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漢字問題的爭論與跨世紀的漢字研究

按語：這是「看準網」（kanzhun.com）上的一篇文章。誰的撰寫人，上面沒註明。即便如此，不敢掠美，特此聲明。但有一點兒可以交代的：漢字的存亡，實際上是個文化問題。文化人也好，專家也好，大可不必在這一論題裡邊大動肝火，甚至動不動給不同觀點的人扣上「數祖忘典」或「賣國賊」、「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諸如此類的帽子。現時網上能夠表現出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是：越是文化水準低的人卻越是能夠反映出激情澎湃的文化崇拜來。這可以以毛粉們為典型例證：他們大都屬於城市裡邊喜歡跳廣場舞或鄉村裡邊喜歡說東家長李家短的大媽們，他們要麼是上網以臭罵公知以體現自己所謂的價值豪情，要麼是到山上小廟裡邊供奉毛神以顯示自己的信仰崇高。充分享受著吃大鍋飯帶給自己的無限好處，同時又對社會種種不良現象傾吐著無限憤慨；他們以抱團取暖來汲取互動之間的能量，同時在樹敵中來提升自己神聖感。中國歷史上之所以出現循環往複、無始無終的農民起義，就在於這樣的人眾像汪洋大海一樣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動力資源。你說他們真正懂得毛澤東？no！不如換句話來說毛澤東最懂得他們。不過毛還是自覺不自覺之中偶爾流露一下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性情的，比如說《新民民主義論》裡邊指出：漢字必須改革，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這種提法非常了不起。不管毛澤東出於什麼樣的視角做出了這樣的判斷，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生百年總是有限，然而真正的人類歷史進程卻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比如過去的階級論也好，現時的民粹主義也好，愛國主義也好，終久的歷史會證明，這些不過是狹隘的群體主義，無非是個人私慾的擴大而已。再比如說文字，它是什麼玩藝兒？是記錄語言的工具。只要是工具，只要得心應手、能夠提高效率就好；反之，如果這個工具不能適應特定的需要，卻玩的是花拳繡腿，想來這樣的工具沒有幾個人會喜歡的。然而我們的漢字偏偏就是那些文字水平不怎麼的人們他們卻是老喜歡。毛澤東的話他們不知道，即便是知道也當作沒看見或者當作不知道，他們卻對一個魯迅使勁兒地發泄自己的怨憤，同時表達對漢字的無限熱愛。呵呵，真是一種奇觀！你們真正對漢字的本質懂得多少？人家毛魯正是憑藉著漢字才贏得無數個像你們這樣的似懂非懂的粉絲呢！人家對這種最拿手的看家工具都還有理性認識，你們又算作哪一根蔥呢？！大媽們如此，好多個自認為已經是高級知識分子了的人們何嘗不是如此？好多個人們以書法奉為高雅，其實這些人們未嘗不是個糊塗蛋！眾所周知，腳是用來走路的。可我們的傳統文化裡邊偏偏就將腳給異化了：要把它變成三寸金蓮來供欣。我們的漢字不是同樣道理嗎？如果它是表音的，就能如實地記錄語言；可我們的漢字能嗎？比如俗話說：「讀書讀得通，難寫十三gong。」（平聲。意謂這個音節裡邊能夠寫出十三個不同的漢字）這個gong字怎麼寫？我敢說，學問再高的，終起一生，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沒在漢字上面犯過難、出過丑的！可是大家都裝作行家裡手，故作斯文，裝腔作勢；當我們在笑話孔乙已的回字有四種寫法的同時，不同時又在欣賞著處處懸掛著的百壽圖、百福圖一類的東東嘛！

很有些現象值得我們思考了！中學裡邊都講歷史常識：四大文明古國，之所以說它們文明，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有文字。像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印底安人的瑪雅文字，還有我們的漢字，很有意思的是，前邊的三個都被他們的文化所拋棄，改變為表音文字，唯有我們的漢字以極大的惰性延續至今，現時仍被相當多的愛國賊們崇拜著。西方有語言崇拜，沒有文字崇拜；我們中國卻是反其道而行之，有文字崇拜卻沒有語言崇拜，從某種意義上講還是反語言學的。為什麼會是這樣？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天生的就是形象感強的民族，情商特別高的民族。漢語裡邊所獨有的量詞、語氣詞系統就能充分說明這一點。至於文字似乎就更為典型了：看文獻記載，倉頡造字，怎麼樣？是「天雨粟，鬼夜哭」，真是驚天地，泣鬼神！怎麼造出來的？看《易經》里的說法：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好了，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所謂的漢字就是以象盡意的表達系統。整個民族就是以形象的觀念來認識反映自己所面對的世界的，於是乎，它在很大程度上桎梏了思想意識的充分開放，從此，理性的光芒便很難照進這片茅草叢生的天地裡邊。

一

中國是一個崇尚文字的歷史古國。遠在周代，宮廷教育的科目設「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其中「六書」是識字教育，漢代鄭眾說，「六書」即是「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1］。它是周代小學教育科目中最早教授的［2］。這說明，周代不但有了識字教學的科目，而且已經產生了分析漢字形體結構的科學。

