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杜氏傳奇的另一種演繹

　　上海，謎一般的城市。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舊上海，在黃浦江滾滾不息的浪濤及飄逝的流光碎影中，搖曳著的是上海灘那泛黃的記憶和虛幻的浪漫，是當年那個從十六鋪的卑微和嘈雜中跌跌撞撞走出來的「水果月生」。 　　當他走進真實的歷史篇章中時，他叫做杜月笙，那個呼風喚雨叱吒風雲於整箇舊上海黑社會的黑幫老大杜月笙；而當他步入我們現實的假想中時，他叫宋子豪、小馬哥或殺手小庄，當然，他還叫做馮敬堯，丁力，以及許文強。

　　刀槍的血腥和世事的殘酷構築而成的是另一個暢快淋漓的江湖，只是，英雄所負載著的所有俠義及傳奇都被蒙上了一層黑色的面紗。於是，因這隔了世的朦朧和沉醉的迷離，英雄的背影以及所有關於英雄的話題便多了一分神秘和探究中的遐想。 　　其實，所有的影子都只折射在了「海上聞人杜月笙」身上，從十六鋪的鋪子中間竄來竄去吆喝賣梨的小赤佬搖身一變為無限風光招搖的流氓老大，我們更願意在一部部的黑幫電影中去重溫那想像中的傳奇與神話。

　　神話永遠罩離在一圈模糊的光暈中，而傳奇也永遠只存在於漸行漸遠的記憶當中，饒是你怎樣努力地去接近那個繁華飄搖的幫派江湖，你看得清英雄禮帽下遮蓋著的瀟洒俊朗的面孔，卻讀不懂他眼神中的迷離與憂鬱，甚至他一轉身時甩給你的那無限的寂寥和傷痛。因此，從來就沒有人可以複製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當年在上海灘那翻雲覆雨一手遮天的豪氣與精彩，即便他叫做宋子豪小馬哥吳國豪，或是馮敬堯許文強丁力。 我們能籍以滿足好奇心和探究的慾望的，也只是儘可能地去接近真實，接近這個亦真亦幻愛恨交織的上海灘，這個精緻、優雅甚至帶著幾分艷俗的上海灘；我們能做的，也只是透過這些聞人梟雄臉上蒙著的那層面紗，去努力窺探他們的一個眼神，一個琢磨不透的表情，以及一個寂寥傷痛的背影。

Ⅰ.那些關於杜月笙的傳奇

　　窮苦出身，前呼後擁的氣派和玩弄於掌股之間的魄力，「義」字當先的豪爽，黑幫老大怒不形於色的意味深長，幫派爭鬥時的狠毒和老辣，黑道白道之間周旋的遊刃有餘，與法租界探長的權錢交易，和日本人利欲熏心禍國殃民的煙土生意，房地產公司背後不可告人的罪惡勾當，軍閥、幫會、租界三位一體的鴉片走私聯盟，法租界公董局華董的最高職位對其黑幫身份的洗白，滲透於政治、經濟、金融，工商、新聞、報界等全方位的勢力範圍……——這是馮敬堯的畫像，也是杜月笙最真實的寫照！ 　　黑幫電影數十載，幾度鼎盛，幾度式微，江湖英雄代出，而最像是當年那個馳騁於中國舊上海灘的聞人杜月笙的，不是宋子豪小馬哥，也不是許文強，而恰恰就是這個馮敬堯。

