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淑 《女作家傳》

羅淑原名羅世彌，偶用筆名石每，1903年12月19日生於四川成都。她的父親羅樹屏原籍直隸，是個屢試不第的讀書人，清末在四川綿竹縣做過縣令鄒某的錢糧師爺。鄒縣令去世，羅樹屏把家搬到成都。羅淑的母親是羅樹屏的繼室，1899年生長子世安，四年後生羅淑，之後又生了兩個兒子世儀和世澤。　　辛亥革命前後，四川社會動蕩不安，軍閥混戰，兵變迭起。羅村屏遂於1912年在簡陽縣城北盛產井鹽的老馬灣買下一處宅子，十來口鹽井和一處與住宅相連的熬鹽的灶房，舉家遷到鄉下，這時羅淑已經九歲。　　老馬灣面對沱江，背靠蜿蜒的丘陵，是個方圓不過數里的山坳。自從清嘉慶年間這裡發現了鹽，吃"鹹水飯"的人就一天多似一天了。羅家遷到這裡的時候，老馬灣里已是井桿林立，大大小小，有十來家灶戶，百多口鹽井。鹽，到處都是鹽。空氣里整日瀰漫著一股酸腐的滷水味道，樹皮發黑，地里的莊稼稀稀拉拉。臨江有個運鹽的船碼頭，一座石頭砌的堅實的吊腳樓，叫作"公垣"，是鹽務局的稅卡，也是鹽倉。各家灶戶每天生產的鹽都必須送到這裡集中存放，由鹽務局的人過稱抽稅，然後才能賣給鹽販子。每次開倉放鹽，碼頭上人頭攢動，岸邊擠滿運鹽船，鄰近府縣的鹽販子為了幾斤"敷水"的好處，常和鹽務局的師爺爭吵廝打。在山間小路上往來奔忙著為灶戶背煤、挑鹽、割草的零工，沱江邊的淺灘上印滿了縴夫的腳印。　　鹽井開在山坡的高處，所謂鹽"井"，可謂鬼斧神工。井口不過湯碗大小，卻有數十米深，由粗大的楠竹筒對接，用桐油石灰密封做成井筒。每口井日日夜夜總有一個面黃肌瘦、短手短腳、十一二歲的小老么，驅牛繞著木製的輪盤轉，把鹽水車上來，再由筒匠把鹽水翻倒進地盆。鹽水通過埋在地下的桶竹筒，汩汩地匯入半山坡鹽灶房的那四口大鍋，一次能熬出上千斤白花花的鹽來。這鹽不含氯化鎂，沒有苦味，炒川菜，腌泡菜沒有這川鹽，可就不是那個味兒了。　　對於羅淑來說，老馬灣是個既美又丑，既寧靜又兇險的地方。父親的帶小花園的宅子固然舒適美麗，可是走出黑漆大門，緊挨著就是熬鹽的灶房。那裡面的景象使人驚心動魄：一排四口大熱鹽鍋，每口鍋的直徑都在二米半左右，日夜不斷地翻滾著大白泡。那舀鹽水的大木構，起鹽的大鐵鏟，都不是一般人舉得起，使得動的。灶匠從頭至腳被煙熏得漆黑，尤其是臉，烏黑一團，只看得出兩個白眼珠，骨瘦如柴，鬼怪一般。鹽灶砌得很低，幾與地平，灶匠添鹽水的時候，萬一被煤煙和水蒸汽迷糊了眼睛，就有失足跌下沸騰著白色溶液的鹽鍋的危險，起鹽的時候更是艱險，要把達幾百度高溫的熾紅的巨大鹽抉從大鍋里撬出來，抬到地上逐漸冷卻。羅淑熟悉這可怖的灶房，熟悉在這裡幹活的人們，聽過鹽工掉進鹽鍋被燙死的故事。　　羅淑的母親收留了一個老乞婆的女兒，給羅淑作丫頭，取名玉姑娘。老乞婆住在沱江邊無主的荒墳山上一個洞穴里。江邊有許多這樣的洞穴，相傳是古時候流放的犯人來開採鹽井時居住的。羅淑和玉姑娘時常穿過沒膝的蓬蒿，去給老乞婆送吃食。老乞婆就是《井工》中老瓜娘的原型。那玉姑娘長得小巧白凈，尖鼻子薄嘴唇，比羅淑大兩三歲。她乖巧伶俐，是個厲害姑娘，帶著羅淑到處轉，講了許多故事給她聽。日後她做了羅淑小兄弟世澤的情人，。世澤背棄她娶了一位闊小姐，她大鬧婚堂，最後委委屈屈做了世澤的妾。不過那已是後話了。　　羅樹屏是個白皙瘦弱的人，不善理財，嗜鴉片，家業一天天敗落下來。他索性把志趣放在讀書上，生意委給賬房先生。雖然住在偏僻的鄉間，他卻非常關心天下大事，家中常年訂著《民報》、《神州日報》、《民主報》等報紙，家中的孩子時常翻來亂看。　　搬到鄉下的當年，羅樹屏和鄰近的灶戶共同辦了個家塾，課讀子弟。