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詩詞散文

清初詩詞散文改變了元明以來的頹勢，出現了新的繁榮。與小說、戲曲相比，明清詩詞散文不是重點。但六百年來詩歌數量很多，名家與佳作也不少，因此對其發展全貌以及一些代表作家有所了解，還是必要的。在學習過程中，應基本了解明清詩歌的流派、特點及其鬥爭。

第一節 清初詩文的繁榮與詞學的復興

一、清初詩壇

11、遺民詩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

清朝入關以後，實行殘酷的封建統治和民族壓迫，引起了全國人民風起雲湧的反抗，各地抗清的武裝鬥爭一直延續了四十年。除明朝的殘餘力量還在竭力抵抗外，江南一帶士大夫的抗清運動前赴後繼，表現出崇高的精神和骨氣，還有很多明末的遺民雖未參加武裝鬥爭，卻始終堅持不合作的態度，不赴考試，不受官職，寧肯老死於山林岩穴之下。他們中間有許多著名的詩人和文人，都身經世變，作品中時常反映那個時代的民族鬥爭，充分表現了不忘故國的思想感情。因此，清初最富有時代精神的詩歌是遺民的作品。以氣節高尚而被後世敬仰的是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學者詩人。

顧炎武（1613—1682），字寧人，江蘇崑山人。他痛感明亡之後，士大夫氣節的喪失，乃力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說，以激起人們的國家感情和志氣，這對後來的起義反清起了很大的影響。他主張學以致用為本，反對空談心性，佞諛之文，認為言志為詩之用，觀民風為詩之用，而贊成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論詩說「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反對模擬，提倡「文須有益於天下」。顧炎武的詩多寫國家興亡大事，托物言志，弔古傷今，充滿了深厚的思想感情，表現了建功立業、恢復故國的強烈願望。反清復明和堅守氣節是其詩突出的色調。

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曾糾集義兵抗清為魯王監察御史，又先後渡海及走寧波結山寨，堅持抗清鬥爭。他認為封建皇帝將天下當作自己的產業，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乃「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出仕仕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這種民主主義思想是他從明末的現實政治和出生入死的鬥爭中認識出來的。他熟悉明朝的歷史掌故，寫了許多傳記文，表揚抗清英雄其和志士。王宗羲的詩歌感情真實，沉著樸素，具有愛國精神和高尚情操。許多詩多故國之悲，懷舊之感。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是一個卓越的思想家。舉崇禎鄉試。明亡，起兵抗清。瞿式耜薦為桂王行人。後辭歸，以著述為事。他在《黃書》、《噩夢》中主張保護種族，抵禦侵略；土地應歸耕者所有，「非王者之所得私」。這些議論從當時社會情況出發，極有現實意義，也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他的詩往往追述往事，感慨平生，從中透露了一些抗敵救亡的活動和情緒。他論詩「以義為主」，以情景「妙合無垠」為貴。他的許多詩篇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貫徹這種寫作精神的。他又博通經學、史學和文學，貢獻卓著，受楚辭影響較大。

22、屈大均和吳嘉紀 ：吳嘉紀（1618—1684），字野人，泰州布衣。家居海濱，每遭水患，而「苦吟不輟」由於生活窮困，又處在兵禍慘烈的年代，使他體會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現實內容。詩歌主要寫兵酷災荒和民生疾苦，具有直朴古淡的蒼勁風格。長於樂府和五七言古詩。屈大均（1629—1696），是清初遺民中行輩較晚的詩人，字翁山，廣東番禺人，他有強烈的反清情緒，反對剃髮垂辨，因而削髮為僧。他認為自己是屈原的後代，對屈原表示崇敬。常常通過歷史英雄人物的吟詠來寄託愛國的思想感情，對魯仲連、荊軻、陳勝、諸葛亮、文天祥等及其相關古迹都有歌詠，或取其抗秦，或取其興漢，特別對魯仲連的義不帝秦極力歌頌，認為「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其民族意識非常強烈，詩歌現實內容豐富，同時也是其心靈歷程的寫照，他的詩歌感情奔放縱橫，激蕩昂揚。

