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蕾：境遇與態度：社會轉型進程中的當代青年

　　摘要：本文是對「當代中國青年就業、生活及價值觀追蹤研究」專家研討會的觀點摘要介紹，與會專家分別從青年與中國社會轉型、教育體系改革、共青團工作的關係，以及青年價值觀與政治態度、青年與互聯網、青年與社會穩定等不同方面分別闡述了各自的主要觀點和前沿成果，既包括對現實中青年重要問題的分析也包括青年研究的理論反思和方法探索。

　　關鍵詞：青年境遇與態度 社會轉型 研討會

　　由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青少年與社會問題研究室主辦的「境遇與態度：社會轉型進程中的當代青年」研討會於2012年5月10日在社會學所召開。本次研討會定位為中國社科院創新工程項目「當代中國青年就業、生活及價值觀追蹤研究」的首次專家會議，旨在將中國當前的青年問題置於體制轉型與社會變遷的背景中進行討論。本次研討會關注的主題有：轉型中的青年教育和就業問題、青年文化和消費問題、青年互聯網行為及公民參與問題以及青年價值觀和政治態度問題；此次研討會共設計了「大學生、教育與青年問題」、「青年政治態度」、「青年與互聯網」和「青年與社會穩定」這四個專題的主題發言。

　　一、研究背景：青年研究的社會轉型視角

　　較之西方相關研究，中國的青年研究有其獨特的學科傳統和研究進路，其根本原因在於我國與西方國家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青年的特性之一便是對社會變遷尤其敏感，這是由青年所處的人生過渡階段所決定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青年「放大」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某些效應，將目光聚焦於青年，提倡青年研究的社會轉型視角，實為另一個側面的中國轉型研究。不同於過往研究中偏重的對於社會轉型結構性的宏大敘事，引入「青年」這一對變遷有特殊意義的群體，可以將社會轉型時如何在每一個經歷它的人身上刻下烙印的過程凸顯出來。

　　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研究員首先介紹了青少年與社會問題研究室的發展歷史、最近與金磚國家比較研究的合作以及即將推進的院重點課題的青年項目。近期國際國內的變化使得青年問題再次受到學界關注，在大國迅速崛起、社會變化劇烈的背景下，代際差異被凸顯，而青年一代正是大國走向未來的支撐者，這構成本項目的研究背景。本項目已經進行了全國性的大學生調查，下一步要做全國範圍的青年調查。已有成果表明，中國現在的青年一代與其他國家相比，代際的斷裂更為明顯和獨特，一方面是由於「80後」、「90後」的成長過程恰恰與改革開放相融合，國家經濟地位迅速上升、社會全面開放，他們的生活環境和上一代人差異非常大；第二方面就是人口控制政策帶來的家庭結構變化。現在城市裡這一代人多數是獨生子女，他們受到的關注、關愛和上一代人不完全一樣。再加上正是處在全球化大變革的時期，中國的價值觀念體系現在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這種矛盾也在社會對青年人評價的兩極分化中體現出來：既有尖銳批評的說法，像「月光族」、「啃老族」、「小皇帝」；也有積極的評價，特別是在汶川地震以後，在青年一代中激發了社會責任感。綜合這些社會現狀，進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全面、客觀地刻畫出這一代人的價值取向、行為方式、消費方式、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上的代際差異；同時也希望融合社會學的其他分析，比如以分層的視角探析青年一代內部的巨大差異。儘管當前諸如青年研究、家庭研究在社會學研究中都較為邊緣，但這些研究涉及到的都是社會變遷的具體承載者，青年一代馬上將成為社會的支柱，關乎國家未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問題。

　　二、大學生、教育與青年問題

　　(一)社會轉型下教育和就業體系的發展要求

　　團中央學校部杜匯良副部長介紹了團中央學校部的工作對象是中學、大學和研究生，是青年群體中在學校里成建制、成批次的最主要群體，他將教育和就業工作中遇到的實際情況與國家政策和宏觀布局結合起來提出了建議性的意見。

