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趙剛:人已走，茶未涼 ——善本藏家之外的清代書籍和思想世界

編者按

人已走，茶未涼

善本藏家之外的清代書籍和思想世界

文 | 趙剛

（《讀書》2017年2期新刊）

近年來，書籍史、閱讀史逐步成為歷史研究為人關注的一個焦點。不過，通觀現有的研究，要想回答一些基本的問題仍然是一件難事。例如，如果有人問，清代的書店，通常都出售什麼書籍，它們出售的書籍中，有沒有今天所謂的暢銷書？當然，這個問題也許有點寬泛。讓我們縮小範圍，清代江南是當時中國出版業的龍頭，其所留下的各類刊本、抄本、精校本、影宋抄本，都展示了那個時代出版收藏的繁榮。不過，如果想綴輯國內現存的史料，討論當時江南書店，特別是針對普通讀者的售書狀況，仍然會有「更隔蓬山一萬重」的無從入手的無奈感，更不用說從此窺探當時思想學術變動的走勢。

這種無奈感來自現存材料的特質。清代書籍出版文化的材料雖然眾多，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現存各類清代遺留的刻本、抄本。另一類是清代文人學者和收藏家編寫的各類書目。這兩類材料，若從史料價值看，都是為人篩選反覆的二道材料，不足以反映當時的書店圖書行銷流通的一般狀況。首先，不能不指出的是，藏書家保存下來的更多是他們心目中的佳作珍品，而不是當時流通書籍的全部。實際上，在不少藏書家心目中，所謂坊刻本，也就是當時書店的長銷書，是上不了收藏的檯面的。清代藏書家吳騫在他的《吳兔床日記》中，雖有進出書肆的記錄，但他關注的都是古籍善本，而不是書店出版的一般書籍。因此，他們的藏品或只可能展示清代出版業在某些領域所達到的極致，不能說明當時出版的一般狀態。

孫殿起《販書偶記》

至於清代留下來的眾多書目，更是體現了作者們的偏好。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清末孫殿起著名的《販書偶記》和續集。現代人為孫寫的各類小傳或介紹，都冠之以目錄學家的榮譽。他的這本書目應該反映晚清民國的圖書出版業。這麼說似乎正確又非正確。如為該書作序的民國學者倫哲如所言，著者一生勤勉，其書目的範圍和種類極廣，當然是研究清代特別是晚清出版書籍史繞不過去的典籍。但是，作為販書者，作者對顧客和衣食父母是有選擇的，具體說，就是清末民初涉獵漢宋的文史學者。因此，這部目錄更多地體現了他們的愛好。清代漢學家們的考證輯佚音韻訓詁之學，這部書可算是近乎網羅無遺的程度。不過，你要從這部書中，看看漢宋學術以外的天地，比如清代普通官宦常備常查的有關官場的《爵秩全覽》，或者普通市民使用的《萬寶全書》，或者晚清西學著作的出版流通狀況，就會失望而歸，因為這些都是孫殿起不甚留意的地方。

精英藏書家的眼光和清代書籍市場實況之間的差距，在清代考據學的開山祖師顧炎武的《音學五書》的遭際上體現得尤為明顯。該書為清代乃至近代音韻考據的發展提供了成熟典範，這是熟悉清學史的人無不知道的事實。而且，作者生前就以非凡的學術建樹名滿天下，甚至引起清廷注意，想要延請他修纂明史。學術史著作多以此書說明當時學風如何從理學向樸學的轉變。按理說，這樣的大牌學者所著的學術經典，雖不是當時書店的暢銷書，至少也是長銷書吧。學術家留下的各類書目，確實會給人如此印象。因為無論是清朝官方編的《四庫總目提要》，還是上面提到的孫殿起的《販書偶記》，都對此書有詳細著錄。但是，康熙年間理學名臣李光地年譜中的保留材料卻透露了讓人意想不到的狀況。李光地本人對顧炎武的學術推崇備至，很留意他的著述。據他的年譜記載，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有人告訴李光地在揚州一處書鋪，看到為人廢棄的顧炎武《音學五書》書版，店主正準備「削其版以鐫它文」。李光地聞訊後，出錢將書版贖回。木刻書版是傳統出版的基礎，沒有書版，也就無法刻書出版。不過，一部書如果不得銷路，書商們會剷除上面的文字，另刻上有銷路的書籍。