當然教的都是經史子集之類。這時辛亥革命已經把新思想帶給了青年人，孫中山成了他們的偶像。大家都不愛讀古書，都想學孫中山去學醫，到外國去，學點實實在在能救國救民的東西。這時灶戶的子弟中已經有了留學日本的人，也有到成都去上新式學堂的人，這對青年人是股很強的衝擊波。首先是羅淑十三歲的哥哥世安在同窗帶動下，宣布他要學醫。聽說德國的醫學最發達，而德國西門子電機廠在成都辦有德文學校，畢業後保送德國，他執意要去。羅樹屏深喜兒子有志氣，馬上就答應了。　　誰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文學校停辦，德國人也走了。世安為了繼續學習德文，在同學馬宗融陪伴下跑回老馬灣，向父母要求到重慶去讀書。馬宗融是個回族青年，比世安大七歲，高大魁梧，熱情爽朗。樹屏公被世安和他糾纏了好幾天，終於給了盤川，答應他們去重慶讀書。不料兩個少年去的並不是重慶，而是千里之外的上，海！樹屏公這一氣非同小可，羅老太太也幾乎哭瞎了眼睛。她們一致認為世安上了宗融的當，受了宗融的騙，把宗融恨入骨髓。當時羅淑已經十一歲，半懂不懂的。她只覺得新奇，崇拜見多識廣的哥哥。她立志要和男子一樣刻苦讀書。當父親生氣不肯給哥哥回信的時候，是她在媽媽的支持下，給哥哥寫信、寄錢。　　世安和宗融在上海住了年余，去了日本。後來因為參加留日學生的東京街頭遊行，反對段棋瑞政府賣國的軍事密約，被日方驅逐回國。他倆在上海加入留日學生救國團，參加過《救國日報》的發行工作，之後於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　　羅淑和世儀、世澤兩個弟弟留在老馬灣讀家塾。羅淑是家塾里唯一的女孩，她沉穩莊重，思想細密，追求真理的勁頭熱烈而執著。她一身男裝：馬褂大袍，瓜皮小帽，一根粗大的辮子端端正正垂在腦後。家塾里沿牆擺著六個男生的課桌，上方正中坐著老師徐新齋。老師的身後通一間小小的內書室，藍布門帘垂著，羅淑就靜靜地坐在門帘後面聽老師講課。遇到需要老師個別輔導的時候，老師就跨入內書室，單獨給羅淑講解。　　然而，羅淑的思想也起了變化，家塾里教的那些古書越來越不能滿足她。1917年《新青年》已經在提倡白話文；1919年，五四運動的春風吹到了成都；報紙上出現了討論婦女問題、勞動問題的專號；有不少文章是反對封建文化，反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五四時期在四J；D相當有名，寫過《說孝》、《吃人與禮教》等文章的吳又陵（吳虞），對羅淑也有影響。更何況，還有哥哥世安呢。世安在家裡一向和妹妹最好，自從離開家，樹屏公一直不肯原諒他的不告而別，很少給他寫信。這樣，世安和妹妹之間的書信來往就多了起來。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一講給妹妹聽。他憂國憂民的心情和投身反帝救國活動的行為，深深地感染著羅淑。新思想激勵著羅淑的心，她希望走出家門，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看，去學習新知識；她想要像哥哥那樣去學外國文，或者別的實實在在的東西。　　1921年，羅淑請求父親允許她去上新式學堂，樹屏公遲疑了一陣，還是同意了。這時的他已經年逾花甲，身體十分虛弱。更兼家道敗落，拂意之時多，稱心之日少，既然自己已經不行了，為什麼不讓女兒出去闖闖呢？羅淑起先進的是簡陽女校。女校畢業後，於1923年轉到成都一女師，上了舊制中學第十班。這時她近二十歲，在老馬灣已經是個應當出嫁的大姑娘了。