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文學的美感和通識教育

● 張隆溪思想者小傳張隆溪 1947年生於四川成都，當代著名文化學者。現為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講座教授。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1981年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 1983年赴美留學，1989年獲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受聘於加州大學河濱校區，任比較文學教授。研究範圍包括英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中西比較文學、文學理論及跨文化研究。主要著述有《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評述》、《道與邏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閉圈》等。文學的教育功能通識教育和美，和審美的態度，和對美的追求可以說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文學中的美感，不僅使我們能超脫，而且更能在無形當中影響我們對人生所取的基本態度，甚至於塑造我們的人格，形成我們的人生價值觀念。在討論中國文學當中的美感和通識教育的關係之前，我想首先談一下通識教育這個概念本身。實際上我們理解了什麼是通識教育，我們就更能夠了解為什麼美感即審美情感，在通識教育中是那麼重要。通識教育，或者叫通才教育，在英文裡面叫 「liberal education」，「liberal」就是自由的意思。討論通識教育有一部經典的著作，是十九世紀一個叫紐曼的英國人所作，題目叫《大學的觀念》。雖然這本書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寫出來的，可是它到現在還是一部經典性的著作。現在在美國，在西方討論大學的時候，尤其討論大學高等教育的時候，常常會提到這一本書。紐曼在這本書里，認為高等教育是自由的，就是說大學教育不應受實際利害考慮的限制，不應以功利實用為目的，他認為求知是以知識本身為目的的。到大學裡求知是為了獲得各種各樣的知識，而知識本身就是求知的目的，而不是為了學了這個知識以後，有什麼實際的用途。在十九世紀，雖然當時有很多發明創造，但那時候的發明創造基本上是在學院以外的實驗室或工廠裡面完成的。當時大學更多的是注重傳統的人文教育。那時雖然也有專門的學院，像法學院、醫學院，可是在紐曼看來，大學的核心不在於這類實際的專業知識的培養和訓練，而在於人文教育。當然，這個觀念在二十世紀看來已經過時了，因為現在在各個大學，實際情形跟紐曼講的已經差了很多，因為現在的大學，乃至現在的整個社會，都恰恰重視實用價值，像商學院、法學院、理工學院等等，往往是現代大學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歐美有關大學的討論，就可以發現，恰恰是過於注重實際，恰恰是人文學科的危機，使現在的大學甚至於現在的社會都陷入了危機。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波克（DerekBok），寫過一本書叫《大學與美國的未來》，這本書里特別談到紐曼的大學觀念在當代雖然有很多改變，但是其中基本的一點，就是知識本身是有價值的，這一點還是很重要的。現代的大學雖然超越了紐曼那時候大學的觀念，但是也陷入了現代社會本身所面臨的矛盾。就大學教育而言，根本的問題就是在現代科學技術和職業教育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如何發揮通識教育的作用，使大學培養的畢業生成為全面發展的人才，不僅具有解決實際問題的專業知識，而且有基本的文化修養；不僅有紮實的學問，而且有超出專業範圍之外的廣泛的興趣和好奇心；不僅有冷靜的頭腦，而且有熱情，有理想，有對社會人生的關懷和道德的責任感。換句話說，通識教育，尤其是文學、歷史、哲學，所謂文史哲，人文教育的核心，對於完成一個平衡發展的現代教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出文藝和通識教育之間有非常重要的關係。講到藝術和審美，康德在《判斷力批判》這本重要的著作當中，給美下了定義，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美應該具有「無目的的合於目的性」。這句話不好理解。在康德看來，美的事物在審美的關照之中是沒有實用目的的，我們對它也沒有什麼實際利害的考慮。可以看出來，紐曼認為知識本身就是求知的目的，康德說美具有 「無目的合於目的性」，審美的態度是一種非功利的，沒有任何實際利害考慮的觀念，這兩者之間是有相通之處的。