33、其他遺民詩人：其他遺民詩人中，閻爾梅的詩歌弔古傷今，感念時事，格調蒼勁。杜濬，湖北黃岡人，他以文章氣節自勵，詩學杜甫，尤長五律。往往借題發揮，多所寄託。風格渾厚。如《古樹》云：「聞道三株樹，崢嶸古至今。松知秦歷短，柏感漢恩深。用盡風霜力，難移草木心。孤撐休抱恨，苦橺亦成陰。」錢澄之字飲光，安徽桐城人，曾為桂王朝翰林院庶吉士，後歸隱田間。其詩五古沖淡閑逸，《田園雜詩》諸作頗近陶淵明；樂府歌行多反映當時人民的悲慘生活，如《水夫謠》云：「水夫住在長江邊，年年捉送裝兵船。」「爺娘養汝才得力，送汝出門倚門泣。」《搏虎行》、《孤雁篇》等都有寄託，有諷刺，與張、王樂府相近。歸庄（1613—1673），一名祚明，字玄恭，崑山人。清兵南下，下令剃髮，城中士民大嘩，庄鼓動群眾殺縣令，閉城據守，城破，殺四萬人，庄亡命得脫，窮困以終。他的詩突出地反映了國破家亡的慘禍。由於生活窮困，又處在兵禍慘烈的年代，使他體會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現實內容。詩歌寫甲申國變，足可證史。他長於樂府和五七言古詩。歸庄為人豪邁尚氣節，與顧炎武有「歸奇顧怪」之稱。

4清初詩人多半經過農民革命和滿族入關的巨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浪潮的衝擊，迫使他們不得不面對現實，明末王、李、鍾、譚的詩風漸為一般詩人所厭惡。只是各就自己的學歷和愛好來進行創作，大抵不拘一格，不名一家。因而出現了清初愛國作家以外的幾個不同詩派。

4、錢謙益與虞山詩派：錢謙益（1582--1644），字受之，號牧齋，江南常熟人。萬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清軍攻陷南京，錢謙益降清，仍作禮部侍郎。不久辭歸。他是清初最早的詩人。政治立場不穩定，仕途坎坷。論詩反對嚴羽的「妙悟說」，斥為「無知妄論」詩歌敘事抒情，各體兼擅，七言律詩學習杜甫，情詞愴惻，沉雄蒼涼。《後秋興》是他的七律，主張詩要「有本」，以為「國風」、「小雅」，《離騷》及李、杜等人之作從肺腑中出，莫不有本。組詩，共一百二十四首，是一種創造性的史詩巨制，具有很高的藝術造詣。受錢謙益的影響，產生了虞山詩派，主要成員有馮舒、馮班、錢曾、錢陸燦等人。

55、吳偉業和梅村體、敘事詩：在清初詩壇上，吳偉業與錢謙益並稱。吳偉業（1609—1671），字駿公，晚號梅村，江南太倉人。崇禎四年進士，為翰林院編修，官至左庶子。後屈節事清，官國子監祭酒，不久，請假歸。吳偉業以明末清初的歷史現實為題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會變故，描寫動蕩歲月的人生圖畫，志在以詩存史的詩歌較多。痛失名節的悲吟，是吳偉業詩歌的另一主題。吳偉業以唐詩為宗，五七言律絕具有聲律妍秀、華艷動人的風格特色。其七言歌行，在繼承元、白詩歌的基礎上，自成一種具有藝術個性的「梅村體」。其詩歌文詞清麗，音節調諧，既微婉含蓄，又沉著痛快，構成吳偉業詩歌，特別是七言歌行的藝術特色。