1927年，她又進了一女師的高級中學師範科第二班，立志畢業後做一名教師。　　一女師當時在成都以管教嚴、學風好著稱，學生中有很多富人或軍政要人家的"閨秀"，但也有不少普通人家的女兒。學校里窗明几淨，肅穆幽雅，校長天天要親自下來巡查。窗欞、書櫥都要用手仔仔細細摸過，要求一塵不染。學生夏天穿白衫，秋冬穿藍布衫，黑裙黑襪，頭上的髮辮盤成精緻的小髻，出入校門若不坐轎，必須結伴而行。那時成都的封建勢力還很強，學校里一般沒有女教員，男老師來上課時，有一名監學坐在教室里進行監督。這些監學可以任意拆閱學生的書信，盤詰學生的私生活。學生們憎惡這些監學，給她們起綽號，有一個監學乾脆就叫Tiger（虎）。　　舊制中學雖說依然要學《禮記》、《左傳》、《易經》、《烈女傳》等老古董，但也添了物理、化學、數學等新課程，還有兩位傳教士教授英語。正課而外，學校里禁止看"閑書"，《水滸》、《紅樓》、《西廂》等都在明令禁止之列，新的白話小說就更不用說了。可是，不論學校的管教多麼嚴，清規戒律如何多，新思潮的傳播是封鎖不住的。羅淑最愛買書，越是禁看的書越是要買了來看，尤其是《新青年》、《小說月報》等進步的白話刊物，更是愛不釋手。　　羅淑從不放鬆自己的學業，但也不一味埋頭讀書。社會動蕩變化，祖國在遭受列強蹂躪，她那顆年輕熱烈的心再也平靜不下來，她成了令校長頭痛的活躍分子。　　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同學們紛紛商議要召開追悼會紀念，校內的保守勢力極力反對。羅淑當年的同學至今猶清楚記得，是她在同學們中間響亮地提出："追悼一位革命家是理所當然，我們不管那些頑固派，"　　五卅慘案，在全國各地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怒潮。四川學生和各界人民紛紛響應，遊行示威，抵制日貨。女學生原來流行秋瑾式的"東洋頭"，這時也不梳了，改為髻子。羅淑被推選為學生代表，毅然出席了與外校聯合舉辦的反對帝國主義屠殺我同胞的大會，帶回來一些標語貼在學校門口，還把全體同學集合起來，宣講大會的情形，大呼口號："反對列強瓜分中國！""還我台灣、琉球！"同學們義憤填膺，眼睛鼓得紅紅的，羅淑臉色發白，呼聲最高。　　在反帝反軍閥的鬥爭中，羅淑結識了比自己低一班的好朋友朱正珊、余繼文、唐世蘭。他們志同道合，形影不離。她們不怕拋頭露面，時常結伴出校遊玩。春天，她們到青羊宮去趕花會。世蘭愛蘭草，正珊愛牡丹，繼文愛菊花，而羅淑最愛梅。秋天，朋友四個去逛武侯詞，高聲朗讀石刻的《出師表》。正珊說："我欽佩武侯治國之才"；繼文說："我景仰武侯的忠義智能"；羅淑說："我領會了諸葛武侯的一片愛國丹心。不過曹操重視文事與武功，廣羅天下才智之士，橫槊賦詩，一世之雄，也不是劉備、孫權所能比的。"同學們的共同願望，是自立，不依賴父兄，自食其力，做一名合格的小學教員。四個人也曾結伴，乘轎子到余繼文的家鄉樂山去玩。樂山當然是個好地方，可是人窮，有些婦女迫於生活，不得不以抬轎子為生。日後羅淑於1936年5月用"石每"的筆名，在上海葉之華主編的《進化》月刊上寫了一篇關於女轎夫的故事，篇名《轎夫》。這篇散文後來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十一集。　　在羅淑的親友中，更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年的農曆2月15日，風和日麗。羅淑和十多位同學到青羊宮去趕花會。剛剛走出二汕庵門，忽見幾十個佩盒子槍的弁兵蜂擁著一個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的瘦子迎面走來，攔住了女學生的去路。