　　再沒有人比他更為諳熟「成者王候敗者寇」的遊戲規則，實際上他就是規則的締造者和維護者。當法律的莊嚴和正義的肅穆被這樣一個從陰冷酷瑟的石庫門走出來的流氓大亨和聞人梟雄用貪念的慾望和權力的夢想解構重建得面目全非的時候，遊戲的玩法就多了幾分衝天的豪氣和隨意的瀟洒；只不過，擲骰子的那一霎那輸掉的絕不僅僅是擺在面前的那堆現大洋和被羞紅了的臉上的那幾分惱怒和不甘，還有那槍口對抵著頭的賭命式的荒謬和流氓式的決絕。 　　杜月笙是勝者，馮敬堯是勝者，他勝在他始終是這個黑吃黑的遊戲的最高段，別人永遠是他手中渺小的棋子，讓他拿捏著摩挲著把玩著，在遊走之間享受著一人規則的獨斷的幸福快感。黑幫分子跳樑小丑般的表演只有更加拙劣和蹩腳，方顯出勝者如此大度與忍讓的美德；倭寇異族的侵略與貪婪只有更加地肆無忌憚和不知廉恥，才能彰顯勝者不動聲色的穩健，以及掩飾得更為深厚和隱密的陰暗與老辣。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杜月笙，原本只不過是舊上海浦東高橋臭河溝中苟活著的一隻泥鰍，只是不甘於人下的他反而比那些遺老闊少們更為懂得用窮苦與艱辛作為修行的全部資本。於是，一千年之後，他化身為鯉，再一千年後，他終於可以跳龍門了。那一刻，在高橋杜氏祠堂盛大的宴會排場和權貴軍閥的阿諛奉承中，他顯得是如此風光和招搖，然而他的心裡卻清楚地描畫著另一種戰兢與虔誠的表情。躺在上海華格臬路２１６號杜公館的這家主人意味深長地說，「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馮敬堯的成功是黑社會遊戲規則的成功，是杜氏規則的成功。在那個秩序混亂是非顛倒的年代，他制定的規則就是上海灘的最高法令，租界的洋人就是他最親密的幫凶，而警界和巡捕房也不過是一群披著執法外衣的幫會嘍啰而已。在這個規則體系之中，權力可以戰勝正義，金錢可以打點良知，驍勇可以摔破輩分，賭博可以贏得前程。當規則制訂的最高權力最終旁落到這個當年畢恭畢敬地給自己拎包跟班兒的小赤佬手中時，上海灘赫赫有名的法租界華探督察長黃金榮或許永遠都不明白，為什麼被眾人千叩萬拜的這個「老頭子」的座位，有一天會改姓杜？從高橋鎮到十六鋪，從十六鋪到黃公館，又從黃公館到杜公館，杜月笙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完成了從一個水果小販到一代聞人大亨的蛻變。

　　杜月笙能笑到最後，那是因為他比黃金榮更深刻地參透到了規則的最深要義，所以，他知道用豪爽和義氣籠絡兄弟，用散金施銀來收買人心，以忍辱負重來鋪建攀爬之路，以煙館鴉片來獨食經濟暴利，靠官商勾結來鞏固權錢地基，與異邦勾結來牽制幫會紛爭；甚至在革命的風雷之聲霹靂四起時，當已近80高齡的黃金榮仍抱著耆耆年邁之軀抖抖縮縮地蜇居於上海灘時，杜月笙卻能審時度勢並義無反顧地乾脆跳離於規則的誘惑之外，傾其財力改頭換面成一個抗日愛國的正義形象，以尋求新的規則及新的意識形態下的庇護。

　　所以，馮敬堯永遠也活不出杜月笙的精彩，他只活到了杜老頭子前半生的皮毛，那些在人們的遐想中永遠前呼後擁一手遮天的精彩的皮毛。當許文強的槍指著他的腦袋的時候，不管胸懷家仇國恨的許最終是否扣動扳機，馮敬堯的時代都已經結束了，或者留給他的後任丁力收拾殘局，或者從此宣告上海灘黑社會及幫會勢力的全部終結。馮敬堯僅僅復原了杜月笙這一生中那「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輝煌片段，而那些關於他充當「蔣介石的夜壺」的笑談，他充當國民黨政府的打手瘋狂鎮壓工人運動的殘暴故事，關於他在八一三抗日戰爭中用人力物力財力全面支持供給淞滬戰場上的國民黨及八路軍的愛國傳奇，以及他振臂吶喊徵募救國捐助的愛國壯舉，終將隱身於一襲長袍的黑社會老大的威嚴與流氓氣勢之後，變成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而任後人評說。

　　杜月笙，用自己的傳奇與神話編織著上海灘的迷幻與奢靡，他是舊上海灘勢力最大的黑幫頭子，也是上海市各界抗敵委員會的負責人、上海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他是蔣介石北伐政府殘酷鎮壓工人革命運動的最大幫凶，也是對蔣介石抗戰政策的最堅決的支持者；他是日本人用鴉片政策打造中國東亞病夫的屈辱形象的可恥的賣國賊，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在上海和香港的最重要的一支民間力量；他是蔣介石國民政府豢養的一隻鷹犬，也是蔣介石用完了又嫌臭被扔到床底下的夜壺；他是陰謀暗殺共產黨工人領袖的流氓劊子手，也是保護潘漢年等上海中共地下黨員的愛國志士。——