漢人稱文字學為「小學」，在經今古文鬥爭中，一批古文經學家利用漢字因義構形的特點，把分析漢字形、音、義作為解讀儒家經典的津梁，使文字學取得了與儒家經學相應的地位。到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做出了「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的有名論斷，漢字在中國文化傳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確定無疑。

漢代為漢字確立的這種崇高地位，經過歷代科舉制度的強化，藉助諸多名人書法的傳揚，又由於被漢字書寫的典籍越來越多，漢字用於外交政務的使用頻率也越來越高，因而日趨鞏固。只要看歷代纂集「小學」專書數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對漢字的重視。自全面整理、確立漢字形義統一原則、描寫漢字總體系統的《說文解字》之後，正字（規範）之書如《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廣存異體之書如《碑別字》，搜集俗字之書如《龍龕手鑒》……一代一代，編纂無窮。漢字變成每一時代首先需要關注的一種解讀前代文化、書寫當代文化、存於後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要素。

封建時代宮廷和上層文化對漢字的崇尚，在變成一種統治文化的觀念後，對群眾的影響是無形的。民間的「敬惜字紙」之風，便是這種崇尚漢字的觀念對民眾心理的浸透。

18—19世紀清代的乾嘉學者，繼承和發展了漢、唐的經學和小學，通過對大量古文獻的爬梳，對漢字學做出了卓絕的貢獻，使識字、寫字、正字、解字、讀字都回到了《說文解字》的標準，他們站在學術的高度，使傳統的漢字觀得到又一次的鞏固。

二

19—2世紀之交關於漢字爭論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強大的傳統勢力籠罩下展開的。

首先去搖撼傳統的漢字觀念的，是清代末年極少數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關注教育普及的知識分子。他們發動了切音字運動，尖銳地指出，一旦向民眾去普及教育，漢字的繁難便成為最大的障礙。嘗試過科舉又專攻過英語的盧戇章（1854—1928），在1892年，寫成了第一個中國人創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階》。在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發出了「中國字或者是當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難者」的感慨［3］。

在盧戇章之後的王照（1859—1938），維新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避難兩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啟發，19年秘密回國後，用筆名發表了雙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話合聲字母》。

從兩位切音字運動代表人物的主張，可以看出他們普及教育、振興國家的愛國主義初衷。他們都認為漢字繁難，民眾無法堅持學習，需要有幫助學習的拼音字母來減少難度。

盧戇章和王照除了說明表意漢字字數多、筆畫多、缺乏可歸納性因而難於記憶外，還指出了漢字難學的另一個原因，這就是它經過太厚的歷史積澱，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義要素，又被複古者蓄意固化，不使與現代契合，遂使漢字難上加難。王照的以下論述非常尖銳。他說：

且吾國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讀，必與當時語言無二，此一定之理也。語言代有變遷，文亦隨之。故以孔子之文較夏殷則變易句法，增添新字，顯然大異，可知亦就當時俗言肖聲而出，著之於簡，欲婦孺聞而即曉，無文之見存也。後世文人慾藉此以飾智驚愚，於是以摩古為高，文字不隨語言而變，二者日趨日遠，而因無文字為語言之符契也。［4］

王照的這一論述所以深刻，在於他批判漢字繁難時，並不絕對指責漢字客觀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強調了「飾智驚愚」的復古思潮在主觀上加深了漢字學習的難度。根據這一說法，漢字的繁難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

兩位代表人物都不主張廢除文字，只主張以切音輔助漢字教學。盧戇章和王照的切音方案，由於不涉及漢字的存亡問題，在當時屬於平和執中之論，所以推行的阻力並不十分大。特別是王照的官話字母，曾一度推行甚廣。但就理論的論爭而言，他們並不居於前沿。19—2世紀之交關於漢字論爭最激烈的，應屬吳稚暉與章炳麟各代表一方的論爭。

198年，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主辦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第四號，發表了吳稚暉的《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一文，鼓吹中國應廢除漢文漢語，改用「萬國新語」（即Esperanto　世界語）。同年，章炳麟發表了萬言長文《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5］，對漢字的優劣和是否能夠廢除的問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爭。在這篇長文中，章炳麟駁斥了「以象形字為未開化人所用，合音字為既開化人所用」［6］的說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國家，從他們的文化看，並不都優於使用漢字的中國。同時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於政府是否重視和認真推行，歸咎於文字的優劣是難以說服人的。他明確提出了漢字與拼音文字優劣互補的主張：「象形之與合音，前者易知其義，難知其音。後者易知其音，難知其義。」［④ｃ］章炳麟還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字所以能夠保存、傳衍，是因為它與本國的語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讀改字，是因為日語與其借去的漢字不相契合。

章炳麟「取古文籀篆徑省之形」制定了36聲母、22韻母的切音方案。後來，這個方案中的15個字母為注音字母所採用。章炳麟明確指出：「余謂切音之用，只在箋識字端，令本音畫然可曉，非廢本字而以切音代之。」［7］

章炳麟是中國近代在國學上成就最為昭著的愛國主義革命家、思想家。他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後，經過對比，對中國國情有深刻的認識。應當說，他在漢字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代表了具有豐厚國學根底、維護中國文化的愛國知識分子的典型的立場。這種立場大體可歸納為三點：