66、王士禛及其神韻說：錢謙益之後，王士禛成為一代正宗。王士禛（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他論詩以神韻為宗，大抵出於嚴羽的「妙悟」、「興趣」之說，而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詩得最高境界，提倡「神韻說」。王士禛得愛好，主要傾向王孟韋柳一派，他得詩歌正是按照自己得主張來進行創作得。入蜀使粵詩的變異，是王士禛詩宗宋的反映和結果。王士禛一生大半生活於清政權漸趨鞏固的時代，他早期還有少數反映社會現實、同情人民的作品，如《養馬行》、《春不雨》、《蠶租行》等；也有一些感慨前朝往事的，如《淮安新城有感》、《秦淮雜詩》等。這些詩措辭多隱約吞吐，已經缺乏清初遺民那樣的戰鬥精神。中年以後的作品則多數韋歌頌朝廷威德，流連風景，詠懷古迹，以及應酬贈答為多，雖間有諷刺寄託，總的傾向則是脫離現實，缺乏社會內容德。但由於他德愛好以及藝術修養，他的詩作，風神獨絕的神韻詩佔了主流，尤其是山水詩，風致清新，詞句明雋圓潤，音節流利跌宕，代表了其詩的主要成就和特色。

7、康熙朝的其他詩人：康熙詩壇上，朱彝尊和王士禛並稱「南朱北王」；施閏章、宋琬也稱「南施北宋」，宋琬（1614－1673），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他曾被人誣告下獄，拘囚三年，險遭不測之禍，故集中感傷憂患之作特別多，如《感懷》、《聽鐘鳴》、《悲落葉》等，極其悲憤沉痛。他的詩五言古歌行較勝，王士禛以為「間闖杜韓之奧」。七律好作壯語，頗擬放翁。施潤章（1618—1683），字尚白，號寓山，江南宣城人。康熙中，應試博學鴻儒，為翰林院侍講。他官江西參議時，正值大亂之後，地方殘破，天災人禍，十分慘重，而政府急征軍糧，限期迫促，他親眼目睹這種情況，寫了《湖西行》、《臨江憫旱》等詩，反映了對人民的苦難，同時也流露了對人民的同情。施潤章長於五言詩，寫景抒情，接近王維、韋應物代表施氏詩的主要風格，與宋琬的磊落雄健詩風不同。

此外還有查慎行和趙執信。查慎行（1651－1728），字夏重，號初白，浙江海寧人。他早年從軍西南，又遍游南北，凡地方風物、人民生活以及山川形勢，多見於詩篇。他的五七言古詩得力於蘇軾，辭意宛轉暢達，近體頗學陸遊。大抵查慎行的詩以白描見長，不尚藻麗。趙執信（1662－1744），字伸符，號秋谷，山東益都人。他論詩與王士貞不合，主張詩中有人，詩外有事，以意為主，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這都是正確的見解，擊中了漁洋的要害。有很多反映人民疾苦和被迫暴動的詩，如《後紀蝗》、《氓入城》等。他詩風的主要特徵是清新峭拔，思想深刻。

二、詞的中興和納蘭性德

詞發展到南宋已達到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詞乃退居次要地位。清初詞人輩出，成就亦超過元明，詞在明清易代之際擺脫柔靡，出現了中興的氣象。陳子龍《湘真詞》抒寫抗清復明之志和黍離亡國的哀思。遺民詞，王夫之、屈大均為其代表。

11、陳維崧和陽羨詞派：（1625－1682），號迦陵，曾與朱彝尊合刻一稿，名《朱陳村詞》，故又稱朱稱。他作詞極多，其詞模仿蘇辛，以豪情抒悲憤，尊詞體，以詞並肩「經」、「史」，反映明末清初的國事，有「詞史」之稱。不過他的詞豪放有餘，沉厚不足，往往劍拔弩張，缺乏必要的含蓄。同時，他的詞還有另外一面，兼有秦、柳風調。