　　杜月笙無疑是中國舊上海灘最富有爭議的一個傳奇人物，大半個世紀以來，歷史給予他的評價和定論，總是因著種種價值評判體系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與衝突，以及他自身含混蕪雜紛繁多變的行為性格所造成的解讀隔閡，而將歷史最真實的一面永遠地阻隔在了我們的視線之外。他給後人留下了更多的懸疑和思考，讓那些後來者們在對歷史情境的一次次的蓄意模仿和天馬行空的想像中，試圖引領我們走向那條漫漫的歷史追溯之路，重溫那個時代的夢想與傳奇。

Ⅱ.傳奇的另一種寫法

　　被嚴謹的制度和井然的秩序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我們，總是會以一種艷羨的目光去打量那些發生在我們生存的規則以外的物事，而再也沒有一樣東西能像黑社會這樣更能激起我們對歷史的自由想像和對另類的生存模式的嚮往。於是，我們便寄希望於在小說和影視作品以及其他所有一切可能的途徑中去尋找那個另類江湖的蹤跡，哪怕梟雄的傳奇在不同的敘事模式中嬗演著不同的色彩，哪怕英雄的影像早已被越來越晦澀的藝術想像肢解地體無完膚。

　　1972年，好萊塢導演弗朗西斯?科波拉執導的影片《教父》（The Godfather），標誌著黑幫類型電影的誕生。從此，這種圍繞著邪惡與正義的爭鬥、罪惡與良知的對抗的主題，包含著殺人、搶劫、偷盜、販毒等犯罪內容的劇情片類型，便以其耳目一新的內容和怪異奇特的表現手法，將人們的視線從不痛不癢的平淡現實中抽離出來，成為人們最願意在街頭巷尾和茶餘飯後去評說去談論的影片類型。

　　在黑幫犯罪活動盛行的現實與傳聞中浸淫著的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社會，為黑社會概念的注釋以及好萊塢黑幫類型電影的本地化提供了最為順暢的受眾準備，從吳宇森的《英雄本色》（1986）、《喋血雙雄》（1989）到麥當雄的《跛豪》（1992）、《黑金》（1997），再到杜琪峰的《暗戰》（1999）、《槍火》（1999）及《黑社會》（2005），《教父》以及1983年由布賴恩-帕爾馬執導的影片《疤面煞星》（Scarface），影響了香港黑幫電影整整20餘載。那些關於黑幫訌殺的火拚，走私販毒的硝煙，賭場煙館的霧靄，紅燈舞女的聲浪，組成了黑幫類型電影最基本的元素，而那些關於黑白正邪的衝突、兄弟反目的痛苦、愛恨情仇的渲染，以及眾叛親離的宿命，則成為黑幫類型電影永恆的敘事段落和反覆上演的主題。

　　《上海灘》，無疑是香港黑幫類型電視劇的一座高峰，馮敬堯許文強丁力的名字，在電視這種特殊的傳媒形式的傳播下，經過冗長的劇集對愛恨情仇的充分演繹和對世態人性的細膩刻畫，被賦予了比銀幕上的宋子豪小馬哥吳國豪等更為鮮明的性格特徵和更神秘更生動的傳奇經歷，讓舊時代黑社會的另類江湖形態以及黑幫人物那富有傳奇色彩的形象及經歷，從此得以家喻戶曉萬人傳唱。

　　在港版提供的故事框架基礎上，高希希對大陸版本進行了全新的打造，還叫它作《上海灘》，是因為故事還是那個故事，人物還是那些人物。但很顯然，由於地域的差別和文化的差異，以及在不同意識形態下主流話語權力的審視角度和人們的觀影需求的不同，此《上海灘》已非彼《上海灘》。禮帽文明杖、幫會打鬥、販賣軍火走私鴉片、內外勾結禍國殃民……它還原了舊版上海灘黑社會局部的場景風貌以及杜月笙發家奮鬥史的某個章節，但它所編纂的那個江湖傳奇，卻已然是另一種寫法，另一番風韻。