（一）漢字繁難，無表音機制，難與語音溝通，對普及教育很有妨礙，需要制定一套標音符號來輔助掃盲和初等教育。

（二）漢字適合於漢語，並與中國歷史文化產生了難以分割的關係。漢字與拼音文字比較，特點各異，優劣互補。因此，漢字是不能廢除的。

（三）在強調便於掃盲教育與初等教育時，還必須考慮到高等教育與高深的文化歷史學習。對於後者來說，漢字的功能仍是無法取代的。

以上三點，第一點已經成為近現代人的共識，後兩點在當時不但沒有取得一致結論，而且繼續引發了新的論爭。

三

如果說，吳稚暉等人關於取消漢語漢字的激烈言論在當時尚未發生很大影響，那麼，在1918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中，錢玄同的主張便不容忽視了。他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一文中說：

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8］

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漢字改革號》特刊，錢玄同在特刊上發表了《漢字革命》一文。他批判清末開始的切音字運動不主張廢除漢字是「灰色的革命」，認為應當響亮而明確地提倡漢字革命，也就是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說：

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發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

這樣，以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為目標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錢玄同這一紙對漢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語言文字學家和教育家投入了這場文字改革運動。

與此同時，他們還提出了簡化字的推行。192年，錢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期上發表文章提倡簡化字。1922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上，他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提案通過並組成了漢字省體委員會。1923年，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上也有人撰文贊成簡化字。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組織手頭字推行會（「手頭字」也就是簡化字），選定了第一批手頭字3個，文化界2人和《太白》、《世界知識》、《譯文》等15個雜誌共同發表《推行手頭字緣起》。

綜觀「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發現，在這一歷史階段，儘管有一些人提出改革漢字，甚至激烈到要「廢除漢字」，但是，他們的主張與提倡萬國通用語的吳稚暉是有本質不同的：

首先，這時的漢字改革，是與推行白話文、實行文藝大眾化緊密相連的，是以反封建為主要目標的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瞿秋白曾說，提倡漢字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國工農群眾不受漢字之苦，他以為，要寫真正的白話文，要能夠建立真正的現代中國文，就一定要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他還提出，文字改革可以打破軍閥、學閥對知識的壟斷。魯迅也提出，「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9］，要「將文字交給一切人」［1］。這時的漢字改革帶有崇高的愛國主義動機，帶有對封建文化和教育進行反思的批判精神。它無疑是進步的。

其次，這時的漢字改革，從宏觀的理論上雖少有縝密的討論，但卻有非常具體的實施方案。從黎錦熙提出用「詞類連書」（即多音詞連寫）來解決多音字問題，趙元任提出詳細的「國語羅馬字的草稿」，到瞿秋白設計出「中國拉丁化字母草案」，可以說各種主張、方案都在這一時期提出。許多有關文字改革的組織也相繼產生。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在用切切實實的實際行動來為教育的普及、漢字的改革，尋求一條可行的出路。儘管他們的呼聲很高、態度激烈、進程迅猛，但是愛國救民的立場和動機使他們不能不面對現實。即使是鮮明地喊出「打倒漢字」口號的錢玄同，也在《漢字革命》中說過，廢除漢字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年的準備，因此提出了1項籌備事項和5項「補偏救弊」的辦法。瞿秋白更是認識到，實行新文字並不是立刻廢除漢字，而是逐漸把新文字推行到大眾生活中間去，到了適當的時候才能取消漢字。

廢除漢字的主張並非所有人都贊同。錢玄同的老師章炳麟明確表示反對廢除漢字。他主張維護漢字以傳播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用本國的語言文字來激勵種性，帶有反對帝國主義亡我文化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他強調漢字與中華民族歷史的難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層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兩種愛國動機相同而主張截然相反的意見，當時看來是極端對立，今天看來卻互相補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毫無疑問，漢字在歷史上是為書寫文言而發展演變的。中國文化史上言文脫節的現象是畸形的。它有利於文化的壟斷，不利於教育的普及。新文化運動提出「廢除文言提倡白話」以及「語文大眾化」這兩個重要主張，正是為了掃除文盲、普及教育、振興中華。當這一偉大目標的實現提到日程上來的時候，與壟斷文化沆瀣一氣的復古思潮所造成的漢字繁難現象，必然會與之產生尖銳的矛盾。因此，漢字問題在2世紀初這個中國歷史的轉折時期產生激烈的爭論，是勢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

一大批站在新文化運動前沿的知識分子，對自己所受封建教育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長的文言反戈一擊，這樣做必然會受到崇尚漢字的強大傳統勢力的反對，他們需要有很大的勇氣，這種勇於抗爭的愛國精神是值得欽敬的。儘管偏激與急躁會導致對科學的偏離，但是，那種出於善良願望的矯枉過正，又是我們應當懷著敬意來理解的。錢玄同的學生梁容若在追悼錢氏的詩中說：「離經畔道為蒼生，實大聲宏有定評，我侍康成餘六載，粗知矯枉即衡平。」［11］這便是一種比較深刻的理解和中肯的評價。