顧炎武《音學五書》的書版，在其去世僅僅二十五年之後，在當時學術文化的中心城市揚州，就慘遭削版遺棄的命運。這說明顧的學術影響其實並不如傳統著述強調的那麼巨大，同時也透露了清代學術發展和轉型遠比傳統學術討論想像的複雜，當時考據學的崛起遠不如人們料想的順暢和迅捷。

顧炎武《音學五書》

顯而易見，要回答清代書店賣什麼書的問題，傳統藏書家及其著述目錄似乎無濟於事，需要另闢蹊徑。日本學者大庭修所研究的唐船持渡書目提供了新的線索。所謂唐船持渡書目就是明清之際以來中國輸往日本圖書的目錄。明清時代，日本朝野對於來自中國大陸及朝鮮的各類出版物懷有巨大的熱情和興趣。在德川幕府初期，幕府創建者家康常以中國或朝鮮出版的漢籍賞賜下屬，這足見漢籍在當時日人心目中之地位。到十八世紀，日本朝野甚至通過中國海商，訂購某些中國書籍，如雍正朝刊行的《古今圖書集成》以及各類方誌。明清商人迎合日本市場的要求，把國內書籍運往日本長崎銷售。這些書籍到達長崎後，當地官員根據海商提供的材料，編輯書目，詳細列舉書名作者，出版地點和時間，留存備案。這些書目部分已經失散，還有部分保存至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知名學者大庭修廣搜博訪，對於這些書目及清代中國東渡日本的文獻典籍做了深入研究，完成多部著作。不過，大庭修著作更關注的是當時日本朝野對中國書籍的反應，至於它們在何種程度上有助於清代思想書籍歷史的研究，則是他沒有在意的題目。

1996年，周一良教授（左）將《 唐代密宗 》贈給日本學者大庭修（右）

應該說，東渡日本的清代文獻及其目錄向我們展示了傳統藏書家之外的中國，至少是江南地區的書籍世界。當時運書到長崎的都是一般商人。關於這些商人的文化水準，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朱舜水的觀點值得重視。朱在順治和康熙前期，多次往返日本、江南、和東南亞，常搭乘民間商人的船舶，對他們比較熟悉。在他看來，當時到長崎販書的中國商人，大多只是聽聞中國書籍在那裡不無銷路，謀取商業利益而已，他們自身並無鑒定取捨的能力。按照大庭修的研究，有些商人，就是在出海時，將書店的現存書籍，整體搬往日本。至於這些書籍是否迎合日方興趣，有無觸犯日方忌諱，則是他們很少也沒有能力考慮的。他們中有些人，因而付出慘重代價。（例如，江戶時代日本嚴禁天主教，有關隻字片語都不許入境。中國商人入境時，都是作書保證沒有違禁之物。但是，長崎官員有時在進口漢籍中卻發現有關天主教的內容，並上報幕府。而幕府一旦得報，就會下令燒毀有關文籍，載來這些違禁書籍者連人帶船及其所有貨物，立刻禁止交易，驅逐出長崎。實際上，載書而來的商人主要經營的不是書籍，而是其他商品。因此，他們一旦因書遭禁驅逐，就等於是整趟生意的終結，面臨的就是滅頂之災。當時因書而遭遇這種滅頂之災的不止一人。關於其中的細節，大庭修在他的書中有細緻的討論，這裡不再贅述。）這些商人攜帶書籍入境，但不知道其中有無違禁內容，這足以說明他們的文化水平不高，無力甄別其內容，只能隨意從國內書店選些書籍運往日本。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商人及其銷往日本的書籍，和中國本土藏書家的眼光和興趣，自然是相當不同的。還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前期，也就是日本德川幕府時代，日方嚴禁日人外航，對華商只開放長崎口岸。而清朝在一六八四年取消海禁，准許中國商人出海貿易。當時對日貿易的港口主要有上海、浙江的乍浦。因此，清代輸往日本的書籍，大多恐怕來自江南地區的書店。販書者的有關記錄，更多的再現了清代江南地區書店經營中，為傳統藏家不屑或不在意的側面。