這幫不懷好意的丘八嘻皮笑臉，圍著女學生指指點點，評頭論足。學生們驚驚惶惶，往後躲藏不迭。羅淑本來走在後面，見了這般情況，就挺身上前，義正辭嚴的對為首的那個人說："你這個人太豈有此理，怎麼慫恿兵丁如此無理。男女都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也應當自愛。"一個馬弁大吼："這是我們的石旅長！"羅淑說："我們是文廟街一女師的學生，將來是要做教育學生的老師的。你既是一旅之長，就應當懂道理，為人表率，把為國為民的事放在心上，為什麼這樣不知禮儀？奉勸閣下好好約束自己的部下，不要惹事生非。"一席話說得那人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憋了半天，只說了一句"承蒙指教"，拱拱手，悻悻然帶著兵丁們走了。這時老百姓才圍過來說，女先生真了不起，剛才那個人是土匪出身的混世魔王石肇武，軍閥劉文輝的乾兒子，無惡不作的。羅淑聽了，也有些後怕。回到學校，校長批評羅淑說，這種事可一不可再，萬一出點亨情，太不值得。羅淑說："人是戰鬥的動物，我們十來個人被他們圍住，若不背水一戰，怎麼脫身呢？"　　世安、宗融到了巴黎，一面做印刷工人，一面勤學法文。世安文字清通，寫得一手好字，脾氣又溫馴，很快被華僑協社看中，請去當了一名辦事員。不久又被推薦到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去幫忙，從此一步步踏入外交界，成了一個小官。　　世安當了外交官以後，家書漸疏，後來索性不給家裡寫信了，闔家驚慌。羅淑去了很多信追問，杳無音信。一天，忽然來了一封寄自法國的筆跡陌生的信，大意說，令兄世安忙於事務，無暇寫家書，囑我代筆，云云，署名是馬宗融。全家的不安和忿怒是可想而知的，又是這個馬宗融！他欺騙我們一家，拐走了世安，如今又來耍什麼鬼名堂。世安不來信，一定是他在作梗。誰要他代筆，不理他！羅淑沒有理睬宗融，照舊給哥哥去信。回信來了，但署名的還是這個馬宗融。忍無可忍，羅淑客氣地，然而也是堅決地，請馬先生不要再替哥哥代筆。哥哥並非不會寫字的文盲，為什麼要別人代筆呢？　　原來留學生初到法國，擠在一起住小閣樓，吃乾麵包的時候，誰家裡來了信，是要大家共讀的。人人都想家，都想從自己的和別人的家書里，獲得一點家鄉的消息。羅淑那一手秀麗的趙體，優美的文筆，流露在字裡行間的那種追求光明，想為國家作一番事業的志氣，是怎樣地贏得了同學們的尊敬啊。當她開始用白話給哥哥寫信的時候，大家又是怎樣的驚訝。同學們都認為，如果她是個男兒，一定能中狀元，或者考個洋博士。然而她……可惜呀可惜，卻是個女孩兒！……不過，這才好呢，宗融心花怒放了。那年他到老馬灣的時候，羅淑還只是個扎著小辮子的十一歲的毛丫頭，想不到現在成了一個有才學，有胸懷的新女性了。他借代筆的機會，向姑娘表示了欽慕之情！　　羅淑仍舊沒有理他。　　不得已，宗融只得請羅淑代為稟告老伯，世安的確沒有時間寫家書，他天天晚上出門去跳舞，熱戀著一位義大利少女，快要結婚了。他竭力反對這樁婚事，但已經拿世安無可奈何。　　這消息對於老馬灣的羅家猶如晴天霹靂。樹屏公親自提筆給世安寫信，責備他行為不檢，囑咐他千萬千萬不可帶一個洋媳婦進門。樹屏公忘掉了宗融是怎樣可厭可惡，竟反過來懇求他以大哥哥的身分，好好開導世安，務必不能讓他失於檢點。然而父親的責備，母親的眼淚和朋友的勸告都不起作用，世安還是在1925年和那位義大利的姑娘結了婚，一點也沒有回國的意思。　　宗融和羅淑的通信卻從此多了起來。