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課里的複雜中國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在清華大學開了一門法學課。

他走上講台時，先講了十個「王大鎚」的故事。

學生們先是發笑，繼而陷入沉默和思考。

因為這些故事都來源於現實。

他給出十個關鍵詞作為探究線索。

隨著課程推進，一幅中國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的現實圖景逐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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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個秋天開始，上海律師劉軼聖每隔一陣子，就會在周六前飛往北京。工作再忙，天氣再差，也沒間斷過。

令他赴約的不是一樁了不起的官司，而是一堂課。

每到上課時間，清華大學法學院三樓那間普通的教室里，就會匯聚不少人。

有學生，法學院的、外系的；有老師，本校的、外校的；有律師，有法官……學歷從本科一年級到博士後，包括讀過哈佛法學院的劉軼聖。

引力來自那位圓臉的主講人和他所講授的內容「中國司法制度與司法改革」。

主講人名叫何帆，他身上背著一連串的頭銜——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規劃處處長、法官、幾大本洋書的翻譯、博士、網路紅人。

「據我所知，此前還沒有哪個法學院專門開設過這個課程。」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何海波說，正是這位教書十載的法學專家，促成這堂課走進清華。

在他看來，學生們需要「另一種知識」，而何帆就是傳授者的合適人選。

「另一種知識」是什麼？

從童話到現實

這幾年，法學教授何海波最擔心的事，就是學生們理解不了現實。

在他看來，法學院更多地在讓學生進行法律理論、規範的學習。這雖然是必要的基本功，但要是光有這個基本功，會導致他們「不接地氣，缺少對實踐的了解和操作技能。

這位教授還帶過「國際班」——一個從本科生中選出20人組成的「精英班」，培養他們「兼具中國情懷和國際視野」。

這些學生都非常聰明、勤奮，外語很好，「但缺乏引導」。何海波發現他們作為法學院的學生，不知道什麼是黨組，不知道人民司法是怎麼回事，不去想司法制度未來將會怎麼樣。

「一個人進入單位，才知道『黨組』多麼重要。但在法學的教科書里，沒有這兩個字。他們讀了四年法學教科書，就像一直在讀童話書的孩子，就這樣被送進社會。」

何帆也曾讀過「童話書」。讀研時，他去聽庭審，看到法官犯困，內心非常憤怒：「怎麼能在神聖的國徽下打瞌睡呢？！」

可當他真的到了法庭上，才發現很多時候，證人不出庭，鑒定人也不出庭，沒有交叉詢問，沒有控辯，從頭到尾都是檢察官在念起訴意見書，整個法庭無趣乏味，「困得恨不得拿2B鉛筆扎自己大腿」。

「理論上的東西，老師都會教，審判獨立啊，法官權威啊，司法應該中立啊，這都是真理，沒錯！」何帆說，「但要看在中國的語境、制度環境下，法院是什麼樣的，存在什麼問題。」

在去年的一次研討會上，他碰巧遇到何海波。「我一直想開一門課，講講現實中的中國司法。」何帆說，何海波馬上應承下來，「幾乎是一拍即合」。

在訓練學生實踐層面的技能方面，何海波已經做過一些嘗試。

寒暑假期間，學校會安排實習，也鼓勵學生做一些論文、調研項目。但他認為，這些遠遠不夠，「法學院的學生更需要理解複雜現實的能力」。

他在行政訴訟法的課堂上，讓每個學生寫一個跟政府打交道的故事、閱讀分析報刊文章、調查自己家鄉縣級單位政府機構的設置，最花力氣的一次，他布置了一個「政府信息公開」的申請。

「他們興奮、焦慮、沮喪又緊張。」何海波回憶，第一次跟政府打交道，這些年輕人不得不獨自面對各種難題，有的連政府辦公室都聯繫不上。

這就是只讀「童話書」的結果——完全笨手笨腳，不會寫訴狀，也不懂重要政策實際的邊界在哪裡。

但在畢業聚會時，這次經歷成了好多人口中「四年大學生活能回想起來的經典片段」。

在與何帆商議之後，何海波立馬去跟學校申請，很快就得到法學院的支持。何帆則開始準備課程內容。

那段時間，關於這門課講什麼怎麼講，他一邊思考，一邊打聽。他發現有的學校講相似的內容，但以批判為主，解釋很少。即使有關於中國司法制度的介紹，也僅僅是限於新聞報道和法律條文，層次較淺，沒有從司法現狀和問題出發。