大庭修《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

有關清代輸往日本的典籍，除一小部分外，大多已經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消失，留存的更多是日本現存的各類目錄。這些目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船為單位，記錄每艘船所載的全部書籍的目錄，這類目錄，更能反映出國內書店所售書籍的情況。還有一種是長崎學者或官員編製的目錄。他們以前者為基礎，刪除重複，按照四部分類法編製目錄。這種目錄更多反映某一時段進入長崎的中國文獻狀況，但對了解當時中國圖書市場也不無幫助。這裡，筆者就通過分析康熙五十年進入長崎的一艘中國船所帶的書籍目錄，來探討一下傳統善本藏家之外的清代江南的書籍和思想世界。

首先為便於討論，我先把原書目中的書名部分按原樣抄錄如下，至於卷數和冊數，因篇幅有限，做了刪節：

《易經講意去疑》《全補發微歷正通書》《先聖大訓》《唐詩正》《集古印譜》《譚友夏合集》《江南通志》《詩觀初集》《易學義林》 《韓文起》 《李杜詩通》《三蘇文范》《唐宋八大家文抄選》《星學正傳》《歷代賦楷》《周忠毅公奏議》《韻府群玉》《篇海類編》 《戰國策》《伊川擊壤集》《臨川王介甫先生集》《河洛理數》 《皇明奏疏》 《寸碧堂詩集》《鈍翁類稿》《汪泊子善庵遺稿》《增定歷朝古文必讀》《黃葉村莊詩集》《初譚集》《蘇子美全集》《詞學全書》《詩皈》《遵生八箋》《易解》《詩經疑問》（八卷六冊）、《鱗指》（四卷四冊）、《李氏藏書》《續藏書》《震川先生文集》 《廣治平略》《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文選六臣注》《古今牘大全》《治平略增定全書》《四六全書》《帝鄉戚氏家傳四書大成心印》《歷代史纂左編》《史記》《歷代綱鑒全史》《古文匯抄》《綱鑒會纂》（欠本—原文注）、《四書大全》《喻林》《本草綱目》《四書備考》《萬首唐人絕句》《袁了凡先生重訂鳳洲先生綱鑒世史類編》《綱鑒白眉》《皇明通紀》《詩經說約》（廿八卷十六冊）《性理大全》《刪補頤生微論》《五經旁訓》《新刊纂圖牛經馬經類方大全》《西湖遊覽志》《王文公文抄》《五子近思錄》《寓林集》《兼濟堂文集》《今體台閣集》《幼科全集》《性理會通》《左傳文定》《綱鑒會纂》《三國志》《合刻管子韓非子》《泊如齋重修宣和博古圖》《內經素問》《本草經疏》《醫宗必讀》《圓（當為圖——引者注）注難經脈訣》《醫方考》《醫方集解》。

按照明清時代流行的，也可以說是正統的四部分類法，刻印作為一門雕蟲小技，有關書籍在四部分類中是放到屬於子部非常靠後的某個地方，黃曆、相命書和獸醫書籍是不入藏家法眼的，除極個別外，在正統藏書家的書目中，沒有這幾類書的地位。但是，在這個目錄中，《易經》之後，緊接著是一本黃曆、一部印譜和一部星象書；排在獸醫指南《新刊纂圖牛經馬經類方大全》之後的，竟然是王陽明文集《王文公文抄》和朱子編的《五子近思錄》。整個書目的排列雜亂無章，或而是史部書籍，或而是子部書籍，或而是集部書籍，中間夾雜著詩文方誌之類。看來，幫助日方官員抄錄這個書目的確屬不懂，也不在乎士大夫價值觀念的商販。如果他們熟悉或在意儒家士大夫們的圖書分類並告知長崎官員，書單也許不會如此雜亂。