但是，在這一階段關於漢字的論爭中，也有一些教訓值得吸取。1941年12月，在延安召開的新文字協會第一屆年會上，吳玉章同志做了《新文字在切實推行中的經驗和教訓》的報告。他在充分肯定了新文字運動方向的正確和取得的成績外，批評了新文字運動中存在的問題：第一是關門主義，運動「一開始就帶了很濃厚的政治色彩」，「有些同志常常不免提出過左的口號，並且常常和政治運動聯繫起來。使新文字太政治化，自然就造成了關門主義的傾向」。第二是宗派主義。他指出，「要打破以前的宗派主義，不僅要和國語羅馬字根本改革中國文字的同志合作，就是一些改革漢字，如簡體字各種改革文字運動的人，都應引為同志而共同努力於中國文字的改革，打破一切狹隘的觀念。」第三是主觀主義。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認為「新文字是行不通、大眾不會歡迎的」，另一種是「新文字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贊助，熱心人士的推行，就可以順利地成功……很迫切地要代替漢字以至廢除漢字」。他認為「漢字有幾千年的歷史，它在中國人腦筋中生活有長久的習慣，而且還有表意文字的長處，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廢棄，短時期就能改變習慣的」［12］。

半個世紀以後，我們來回味吳玉章同志的這段話，應當認為，他在中國文字改革問題上所持的態度，是積極而紮實、客觀而冷靜的，至今仍有其指導意義。

四

回顧2世紀初期漢字問題的爭論，我們還可以看出，2世紀中期——也就是建國以來的文字改革運動，幾乎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是初期運動的延續。從1947年3月在上海成立支持新文字運動的中國語言學會，到1952年2月在北京成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緊緊地相銜接，時間僅隔五年。建國以來文字改革的骨幹隊伍，實際上是初期運動各方主力的合流。而在建國以後提出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正是初期運動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實現。所不同的是，建國以來的文字改革，從有組織領導的群眾運動，轉變為政權所支持的政府行為。這種轉變，一方面使有志之士半個世紀以來所從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較短的時間內邁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於政府行為帶有政策的強制性，大大有利於規範的統一和推行。也正由於它的這種性質，所以在政策、方案確定之前，如不充分尊重和認真吸取專家的意見和群眾的反映，就難免考慮不周，造成業務上技術上的失誤，影響推行的效果。只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在設制漢字簡化方案時，一些專家和語文工作者曾兩次集中地對草書楷化的簡體字提出了不同意見。第一次是在195年9月底，在確定簡體字選定原則時，語文工作者提出：「草書楷化的簡體……弧形交叉和筆畫的勾連，使得漢字的字形差別減少，不僅增加初識字人認讀和書寫的困難，而且草書楷化的形體遠不及正楷體那樣結構勻稱、美觀。因此，草書楷化字體不適於印刷，只有少數楷化的草書簡體可以採用。」［12］1954年4月，在對《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三稿徵求意見時，北京的出版、教育、新聞部門又一次提出：「草書筆畫增加了漢字的結構單位，打亂了原來的部首系統。有些字很難把它歸併到現有任何一個部首里去，這就使原來按部首、筆畫編排的字詞典、電報碼本、檔案、索引等不能繼續使用。同時，草書筆畫不易為初學的人掌握，難於稱說，不便書寫。」「宋體字夾雜草體，甚至一個漢字的一半是宋體，一半是草體，形式上很不協調。」［13］從簡化字使用的具體情況和漢字構形的規律來看，上述意見完全是正確的。但是，由於具體業務部門機械執行個別政府領導人關於「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的指示，致使上述意見未被採納。從現有簡化字來看，一些不十分優化的簡字，大部分來自草書楷化。例如：「頭」——單獨用是「頭」，在「實」下對應「貫」，與「乛」合成「買」，使部件的結構功能產生混淆；「愛」與「慶」——都去掉了義符「心」，失去了最重要的造字理據；「東」與「東」——區別度過小，很難分辨；「專」、「韋」、「書」——不適合印刷體，也不便記憶、書寫；……等等。

這一例子告訴我們，語言文字問題在它自己的科學規律，單靠行政命令是難以做得恰到好處的。在正確的方針確定之後，微觀的技術問題一定要經過專家和群眾的充分討論。吳玉章同志在1941年指出，新文字方案是幾十年來許多人積累下來的研究成果，但也還不完善，還要許多人來研究改進。事隔半個世紀，他的這些話，在5年代甚至現在，仍然是適用的。只有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加細緻深入，更加符合科學的、客觀的規律，才能使漢字問題得到更好的解決。

5年代的漢字改革，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論，但是，2—3年代提出的問題，對最終要廢除漢字走拉丁化道路所產生的一些疑慮，實際上並沒有完全解決。歸納起來，這些問題是：

（一）漢字是適合漢語的，它與拼音文字優劣恰好互補。幾千年來，漢語與漢字的使用者習慣了用字形和音節來區別詞與詞義，用字面的造字理據來溝通字與詞。如果一旦完全改為拉丁化這種表音的音素符號，雖然是取彼之長而改我之短，是否可能同時又是棄我之優而用彼之劣？