22、朱彝尊和浙西詞派：朱彝尊（1629－1709），博學工詩，又工為詞，曾輯撰唐宋金元詞五百餘家為《詞綜》，為詞的研究和創作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他是所謂浙派詞家的代表。其詞以姜夔、張炎為宗，多在字句聲律方面用功夫。詞中「勸百諷一」的寫法不足取。但崇尚醇雅，字琢句練，以醇正高雅為盛世之音，綿亘康、雍、乾三朝。同時還有李良年、李符、沈岸登等都善詞，以姜、張為宗，與朱彝尊號為浙西六家。

33、納蘭性德和「京華三絕」：納蘭性德（1655－1685）。論詞主情，崇尚入微有致。他是一個貴族公子，工為詞，直抒胸臆，自然流麗，風格頗盡李煜。因任康熙皇帝侍衛，多次奉命出塞，其中部分抒寫邊塞生活的小令，較有特色。其愛情詞低回悠渺，執著纏綿。曹貞吉詞多為詠物懷古、哀生傷逝之詞。顧貞觀《彈指詞》以情取勝，宛轉幽怨。此外吳偉業、彭孫逼、毛奇齡等，也寫有優秀詞作。

三、古文三大家

明末清初，學者們提倡經世致用，以振興民族。順應時代的要求，散文講求「載道」的唐宋古文傳統，對「道」及其他方面作了修正和擴展。代表作家是號稱「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侯方域散文繼承韓、歐傳統，融入小說筆法，流暢恣肆，委曲詳盡，推為第一。魏禧散文以觀點卓越、析理透闢見長，論文以有用於世為目的，反對模擬。汪琬寫人狀物筆墨生動，散文力主純正。清初散文家還有廖燕、王猷定、姜宸英、邵長蘅等。以不同的表現方法和風格特點抒發感情反映現實。

第二節 清中葉詩文詞多元發展的局面

一、流派紛呈的詩壇和袁枚

11、格調說」與「肌理說」：乾嘉詩壇，才人輩出，各領風騷。沈德潛（1673—1769）典型的台閣體詩人，早年以詩論和選家著名，他認為「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要求詩必須為封建統治的政治目的服務。因此，他主張詩人「立言」，在太態度上必須「一歸於溫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必須講求比興、「蘊蓄」，不能「發露」：要求詩人不要揭露矛盾和鬥爭，努力維護封建統治，選詩「既審其宗旨，復觀其體裁，徐諷其音節」，「而一歸於中正和平」。這個詩派是乾、康「盛世」的產物，它為當時脫離現實的詩風，找到了比「神韻」派更為有利於封建統治的理論。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論詩主「肌理」說。認為「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實際」將思想意義（義理）與組織結構（文理）學問材料（肌理）統一起來，可見作詩重要的事，不在高舉神韻，或死守格調，或空談性情，而在讀書，有學問，有方法。他們或主「格調」，或言「肌理」，固守儒雅復古的陣地。

之後，厲鶚擴大浙派的門戶，研究宋詩，作詩也取法宋人，讀書既極搏博，特別熟悉宋元以來雜記小說，因而喜歡在詩中多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流為餖飣瑣屑一派。他生長杭州東城，有些近體詩，刻畫西湖景物，有幽新孤淡之致。但由於生活的寂寞、枯槁，所作缺乏現實內容，他的獨闢蹊徑的努力，適足以表現其形式主義傾向。袁枚、趙翼、鄭燮標榜性靈，擺脫束縛，追求詩歌解放。鄭燮非常推崇杜甫，認為杜詩「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愛國愛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乎？」他反對當時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詩風。黃景仁等抒寫落寞窮愁，吟唱出盛世的哀音。