他是個性烈如火的人，信也寫得熱情奔放。不過他在羅淑面前，總是謹言慎語，馴順異常。他倆通了八年信，羅淑對他的追求，總是矜持地回答：等我畢了業再說。當年簡陽的姑娘，不到二十歲就要"放人戶"，過了二十，便算"老姑娘"，不容易嫁出去了。然而羅淑在女師一直讀到二十五歲才畢業。父親為了她的終身大事，心焦如焚，勸呀，說呀，她只有一句話："我要把書讀完。"當時羅淑的小姊妹里，已經有幾位嫁給了權貴，她的四弟世澤也和父母商量，想把姐姐嫁給成都的一位師長，羅淑抵死不肯。她決心嫁一個志同道合的讀書人，這時宗融已從法國回到上海。1929年夏，羅淑終於畢業了，宗融在上海收到她一封稱他為"馬哥"的信時，欣喜若狂，徑直奔了簡陽去。老馬灣的山水依舊，而宗融已進入中年，羅淑也長成個端莊賢淑的大姑娘了。　　羅老太太見了宗融，淚眼裡含著笑，似嗔似喜地拿手指頭指著他："拐走了我的兒子，又來拐我的女兒呀！"世安沒有一起回來，二老深感痛心。他們額頭上添了皺紋，頭上添了銀絲。樹屏公的腰彎得更厲害，一刻也離不開煙燈了。羅家二老悲悲切切，送羅淑上了路；羅淑卻十分興奮、快活。她要飛出這小天地，去尋求新的生活。她不是男子的附屬品，她有獨立的人格。她不帶嫁妝，也不要聘禮，短短的頭髮，素淡的袍子，拎了個小箱子就跟著宗融走了。親戚們祝賀她好福氣，有的說："這下好了呀，老馬來帶你出國了！"羅淑正色道："男女平等，不是他帶我，是我同他一起到法國去讀書。"　　羅淑懷著一顆激動的心，來到雨果、左拉、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等偉大人物的故鄉。這個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國家，一向對她有吸引力。每當她讀到關於1789年的法蘭西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史實時，她那年青的心裡總是充滿了激情。她跟哥哥走遍巴黎，一遍又一遍地拜訪那些她在書本上讀到過，又一再引起她聯翩幻想的地方。她先在里昂中法大學補習法語，之後就進了里昂大學，習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課程，並就地考察了法國的一些小學和幼兒園。　　到法國的當年，她和宗融結了婚，次年生女兒小彌。羅淑白天上課，女兒就寄養在一個法國保姆家裡。保姆的丈夫是個純樸的銅匠，獨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德國人打死了。善良的保姆一提到德國侵略者就咬牙切齒，想起兒子就潸然淚下。她非常疼愛寄養在她這裡的小彌。每天晚上，快樂的銅匠讓小彌騎在他的脖子上，一路唱著歌，把她送還給她的媽媽。　　1931年九·一八事變，不到三天工夫，日本佔領了東三省。政府不抵抗，東三省變成了滿洲國。接著又是1932年-·二八日本兵進攻閘北。法國人對中國留學生那種輕蔑的眼光真叫羅淑受不了。她的散文《在車廂里》記述了她當時感受到的極度屈辱。她決定回國。可是哥哥世安不同意。他這時在巴黎做外交官，住了一套雖不大卻很舒適的房子。他那義大利妻子是個黑髮褐眼活潑可愛的時髦女郎。世安認為，日本軍隊入侵東北，國內政局動蕩，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打起仗來，為什麼不舒舒服服的在國外找個工作？羅淑認為，自己到法國是為學習，不是為享洋福。國難當頭，正好回國去做一點於國家有益的事情。兄妹倆僵持了年把，最後吵了一場，妹妹對哥哥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兄妹分道揚鑣。