（二）為群眾掃盲和初等教育所設計的文字改革方案，如何能與高等教育銜接？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掌握更大量的語言文字材料，甚至還要掌握古漢字、古漢語，會不會由於文字改革走拉丁化道路，在初等教育結束後，給繼續提高帶來困難？

（三）一個民族不能沒有歷史，現代文字如果完全改為拉丁化，到了一定的階段會不會產生歷史典籍無人讀懂、優秀傳統無法繼承的後果？

這三方面的問題，同樣出自愛國的思考，既是現實的，又是深刻的。如果不做出有說服力的回答，我們的工作將會引起許多思想的困擾。然而在5—6年代，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充分討論的機會。

五

從7年代末開始，關於漢字的爭論又一次活躍起來。這一方面由於科學討論有了更寬鬆的環境，上述那些關於漢字改革的疑慮得以充分發表出來；而另一方面，在2世紀的後期，信息時代不宣而來，漢字在信息處理上又一次面臨考驗，觸動了改革它的初衷。但是，8—9年代漢字問題的爭論，具有與前兩次爭論完全不同的社會背景：

首先，在8—9年代，為文字改革作準備的三個措施——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已經作為國家的語言文字政策施行了4年左右，由文化壟斷和復古思潮所引起的人為的漢字繁化現象，得到了初步的解決，特別是在普及教育問題上，由於初等教育階段需要掌握的字量不算太多，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又為識字教學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因此，漢字與普及教育的矛盾緩解了；而與此同時，漢字簡化在總體方案制訂中的一些技術性問題，經過一個階段的實踐，有所暴露。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問題更為明顯，取消「二簡」又引起了一些新的問題，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用科學的漢字理論指導漢字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之，在8—9年代，現代科技的高度發達和對歷史傳統的急迫呼喚這兩個表面看來十分矛盾、實際上卻相輔相成的社會實際，帶來了關於漢字的很多新問題。例如，古籍整理要採用計算機這樣的現代化手段，必須建立字形繁多的古籍字型檔，漢字編碼字符集的字量因而必須擴充。大量文物文字出土，解讀、整理、貯存這些新的字形、字體，也使漢字問題遠遠超出了普及教育的範圍。

在2世紀5—6年代，從主導的思想說來，漢字的廢除已成定論，只待時日，許多措施都是在這一主導思想下產生的；而在8—9年代，廢除漢字的定論已被打破，漢字的命運成為一個允許討論的問題。這樣，漢字的理論研究、歷史研究和應用研究，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以上現實，使2世紀末關於漢字的爭論，帶有了不同前兩個時期的全新色彩。一個世紀以來，漢字順應封建文化發展帶來的種種弊病，使愛國的中國知識分子不能不對它的社會作用產生疑問，許多人為改革漢字、尋找與新文化相適應的文字形式艱苦抗爭、努力奮鬥，但是卻忽略了對漢字的科學研究。在新的時期，很多真心擁護普及教育，對既往的文字改革表示理解與崇敬，並真心關注漢字命運的人，日益認識到，不弄清漢字發展的規律和歷史趨勢，不對漢字的構形和使用的規律做出符合事實的探討，不真正明了漢字的性質和特點，不從漢字的規律出發找到一條整理和規範它的科學途徑，我們不但很難回答在前兩次論爭中未能解決的問題，也難以使現時代的漢字應用——教學、信息處理和管理規範——走上科學的軌道。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漢字問題的論爭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一種轉變：如果說，在上兩次論爭中，人們的思考還是偏重於政治的和社會的；那麼，在2世紀跨向21世紀的新時期，關於漢字的思考實際上更偏重於科學的和本體的了。

在漢字的科學研究日趨深化的時候，採用正確的方法論就成為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澄清思想的混亂，走出方法的誤區，堅持唯物辯證的文字觀，必須儘快提到日程上來。我們認為，9年代的漢字研究，首先應當確立以下三個重要的觀點：

（一）堅持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觀點，加強對漢字本體的研究，以字形為中心，探討漢字發展的內在規律。

什麼是漢字的本體？漢字是記錄漢語的視覺符號，它的音與義來源於漢語，字形才是它的本體。在中國，把字形作為漢字的中心來探討，從理論上研究其內在的規律，必須首先克服傳統漢字觀造成的固有的積習。這種積習，是早期漢字研究中解讀文獻的實用目的帶來的。它造成了「小學」的形、音、義互求的傳統方法，而這種方法必然是以義為出發點又以義為落腳點，忽略了作為語言載體的文字的相對獨立價值，經常弄得「字」與「詞」混淆，文字學與訓詁學劃不清界線。

從內因論的角度，漢語與漢字既有聯繫又不能混為一談。誠然，漢語的推動，是漢字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對漢字規律的研究，不能用漢語規律的研究來代替。漢字的發展除了適應漢語外，還有它自身獨立的規律，唯有弄清漢字字形發展演變的內在規律，才能對漢字的歷史、現狀中的諸多現象進行解釋，從而預見其未來的發展趨勢。

個別利用金錢浸入學術環境販賣偽科學、打著「復興漢字」的旗號侈談「維護漢字」的人，完全弄不清漢字與漢語的關係，他們或者將二者的關係割裂，提出把「口語詞」和「書語詞」分開；或者將二者混淆，做出「漢字是高級的書面語」的荒謬判斷，這些都是對討論漢字本體問題的一種干擾。

