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辯之先秦儒家流程考辨 – 國學網

　　內容提要：說服是先秦儒家推行王道政治主張的一致策略，對語言論辯功用的踐行體現了儒學思想體系相對的連續性：從孔子的話語論辯性，到孟子的夫子好辯，再到荀子的君子必辯；有著清晰的線性流程。

　　關鍵詞：線性流程；論辯質性；好辯；必辯

　　作者簡介：劉衛東，男，吉林德惠人，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

　　論辯之於先秦儒家之意義，彰顯了先秦儒家一貫的外王生存主張與和諧行道理念。孔子、孟子、荀子，以各自的方式維持了遊歷諸侯的論辯說服策略，歷史性的展現了先秦儒家論辯發生、發展、完善之線性流程。

孔子之論辯

　　「孔子的生平言行，見載於其門人弟子之所記，復經其再傳三傳門人弟子之結集而成之論語一書中。」[1]所以，對於孔子的論辯記載，本文著重考察《論語》[2]一書。

　　《論語》中沒有出現語詞「辯」，與之相近的是語詞「言」，據楊伯峻的《論語詞典》統計：名詞言計出現59次，動詞言58次。「言」的高頻率使用，充分表明孔子對語言本質的認識與語言交際功用的強調。比如：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孔子側重於理論層度，描述了語言之於交際主客體的內在要求。而孔子更看重的是語言交流的實際功效：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名正言順、言順事成與居廟堂則便便言，反應的恰恰是語言功用的實踐品格。

　　孔子雖然沒有明確倡言論辯，但對於語言的論辯效益還是有比較清晰的闡述：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孔子在教學活動中也很注意論辯性功用的教學：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還多次闡明諫言論辯之要義：

　　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門弟子宰我、子貢就是以言語著稱。子貢曾自詡能夠著縞衣白冠，於齊楚合戰之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之中，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其行為也得到了孔子「辯哉」的肯定。[3]

　　《論語》其實記載了孔子很多富含論辯質性的對話：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這些對話具有鮮明的論辯風格：首先，辯述問題有深邃的穿透力；其次，辯述語言有精當的簡潔性；再者，辯述效果有優勢的話語權。

　　微生畝和長沮、桀溺等對孔子遊說的評介基本反映了時人對孔子遊歷論辯的認同：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

　　（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總體看來，孔子更注重不言而喻的溫雅語風，但其話語間流淌的論辯質性實為儒家論辯之濫觴。

孟子之論辯

　　孟子承襲了孔子的話語論辯性，但論辯之於孟子獲得了更多的偏愛與運用。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考查《孟子》[4]一書，孟子的遊歷歷程其實就是孟子的論辯歷程。孟子論辯模式化比較突出，並呈現目的明確、辯題開放、對象鮮明的維度特徵。

　　君臣諫對是孟子論辯的本旨模式。其諫對對象直指時王，體現了甄選的現實功利性。孟子對出仕的齊宣王與離棄的梁惠王有本質的辯別：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在具體論辯中，孟子把政治說服推演為為道德說服。無論面對滕文公、鄒穆公還是梁惠王、齊宣王，孟子的辯詞有千篇一律的應對；用已然歷史推斷必然現實之絕對判斷，涵具一種咄咄逼人的復古說教意味；理想的張揚與民本的固守，使孟子的論辯洋溢著不容置疑的批判傾向；並往往產生遊離於現實之外的論辯效益與「迂遠而闊於事情」的接受悖反。以至於，我們在文本中更多感受到的是論辯主體的苦口婆心，而幾乎尋不到諫對對象的腳踏實地。

　　在諫對論辯模式中，孟子能夠使用高明的論辯技巧。比如，轉謂的運用：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賊」、「殘」與「一夫」的再定義，營造了普遍接受的效益氛圍，機智的回答了齊宣王的刻意刁難。

　　相對於諫對模式，學派辯難模式更能體現孟子的論辯才華。學派辯難的論辯對象都信奉各自的理論學說，他們對孟子的責難犀利尖銳，甚至充滿敵對意味。其中不乏知名的思想家與學者，比如告子、淳于髡等。這些論辯，孟子堅持了一如既往的壓倒性氣勢，並基本能夠獲得論辯制勝的效益。比如，與流行學派墨家夷之的論辯：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蘽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