哥嫂留在國外，妹妹訣別哥嫂，和宗融一起，帶著小彌於1933年毅然登上歸途。　　在回國的輪船上，一個比小彌大得多的德國男孩搶走了她的洋娃娃，小彌哭著回來找媽媽。羅淑大怒，說："為什麼讓個德國孩子搶走你的東西？你要是不去奪回來，就不是我的女兒！"說完，"砰"的一聲把小彌關在房艙門外。宗融忙說："孩子這麼小，何必太認真！"羅淑氣得臉發白，撕扯著自己的頭髮說："想不到我的女兒這麼沒出息！"直到小彌背水一戰，奪回洋娃娃，羅淑才轉怒為笑。　　到了上海，宗融一面在復旦大學教書，一面從事法國文學的研究與翻譯。羅淑在市郊南翔的立達學園高中部農村教育科教書，兼小學部主任。農村教育科的主任陳范予是一位富於理想的社會改革家，提倡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學生參加學校的管理，師生都參加勞動。各人按照特長與愛好，分別養雞、種菜、養蜂、師生輪流做飯燒菜。課程有農業生產、園藝、社會科學、教育等。　　南翔是個美麗的地方。樹木、田野、小溪之間，疏疏落落幾排平房。羅淑在這裡和學生一起種菜、澆地、挖溝、做飯、砥礪學問，日子過得新鮮，充滿朝氣。她買了一隻山羊，讓小彌也學著放羊、打草。　　南翔的寧靜生活不久就結束了，羅淑隨宗融遷到上海，在拉都路敦和里租了一幢三層樓的弄堂房子。　　宗融是個好客的人，家中常有文化界的朋友，差不多的熟人都編著文學刊物，如巴金、靳以、黎烈文、黃源、李健吾等。朋友們想的談的做的，都是新文學方面的事情，熱烈得很。羅淑聽得很動心。巴金在法國的時候，曾譯過幾篇描寫舊俄"新女性的姿態"的作品。他本打算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何為》也譯出來，編在一起，印一本小冊子。可是前面幾篇譯稿寄回上海後找不到發表的地方，所以停止了已開始的《何為》的翻譯。這次（即1936年在上海），巴金在整理舊書的時候，找出了他1928年在法國買的那本《何為》，雖是個節譯本，卻並沒有支離破碎之處。這本書探討了婦女問題，"創造了新婦女的典型，表現了當時的年青女性的渴望，指示了她們應該有的觀念，應該走的道路。這本小說對於19世紀60-70年代的俄國青年都有過極大的影響。"巴金把這本《何為》拿給羅淑看，她表示願意翻譯，巴金就把這件事托給了她。"過了一個多月的光景，她就把稿子送來了，是這麼流暢的譯筆。我把譯稿仔細讀過一遍，在我算是了卻一樁心愿、我覺得很高興。"（以上引號中的話均引自巴金）《何為》於1936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署的是羅淑的本名世彌。之後，她又為《譯文》月刊和《文學季刊》翻譯了普希金的《棺材商人》、保羅·瑪爾格里特（著有不少關於1870年普法戰爭及巴黎公社的小說）的《白甲騎兵》、雷米（曾獲得1936年度法國平民文學獎金）的《決心》和羅曼·羅蘭的《貝多芬的筆談》等。　　羅淑不滿足於翻譯，她有了創作的衝動。美麗的沱江，老馬灣的鹽場、底層人民的悲歡，一一凸現在眼前。於是她對黎烈文說，她小時候的生活和四川的一些特別情況，很可以寫成一部長篇小說。黎烈文便極力勸她嘗試，不過，他認為長篇比較難作，勸她從短篇開始。她接受了這個意見，悄悄地埋頭寫起短篇小說來。終於，她懷著興奮、期待的心情，把她的處女作《生人妻》交給了巴金。　　巴金比羅淑小一歲，謙和的外表下有一顆熱烈的心。當他發現新文學的園地里增添了一名辛勤的園丁，而這園丁又是他的姊妹般的友人時，他非常感動，非常欣喜。