「不少高校的法學院老師可能也並不了解中國司法現實中那些複雜的關係。」何帆推測道。對於這個話題，他計劃在課程結束後寫一本書。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在備課過程中就能完成。

「外接洋氣，內接地氣」

第一次在網路選課系統里看見《中國司法制度與司法改革》的課程名時，清華法學院大三男生黃敏達默默做了兩件事。一，搜索任課教師何帆的履歷；二，搜索他的論文著述。

「當過警察、審過案子、在搞改革……」黃敏達心裡打了一個對勾。這表示，此人實踐經驗豐富。「讀過博士，翻譯《批評官員的尺度》、《美國最高法院通識讀本》……」黃敏達心裡又打了一個對勾。再一看照片，「五官和諧，頓時心生喜愛」。

與此同時，大一女生易霏霏正在被室友鼓動著選這門課。兩個小姑娘早就知道何帆，讀過他的書，訂閱他的微信公號，一樣熱愛「何老師」的文章。

「選這門課要麼就是對司法改革感興趣，要麼就是慕他的名唄，花痴。」後來擔任何帆助教的大四女生薑周斕調侃學妹。

黃敏達原本沒想到，這門名字艱澀枯燥，且排在周六的課其實是個「搶手貨」。選課期間，他有空就點開頁面，「像刷火車票一樣刷課」，可就是刷不上。

眼看第一堂課來了，他跟同學老師打聽時間地點，心一橫，不要學分也要聽。

「外接洋氣，內接地氣。」甫一亮相，何帆就得到何海波這樣的評價。把老熟人搬來上課，何海波覺得合適。

因為在這位教授看來，很多學者儘管理論背景深厚，但未必能參與實踐，而何帆在司法改革的第一線。且據他了解，何帆對中國、外國司法的歷史，都有過研究和梳理。最重要的是，要能鎮住清華這些眼光挑剔的尖子，何帆比許多司法界實務部門的人士，多了頂博士帽。

在第一節課上，何帆打開大紅色襯底、金黃色欄線的ppt，開門見山地解釋自己要講什麼：「這門課教的是跳出法條看待司法；如何理解司法政治；如何看待政法體制；如何把握黨法關係；如何分析中國問題。」

隨後，這位老師也提了一個大多數法學課堂都會提的問題，法院是做什麼的。

與陳述概念的方式不同，何帆告訴學生：要弄清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下，政權體系下，法院是什麼地位；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下、黨政關係下，法院又是什麼地位。

「撇開意識形態思維。」他上來就提出要求。

在後來回憶這門課時，幾乎所有學生印象最深刻的，都是何帆在這個頗有點「偉光正」的開頭後面，講了10個自己編排，但脫胎於真實案例的故事。

這些故事借用網路搞笑劇《萬萬沒想到》的模式，講述了主人公「王大鎚」在中國司法現實環境中的各種遭遇。

他時而是法官，時而是法院的其他工作人員。他會被上級法院刁難，會被庭長干預案件，也會被領導派去賣報紙。

「主人公的名字好笑，但這些故事其實很殘忍。」黃敏達回憶道，「它們直擊當下的問題，比如法官選拔、晉陞制度的不合理。」

故事講完，何帆拋出10個關鍵詞：法統、政法、小組、黨委政法委、黨組、幹部、刀把子、群眾路線、中央事權和大局/中心工作。

「這些東西都是法條裡面沒有的，但你不了解這些，就很難對中國現實的司法有清楚的認識。」他說。

沉浸故事曲折里的黃敏達也「萬萬沒想到」，何帆第一堂課留的作業，一個是考據「幹部」由來，一個是梳理「群眾路線」在司法工作中的體現，還有一個是梳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大局」或「中心工作」含義的闡述，以及法院「服務大局」或「服務中心工作」的政策表現。