（二）堅持系統論的觀點，通過對漢字總體系統的共時描寫與歷時比較，創建科學的漢字學與漢字史。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符號系統，孤立地研究它的個體，是難以認識它的內在規律的。然而要從總體系統著眼來研究漢字，又必須克服傳統漢字觀造成的另一種積習。那就是同樣由於解讀文獻的實用目的，對漢字的研究一般以個體為對象，著眼於對單個漢字的考據。雖然《說文解字》是一部富有系統思想的漢字學專書，但是，後來的小學家們只注意其所提供的形體與意義的考證，而較少注重書中包含的構形系統思想。傳統文字學在研究上以形附屬於義、著重個體而忽略總體的習慣，便無形之中成為漢字本體研究的障礙。

漢字本體的研究必須以形為中心，而且必須在個體考證的基礎上探討其總體規律。按照系統論的觀點，漢字作為一種信息載體，一種被社會創建又被社會共同使用的符號，在構形上必然是以系統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時歷史層面上的漢字總體，應當有自己的構形元素，它們應當有自己的組合層次和組合模式。因而，漢字的個體字元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亂的，而是互相關聯的、內部呈有序性的符號系統。個體字元的考據只有在整個系統中找到它應有的位置，才能被認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

從系統論的角度，還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僅僅探討漢字個體字元的形體變化不能稱作漢字史。只有在弄清個體字元形體變化的基礎上，考查出漢字構形系統的總體演變規律，並且對其內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歷史的解釋和比較研究，才能稱為漢字史。有了科學的漢字史，漢字的發展趨勢才能清楚，漢字的改革方向才會進一步明確。

（三）堅持矛盾統一的觀點，批判漢字發展的自發論，考察漢字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提出整理與優化漢字的原則和方法。

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符號，內部呈現系統的趨勢；但是，在社會使用的漢字字元群屬於開放的系統，從個體字形看，識讀時要求字形理據強，易於講解；書寫時又要求字形簡單，只留輪廓。繁與簡的矛盾隨時存在於漢字內部。從群體功能看，漢語辭彙的豐富、新事物的不斷湧現，迫使漢字字量不斷增多；而人的記憶負荷是有限的，現時中國普通的文化水平還不很高，又隨時在抑制漢字字量的擴展。多與少的矛盾也存在於漢字系統的內部。從書寫的規範看，字形的統一成為社會交流的最大利益，而個人書寫又不能完全避免隨意性。雜與整的矛盾在漢字結構系統的內部也時張時弛。因此，漢字總體系統中隨時都在進行著能量的交換，處於不平衡的矛盾狀態中。正是這種內部的矛盾推動著漢字的發展。漢字的演變絕不是每個個體字元變化的簡單相加，而是經歷著由個體字元變化累積成為系統變化——也就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漢字系統的規整，不可能是自發的，人對這套符號系統的規範和調整十分重要。當然，在把握漢字發展的脈絡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漢字既是一種可以人為調整的信息符號，但它的社會約定性又不能違背。所以，要想使漢字呈現出有序的系統狀態，既要重視人為的規整，又不能違背社會的約定性和符號內部自身的規律。順應漢字發展的趨勢，提出整理與優化漢字的原則和方法，我們才能有對漢字成功的規範，也才能不斷調整和改進漢字的改革方案，使之既不割斷歷史又能有利於未來。

六

前面講過，要使漢字的規整有利於教育的普及，同時又有利於文化的延續，必須加深對漢字本體的科學研究，把握住它自身的規律。例如漢字簡化是解決漢字繁難的重要措施。但是過去公布的簡化方案在實用中顯出了一些不足之處。個別簡體，不但在古籍整理中帶來問題，在信息處理採用形碼的部件切分中，也帶來一些困難。主要原因是，在選擇個別字的簡化方式時，僅注意了個體字元筆畫的減少，忽略了整體系統部件的規整。

漢字的構形是具有系統性的，簡化確實是個體字形優選的重要條件，但它必須服從於整體系統的簡化，才能使漢字真正便於各方面的應用。漢字在經過一定的整理後是否呈系統狀態？這必須經過科學的分析和論證。其實，在我國傳統文字學中，這已經是解決了的問題。傳統的文獻文字學，是以《說文》學為中心的。《說文解字》就是一部在對當時漢字人為規範的前提下描寫小篆構形系統的專書。如果我們用現代系統論的原則對《說文》小篆進一步加以描寫［14］，漢字構形系統的實際存在便更為清晰了：

（一）《說文解字》小篆具有一批基礎構形元素。由9353個小篆按部件進行拆分到最小，再經過認同和歸納，可以得出367個基礎構形元素，我們稱之為「形位」。其中314個是形、音、義具備的成字形位；53個是有形而無音、義的非字形位。它們分別具有不同的構字功能，是構成漢字、表現漢字造字意圖的最小的功能客體。