他以極大的熱情鼓勵她寫作，幫助她修改，並且替她在稿子上寫了一個"羅淑"的筆名，交給靳以拿到1936年9月號的《文季月刊》上去發表了。　　《生人妻》講的是四川鄉下一個窮賣草人賣妻的故事。用純樸無華的文字，寫出了兩顆善良純潔的靈魂，寫出了一對貧苦夫妻相德以沫的恩愛。《生人妻》發表以後，引起文壇廣泛的注意，朋友們既驚訝又讚美。李健吾說："等我發覺友誼圈子中間不聲不響跳出一位我所景仰的作家的時候，我的蒙昧好像一種過失，惶愧而又喜悅。"魯彥把《生人妻》推薦人當年的《短篇佳作選》；胡風、周文、沙汀等文學見解和審美標準各不相同的作家，異口同聲讚賞它，這真是很少見的。　　此後，朋友們常常慫恿羅淑寫作，可是她對寫作的態度是那樣鄭重，自己稍不如意的作品便毀了重寫，輕易不願拿出來發表。繼《生人妻》之後，她又在《中流》雜誌上發表了《劉嫂》，在《作家》雜誌上發表了《橘子》，同樣得到了讀者的好評（《井工》是抗戰爆發後在成都的《文叢》雜誌上首先發表的）。　　這年6月，巴金與黎烈文商量要公開發表對抗日救亡的態度，經與魯迅討論，起草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表示要"加緊我們從事文藝以來就早已開始了的爭取民族自由的工作"。宗融和羅淑都簽了名。　　1936年秋，不安定的教書生涯迫使宗融到廣西大學去，羅淑帶著兩三個未成篇的原稿，也跟著到了桂林。那時已經是民族抗戰的前夕，政局動蕩，各種勢力都在重新組合。　　1937年夏，因世彌懷孕，宗融把她送回上海待產，在姚主教路樹德坊為她租了一所幽靜的房子，就又獨自一人回桂林去了。殊不知他剛剛離開上海，就響起了八·一三的炮聲。宗融在去廣西的途中，心急如焚，連連打急電回上海。羅淑怕他補回上海會遇到危險，在和友人商量之後，決定隻身帶小彌到衡陽與宗融相會，然後一起回成都。那時的上海已是一片戰亂的景象，晚間閘北一片火光，大世界也中了炮彈，小菜場里沒有菜，米店不賣米。火車站人山人海，買不到火車票。是巴金和他的弟弟采臣，幾經周折才設法給羅淑買到了車票，在九月八日那一天，把她和小彌送上了火車，想不到這一別竟是永訣。等羅淑遇合了馬宗融奔回成都，她已是心力交瘁，精疲力竭。　　在成都，馬宗融到川大教書，羅淑在泡桐樹街一所種有梅花和玉蘭的幽雅小院落里家居待產。雖說產期將臨，又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她卻沒有放下她的筆。現在一共找到她在生命最後幾個月里寫的五篇急就的短文，每篇不足千字。顯然是匆匆草成的，有待潤飾。然而這說明經過戰爭的流離顛沛，身心交瘁的羅淑仍然堅持用她的筆，想為抗戰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這五篇短文是：1937年12月4日成都華西日報副刊《群眾》上的《八月十三日的早晨》；同年12月20日成都新民報《國防文藝》周刊上的《"流民三千萬"觀後感》；1938年元旦《群眾》周刊上的《誰在和誰打》；1月6日四川日報《文藝陣地》周刊上的《在車廂里》；且月15日《群眾》周刊上的《被難者》。這些短文記敘了八·一三以來她目睹的戰爭苦難，和民族抗戰的必要。　　不到農曆新年，羅淑就住入四聖祠的仁濟女醫院，1938年2月9日生下一男孩。產後不幾天，她開始發燒，是產褥熱。一個天主教庸醫誤了她。馬宗融見勢不好決定轉院的時候，羅淑已經無救。1938年2月27日，羅淑結束了她年青有為的生命，終年三十五歲。　　羅淑的創作生涯異常短促，前後不滿一年半。作品的數量也十分有限，總共只有短篇小說八篇，散文十來篇，計十來萬字。另外當然還有譯文。她就是在如此短促的時間裡，以如此有限的作品。