「三選一，每個都很難！」黃敏達說，然後他思考了一下，選了自己認為難度最大的第三個。·

我不會去論證存在即合理

從敲定到開課，差不多過了半年時間，兩個「何老師」也討論過好幾回。

何海波還記得，有一次，倆人逛清華南門外的萬聖書園。回校路上，他推著自行車，何帆拎著一捆書，邊走邊聊。

「我有三個疑問。」大鬍子何海波皺著眉頭，將問題連續拋出：你是不是只講法條？講不講外國法？會不會論證存在就是合理的？

他希望何帆在這門課上，比較開放地討論一些問題，而不是為現在的司法政策做詮釋、做註腳。

直到何帆對三個疑問一一給出「不」，何海波才舒展眉頭。何帆心裡很清楚，這些問題隱藏著何海波的擔憂：如果就法條談法條，就沒必要請最高法院法官來講；如果動輒談外國司法如何，這門課還不如更名；如果一味強調製度的「相對合理性」，價值觀上會出現偏差，容易誤導青年學子。

事實上，他自己也有一肚子憂慮。根據他的了解，很多老師教學的時候，一上來就把法律法條批判一通：「這個立法的是個蠢貨，這個立法的是我同學，這個立法的當年沒我成績好……你看現在都立得了法了。」

「學法律是為了捍衛法律，你在法學院的時候就瞧不起它了，怎麼捍衛它？」何帆反問道。

而他同樣不認可那些過於保守的課堂。「該批評還是要批評，有些問題本來就不合理，當然要改掉。」

在他看來，「了解和理解」必須是前提。「你不懂它怎麼來的，為什麼是現在這樣，你改什麼，怎麼改？你怎麼知道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

在跟學生談法官制度改革時，他會強調每個法官都有三重身份，黨的幹部，公務員，法官。所以要改革法官制度，就會同時涉及幹部管理制度。

在何帆講述的一則故事裡，法官王大鎚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受到庭長的干預，非常煩惱。

「現在大家都講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也就意味著，這個法官對案子可以自己做判斷，不用再向他的院長彙報了。」何帆語氣一轉，「但如果有的法院院長以黨組書記的身份去過問這個案子，讓你向我彙報，那你怎麼辦？」

在課堂上，他會耐心地跟學生們分析：「要考慮的，是怎麼樣在堅持黨的領導下，讓權力配置更加科學，就算他是院長，是黨組書記，想干預案件，也有辦法制約他。」

在學生們看來，這位法官穿著隨意，笑容可掬，言語幽默，但他談論的，都是根本性的實際問題。

最初，何帆對授課方式的構想還是「填鴨」——把知識點總結梳理好，以自己講為主，ppt展示和課堂討論為輔。

僅僅三堂課之後，他就發現，「這幫小孩能力太強了，幹啥像啥」，乾脆放手讓他們主講。

有一堂課，大家花了兩個小時學習「小組」這個概念，學生們輪番上台講了三遍，最後才由何帆將大家沒有發現和掌握的知識點串講一遍，「連我自己都印象深刻」。

易霏霏對這樣的教學方式很滿意。她認為自己收穫了知識上和情感上的雙重理解。

「沿著這個『小組』的脈絡，你就知道中國很多東西是怎樣做出來的。」易霏霏說。

即使在這個剛剛進入法學院一年的小姑娘腦海里，一個關於中國司改的全景也在漸漸出現。

助教姜周斕對何帆懷有一種感激。「我以前認為，理解了社會現實以後，就會因為存在的合理性而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她因此曾對這門課抱有懷疑，但她後來發現，這門課之所以陳述現狀複雜，是為了釐清各種歷史背景和現實力量的博弈，「才知道怎麼改，而不僅僅是要不要改」。

「他當然不是在論證『存在即合理』啦。」黃敏達說，他坦言自己從前有點兒「小憤青」，批評欲很強，但在這門課之後，他最終明白，花一半以上時間梳理歷史、了解制度，然後再評判現狀，方能談論改變的可能。