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出來，通識教育和美，和審美的態度，和對美的追求可以說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中國傳統當中，尤其是儒家的教育思想是比較注重實用的。孔子一生到處奔波，希望能把自己的見解主張得到實際的應用，那當然是非常注重實用的。可是在 《論語》的先進篇里有幾句非常有趣的話。當時孔子把他的幾個學生叫過來，讓他們各言其志。有幾個弟子說要去做官，管理軍隊或是政府，孔子都沒有太多的評論。其中最有趣的是這麼一段話，就是學生當中有一個叫曾點的，他說他想要在暮春的時候，穿上春天的衣服，邀約一些年輕朋友和幾個小孩子，一起去河裡洗洗澡，在岸邊吹吹風，然後一起唱著歌回家。這就是他想做的，而孔子聽見這句話，「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就是說，我的想法跟曾點是一樣的。這是《論語》里非常有詩意、非常有文採的一段話，說明在孔子的教育思想裡邊，除了有實用的，功利的考慮之外，其實也有一種對人文本身的追求。雖然表面說的是什麼春天去遊玩，這本身並不重要，可是這句話表現出來的精神，就是追求一種自在的態度，是孔子非常讚賞的。難怪詩人陶淵明在《時運》這首詩和詩的序文里，都用了這段話，表示非常讚賞，並且遙想當時孔子和他的學生在一起對話的情形，說自己恨不能回到那個時代，跟他們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這樣一種超脫塵俗、怡然自得的境界，孔子和詩人陶淵明都曾經追求過。而這樣一種境界可以說是一種人文境界。可是文學中的美感，不僅使我們能超脫，而且更能在無形當中影響我們對人生所取的基本態度，甚至於塑造我們的人格，形成我們的人生價值觀念。由此可見，注重人文在我們成長過程中有很重要的意義。詩歌的情感表現文學對於情感的表現，對於想像力的發揮是非常重視的，如果大家從文學作品中意識到這些審美的東西，對於擴大自己的眼界，豐富自己的知識，甚至對整個人的性格的形成都會有很多好處。假如說通識教育的核心，像我們剛才講到的，從紐曼的觀點到康德對美的定義，這個核心都在於超越眼前直接現實的局限，使人的眼界和胸襟更為開闊，心思更為細緻敏捷，情感和想像更為豐富，那麼文學和藝術就是能夠培養這些特點的最好的途徑。尤其是對情感和想像力而言，這正是文學藝術所擅長的。在中國古代，從《詩經》到《楚辭》都有很多對於事物非常細緻的觀察；至於想像，尤其在《楚辭》裡面，就有很多神話，有很多對於神話人物的想像的描述。關於詩歌的情感作用，在中國傳統文論當中也講得非常多。例如在中國傳統文論中比較早也比較重要的一篇，是所謂《毛詩序》，裡邊就特彆強調詩之起源是人的心志和感情，有了情感以後，就有語言的表現，這就是詩歌的起源。從人的情感的角度來講，在鍾嶸的《詩品序》里說到詩是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的，有最大感動力量的，沒有超過詩的了，這顯然跟《詩序》的說法有聯繫，是從那裡來的。陸機的《文賦》提到「詩緣情而綺靡」，對情的注重更成為中國文學和文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詩在根本的意義上是由情感而起的，但是要寫出好的詩來，在情以外還要有好的思想、深厚的學識，再加上寫作的才能和實質性的內容，這樣就把詩的起源和寫作講得比較全面了。感情要真切而充實，不能是無病而呻吟的，這就是 《文心雕龍》裡面講 「為文而造情」和 「為情而造文」的區別。不能夠為了文章漂亮而去造出無病呻吟的文字，而應該為了表達情感而創造出詩的文字來，為了表現人的情感而寫出文學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歷代對情感能夠打動人的原因有很多論述。關於情感的問題，西方的文學理論中當然也提到得很早。比如說古代希臘，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講到悲劇的時候就提出，悲劇能夠凈化人的兩種感情，就是恐懼和憐憫。這當然就是從文藝作品跟人的情感之間的關係來討論問題。我現在不可能去仔細討論究竟恐懼和憐憫是指演戲的人恐懼和憐憫呢，劇中人物的恐懼和憐憫呢，還是觀眾的恐懼和憐憫。這當中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不過不管怎麼講，可以說在古代希臘的時候，已經考慮情感跟文藝作品效果之間的關係。除了情感之外，文學藝術的另外一個特點就在於想像力的發揮。在中國文學傳統當中，尤其是《楚辭》以來，就有許多想像奇特的篇章，像屈原描繪的巫、神和山鬼等等，都是想像奇特豐富的作品。想像的豐富絕不止於神話傳說的描繪，因為文學的寫作總是離不開想像的。從巧妙的構思到活潑的文字，從生動的比喻到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各種各樣的誇張，都需要想像的參與。比如李白的「白髮三千丈」，當然是誇張的說法，但是在詩裡面，這種誇張和想像往往能夠給人以非常鮮明的印象。