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事知多少｜剔除人類雜草，選擇優質伴侶

20世紀以來產生的現代健康、社會政策為優生學轉化為政策項目提供了制度條件。如今，人們容易將優生學和納粹德國聯繫在一起。納粹德國進行了很多社會工程實驗，其中包括強制絕育和對「墮落」的人進行「安樂死」。1933年的《後代遺傳性疾病防禦法案》要求醫生將病人的遺傳性疾病登記在冊。納粹在其統治時期內設立了200多個「遺傳健康法庭」（HereditaryHealth Courts），這些法庭判處進行了40多萬例絕育手術。

然而，優生學在政治光譜的各個部分中都有支持者，包括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歐洲，社會民主黨改革者在優生「科學」和政策實踐中都成了先鋒。許多優生學政策，例如對「墮落」者的強制絕育，得到了左翼的強烈支持並在民主國家中得以推廣。

△1936年，一張納粹德國宣傳絕育的海報。最上面的德文「Wie stehen nicht allein」意為「我們並不孤獨」。海報上印有當時有強制絕育法案的國家的國旗。圖中男子所持盾牌上印有《後代遺傳性疾病防禦法案》的德文名稱與頒布日期。

社會主義優生學家們將優生學視為一項社會技術，對其寄予厚望，尤其是當優生學與優生教育結合在一起時，更認為其能緩解諸如貧窮和酗酒等問題。社會主義的各種優生學，成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智識和政治計劃的一部分。在優生學的支持者或反對者中，都能找到女性主義者的身影。多數的反對意見來自自由主義者，他們反對國家對私人生活和教會，特別是天主教會的干預。

優生學家們呼籲，國家干預要基於科學，以免疾病纏身的民族進一步退化。福利國家的興起為抑制人種退化添加了新的動機：節省公共開支。迅速增長的福利制度越來越將目標對準「次等」國民——覆蓋面日益擴大的福利系統的主要獲利者。控制民族花園裡的「雜草」數目（譯者註：指控制次等公民的數量），因此看上去成為了降低福利成本的一種合理方式，也得到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以及女性主義者的熱烈支持。

比如，20世紀美國知名女性主義者瑪格麗特·桑格爾，同樣也是一名積極的優生學家。她倡導性解放和生育控制，相信這能將婦女從生育的生理負擔中解放出來。1925年，她寫道：

大自然會消滅雜草，但是我們卻把它們變成了寄生蟲還允許它們繁殖。

她在1922年還說，為了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開闢道路」，「阻塞道路，耗盡這個小星球的能量與資源」的「人類雜草」應該從民族花園中剔除掉。

△瑪格麗特·桑格爾（1879-1966），美國知名的女性主義者、優生學家、性教育工作者以及護士。

優生學家為科學地消除所有形式的社會病症與失序行為帶來了希望，通過相關政策仔細規範與人口繁殖有關的性問題。此外還有其他優生政策，包括教育項目、精神治療中的非自願關押、將子女帶離原生父母家庭、禁止結婚，還有特別針對流浪漢、「吉普賽人」和更寬泛意義上的社會異類——比如未婚媽媽、「性異常者」以及帶有生理或心理創傷者——的方法。

在英國，與優生學相關的考量明確地與殖民帝國的需求相關，而且他們認為被殖民的「他者」種族素質低劣，跨種族生育亦有危險，對此他們深感憂慮。然而，儘管高級知識分子們普遍支持優生學，鑒於自由主義在英國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對國家干預私人生活的不信任，使得優生學知識沒能轉化為現實政策——至少是在國家層面。

在歐洲其他地方，優生學面對的政治環境要好一些。像瑞典和瑞士這樣的國家——有意思的是，當時它們都不是殖民大國——已經將優生學政策研究、應用推進到了英國優生學家望塵莫及的程度。

△納粹德國的優生學家正在對一對雙胞胎進行身體檢查，以確保她們以後能生育健康的後代。

聲名顯赫的瑞士性學家、社會主義改革家奧古斯丁·福瑞爾（1848-1931），是1930年「國際優生學聯合會」的顧問團成員以及「世界性改革聯盟」榮譽主席。他認為構建一個基於福利國家科學生育管理的社會與國家秩序，是未來國家團體的道德責任：