（二）小篆的組構是依層次進行的。個體的小篆是形位的累積。每個小篆或只有一個形位，或可拆分出一個以上的形位。而已經進入構字、體現了自身功能的形位及形位的組合稱作構件。在拆分過程中可以看出，形位累積為字元不是平面的堆積，而是依層次有序地進行的。在每一級組合中，隨著構件中形位數不斷增加，結構都發生著質的變化。漢字的結構層次是有序的，改變結構次序也就改變了這個漢字。有序的層次是漢字構形呈系統性的重要根據。

（三）小篆的每一層次的組合，都有固定的模式，每種不同功能的組合都可歸納為一種構形模式。小篆的構形模式可概括為六類：全功能零合成，形義合成，標形合成，會義合成，形音合成，義音合成。此六種模式可以涵蓋小篆97％以上。現將各種模式舉例如下：（附圖略）

（四）這六種模式中，義音合成的字佔87％以上。其餘五種模式僅佔12％左右，而且，它們絕大部分都在義音合成字中充當過構件，因而也可以包含在義音合成字的結構中。義音合成字，即傳統「小學」所謂的形聲字。它以義符為義類標誌，以聲符為示音標誌，前者為綱，後者為緯，構成了標誌鮮明的子系統。再以有序的層次來確定每個子系統中個體字元的相鄰相關關係，小篆構形系統就清晰地呈現出來了。

《說文》小篆之所以能夠進行定量分析，是因為在許慎作《說文解字》的當時，這種文字體制就已經不再通行於社會，成為一種歷史的文字；而且，許慎在經過對字元的優選之後又以字書的形式把這種文字的數目固定了。於是，這種文字體制的結構內部已不再發生質與量的交換與轉化。也就是說，它已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許慎正是因為把握了周秦時代漢字的發展規律，才對當時的漢字，做出了成功的規範。漢字在隸書和楷書階段的發展，受到《說文》小篆極大的影響，就是因為它既是人為的規範，又體現了漢字的自身規律。

七

一個經過人為規整的封閉系統的漢字可以把握，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並非一切歷史層面上的漢字都經過《說文》這樣精密的整理和科學的優選。那些遵循約定俗成的規律、隨著社會種種因素的變化而自發進行著內部元素與內部關係的建構和破壞的字元群，是雜亂無章的，還是也以系統的形式存在呢？這個問題對當代漢字問題的解決，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我們以西漢隸書為例［15］，來說明即使是開放系統的漢字字元群同樣是以系統的形式存在的。

在民間書寫的文本文字中，存在著同功能漢字的多種字樣，必須首先對他們進行三種性質的歸納：

（一）完全相同字樣的歸納。這屬於去掉重複的工作，是將一切文本形式的漢字改變為字表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二）結構、功能相同而書寫略有變化的異寫字的歸納。這些字的關係屬於同字異寫，或稱同構異寫。例如：（附圖略）

（三）功能相同而結構不同的異構字。這些字或因構件的選擇不同、或因構件的增減不同而異形，但記詞的功能是相同的，其關係屬於同功異字，或稱同詞異字。例如：（附圖略）

以上情況可以看出，從書寫與使用漢字紛亂的文本中，對以上三種字認同的標準，首先是記詞功能的相同，其次是結構的相同，第三是書寫字樣的相同。經過認同與歸納，文本漢字的紛亂現象減少，但系統尚未顯現。進一步的工作是採用優化的原則，在諸多異寫字中挑選出一個通行的字樣作為這一組字樣的信息代碼，其它字樣則作為它的變體。在諸多異構字中，也宜優選出一個通行的字作為正字，其餘的根據它產生的原因作為變體字或訛體字對待。字樣與字形優選的原則，首先應當是減少和統一漢字的基礎構形元素，適應漢字的構形模式，使字形的造字意圖盡量明確，從而建立與相鄰、同類字形的正常關係，找到自己在整個構形系統中的位置。經過字元的歸納和標準字元的確定，整個字元群的結構分析便呈現出如小篆一樣的有序狀態。這就是經過人為處理使漢字構形系統形成並顯現的過程。立足於系統的顯現，在這一過程中對個體字元進行優選，完全可以避免以往漢字簡化工作中顧此失彼的毛病。而這一目標，唯有冷靜的科學研究，細緻的對漢字本體進行處理，方能達到。

八

在決定漢字命運的時候，必須首先對漢字歷史發展的趨勢加以論定。在8—9年代關於漢字的爭論中，漢字構形的表音功能究竟有多大？漢字的構形理據是否還存在？漢字還能不能進行合理的分析，還是只能任意解釋？這些問題，都要在探討漢字構形演變歷史的過程中來解決。而漢字演變的整個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漢字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為什麼發生這些變化，其中包含哪些規律，只有對不同時期的漢字構形系統進行比較才能弄清。試以甲骨文與小篆的構形系統總體作一比較，可以看到以下幾個重要的事實［16］：

（一）甲骨文的標準形位有377個，與小篆大體相當，但它的形位變體就有2924個，非字形位的比例也大大高於小篆。而且，小篆的構字總量是9353個，而包含上述377個形位的甲骨文構字總量卻只有1311個，每個形位的構字頻率很低。這充分說明，與小篆相比，甲骨文字形不固定，形位的可歸納程度很低。