也許因為這些販書者不大懂讀書人的典籍和癖好，他們運往日本的就是當時隨手可及的常用書。經部主要是「四書五經」，史部不過《史記》《三國志》以及晚明以來出爛了的各類朱子通鑒綱目的改編本，子部主要是宋明理學的代表作，外加《管子》和《韓非子》，集部主要是唐宋八大家和晚明文人的集子。看來，這些書籍來自一家為普通文人學士服務的書鋪。當時的文人，如果要科舉上進，就要精通經史子集，詩文歌賦，鑽研的自然是上面那些四部中的大路書；如果久考不中，或收入不豐，就得靠算卦、從醫、入幕、書法等，補貼家用，甚至賴以謀生。這時就不可不讀相術醫書。書店為滿足這兩類需要，兩方面的書都得置辦。不過，算命行醫，終究是明清士大夫心目中的冷門外道，多數文人，除非萬不得已，否則，寧可終身應試，也很少改行。因此，相命醫術之書，讀者恐遠不及前者的眾多，故書店銷售的種類，自然不及前者。具體到這個書單，只有區區十二三種，僅是前者的五分之一。這些書籍，追究其出版年份，很少早於萬曆時期，當然也不會晚於康熙五十年，按照現代的據說是乾隆年前的刻本都算善本的標準看，自然都是善本無疑。不過，在唯宋元刻本為崇的清朝前期，自然是藏家們不屑一顧的俗物。

不過，正是這些商販沒有為藏書家們的視野所影響，他們銷售的書籍和留下的目錄，倒保留了一些盛清文化世界已經消失的側面，這個側面是傳統善本目錄和思想史敘述中看不到的，我個人稱為「盛清的晚明」。眾所周知，明清思想史的主流論者一般認為晚明時代雖然有李卓吾等為代表的異端思潮，但是，這個思潮隨著李卓吾在獄中慘烈的自刎而消退，又由於明朝滅亡和經世思潮的崛起而退出歷史舞台，到了康熙中後期，隨著考據的興起，這股思潮更是明日黃花，銷聲匿跡。因此，談晚明思潮，大多按照年代，畫地為牢，就晚明而談晚明。而討論明清經世，也是在明清之際範圍打轉。

不過，思想世界的變化也是人一走茶（思想和影響）就涼嗎？筆者對此一直是有所保留的，顧炎武在三十卷本《日知錄》中對李卓吾、王陽明和晚明性靈派的譚友夏等人的嚴厲譴責就讓我心生疑竇。為何要強調三十卷本，因為顧的這本名著有兩個本子，一個是他在康熙初年剛到北方不久刻刊的八卷本，另一個是死後由弟子潘耒刻刊的三十卷本。可見顧對王的批評都是晚年定論。可是，李卓吾死於萬曆末期，其書生前就遭到明朝政府的嚴禁，距離顧的八卷本《日知錄》也有半個世紀，中間又有明清易代的大變化，經歷了明末和清初的大動蕩和大劫難，李卓吾和其他左派王學的大將，還會有什麼影響力讓顧炎武怒火難消？這個問題存在心頭，但就是找不到答案。現存的不少目錄固然收錄李卓吾的著作，但著錄刊刻日期都是晚明，多數是李生前或死後不久刊行的。這些材料可以說明其思想學說在他在世前後的巨大衝擊，但無法說明他的學說在此後漫長時段中的命運。

顧炎武《日知錄》

直到幾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無意中讀到大庭修的這部著作和其中這個書單。當其中李卓吾《李氏藏書》《續藏書》，以及掛在他名下的《初譚集》映入我的眼帘時，我大吃一驚。我完全沒有想到，在李卓吾死後一個世紀之後，他的著作居然在江南書鋪中還有銷售，而且是大部頭書，按照原書目記錄，《初譚集》三十卷四冊、《李氏藏書》六十八卷十八冊、《續藏書》二十七卷八冊。這種多卷多冊本出版成本是相當貴的，價格當然也不會便宜，但是，它在一個銷售點就有三種之多，這些書的出版者和銷售者，顯然認為這些書是有吸引力、有讀者、有銷路，才會付梓刊行的。如果李在康熙五十年前後仍然有影響，那麼，在三十年之前，顧撰寫《日知錄》三十卷本時，影響也不會更差。換言之，顧炎武面對的李卓吾絕對不是一個已經躺在書本中冷冰冰的名字和觀念，而是一個活潑潑的有影響力的對手。這難怪他對李卓吾不依不饒，抨擊無情。

