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 | 左拉「我控訴」事件主角德雷弗斯誕生157年

06-16

冉雲飛

編輯。出版過《沉痾：中國教育的危機與批判》、《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時代》、《莊子我說》、《尖銳的秋天：里爾克》、《陷阱里的先鋒：博爾赫斯》、《像唐詩一樣生活》等十來種書。現供職於某雜誌。

大名鼎鼎的「德雷弗斯案件」，我想大家用搜索引擎即可以基本解決其間的來龍去脈，我就不細說了。今天我就用德雷弗斯誕生157年周年（1859年10月9日出生）的日子，來給朋友們做一點關於此一事件的思考。商務印書館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外國歷史小叢書」里出過一本周劍卿的小冊子《十九世紀末法國的一起大冤案——德雷福斯案件》，雖然只有薄薄四十一頁，算是比較通俗地介紹了這起「大冤案」的基本線索。當然其思考深度是不夠的，甚至免不了說民主自由制度的虛偽，而不及自身處在一個糟糕多少倍的社會。

要等到2006年鳳凰出版社出版了美國人邁克爾·伯恩斯的《法國與德雷弗斯事件》一書，才能真正洞悉其間問題之所在。是書的責任編輯好像是策劃沈勝衣兄《滿堂花醉》的席雲舒先生，當然更可能是二渠道書。讓我籍此感謝二渠道書商在書價虛高的同時，為傳播自由所做出的趨利本能的努力，使我獲得更多的信息之源，忍不住說一點微渺的感受。這些感受並不完全基於這本書，這本書只不過是個由頭而已。就像法國是我的由頭，中國才是我的靶子一樣，我從來不隱諱這一點。下面便是我讀了是書的幾點感想，現供各位圍觀拍磚。

法國的確也是狂熱的民族。中國當然比法國不堪得多，但在狂熱不理智，對糟粕的繼承方面，中國簡直是法國的範本。德雷弗斯被誣叛國，拔除軍階，觀者如睹，到處是「淹死猶太人」、「殺死猶太人」的狂熱呼喊。儘管1870年後，法國是最早一個承認猶太人的基本權利的國家，但法國人的觀念，以及他們在行事時狂熱的舉措，浪漫的氣質，不是一兩天就可以改觀的。左拉對德雷弗斯事件發表著名的《我控訴》的檄文，被誣稱犯了誹謗罪後，左拉在法庭離場時遭致瘋狂的嘲笑，以及「淹死猶太人」的吶喊，甚至左拉的義大利祖籍，也成了被暗示，進而作為攻擊的靶子。瘋狂的群眾被左拉在小說中稱為「吃人的人」，不可謂不準確。我喜歡法國人在藝術上的狂熱和浪漫，但不喜歡他們在政治生活中也來這一套。

英國之所以了不起。在德雷弗斯被叛國的第二天，在法國舉國認為德雷弗斯有罪、幾乎沒有不同聲音的時刻，倫敦《泰晤士報》於1894年12月24日就審慎地質疑了他們審判中的程序問題，因為不公開的審判，以連當事人及其律師都不能得見的證據，而判決當事人有罪，《倫敦日報》說「我們必須指出，罪行愈惹人憎恨，其證據與懲罰愈需要得到公共正義的保障。在所有的正義保障中，公開性是最重要的」。英國人的意思是，沒有程序正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實質正義。這就是英美經驗主義和判例法所累積的法律傳統，與成文法為主體的德法大陸法系的深刻區別之一。

在自由世界，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左傾，以法國為最。艾呂雅、阿拉貢、薩特、巴比塞、加繆、馬爾羅、紀德、羅曼·羅蘭等，都是文藝界左傾的典型。事實上在助長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觀念在世界的野草般蔓延方面，法國知識界，提供的不是清醒劑，而是催化劑。美國固然有里德這樣對蘇俄革命狂熱的支持者，寫出《震撼世界的十日》，但他在美國的影響，就像艾德加·斯諾、史沫萊特一樣，都只不過是被邊緣化的少數觀念。至於英國也就只有寫《時間機器》、《世界史綱》的威爾斯曾兩度訪問蘇聯，受到列寧、斯大林的接見——就連哲學家維特根斯坦都曾想定居蘇聯，好在沒能成行，否則不知會弄出什麼樣的悲劇來——他回來所寫的文章，被蘇聯閹割後，當作西方知識分子讚美專制政治的範本，中國也踵武其後翻譯這個偽裝得很好的小冊子斯大林《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對話》，以使自己的老百姓相信，自己跟定的老大哥是多麼純正，而自己的政權也是可以期待的美好。

當然西方的左傾人士，即便是法國也有紀德、羅曼羅蘭這樣的人——但他們對斯大林政權的迎合也是多方面的——對蘇聯製造的諸種災難，也持有相對清醒的保留態度，更不用說英國經驗主義傳統下的自由主義者，是多麼憎惡那種把人民當作機器和螺絲釘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了。左派在英美國家，也許是他們觀念多元化的必然裝飾品，但他們這些在西方並沒有多少影響力的觀念，在不同語境下，被放大了拿到一個把人民當奴隸看待的國家，便被統治者當作寫給他們的表揚信，來糊弄人民僅存的一點的懷疑精神。這些左傾知識分子對自由世界的批評，便會被專制國家的教材編寫者寫進教科書，拿來作為誘導和灌輸自由社會是如此不堪，並且作為證明那個國家的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洗腦教材。所以薩特、波伏娃才會被毛澤東當作貴賓來中國進行遮蔽的官訪盯梢式的訪問。在薩特和波伏娃自己，當然是特立獨行的結果，但他們這樣的「特立獨行」，卻對該國家的人民是一種莫大的傷害，因為他們加劇並且證明了，該國家的人民被奴役的正確性。

我敬佩振臂一呼的知識分子，但我們也需要自由而理性的聲音。在一個舉國若狂的時刻，明知「我控訴」會帶來一系列的打擊，還要為真理而戰，左拉在德雷弗斯事件中的表現，在我個人看來，超過了他的「盧貢·馬嘎爾家族」長卷生活描寫，超過了他作為作家本身。如果沒有德雷弗斯事件，左拉在我心目中，不會得到多少尊敬，我始終認為他只是個二流作家。但就是他在這件事中的表現，使他成為法蘭西斯知識界乃至世界作家中一流的良心。在我們敲開專制的堅冰的時候，我們需要左拉式的振臂一呼，但也要有像《倫敦日報》言論的仔細分析。

左拉是十九世紀法國的著名作家，他的小說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茅盾《子夜》幾乎是向《金錢》的步趨之作，而文革之後巴金效仿左拉在德雷弗斯事件里的「我控訴」，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文革的「我控訴」的文章，對於反省文革起了一定的作用。雖然巴金遠沒有從控訴到懺悔，自認也是有罪的地步——別說基督教所說的人都有原罪，任何人無可推諉——比如他四九年後的一系列配合，配合抗聯合國援朝、反右等運動所寫的系列文章，其實也是他文革得罪所種之因。這就像今年8月24日老舍自沉太平湖時，我所說的，中國知識人很多都是自身苦難的共謀犯，幾乎沒有人堪稱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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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皆為作家原創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