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之間，弗蘭岑在國內變得熱門起來

突然之間，喬納森·弗蘭岑在國內變得熱門起來。而這距離他在美國文壇聲名鵲起已經過了多年。2001年出版的 《糾正》 是他小說生涯華麗的「成人禮」，這部長近600頁的皇皇巨著，一舉為弗蘭岑贏得了2001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和2002年的普利策獎提名，使他步入了當代美國偉大小說家的聖殿。

普普通通的美國中西部小鎮，吵吵鬧鬧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固執守舊的老夫婦，乖張叛逆的三個孩子，而他們爭議的焦點不過是要不要聚在一起過個聖誕節。然而，看似平凡的人物背後卻是宏偉的敘述：彷彿是一幅當代美國中產階級焦慮的地圖，充滿了慾望的溝壑、道德的陷落、自我的迷失；又像是一卷當代美國社會文化的導讀手冊，羅列著享樂主義、消費文化、性別政治。相比於之前兩部作品 《第二十七座城》 和 《強震》，《糾正》 少了技巧表演，多了平實的深邃和獨到的見地，弗蘭岑找到了虛構與真實的相互融通，技藝與思想的相得益彰，平凡與典型的集為一體。弗蘭岑說，他不需要費盡心思地刻畫人物、不遺餘力地設計情節，因為他寫的就是自己和身邊人；讀者說，他們不需要聚精會神地追蹤情節、絞盡腦汁地挖掘意義，因為他們讀的也是自己和身邊人。

在出版當月，《糾正》 便入選奧普拉·溫弗瑞的讀書俱樂部———從過往的經驗來看，這將為小說帶來可觀的銷售前景，但弗蘭岑似乎並不買賬，甚至多次冷嘲暗諷奧普拉俱樂部的品味，質疑那些難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說怎能與 自己創作的嚴肅文學比肩。隨後，奧普拉的節目取消了對他的訪談，與名嘴翻臉也將弗蘭岑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事實上，早在1996年，弗蘭岑就曾向大眾傳媒宣戰，呼籲要以社會小說的方式捍衛嚴肅文學的尊嚴。在2002年出版的文集 《如何獨處》 的前言中，弗蘭岑再次明確表示，他所關切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嘈雜紛擾的大眾文化中如何保存個體性和複雜性，即如何獨處」，或者更具體地說，在高科技多媒體和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嚴肅文學如何生存，嚴肅作家如何立足，獨立自我又如何堅守。而這一系列「獨處」的訴求，起碼如他所言，在 《糾正》 的創作中實現了。

嚴肅文學的生存出路在於創作他所謂的「悲劇現實主義」社會小說，不求拯救混沌的社會現狀，只為完成對現實世界的真實再現，以無法避免的悲劇感完成亞里士多德主張的「心靈蕩滌」。身為嚴肅作家，弗蘭岑承認，只有沉浸在「我最熟知的事物、最喜歡的角色和場景的寫作快樂中」，才能避免笨拙的模仿、急功近利的浮躁，確立屬於自己的風格。而作為芸芸眾生中的一員，只有從被建構的大眾身份中解脫出來，才能成全以個體形式存在的自我，實現真正意義的「自由」。

如果借用德里羅寫給弗蘭岑信中的話，小說寫作本身就是一種實現「個人自由」的方式，但顯然，弗蘭岑對「個人自由」的追求是多維度的。成長在道德標準嚴苛的家庭，面對冷漠的父親和驕橫的母親，弗蘭岑如同《糾正》 中最為叛逆的小兒子，相信「孩子總是要以對抗父母的方式定義自己」。於是，他選擇了從事不被父母看好的文學創作，又在浪漫感性的衝動下過早地踏入婚姻。然而，如果寫作成就了他獨立的自我，與前妻的婚姻卻囚禁了他的自由。或許在這種意義上，父親的離世和婚姻的終結使弗蘭岑得以在更大程度上釋放自我，而因《糾正》 收穫的榮耀地位和不菲身家使他以更「任性」的方式實現自由。在新女友的影響下，弗蘭岑時常隱居自然，對觀鳥的痴迷甚至可以讓他一個月「無所事事」，只為心無旁騖地與鳥做伴。可以說，對現實，弗蘭岑深諳其中差強人意、甚至難以預料的悲劇性，但對理想，他又懷揣篤定的情懷。在他看來，自我的完整和自由的實現需要在理想和現實的博弈中斡旋。

這種斡旋在弗蘭岑的虛構世界便成了小說戲劇性的主要來源。2010年出版的 《自由》 在結尾處暗示：倘若註定逃不出現實的車馬喧囂、尋不見理想的桃源菊籬，那麼就釋然吧，接受並安於這樣的自己不失為另一種自由。這是作家時隔9年的榮耀回歸：奧巴馬急不可耐的嘗鮮搶讀，奧普拉的破冰和解，《時代》 雜誌的封面人物，菲利普·羅斯「最偉大美國作家」的盛讚背書，當然還有毫無懸念的暢銷業績，弗蘭岑在當代美國文壇的巔峰熠熠奪目。

理想與現實的斡旋同樣主宰著弗蘭岑2015年出版的新作 《純潔》。時至今日，弗蘭岑早已不是那個讓奧普拉下不來台的人了，10多年的歷練使他少了畢露的鋒芒，多了識時務的智慧。他曾抗議現代多媒體的文化壟斷，而今他自己卻活躍在各大社交傳媒；他曾憑藉 《糾正》 和 《自由》 對普通人物的平實書寫而獨樹一幟，卻在《純潔》 中「反常態」地塑造極端性格的人物、設計跌宕起伏的情節。倘若就此判定弗蘭岑也已被消費市場和大眾文化收編，恐怕有失公允，不妨看作是他寫作手法的成熟吧，他在創作理想與現實市場中尋到了平衡點。

「無情之前，你必須先愛」，這是弗蘭岑自述的寫作原則，但顯然，他在理想與現實的斡旋中，詮釋的是「無情之後，你依然要愛」，這是他創作小說的期許，也是我們閱讀文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