確立了光輝的文學地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確是罕見的。　　她葬在成都老西門外沙灣——馬宗融家族的墓地里。一扌不黃土，一塊白石紅字的墓碑，一叢矮材編的短籬。痛不欲生的馬宗融在她的墓旁為自己留下一席之地。　　羅淑去世以後，《華西日報》接連兩天刊載了紀念她的專輯。她的未完成的遺作由友人巴金替她整理出版。他一共為她編輯出版了三本薄薄的創作集：《生人妻》、《魚兒坳》和《地上的一角》。兩個翻譯集：《何為》與《白甲騎兵》（友人陸蠢也為之作了許多編輯工作）。在她的創作中，《魚兒坳》和《賊》都是未完成作品，前者好像還是一個長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背景和人物相同，文字也有重複的地方。看樣子羅淑是想以家鄉的鹽工生活為中心寫一個長篇的。巴金痛惜友人的早逝；對她留下來的的一字一句都十分珍惜，保留了她那未完成的遺作的本來面目，還為每一個集子寫了後記。　　解放後，英文版的《中國文學》於1961年第11期和1963年第1期刊登了她的幾個短篇。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64年將《生人妻》、《地上的一角》兩書匯成一集出版。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將她的全部創作收入《羅淑選集》並附了巴金寫的幾個後記，以及黎烈文、靳以、李健吾等作家寫的紀念羅淑的文章。最後的五篇短文未及收入。這個選集所用的底本是巴金提供的。《羅淑選集》出版後，出版社沒有及時把三個底本還給巴金。巴金連忙去要，結果只從印廠追回兩本，《魚兒坳》則永遠地失落了。巴金很心痛。他後來把那本殘破的《生人妻》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並鄭重地在上面寫道：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印《羅淑選集》時曾將《生人妻》和《魚兒 坳》三書借去，過了兩年我要回《地上的一角》和此書。《魚兒坳》已不知去向，這本書的"附錄"也給撕毀了。惜哉！巴金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羅淑的作品雖然不多，可是版本不少，都已絕版。近年來評介的文章多了起來，出版了《羅淑羅洪研究資料》，她的家鄉簡陽還成立了羅淑紀念室。寫到這裡，羅淑的小傳應當結束了，忽然收到日本京都府中國文學研究會佐野里花女士的來信，寄來她在該會會報上寫的文章，考證羅世彌除了羅淑這個筆名外，還應有第二個筆名"石每"。作為羅淑的研究者，她搜集了有關羅淑的每一點資料，作了大量工作，將羅淑的最後五篇短文和我的說明也譯了出來。她真是羅淑當今的一位年青的異國知音了。這使我想起了巴金先生紀念羅淑的話：　　 死並沒有毀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間就可以滅亡的東西。……我們能說她已經死去了嗎？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響常留，則她的生命就沒有滅亡，而且也永遠不會滅亡。《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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