難，但還是想上下去

在何帆調整了教學方式之後，黃敏達覺得，「作業壓力還是很大的」。

連何帆自己都認為，這課聽起來「有趣」，但要上好吃透則很難。每節課他都會布置一個專題，讓學生交ppt，再選兩到三個人來講。要求第一個講完，第二個要跳過重複的地方，而且一定要標清參考文獻是什麼，「因為能看出功夫」。

每次上完課，易霏霏和室友討論最多的就是作業怎麼辦。兩人常常互相對視，然後一起說出：「不知道！」

有一次，何帆留了「黨管幹部的詞源」，兩個大一年級的小姑娘完全懵了，不知道怎麼找資料。

「這門課壓力重，而且不是學院規定的必修課，所以相當於這兩學分是你給自己白白增加了很多課外壓力。」易霏霏起初想，但她捨不得放棄，「因為真的很有趣，想把它上下來，壓力大一點大不了少睡一點覺！」

開課後，這間教室不斷湧進一些外系學生和不少「旁聽生」——有清華政治學系的老師，有最高法院的博士後，有已經從業的律師、法官，還有承諾不報道課堂內容，只想學習的媒體記者。

對律師劉軼聖來說，旁聽這門課，需要的不僅僅是「少睡一點覺」而已。

這位清華法學院2008級本科畢業生、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在上海擔任律師差不多一年了。他薪水很高，但困惑不少。

回憶在校讀書時，他學了很多書本上的知識，但對現實運行的司法，幾乎無從了解。

「為什麼在課堂上學到的，走出校門後作用比較有限？」他舉例說，學了民事訴訟法，但真正起草起訴狀、答辯狀，到法院立案時，一下子上手還真是困難。而且試圖和法官溝通時，經常不被搭理。

從老師何海波那裡，他得知何帆要開一門談中國司法現實的課，連一秒鐘考慮都沒有，就決定要聽。

根據他在哈佛的見聞，美國大學法學院常有大法官來講座、交流。參與學生「模擬法庭」實踐也很尋常。美國最高法院第112位大法官艾琳娜·卡根堅持每年到哈佛開憲法課，跟同學一起研討重要的憲法案件。但在中國，劉軼聖覺得這樣的機會幾乎沒有。

每次上課，他都提前給自己定好機票。何帆很忙，課程時間總在調整，他就一次次改簽，「他在司法改革第一線，我有這個思想準備」。

何帆和何海波為此非常感動。更重要的是，何帆在劉軼聖的作業中發現，這位律師非常善於文獻檢索，還特地請他為全班同學做了一次報告。

何帆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王大鎚是廣東基層法院一名民事法官，一年結案400件，堪稱「大拿」，卻看到有學者拿美國法官年均1400件的結案數說事兒，稱中國法官「案多人少」的現狀是「偽命題」。

此外，還有學者提出，邊疆地區法官人數明明不少，案子卻寥寥無幾。

在何帆的引導下，劉軼聖打開了另一種思路:和沿海地區不同，在邊疆地區，法官還有維穩、宣示主權的任務。

「問題可能沒有標準答案，但探尋的過程非常有意義。」劉軼聖說，他堅持完成一部分作業，比如梳理人民法院在整個國家體制中的作用。

「這就需要把人民法院政法制度的演變，放在宏觀的制度構建和發展演變的格局上去思考，找到這個脈絡，需要查找一些主管部門領導的年譜等。」

剛開始，他的女朋友並不贊成他對這門課投入過多物力和精力，但隨著課程的推進，劉軼聖每每回到上海，都與她分享收穫，那位畢業於復旦大學法學院的姑娘最終認為，「確實值得」。

在堅持上完每一節課後，劉軼聖感慨，改革涉及的面太大了，說比做容易太多，做起來又比想像的難太多。

「我對現行的司法改革有了一種理解。」他說，「我們都不認為『存在即合理』，但理解是解決的一種基礎。」

跳出了法學教科書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車浩聽何帆聊起過他的課。

「請熟悉司法實踐和改革動向的法律人到高校授課，對於學生了解實踐中的制度運行，以及明確個人未來的工作方向等等，都有很重要的意義。」車浩覺得「挺好」。

儘管根據何海波的粗略統計，每年清華法學院畢業的學生，只有差不多十分之一會從事傳統的法律工作。

「我們的培養目標是律師、法官、檢察官，但清華法學院的本科生畢業後選擇很多元化，比如去政府的法制部門，搞研究，進企業或是公益組織。」何海波表示，即使是當律師，大量的非訴訟律師一輩子也不進法庭，「所以法學院的教育和我們培養的目標不匹配」。但他認為，關鍵還不在這裡。