用適當的方式規範生育是一項道德使命。這對我們種族的凈化很有必要。只有這樣，加上消滅毒品，才能夠阻止我們種族的進一步墮落並為我們帶來更好的未來。為了後代的進步、幸福和健康，我們應該這麼做，我們對此負有責任。

福瑞爾關於社會秩序基於遺傳特性並且存在危險的觀點，與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關於引入教育力量的想法走到了一起——即「只有從種族中選出健康的」才能改善國民身體這種想法，也應該和積極的、基於科學與理性的教育運動結合在一起：

讓科學自由且開放地啟蒙我們的性生活；然後，正常人的偽善就會消退，非正常人的偽善就會被及時地辨識出來並加以防範。

△「世界性改革聯盟」內部刊物。

鑒於性選擇對於生育規範的重要，福瑞爾極力推崇性教育政策。在他看來，通過有選擇的、科學的生育，國家秩序的邊界才能被建立起來並得以維持。他認為要教導年輕人了解與「下等」伴侶發生性關係的後果，而且有必要知道未來伴侶的遺傳信息。這很重要。「每個未婚妻有權，同時為了將來的孩子著想，也有這個神聖的義務」，福瑞爾寫道，「去了解未來伴侶的性經歷。」

1912年，瑞士禁止國民與「精神缺陷」和「法律上不能自理」的人結婚。這使得它成為第一個頒布基於優生原則的婚姻禁令，以防止生育有「精神缺陷」後代的歐洲國家。世界範圍內，第一部優生性質的絕育法令誕生於1907年的美國印第安納州。到了1930年代，美國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州都有了類似的法律，尤其針對那些被監管的個人，比如罪犯和那些被貼上「精神疾病」標籤的人。

1927年，最高法院因「巴克訴貝爾」案而聲名狼籍。它允許弗吉尼亞州對一個被認定為「精神不正常」的年輕單親媽媽進行絕育，而這個單親媽媽此前已經被收容，並隱瞞了她因被強姦而懷孕的事實。最高法院做出這樣的判決是基於：

與其坐以待斃地等墮落的後代犯罪，或者任憑他們因愚蠢而挨餓，如果社會能阻止那些很明顯不適合生育後代的人的話，這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更好……連續三代痴呆已經足夠了。

△立在弗吉尼亞州，紀念「巴克訴貝爾」案的牌子。

1928年，在福瑞爾思想的影響下，瑞士沃州（Vaud）實行了歐洲第一部優生絕育法。丹麥在1929年，德國在1933年，瑞典和挪威在1934年，芬蘭在1935年相繼效法。在瑞士，公眾集中憂慮各種各樣的社會族群看上去像是在給國家製造遺傳「威脅」：罪犯、娼妓、酗酒者、「不道德的」公民（特指未婚媽媽）、精神疾病患者、身體殘疾者、血友病患者、肺結核患者、癮君子、猶太人、「吉普賽人」和流浪漢。

值得注意的是，像淫亂、酗酒、精神不穩定、大小便失禁或者「浪費狂」（胡亂花錢的習性）這些標籤之間的區別經常是相當模糊的。「精神疾病患者」就是一個相當不確定的分類，它可以包括流浪漢、「道德感不強」的人、罪犯還有未婚媽媽（她們被認為是有道德缺陷的，因為她們沒結婚就與人發生性關係）。

醫學診斷和道德判斷之間的邊界，就算有，在優生學語境中也是不明確的，而且在解釋「道德神經衰弱」等概念時，兩者完全沒有區別。像福瑞爾這樣的優生學家一直呼籲國家對上述分類的「墮落」人群進行「人工絕育」，將它作為防止他們生育的合理方式。福瑞爾認為這個任務比什麼都迫切，因為他將以性特徵為標誌的「他者」和在性上「扭曲」的人——更一般地說，還包括所有女人——看作「更具有性問題」，因此會給國家帶來特殊的生育威脅。