有讀者也許認為筆者所用的是一個孤證。不過，筆者在清代禁書目錄中發現，直到乾隆中期全國性禁書時，李卓吾的書仍然是查禁重點。據有關禁書目錄，僅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浙江巡撫三寶抄獲李氏《焚書》竟達四十九套，《續焚書》五套，另名的李氏詩文集五套。乾隆四十四年三寶又奏報，抄獲李氏《藏書》六部、《續藏書》五套、《焚書》三套。乾隆四十三年，江蘇巡撫楊魁一次就抄獲李的文集《焚書》十八部，次年，他又在江蘇抄到該書二十四部（詳參雷夢水：《清代各省禁書匯考》）這些資料雖沒有說明該書的來源，但我懷疑可能是來自書店供出售之用。否則，不會有如此眾多的副本。書店進這麼多李卓吾著作的副本，肯定是基於其銷路，背後則是他在乾隆朝的影響力。可惜這種影響力至今尚未為學界所重視。

當然，這份書單讓我震驚的不只是李卓吾，還有晚明其他學者的影響力。從書單列出的書名看，有四十七種來自晚明，十三種成書於宋元或以前，確實為清朝成書出版的只有六種。在晚明出版的書籍中，有十種是對朱子《通鑒綱目》的註解和闡發，體現了朱子綱鑒對當時學界的影響。不過，朱子的通鑒綱目內容之一，是辨別華夷之別，強調滅金復仇，收復失地。這種思想在晚明為學界弘揚光大，其影響至於康熙時代。據李光地在其《榕村續語錄》中透露，康熙對此甚為不滿，認為這類著作是要煽動反叛。康熙年的這份書單從另一個側面透露出這個傳統，在明亡七十年後，仍然聲勢不減。康熙當然深感不安。到乾隆朝禁毀圖書時，他乾脆把明代有關綱鑒的各類著作一律列為禁書，還重注綱鑒，頒發天下，以取而代之。被焚毀的有關書籍，數量巨大，具體細節，在前引雷著中記載頗多，這裡不一一摘引。

在一點一滴地考證這個書單所列上述諸書成書出版年代時，筆者突然意識到，傳統的明清思想學術敘述中的晚明、明清之際和乾嘉這樣三個階段分期，其實是容易讓人產生誤解的。這樣的劃分很容易讓人把當時的思想史看成一場場接力賽。晚明異端退場了，就有清初經世學者接上去，經世思潮消歇後，又有考據學者頂上去。明清思想脈絡真有這三個界限分明的標識嗎？如果有，我們當如何解釋李卓吾和晚明綱鑒類著作的龐大讀者群在十八世紀的存在？在晚明和盛清，真的存在一道時間劃定的清楚界限嗎？一個思想家（如李卓吾）活動的開展和終結，固然有大影響于思想歷程的起伏，但是，思想史的變化，遠不止於人走茶涼。誠如西方後現代論者所言，當一種思想為論者提出，並公之於世時，它就成為作者無法左右的獨立存在。而出版和書商就為這個獨立存在的延續和擴散提供了物質基礎。具體到明清時代，晚明思潮的影響力固然隨著李卓吾之死及其後來的諸多變化而衰落，但是，晚明以來發達的出版文化讓思想的演變更為複雜。個體生命的代謝固然關乎思想學術的起伏，但是，當時發達的出版和書店，卻讓每個思想體系在從時代主角的巔峰下落之後，不至於完全因時間的蝕刻而淹沒。因此，晚明異端的思想火焰固然在清代已經黯淡，但是，它的溫熱隨著出版者銷售者的步伐依然在延續和伸展，以至於在思想和政治語境完全不同的盛清，仍能看到它明亮的光焰。這道在盛清的晚明餘暉，也許改變不了考據學的主導地位，但卻讓這個時代的思想世界更加豐富。把我們帶到這束光亮之前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善本藏家，而是那些十八世紀往來江南和長崎之間的普通商販。他們留下的所謂唐船持渡書籍及其目錄，展示的不僅是兩個國家的心靈對話和交流，更是十八世紀中國知識和文化世界為傳統善本和藏家所遺落的一個重要維度。當然，這筆財富遠不止於上述討論的那封書目，如何利用這筆財富，發掘十八世紀中國思想和書籍人文世界的新維度，將是充滿刺激而富有成果的挑戰。

（《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大庭修著，戚學印譯，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