還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台」這樣的詩句，都是想像奇特、比喻誇張、令人耳目一新的好例子。中國詩里有誇張和比喻，但不光是詩，所有的文學作品，我想都離不開想像，離不開誇張和比較。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我要講的主要一點不是這些例句本身，而是說文學對於情感的表現，對於想像力的發揮是非常重視的，如果大家從文學作品中意識到這些審美的東西，對於擴大自己的眼界，豐富自己的知識，甚至對整個人的性格的形成都會有很多好處。我剛才提到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裡邊還有很重要的一段，就是講到詩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大家知道在亞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圖曾經對詩有所貶低。柏拉圖在《理想國》里說，這《理想國》是培養將來理想的公民的，有各種各樣的教育，而在談到詩的時候，柏拉圖就說詩是一種虛構，它是不真實的。柏拉圖有他的一套觀念，他認為真正的世界是理念的世界，現實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一個影子，而詩是現實世界的模仿。柏拉圖認為，詩人所模仿的只是現實世界，不是直接模仿理念世界，所以詩是一個影子的影子，因此當然是更不真實的。他認為要培養理性的人，就應該限制詩的作用，所以在他的理想國里是不允許詩人存在的。在歐洲整個的文藝傳統里，後來形成為詩辯護的傳統，就是基本上針對柏拉圖的這些論斷來作出回答。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里，可以說就已經在回答這個問題。他提到詩跟歷史，並且做了一個比較。他認為歷史所模仿的就是現象，而且是非常機械地記載現實，表現已經發生的事情，個別的特殊的事情。而詩呢，他認為由於是虛構的，詩的模仿不必完全符合真正的歷史，而表現事物的可能性和本質。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詩恰好可以模仿普遍性的東西，而不是個別和特殊的，詩要表現的不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而是可能發生和按照一定的規律必然會發生的事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詩比歷史更高，更具有哲學的意味。這是對文藝的一個強有力的辯護。文藝的無用之用文藝所表現出來的真理，所蘊含的精神價值，對於文化修養和完全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心靈的培養當中，文學藝術確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中國其實也跟西方一樣，文藝從來受到各種各樣的壓力。當代研究闡釋學很重要的德國哲學家伽達瑪，有一本書叫《真理與方法》。他就談到說，藝術怎麼證明自己的合理性，這絕不是現代才有的問題，而是有史以來，早就存在的一個問題。假如說在古代希臘早就有詩跟哲學的爭論，詩要在哲學的壓力之下來證明自己的合理性，就是剛才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詩比歷史更能夠表現事物的本質，表現事物的普遍性，通過特殊性來表現普遍性，所以詩比歷史更具有哲理。十八世紀以後，壓制詩的不再是宗教，而是科學與技術，因為在實用和功利的觀念之下，大家會問，你寫詩有什麼用啊？文藝有什麼用啊？文學對於國計民生有什麼實際的用處呢？這是很嚴峻的問題，所以現在對於詩的辯護，或者廣義地說，對於人文學科的辯護，就在於要證明詩和人文知識的合理性，在科學之外有什麼樣的價值。在中國，一方面我們當然有很燦爛的文學藝術的傳統，可是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有否定文藝的看法。孔子的《論語》裡面，主要的大量的言論都是講實際的。孔子對文的看法，往往是把它看作一個附庸，不是看得最重要的，所謂「行有餘力」，然後才去學文。像唐代的作家韓愈，他自認為是繼承儒家的道統，曾經寫過一篇《原道》的文章，說儒家的道從堯、舜、禹、湯傳到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到孔子，孔子傳到孟子，孟子死了以後道統就失傳了，而他自認為要擔當起道統。所以在唐代佛教很興盛的時候，他要排佛，要樹立起儒家的傳統。可是宋代真正的大儒，無論朱熹也好，二程也好，都是瞧不起韓愈的。他們說韓愈不過是個作家而已。他們認為為文害道，韓愈是先學文，後學道，先把文字寫漂亮再來講道，所以是「倒做」了。由此可以看得出來，在中國的傳統當中，尤其是儒家的傳統，對文藝的作用也給予很大的局限，也是採取一種比較實際的態度，視文藝為道德的附庸。