他的想法再一次與何帆不謀而合。

課前，何帆特意去問何海波，清華學生畢業以後，進公檢法的有多少。在得到「不多」的答案後，他在第一堂課上就告訴學生，關於中國的司法制度，也許你們大多數不會進入司法機關，有些也不會做研究，但你當律師可能會面對法庭的辯論；當企業的法務，老闆會問你，這個事兒法院會怎麼解決；在跨國企業的政府公關部門工作，領導會說，這條司法解釋是誰起草的？咱們怎麼跟政府打交道呢？

「因為對一個國家的政策進行解讀的能力，對政治現實的了解程度，對於每個人以後走上社會，都很重要。」黃敏達說。

在他看來，自己即使不當法官，不代表法官的待遇就和他沒關係。因為他最終認識到，在任何領域，法院都是糾紛的最後裁決者，做什麼都要和中國的司法制度打交道，而司法改革的方向則和每個人的未來相關。

剛剛過去的兩會，何帆最關心的，是代表們對深化改革的舉措有什麼樣的建議和意見。他忙著聽會和發布《中國法院的司法公開》（白皮書）的事，微信「朋友圈」也沒閑著，不時發出關於兩會、讀書、加班、美劇的帖子和事關中國司法的最新熱點新聞。

搞了八年改革，他的故事太豐富，以至於第三個本命年剛過，學生們已經在期待他的回憶錄了。

結課那天，他做了一個長長的報告，寫出來有三千多字。在這篇報告中，他對在課堂伊始提出的不少問題做了回應和概括。

他自己也很遺憾，因為太忙，課程時間一再調整，一些問題也沒來得及對學生做出更精進的點評、引導。他腦袋裡過了一下自己的時間表，決定在接下來的這個學期不開課，饒有趣味的是，何帆在最後一課的報告結尾附上了這門課的考試題。

此前，車浩曾將何帆編進自己的刑法試題中，這一次，何帆聲稱「借期末考試報一箭之仇」。他仿照車浩的做法，將試題寫成了一篇「車皓法官職業理想與現實環境大碰撞」的小故事，並要求學生以書信體向「車皓法官」提出建議，不要論文，不許拍老師馬屁，可以抒情，但要「負責任」。

下課後，很多學生都沖向他要求合影，在充分利用了那座「擺拍道具」後「一鬨而散」。黃敏達一點兒也不記得，這位圓臉的男士是怎麼離開這座大樓，「可能和他來時一樣安靜」。

「當你出入各種樓堂館所，過上各種各樣的生活時，不要忘記你曾經為民主、法治這樣的辭彙激動過。」劉軼聖說。

何海波則在微博上寫下了一段感言：「2014年，我做得最英明的一件事，就是請何帆來清華講課。希望這不是他的最後一次。我相信，清華學生更需要培養理解＂複雜中國＂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司考通過率更高、GRE分數更好。」

一門課，最終還得有個分數。在試卷上，那個提問題「幼稚好笑」，分析問題「過度操心」的黃敏達，有了一個不錯的成績。

這個大三小夥子基於課程內容，認認真真地給「車皓師兄」剖析了司法改革的全局環境，並作出了頗為周密的職業規劃建議。他的這篇答卷也被何帆作為「優秀作業」，用微信公號發出。

同樣被展示的還有姜周斕的信。在理性的分析之餘，這個姑娘情緒飽滿地寫道：

「我願與你一起吐槽，和你一起批判。但更願能互相箴規彼此挾持，不被一時的利害與一己之悲歡遮了眼睛蒙了心，更願歲月能讓我們從批判走向建設，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在大時代中做個自由的舞者。」

（實習生王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