　　就以論辯對手的失落來反襯孟子的優勢：

　　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為了在論辯中取得先機，孟子還創造性的運用了多種論辯技巧。比如，比喻的巧妙使用與話題的承接轉換：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為了應付論辯的激烈與矛盾，孟子有時不惜避實就虛，以謬制謬。比如，孟子指點屋廬子回答任人的責問：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

　　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逾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可以看出，孟子儼然將論辨發展成為行道與生存的一種語言運用智慧。

荀子之論辯

　　相對於孔孟，荀子才是先秦儒家論辯的大師。這種論斷可以從三方面加以考證：

　　一、荀子將論辯視為修身立行的必備藝術，並對論辯理論作了專題性論述。

　　比如，對論辯的本質內涵與論辯必要性的論述：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佣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對論辯的操作策略與現實意義的論說：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佣。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佣，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己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眾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對論辯的運行技巧與社會效益的強調：

　　談說之術：矜莊以蒞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對論辯類型的界分與比較：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政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應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夫是之謂奸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二、荀子注重論辯的現世效益，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考察《荀子》[5]一書，語詞「辯」就使用了44次之多，涵構了《荀子》獨特的勸說意蘊，荀子的「每一篇論文都是旨在說服具有一定價值、行為和態度的特定聽眾」[6]。章學誠用「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來描述荀子所處的時代：

　　太上立功，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准。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為一己之名也。[7]

　　在這種境況下，荀子的論辯對象，除了當權者，還包括其它任何可能成為士與君子的人，來「因眾以成天下大事」。荀子的論辯內涵，除了立言闡明禮的理論，更為重要與迫切的則是，說服那些漠視傳統的人並幫助他們建立對傳統生活的信念。論辯之於荀子是最有效的傳道方式。荀子著作的突出之處，正在於試圖通過一種具有接受可能性與靈活現實性的論說方式來文飾道，使之可親可信，從而促使人們依循道。荀子的寫作其實是一種以鼓動天下之人從道為目的的辯說。作為一部注重現實效果的著作，《荀子》文本本身就是一種救世活動：

　　今聖王沒，天下亂，奸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

　　劉向就曾敏銳指出《荀子》的論辯功效，「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8]。對荀子而言，最根本的問題乃是禮如何可能在現實中規範人們的生活，對這個問題具有時代特點的創造性回應及相應的努力，正是荀子在論辯中真正值得關注的地方[9]。

　　三、荀子對先秦流行學派的偽論辯即詭辯論作了揭露與矯正。

　　荀子認為，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詭辯者，基本包括三種類型：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

　　異義「侮」、「辱「，隨意拆分是宋鈃的觀點，後面兩個是墨家的觀點；

　　「山淵平」，「情慾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

　　高山與深淵相同水平是惠施的說法，後兩說與墨子、宋鈃的思想一致；

　　「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

　　把相互排斥說成是相互包含，把馬說成不是馬，是莊子與公孫龍常犯的錯誤。

　　荀子從經驗理性出發，謀求名實相符與前後同一的形式邏輯，對偽論辯的實質分別給予了剖析與校正：

　　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為有名，而觀其孰行 ，則能禁之矣。

　　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

　　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

　　概言之，荀子超越孔孟，是儒家論辯的集大成者。

　　由此看來，論辯是先秦儒家開創的語言運用傳統之一，它歷經孔子之重品性，孟子之重功用，荀子之質形兼具的線性流程，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儒學文化。

參考文獻

[1] 錢穆.孔子傳[M].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91.第1頁.

[2] 楊伯峻譯註.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1980.本文所引論語皆從該版本.

[3] 王肅注撰.孔子家語·至思第八[M].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4] 楊伯峻譯註.孟子譯註[M].北京:中華書局.1960.本文所引孟子皆出於該版本.

[5] 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本文所引荀子皆出於該版本.

[6] [比]戴卡林著,楊民譯.解讀鶡冠子——從論辯學的角度[M].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第112頁.

[7]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下[M].北京:中華書局.1956.

[8] 王先謙撰.《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559頁.

[9] 陳文潔.《荀子的辯說》[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