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就不一一列舉了。伽達瑪從哲學的角度對這個問題作了最深入的討論。他的那部《真理與方法》，被認為是在二十世紀對人文學科作出的最強有力的辯護。他討論了黑格爾《美學》里的一個看法，因為黑格爾曾經在《美學》里說，藝術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是過去了的東西。在黑格爾看來，古代比較落後、比較原始的象徵藝術，問題在於它的物質的外在形式，大大超過了它所能表現的精神的內容，因此形成了一種不平衡。他說這就是象徵藝術的基本問題。他認為，藝術其實在古代希臘就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黃金時代，而到了中世紀以後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在他看來，在他那個時代，或者從中世紀以來，最能夠充分表現精神的，就是哲學本身，因為哲學不需要什麼物質的形式，通過語言就直接表現出精神，因此哲學就是純粹精神最好的表現。而伽達瑪則認為，藝術的特點恰好是象徵。雖然藝術是一種物質形式，但是它包含的意義是大於這個形式本身的，不是這個形式本身直接能夠窮盡的，所以藝術不僅僅是意義或內容的載體。藝術的美表現的也是一種真，是跟科學真理不同的另一種真。藝術模仿表現的是事物的本質，因而是更高的一種真實。這當然是繼承了從古代希臘以來，由亞里士多德開始為詩辯護的傳統，只不過到了伽達瑪的時代，爭辯的對手不是哲學和宗教，而是科技。但他用同樣的論辯方法來講，說科學是不能窮盡人生的真理的，人生的真理有很多是不可能用概念的語言充分表達出來的。伽達瑪當然不是否認科學的真理，科學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科學發明與科技進步對於社會發展的好處是不可否認的。可是與此同時，藝術或者說文藝所表現的真，又的確往往是科學所沒有辦法表現的、模糊的、不可能完全概念化的真。伽達瑪認為人生的真包含了這兩種不同的真理，所以不能以科學的真來否定人文科學的東西。其實對於邏輯思辨和詩的語言所能表現的東西，中國古人已經有很深的體會。大家知道陶淵明有一首詩叫《飲酒》，詩人說：「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雖然我住在人多的地方，可是沒有車馬吵鬧的聲音。「問君何能爾」，有人問我，你怎麼可能做得到呢？「心遠地自偏」，他回答說。人的心只要是沉靜的，你住的地方就自然顯得很偏遠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是詩里的名句，表現詩人歸隱田園、怡然自得的樣子。「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義，欲辨已忘言」。最後一句話是引用莊子有名的一段話，莊子《外物篇》的結尾說，漁網的存在是為了抓魚，抓到魚以後，就可以不要網了。同樣，語言是為了意義而存在的，你得到意以後，就可以把言忘掉了。看起來這好像是用了莊子的意思，可是仔細推敲，陶潛跟莊子所說的話剛好是相反的，因為莊子是從一個哲學的角度來講的，是對語言採取否定態度的。可是陶淵明在講這句話的時候，首先肯定了「此中有真義」，只不過，恰好是在要分析辯解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找到語言來表述了。由此可見，詩或者文藝可以捕捉的情理和意蘊，不是邏輯和理性的概念的語言可以完全重新表述出來的。進而我們也就可以明白，文藝所表現出來的真理，所蘊含的精神價值，對於文化修養和完全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讓我們再回到我剛才一開始講的，康德給美下的定義以及紐曼給教育下的定義。紐曼說教育是以求知本身為目的，而不是在這之外追求一種實用的價值，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不僅僅培養學生有實用性的專業知識，而且更要有文化和道德修養，成為全面發展的人才。那麼在心靈的培養當中，文學藝術確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最後我想引用德國詩人海涅講的一個風趣故事來作結尾。海涅不喜歡英國人，因為他認為英國人都太講究實際，太機械。他說，英國有一位機械工程師發明了一個機器人，這個機器人各方面都跟人一樣，可就是沒有靈魂。於是這個機器人就一天到晚跟在工程師後面，不斷說：「給我一個靈魂，給我一個靈魂」。可是這工程師就是沒有辦法給他一個靈魂。我想，這個故事是從反面對文藝的所謂無用之用作出了很有力的辯解，對文化的精神價值作出了讓人信服的證明。而對這樣的精神的價值，不僅學者和教育家們，而且整個社會，都應當有充分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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