（二）在甲骨文的構形模式中，義音合成字只佔22％強，而會形、會義、形義等非聲合成模式卻佔到77％強。在非聲模式中，甲骨文的純會義合成字只有7個。小篆所沒有的會形合成字與形義合成字高達734個，佔了絕大多數。這說明，甲骨文的構件參構時的功能以表形為主體，構件表音、表義的功能尚未發揮。也就是說，在構形中，字元與語言的固定結合尚未完全定型。

（三）甲骨文的結構過程大部分還是平面組合，層次組合只有355個，連一半也不到。可見，甲骨文不但構件的功能以表形為主體，而且結構的方式也是圖形式的。

以上三點說明了殷商至兩周階段，漢字的整個系統處在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發展的階段。形位數量的固定和歸納程度的加強；構件功能從表形為主到以表義為主、表音輔之；結構方式從圖形式的平面組合到義音式的層次組合——這三點，就是這一階段漢字演變的主要表現。

再以小篆與漢代碑刻隸書的構形系統作一總體的比較，又可以看出以下幾點重要的事實：

（一）隸書的八分書——以至更後的楷書正字——在標準形位的歸納程度、以義音組合為主體、層次組合佔主導地位等方面，完全承襲了小篆。

（二）隸書形位變體、構件變體、異寫與異構字的數量大大超過小篆，是因為秦代「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文字的使用範圍越來越大，長期缺乏許慎這樣的專家進行整理、規範的緣故。

（三）隸書與小篆的主要差別在於，在隸書構形系統中，原來小篆的單形位構件大量變形，大量粘合，對構字意圖起作用的單位本來是由單形位的末級構件作基礎的，隸書卻轉移到由字元一級拆分得出的直接構件上。例如：「更」在小篆里是義音合成字，從「丙」、從「攴」，隸書粘合後，「便」、「蘇」等字的構字意圖就不能從原來的基礎構件去找，而要在直接構件「更」上去找了。這說明，隸書的義音化程度比之小篆更加大幅度增強，形體與物象的聯繫幾乎不存在了，在任何一個層次上，構件的表形功能完全被表義、表音功能所替代。

經過比較而看到的漢字構形歷史告訴我們，漢字字元本體仍缺乏準確的表音機制，性質仍屬表意文字，即使再規整簡化，在信息處理上，也不會比拼音文字更簡便。但是，它的義音化既有利於構件的總體簡化，又有利於字形的個體簡化。因勢利導，科學規範，充分利用表意文字的內在機制使其更為好學好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這樣做，有利於在初等教育實施時考慮到高等教育的延續，更有利於在適應當代、實現現代化的同時，照顧到歷史的繼承與文化的銜接。

前面說過，漢字作為經過數千年發展的表意文字，的確有它繁難而不適應當代的一面，為了教育的普及、科學的進步，對它簡化，為它制定標意符號，以至對它的徹底改革加以思考，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確的。有些人不顧漢字歷史和現狀的實際狀況，硬說它「比拼音文字還有利於信息處理」，「非常易學並能開發智能」，還斷言這種繁難的漢字「將會成為世界的通行文字」……用這些說法來否定漢字改革的重要意義和現實作用，不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有意的嘩眾取寵，這是我們無法贊同的。但是，在對漢字命運做出這樣與那樣的決定前，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更重要的是，起碼在現時，漢字還是我們必須使用和面對的實際存在。我們必須在使用好漢字的同時來思考對它的改革。如何使用以及如何改革，應當也必須求助於歷史啟示和科學的幫助。加強科學的漢字學的研究，將會起到以下兩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將使我們對漢字的認識更加科學而減少臆測，並為漢字的應用——漢字的規範、漢字信息處理、漢字教學等提供理論依據。

第二，在每個階段構形系統的測查與描寫完成後，漢字構形的發展歷史與發展趨勢的探討，當會產生突破性的進展。這樣，漢字的性質、漢字的優化和簡化等素來有爭議的問題，較易取得共識。這些共識將有助於我們為漢字的命運做出慎重的抉擇。

注釋：

[1]「六藝」及鄭眾所注「六書」，均見宋刊本《十三經註疏》中《周禮·地官·保氏》及其注。

[2]許慎《說文解字敘》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之說，以知「六書」為「六藝」之先教者。

[3]見盧戇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階》，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4]見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原序》，《官話合聲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5]章炳麟：《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原刊《國粹學報》19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見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單行本。

[6]《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一文中所說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漢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

[7]章炳麟：《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

[8]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9]魯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頁。

[1]魯迅：《門外文談》，《魯迅全集》第6卷，第1頁。

[11]轉引自曹述敬《錢玄同年譜》，齊魯書社1986年版，第33頁。

[12]見吳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文轉引自陳永舜《漢字改革史綱》，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頁。

[13]見王鈞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頁。

[14]見王鈞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第143頁。

[15]本文對《說文解字》進行的分析，原始材料根據徐鉉校本《說文解字》（中華書局根據陳昌治單行刻本影印，1968年12月版），其中個別錯字我們經過勘正。統計數字見齊元濤《〈說文〉小篆構形屬性的計算機測查》（《古漢語研究》1996年第1期）。

[16]本文所用西漢隸書的字樣，是從王貴元的博士論文《馬王堆出土帛書漢字構形系統研究》所附的字表中擷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