　　同他所看齊的那個杜姓祖師爺一樣，馮敬堯是上海灘的一尊神，是人人敬仰著的上帝。以父之名，投向後輩的永遠是充滿慈愛的目光，但也許只有他那個天真爛漫不諳世事的寶貝女兒，才可以過濾掉一切複雜深邃的雜質，而只看到那溫暖的疼愛與包容。丁力，這個再現了「水果月生」當年飽受飢餓與凌辱的不堪回首之流浪歲月的「水果阿力」，尊其為神，視其為父，當他欣喜地從馮敬堯的身上看到了他璀璨的未來，以及在想像中有可能會達到的那個權力與金錢的極限時，他便以一種自豪與崇拜的激動之情，讓自己那過於簡單的大腦接受了神與父的全部，接受了那全部的慈愛，以及慈愛中言說著的他看不清或雖然看清卻執意要熟視無睹的所有美麗的夢想與殘酷的現實。只是，當水果阿力終於有一天夢想成真地變成了「像馮先生那樣的人」之後，那個上海灘的遊戲規則是否仍然堅不可摧？他是否還能安然地端坐於龍頭大椅之上，以一個全新的黑幫老頭子的身份來接受腳底下又一輪的跪拜？

　　歷史卻永遠站在了美好的想像的對面，1951年，當逃往香港的杜月笙在某個清晨閱讀著香港《大公報》轉載的「黃金榮自白書」時，新中國水深火熱的革命浪潮和解放運動已經將舊上海黑社會稱霸一世的杜氏規則粉碎殆盡。所以，如果將熒屏中的這個江湖傳奇繼續演繹下去，丁力的權貴夢金錢夢，終將只是個虛無的夢而已，當他在劇情的最後射殺了許文強之後，他就註定要在無盡的悔恨與自責中生不如死地聊度殘生，連同那註定將要飄逝而去的婚姻與愛情一道，迷惘地面對著自己看似光鮮一世卻又空空如也的未來。

　　所以，無論我們如何窮盡思考，無論我們如何在想像中盡情地演繹，杜月笙的精彩都只屬於他自己，我們只能從街頭巷尾流傳著的關於他的眾多神話與傳奇中採擷一隅，以現代人的思維重構和影視藝術的誇張描摹來滿足我們饗食的慾望；而杜月笙的失敗，則更像是歷史篇章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那一頁，他沒有敗在你死我活的黑幫爭鬥中，卻敗給了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敗給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敗給了中國歷史新的時代及其新的運行規則。

　　於是，關於上海灘流氓大亨退隱前的那一筆尷尬，便根據人們的想像期待，按照電影的敘事範式規律而改換成了另一種更具有傳奇色彩的寫法。馮敬堯，在上海灘輝煌顯赫一世，最終卻敗在了這個叫做「許文強」的年輕後生的手上。新版中許文強並沒有扣動指向馮敬堯的扳機，但在高希希所闡述的更深的意義層面上，馮敬堯活著，但卻已經死了。

　　馮敬堯之於許文強的失敗，並不同於黃金榮之於杜月笙的失敗，也不同於杜月笙之於時代的失敗。黃金榮的失敗是黑幫規則中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之規律的最典型的註解，杜月笙的行事體系與江湖規則最終也是無奈地退讓給了歷史發展洪流中不可更改的必經階段，而馮敬堯則是敗在了「邪不壓正」以及「正義最終戰勝邪惡」等這些中國最古老的道德定式對黑幫集團所有的強勢因子的消解。馮敬堯其實是敗給了許文強的堅持，那些被他內心涌動著的正義和良知的強大信念支撐著的堅持，那種即使是面對兄弟的背叛、愛人的分離和親人的鮮血時產生了無數次的猶疑與痛楚之後，仍然義無反顧的堅持。

　　你死我活的黑幫爭鬥中從來都離不開利欲熏心的煽風點火，只是這一次，馮敬堯面對的卻是視金錢為糞土視權利如草芥的許文強，一個始終遊離於黑社會遊戲規則邊緣的類黑幫分子。如果說許文強心中還存有一絲慾念的話，那麼這個慾念就是「正義」，這個從黑社會的詞典中根本就查不到的概念。位高權重的馮敬堯似乎是掌控了所有人的命運，但唯獨卻載在了許文強的信念之上，那些關於善良、正義、法律、有序以及愛國愛民的中國人最基本的信念之上。