22、袁枚及性靈派詩人：比鄭燮更加徹底反對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是稍後的著名詩人袁枚。袁枚宣揚性情至上，肯定情慾合理，主張詩寫「性情」，「作詩不可以無我」。這就是說，作詩要有真性情，要有個性。在他看來，「性情」是詩的根本，一切題材內容、音韻格律、語言風格等，都是「有定而無定，到恰好處」即妙。他的詩創作，確如他自己說的,直抒「性情」，即寫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擬格調或以考據文字為詩的作品，別具一種清新靈巧的風格。是晚明文藝思潮的隔代重興，為清詩開創了新的局面。與袁枚並稱「乾隆三大家」的是趙翼和蔣士銓。他們的詩論主張，基本和袁枚的相近。趙翼強調詩的發展，他所強調的新，對盲目崇古的詩壇偏見，是非常有力的衝擊，只是依然未著實際，主要指的是形式、語言等表現技巧的翻新，因而不可能離開形式主義的道路。此外，還有舒位、王曇和孫原湘。

二、桐城派及其以外的散文

11、桐城派：「桐城派」古文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散文流派。桐城派在康熙年間由安徽桐城人方苞開創，同鄉劉大櫆、姚鼐等繼承發展，成為清代影響最大的散文派別。桐城派的散文基本理論是從方苞開始建立的。方苞繼承歸有光「唐宋派」古文傳統。首倡「義法」說。「義法」是言之有物而有條理。義決定法，法則體現義。要求內容醇正，文辭雅潔。方苞的古文選材精當，以凝練雅潔見長。劉大櫆對「義法」理論進行豐富和拓展。以為「義理、書卷、經濟者」，是「行文之實」，是「匠人之材料」，而「神、氣、音節者」，是「匠人之能事」。其文章指摘時弊，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姚鼐在桐城派中的成就最高。他既欲合「義理」、「考據」、「文章」為一，又以為「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顯然是劉大櫆理論的補充。桐城派的古文理論是與清中葉的統治思想適應的。他們強調「義」或「義理」，強調義理和文章的統一，特彆強調文章的一套形式技巧，是要使傳統古文更有效地為封建統治服務。

22、桐城派以外的散文

桐城派之外，具有明代小品文風采的是袁枚、鄭燮和沈復等。

三、駢文的復興和汪中

清代漢、宋學之爭使得駢文在清代濃重的學術文化氛圍里，重又得到肯定和利用。「駢文八家」是由吳鼒鼓選輯袁枚、邵齊燾、劉星煒、孫星衍、吳錫麒、洪亮吉、曾燠和孔廣森八人駢文為《國朝八家四六文鈔》而來。汪中是清代駢文成就最高的一位，被視為清代駢文復興的代表。李兆洛與惲敬、張惠言合稱「陽湖三家」。李兆洛選錄的駢體文章匯為《駢體文鈔》，在駢文選集中流行較廣，影響也大。

四、浙派詞的嬗變和常州詞派的興起

11、浙派詞的嬗變 ：浙派中期領袖厲鶚，推衍朱彝尊「醇雅」說，嚮往「清空」境界。後浙派詞因生活狹窄和詞境單一，又有真氣少存、意旨淺薄之弊，後學枯瘠瑣碎，加速了衰落，引起吳錫麒、郭麐等以融貫通變進行挽救。

22、常州詞派：常州派發韌於嘉慶初年，後各種社會矛盾趨於尖銳激烈，濃重的憂患意識使學者眼光重又轉向於國計民生有用的實學。張惠言是學者，又是古文「陽湖三家」之一，更是著名詞人。他與兄弟張琦合編《詞選》（又名《宛鄰詞選》）。倡導詞意內言外、比興寄託和「深美宏約之致，對扭轉詞風和指導風氣起了積極作用。常州派周濟以藝術審美眼光推尊詞作，突出詞的「史」性和與時代盛衰相關的政治感慨；對詞的比興寄託非常重視。此外，博取各家之長的詞人，也是填詞的佼佼者。有鄭燮、蔣士銓、黃景仁、洪亮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