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謀殺了社會的公共性？

利己主義的精緻化有著「迷人」的外表，社會中向上攀援的各階層都會被它吸引，因為它在形態上多展現出道德者和理想者的氣質，其群體似乎深諳社會發展規律，並懂得利用規則儘可能地做到趨利避害，以一種「精英」氣質居高臨下地向「後進」者發放成功學傳單。

當資本的邏輯滲透到社會發展的每一個環節，一切都以市場為導向，一切價值都被商品價值統攝，人也就成了「經紀人」，也就成了商品，在這個時候思索社會公共性的意義似乎可笑。

公共性的「可笑」之處在於，很多人都認為它的實現也許並不能使自己生活得更好，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會制約自身利益理想的實現，這些人把公共性的建立全然托責於政府和國家，媒體工作者的疾呼被他們視為無意義的呻吟，他們會疑問我們為什麼要參與到中國發展的敘事中，為什麼要關心他者，認為為了發展犧牲掉部分權利是正常的也是必由之路。

關鍵點在於這些人並不都是淺薄者和虛妄者，他們的見識和眼界甚至會高於對公共性有追索的群體，只是他們更享受部落化、家庭化、原子化的生存模式，至於公共空間、公共精神、公共文化，包括公平和正義，他們更願意用旅遊心態去觀摩而非浸入。

當我們覺得現在的生活大體平順，家庭安樂之時為什麼要去關注公共事業？答案很簡單，因為公共事業的每層內涵都與我們息息相關。比如環境問題和食品安全，比如教育、醫療、養老，這些直接關乎人生命質量的要素需要公共性的介入與維護。

公共性不是虛無縹緲的東西，不是概念化的談論，它就是我們呼吸的每一口空氣，喝的每一口水，甚至是我們轉瞬即逝的一個念頭。而在中國社會，人們對公共性的關注和討論卻呈現出一種扭曲的狀態：真正有能力在公共事業上作出貢獻的群體選擇逃離，讀名校、出國、移民、買進口奶粉等等都是逃離，而關注公共性的群體多是沒有能力作出改變的，而他們的不滿和怨恨更多的指向無法獲得逃離的資格，而非提升公共事業本身，也就是說，很可能我們都在有意或無意地努力成為一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精緻的意義在於安全，沒人會用道德卡尺去衡量你的行為，因為精緻的外表包含了學歷、智識、才藝、顏值，在法律和社會規則內，這類人享有對道德的解釋權。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去看這種現象，我們會很容易把它看做是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對立，看成是個人與集體、效率與公平的對立，這種想法是合理的，但也是粗糙的。

把自由主義簡單地看成是對經濟效率和對個人自由的追求，是有違自由主義精神的，最起碼違背了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的初衷，自由主義雖然把自由放在優先位置，但是它也在追求平等、權力、公共福利等價值，而且即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後繼者（如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也都承認了某種形態的自由主義的立場，並在這些立場的基礎上解決內部問題。

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屏蔽掉了自由主義的其它內涵，也並沒有對利己主義本身作出具有進步意義的思考。前不久，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提出了一個令人咋舌的觀點，他主張禁止自由思維，呼籲政府對公民思想進行全面管制，禁止思考社會議題，認為這樣才能讓中國走向和諧，這可以視作這可以視作利己主義的極端精緻化，這種極端精緻化表現為以公共姿態來全面禁止扼殺公共性，以公平的名義來消解公平的概念，是極端殘忍和變態的扭曲心理，如果這種思想能夠確立，那麼大學以及所有學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社會存在的意義是什麼？人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是安全且自信的，公共性的缺失可以通過逃離去彌補，但不願看到的是這一群體演變成為公共性的代言人，以少數共同體的公共利益擊潰社會大眾對公共性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但事實上，他們與公共性具有天然的聯繫，成為公共性的僕人也許更有助於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