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道歉

哪位大型金融服務公司的掌舵人最近向股東承認，他「一手鑄成了一次代價高昂的商業慘敗」？許多公司的高管都未向他們的投資者做出類似道歉。相反，他們的聲明大多通篇談及金融業的空前動蕩、嚴峻的市場環境、以及監管方面的歷史性失誤帶來的危險。你會發現，他們只是偶爾對已經發生的事情表示歉意。但這類道歉與一個人為自己所犯錯誤表示的道歉並不完全一樣。

上面問題所涉及的公司似乎對嚴峻的環境應對得不錯。當然，掌舵這家公司的是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伯克希爾-哈撒韋(Berkshire Hathaway)退出了此前遭遇大幅虧損的信用卡業務，巴菲特已公開承認這一失敗。

這位奧馬哈聖賢(Sage of Omaha)的投資記錄是如此突出，擁護者對他的仰慕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即使他現在供認自己刺殺了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也仍然會被吹捧上天。你可能會認為，過去的成功會讓人們更容易承認現在的失敗，但你更常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許多身居高位的人認為，他們過去的成就只是讓他們更加堅信，自己具有非凡的預見性。

早在聲名遠播之前，巴菲特就勇於承認錯誤。伯克希爾-哈撒韋25年前的年報使用了類似的語言，來講述未及時關閉與現公司同名的紡織企業的決定。「我犯了非常大的錯誤，」巴菲特表示。「我忽視了孔德(Comte)的建議——頭腦應該是心靈的僕人，而非它的奴隸——相信了我願意相信的東西。」

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是另一位願意承認錯誤的著名投資人士。「就現實世界中的事件而言，我的[預測]記錄十分糟糕。我的預測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我不斷地在預測一些不會出現的進展。」這段話是索羅斯上世紀80年代說的，當時他尚未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能夠認識到錯誤，似乎更可能是這些人成功的一個原因，而非它的一個結果。

要想從錯誤中汲取教訓，你必須首先承認這些錯誤。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諸多問題之一就是：他稱自己1997年以來從未在經濟與財政政策上犯過任何錯誤，這與現實極為不符。這位英國首相對伊拉克戰爭調查聽證會所作的證詞，可以用近期一部佳作的書名來簡單概括：《有人犯了錯（但不是我）》(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該書是由兩位社會心理學家卡羅爾?塔夫瑞斯(Carol Tavris)與埃利奧特?阿倫森(Elliot Aronson)撰寫的。

塔夫瑞斯與阿倫森用事實說明，我們很容易受到「證實性偏見」的影響。就像」氣候門」中的科學家一樣，我們審視證據並非為了尋找真相，而是為了支持那些我們已說服自己相信的觀點。更糟的是，我們會改寫歷史，以契合我們當前的看法。正如尼采(Nietzsche)所說的：「我的記憶說，『我做過這事"。我的驕傲說，並且頑強地堅持，『我不可能做這事"。」我們不承認錯誤，是因為我們已從內心深處說服自己我們沒犯錯誤。

所以，業已破產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迪克?富爾德(Dick Fuld)可以絲毫不帶反諷意味地聲稱：「根據我們當時掌握的信息，我相信，這些決定是審慎且恰當的。」這位首席執行官願意表示的最大程度的歉意，就是承認：「事後來看，我會採取不同的做法嗎？是的，我會。」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前首席執行官艾倫?施瓦茨(Alan Schwartz)甚至還做不到這個地步：「即使從事後來看，我仍想不出有任何可以改變結果的做法。」

在這場信貸危機的整個過程中，許許多多的人犯下了錯誤：銀行家、政治家、監管者。但不是我。西班牙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有一段著名的話：「如果你沒有記住你的經歷，你將永遠處於嬰兒期。那些不能銘記過去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如果我們不能從過去十年發生的事情中學到任何其它教訓，那麼我們未來將註定會學到這一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