　　正如杜月笙在國共兩局之間左右逢源並在更迭的時勢面前見風使舵的自保之舉一樣，馮敬堯到後來所追求的最高權利目標，也不過是為了還自己一個清白的名聲而已，只是，當尋求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暴力行為與權錢交易越來越偏離自己身份洗白的慾望初衷的時候，永遠都會有像許文強這樣不被收買的良知和正義橫亘在他的慾望面前，讓他窮盡畢生精力也終究無法褪去黑社會罪惡的外衣和虛假的靈魂。

　　只不過，從熟悉的黑幫電影的敘事情境中走出的這新一版的許文強，卻顯得是那樣的格格不入和陌生，除了其禮帽西裝的一身行頭以及劇中不可缺少的黑幫打鬥雨夜槍戰的片段之外，他更像是一個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哪裡有半點黑幫老大的流氓氣勢與爭權奪利的慾念。即使是他為兄弟為愛人為民眾為國家而不得陷入黑幫爭鬥的漩渦及血腥之中，其掩飾不住的滿臉的憂鬱以及眼神中的傷感所散發出的文藝氣息，也將其黑社會分子的凌歷表象洗涮得蕩然無存。

　　這樣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堅毅性格，實在是離黑社會的行為規則及行事體系已相距很遠很遠，許文強總是從簡單中解讀出複雜的保守的處事風格，以及他優柔寡斷躑躅徘徊的性格及行為方式，顯然還遠不及丁力的魯莽耿直及草莽氣息更能相容於黑社會的遊戲規則。因此，與其說新《上海灘》描摹的是海上聞人杜月笙的藍本，是一部關於窮苦小子混跡、發跡並最終叱吒風雲一呼百應於黑社會江湖的黑幫片，倒不如說它是一個愛國青年與強大的黑勢力進行堅持不懈的抗爭並不惜流血犧牲的可歌可泣的年代劇。

　　在特定的意識形態的規制下，中國大陸不可能像好萊塢、日本以及香港台灣那樣，將中國二三十年代舊上海灘的黑色傳奇大張旗鼓地搬入文化消費領域，所以，中國大陸從來就不可能出現嚴格意義上的黑幫片、梟雄片。故而對於港版《上海灘》的翻拍，人們關於對黑色戲謔正義兇殘戰勝善良的黑社會真實場景進行完全複製的任何新鮮的好奇與自由的想像，最終都將止步於主流的藝術道德規範和影視藝術本身所承載的教化意義之前。

這是一個妥協了之後的上海灘，對於熟諳歷史劇年代劇的敘事模式的高希希而言，他顯然並不希望像眾多的港式黑幫片那樣，將新《上海灘》的著力點放置於黑社會的遊戲規則之上，而是渴望通過另一個跳離於規則之外的視點，來講述規則之內的無情與暴戾。於是，在許文強和馮敬堯這一正一邪的二元衝突中，我們便感受到了人性在兩種截然相反的信念體系之間來回鋸戰時所形成的張力與殘酷，感受到了許文強對黑幫遊戲規則最深刻的質疑與思考，以及他在選擇逃離或歸附這個規則體系時內心所承受的痛苦與煎熬。

　　高希希所營造的黑社會江湖，其實是一種被詩意化了的另類江湖傳奇，與吳宇森的《英雄本色》及《喋血雙雄》所追求的黑色浪漫氣息相比，新《上海灘》更像是一出傷感寂寥的歷史悲劇。許文強始終在黑與白之間徘徊，在民族大義和兒女情長之間傷感，在美好的想像與殘酷的現實之間掙扎，直到最終他被兄弟的槍擊中的那一刻，他的內心仍然在做著痛苦的鬥爭。這樣一個悲劇性人物，實在是算不上是一個黑幫中人，如果說丁力還算是一個梟雄，從他的身上還能覓得杜月笙當年黑幫老大的影子的話，那麼悲劇的許文強甚至連英雄都做不了。

