面幾乎無險可守，只得向東節節敗退，始終無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到秦王贏政統治時期，巴蜀經過近百年的開發，更加穩定和繁榮，已經成為秦國當之無愧的戰略大後方，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大量的人力資源，取之不盡的糧食、蜀錦、井鹽和其他軍用物資，有力地支持了秦王政的統一大業。對此，宋人郭允蹈在其所著的《蜀鑒》一書中說：
「秦並六國，自得蜀始。……秦既取蜀取漢中，又取黔中，則斷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勢孤矣。劫質懷王，操縱予奪，無不如意，於是滅六雄而一天下，豈偶然哉，由得蜀故也。
這是歷史上對巴蜀在秦朝統一中的重大作用第一次做出的中肯評價。
秦朝建立十五年後就因秦皇父子兩代政策的失誤而被農民起義軍推翻。在三年多的反秦戰爭中，原東方六國的舊地烽煙四起，社會秩序大亂，百姓的生產和生活都遭到破壞。唯有原秦國的腹地關中、漢中和巴蜀一直安定如初，既沒有爆發反秦的農民起義，更沒有出現將軍和郡守的反叛。在當時信息傳遞遲緩和秦朝政府有意封鎖消息的情況下，這些地區的百姓和官吏大概還未弄清東方所發生的事情的真相，秦皇朝就壽終正寢了。在秦末農民戰爭中，關中、漢中和巴蜀之所以彷彿是安定的綠洲，一是因為這裡是秦國原有的疆域，自商鞅變法以來其封建化的改革相當徹底，生產關係比較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二是秦皇朝對這些地區的剝削較輕，加之得天獨厚的地理和氣候條件，百姓的生活還沒有艱窘到鋌而走險的地步。三是春秋戰國長達五百多年的封國割據狀態的存在，使百姓在心理上形成對故國的認同，不易滋生反叛的意識。因為這裡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和生活秩序沒有打亂，所以在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戰爭七年之久的動亂歲月里成為最穩定的地方，也是最易於統治的地方。秦朝滅亡後，項羽一度執時代之牛耳，他企圖用分封諸侯王的辦法建立戰後的穩定秩序。且不說這一決策本身就埋伏下日後戰亂的種子，就是他出於偏狹之念封劉邦以巴蜀為根據地的漢王也是鑄成大錯。儘管劉邦當時對於這一不公平的分封忿忿不平，氣得幾乎要與項羽拼個你死我活，但他卻從項羽的失誤中取得了日後與項羽逐鹿中原的至關重要的後方基地。據《史記》、《漢書》記載，項羽入關中後，殺子嬰，屠燒咸陽，然後「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乃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項羽滿以為，把劉邦遷到地僻道險的巴蜀，使之老死該地而無出頭之日，也就消除了對他稱霸中國的最大威脅。劉邦當時也沒有認識到巴蜀對他後來成功的重要意義，所以要不顧後果同項羽開戰。周勃、灌嬰、樊噲等人的勸阻一概無效，但蕭何的一席話卻使劉邦頓時清醒，轉怒為喜。因為蕭何最早看出了佔據巴蜀對於日後爭奪天下的重要意義：
「何諫之曰：『雖王關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致，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⑦
劉邦被蕭何說服後，帶著被項羽由十萬削為三萬的人馬部屬來到漢中。此後，劉邦與韓信等即緊羅密鼓地積極進行「還定三秦」的謀劃，蕭何則集中精力從事於安定後方秩序、保證兵源和物資供應的準備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⑧。與蕭何共同經營巴蜀的是另一著名將軍酈商。《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說他「別定漢中及蜀」。顯然，蕭何隨劉邦到漢中不久，就與酈商一起帶兵到巴蜀進行了接收工作，很快將其納人了漢王的行政系統。看來對巴蜀的接收事宜進行的比較順利，從關中百姓對漢王的歡迎態度可以想像接收巴蜀不會遇到什麼阻力。後來的史書對此記載之所以十分簡單，大概就是因為蕭何、酈商及其他官員對巴蜀的接收和管理都是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進行，沒有出現什麼值得記載的戲劇場面和轟動事件。但是，漢王劉邦佔據巴蜀漢中卻是他在楚漢戰爭中戰勝項羽，最後成為又一次統一中國的偉大帝王的重要原因。正是因為有了巴蜀漢中這一鞏固的根據地，才使劉邦能以三萬之眾「還定三秦」，將巴蜀、漢中與關中聯成一氣，建立起劉邦與項羽鏖戰四年之久的鞏固而穩定的戰略後方。而巴蜀源源不絕的兵員和軍需物資的供應，也成為劉邦在楚漢戰爭中長期堅持、屢敗屢起、愈挫愈奮的物質基礎。史書記載：
「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收其精銳以補傷疾。」⑨
「漢高帝滅秦，為漢王，王巴、蜀。閬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說帝，為募發民，……閬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⑩
在整個楚漢戰爭中，丞相蕭何雖然沒有督兵在前線衝鋒陷陣，但他坐鎮大後方所進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卻成為劉邦奪取最後勝利的重要保證。顯然，沒有劉邦、韓信、彭越、曹參、周勃等將帥在前線指揮士兵英勇鏖戰，項羽的數十萬精銳之師當然不會自行瓦解，但是，如果沒有蕭何在後方的苦心經營，特別是徵調巴蜀的人力物力以保證兵源和軍需的充足供應，劉邦也不會從數次幾乎全軍覆沒的危境中重新振作起來，最後摘取勝利的果實。漢帝國建立之後，劉邦對與他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將論功行賞，最後他力排眾議，推尊蕭何功勞第一，這實際上也是承認了巴蜀地區的百姓在統一戰爭中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宋人郭允蹈這樣評說：
「漢高帝留漢中未幾，反其鋒以向關中，足跡雖未嘗至蜀，然所漕者巴蜀之軍糧，陷陣者巴渝之勁勇，由故道戰陳倉定雍地而王業成矣，孰謂由蜀出師不可以取中原哉！」11
歷史上，由蜀出師者不一定都能取得中原，但在秦和西漢統一中國的戰爭中，巴蜀確實起了其他地區無法替代的作用，以其輝煌的功業彪炳青史。
注釋：
①④⑨《華陽國志·月志》。
②⑩《華陽國志·巴志》。
③《史記·張儀列傳》。
⑤⑥《史記·秦本紀》。
⑦⑧《漢書·蕭何傳》。
11《蜀鑒》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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