△基督教禁止墮胎。墮胎被看作是傷害婦女身體的一種方式。女性要向上帝保證不自傷。

對「劣等」人群進行絕育是一件極具性別色彩的事情，這反映出優生學家強調女性身體要承擔國家的繁衍任務。之前對1944年頒布的沃州法律推行效果進行的一項評估表明，十例優生絕育手術中有九例施行在女性身上。類似的，來自蘇黎世的數據顯示，1929年至1931年間，共有480名女性進行了優生絕育手術（墮胎也算在內），而男性只有15人。絕育手術在其他國家也是一件極具性別色彩的事：瑞典超過90%的絕育手術施行在女性身上。

跟瑞典的情況相似，沃州大多數合法的絕育手術施行在年輕的女性社會「偏離者」身上。這些女性被看作是「不適應」社會的、貧窮的、大多數未婚，而且還被判斷為「低智商」。推行一種特定形式的女性性行為成為主要動機，因為「道德上鬆懈的」、「無拘無束的」女性性問題，或者「女色情狂」經常被當作強制絕育的理由。

比如，1920年代的蘇黎世，娼妓在被捕的時候要依法獲得精神治療。女人被認為比男人更容易得「神經衰弱」，娼妓也被認為更容易得病，在這種情況下，她們有時被強制進行絕育。兩位分別在1920年代和1940年代在瑞士報道絕育手術的精神學家，希格瓦特·弗蘭克和西蒙·吉克林克斯基提供了大量的案例來證明性過失和絕育之間的關係。

△1920年代美國宣傳優生學的海報。圖中文字：

某些人生而為其他人的負擔。

每隔16秒，就有一個人在美國出生。因此，這盞燈每16秒亮一次。

每隔7分半鐘，就會有一個高等人在美國出生，唯有他們有能力進行創造性的工作，並承擔起領袖的責任。全美約有4%的人處於這個群體。因此，這盞燈每7分半鐘亮一次。

每隔15秒，你們就會付出100美元去照顧那些本性惡劣的人，比如瘋子、心理脆弱者、罪犯或其他社會渣滓。因此，這盞燈每15秒亮一次。

1931年，位於瑞士首都伯爾尼的「貧困救濟會」的董事會簽發了一條批示，批評普遍存在的現象，即福利機構將婦女轉去進行絕育手術。批示特別以未婚婦女為例，認為「只有當她們表現出身體或者精神異常的跡象時」，才可以去絕育。「如果這個人身體與精神都很正常的話，（絕育手術）將只能因為淫亂才施行。」

絕育不能違背當事人的意願，即便她被貼上精神異常的標籤。在其他情況下，獲得「同意」的方式包括威脅著撤回福利保障或者將其送往勞動救濟所，再或者只有在同時「自願」絕育的情況下才能被允許墮胎。

如性別在生育能力消退方面體現出來的差異一樣，女性身體成為優生學憂慮的特殊來源。傳統上，生育是與女性身體聯繫在一起的，女性同樣被視為優生學家們所提倡的優生學教育以及國家規範特別重要的對象。如社會學家尼拉·伊瓦·戴維斯指出的那樣，關於「種族凈化」的想法傾向於跟規範女性性問題聯繫在一起。著名的瑞士醫生因伯登·凱瑟因此支持一個教育項目：向媽媽們灌輸一種「生育責任感」。這是進一步發展了福瑞爾關於性合理的原則，同時因伯登還呼籲強制體檢和「婚姻能力證明」（marriage ability attestations）。

△「為你的國家和後代挑選你的伴侶。」

絕育政策成為福利國家中最為極端的生育規範方式。「預防」性質的教育政策又補充了這些方式。福瑞爾和其他運動參與者們對優生性教育必要性和婚姻建議的強調，為優生學進入教育課程鋪平了道路。例如，1939年，在瑞士學校和官方組織里就印發了一本信息指南。這本信息指南教瑞士的年輕人了解跟墮落的外人生育的危險。還指出年輕人對國家共同體的愛國義務。年輕人被鼓勵著：

從身體以及道德健康，精神優越的家庭里挑選你的伴侶！這是你對你的後代與國家負有的責任。

配圖｜珊兒編輯｜毛毛本文系同道翻譯組出品歡迎分享至朋友圈轉載請註明來自「同道學園」微信公號（tongdao_dushu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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