　　英雄需要果敢的行事手段，需要堅毅沉穩的性格，需要對社會對人生具有大是大非的清醒的認識，以及堅定不移的信念和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而許文強在思想感情上卻存在著太多的羈絆，以至於他的優柔寡斷最終葬送了他自己。第一次的火車站告別本來是他逃離黑社會遊戲規則的最好契機，而他卻在兄弟的危機和愛人的眼淚中明知虎穴偏又行；儘管許文強在自己追求正義和愛國愛民的英雄壯舉中付出了喪失兄弟、愛人以及親人的慘痛代價，但在他舉起手槍面對馮敬堯的那一刻，他卻再一次因致命的善良和憂鬱的情懷而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正義對他做出的指示，背叛了親人為他做出的犧牲。所以，如果非要將許文強看成是一個英雄人物的話，那麼他也僅僅是個令人揪心垂淚扼腕嘆息的悲劇英雄，而不再是人們心目中那個冷酷決絕的黑幫老大。

　　所以，新《上海灘》看似是黑幫類型的電視劇，實則卻更像是一部年代劇，它身上所流淌著的那種濃郁的傷感和淡淡的哀愁，依然是《歷史的天空》或《真情年代》里屬於高希希個人風格的一貫延續，至於片中的黑社會背景及人物事件，不過是高希希用來包裝其敘事情境和結構背景，從而讓其看上去更像是一部黑幫片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手段。

　　本片由於對劇情氛圍過度詩意的營造，對黑幫訌殺的血雨腥風刻意的弱化，對人物性格定位的過度複雜和猶疑不定，以及對主人公身上所承載的歷史使命的過度負荷，我們已看不到黑幫類型電影中所慣常使用的那種大膽跳接的敘事手法，變幻多端的鏡頭運用，精彩紛呈的畫面構圖，恣意爽快的製作剪輯，以及行雲流水的音畫對接。

　　我們感受不到黑幫電影文本敘事本質上的那種虛無的遊戲姿態，看到的卻是略感沉重的歷史教化和完美得近於失真的人格升華；我們甚至看不到其實最想享受的難得的黑幫暴力的刺激鋪陳，感受不到快疾的敘事節奏中與槍戰惡鬥相輔相成的讓人喘不過氣來的緊湊與張力，而只能在蒼白貧乏的劇情想像以及近乎歷史陳述式的不慌不忙之中再一次領略國內電視劇慢性子的固疾。當我們看到許文強在馮敬堯帶著幾分嘲弄的笑意中倒在兄弟槍口之下的時候，那些因他瀟洒的扮相和帥氣的身影所投射給我們的全部愉悅，都被驅逐於最深刻的記憶之外，而唯留下一腔的憤懣與不甘，讓我們無處渲泄。這實在不是一個黑幫類型的電視劇集應該帶給我們的最後的感受與回味。

　　不管怎樣，高希希借著黑幫類型電影的外衣，還是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比較不錯的故事，一個還能接受的另類的黑幫傳奇。指責它過於歷史感也好，太過沉重也好，富有教化意義也罷，在國內電視劇的類型及內容日趨單調、庸俗化的今天，在中國大陸嚴苛的影視審查機制的監察下，高希希能夠不囿於港式黑幫電影的敘事模式的束縛，找到一條既不違背國內主流話語權力的審美意志，又相對迎合觀眾對此類劇集的潛在的觀影需求，應該說還是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上海灘，為中國歷史舞台上演繹著的眾多的江湖傳奇提供了最豐富的土壤，而在大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當我們再次站在黃浦江邊面對這浪奔浪流時，我們卻只能無奈地欣賞從遙遠的東海之外所傳來的對於那段傳奇的歷史場景的或真實或虛幻的重演。 　　以流氓大亨杜月笙那段獨特的歷史傳奇的視點來看待新《上海灘》，這顯然是一個善意的苛求，只不過，如果它在無意中竟然幫助我們重新打開了思緒里對於舊上海灘那塵封已久的記憶，激起了我們對那段歷史往事進行了解和探究的慾望，那麼在觀影過程中，我們就會多了一分對歷史與現實進行相互對照和比較演繹的樂趣。

　　其實，倘若不把新《上海灘》當成是一部黑幫類型的電視劇集的話，那它應該算是時下眾多粗製濫造的電視劇中的一個精品，畢竟，港版精彩的故事藍本為它提供了從容的創作空間，高希希一貫認真和嚴謹的創作態度也讓它不至於太失水準。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國內影視劇多元化類型的一次大膽嘗試和探索。當然，在主流的審查機制還沒有表現出任何鬆動的跡象之前，它或許也將是唯一的、最後一次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