　　首先，教育和就業是民生最基本的要求，讓青年群體接受適合的教育、從事適合的就業，這是真正的民生。隨著社會轉型，一方面，中國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已經完成了由精英化向大眾化的轉變，由規模增長到了質量提升的階段。從「九五」末期到「十一五」末期，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2%提升到24%，並且按照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20年將達到40%。其實這個轉變對於中國來說來得有點快，據歐盟的相關研究結論，教育結構和教育水平直接關乎到經濟發展的結構、速度和穩定，教育超前並不一定意味著社會穩定。國外很多經驗告訴我們，當大量青年人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較高的人生期待和目標，但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不足以給這麼多青年人提供良好的就業機會時，他們的抱怨就會非常大，而且這種群體性的抱怨可能會醞釀成改革、革命或暴亂。另一方面，就業已經完成由純粹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從原來統包統分到現在雙向選擇，並且由單一的就業模式已經逐步向就業和創業共同並進的多元、靈活的模式轉變。也就是說，青年的教育和就業問題與日益複雜的國際國內矛盾結合在一起，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特徵、發展的特徵，事實上關乎基礎的民生和基礎的發展與穩定，關乎黨和民族的未來。

　　其次，要抓這兩個穩定，教育和就業的改革要求保持正確的方向和高效能的路徑。對於教育來說，有利於優秀人才培養的理念、模式、體系和體制非常重要；對於就業來說，需要完善有利於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政府引導、市場機制，制定相關就業政策。人才是社會治理的核心要素，培養一批具有中國素質的、具有創新領軍意義的高層次人才是關乎未來發展正確方向的關鍵要求。培養具備良好的職業素養，適應社會需要的職業人才是提升教育和就業效率的關鍵要素。雖然現在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很快，但我們的結構與德國、法國不同，更加強調發展研究型大學、綜合型學校。事實上，職業類學校對社會分工更為重要，我們的導嚮應該更重視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發展的水平直接關乎社會的發展與穩定，而我們在這方面的認識不到位，一些家長不願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讀職業學校，實際上對於孩子來說，讀適合自己的學校是最好的選擇，在這方面中國家長需要改變就業理念。這也是「十二五」規劃中專門講的「人盡其才、人才輩出」的良好體制。

　　第三，關於結構和布局的問題。北大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就業落實率現在是「兩頭高、中間低」(博士生的落實率最高，為83．0%；其次是專科生，為76．7%；再次是碩士生，為75．3%；本科生的落實率最低，為68．7%)，培養目標和培養過程之間不匹配；對於分布來說，表現為「向東向上」(傾向東部地區和高端工作)，因此，現在我們的結構是不健康的，我們要減少人才培養的系統性偏差；且希望職業和素質能均衡發展。

　　總結來說，教育和就業系統穩定的發展要求是：第一階段培養高素質人才，第二階段培養高技能人才，第三階段要統籌協調合理的、科學的布局和結構，第四階段要有一個良好的教育和人才分布的結構。

　　(二)教育的三個轉型建議

　　《中國青年報》前副社長謝湘根據自己調查所掌握的情況，從教育的角度提出三個轉變的建議：

　　一是教育的觀念應該由過去的重點校、重點人的教育轉到面向人人；二是教育管理的方式應該改變；三是教育政策應該調整。謝湘認為社會學視角和方法的借鑒對於記者開展工作很有幫助，並希望學術研究能對國家的青年政策產生影響，促成更好的效果，使這個群體更好地發展。

　　首先，高等院校依然習慣於按照上級指示對學生進行卓越人才的選拔，這種重視少數而忽略大多數的教育方式付出成本極大而社會收益很小並且會給社會造成不穩定，而這一問題至今沒有被中央領導或教育部門領導的重視。教育觀念亟需轉變，教育公平不能只是一個口號。過去由國家買單的精英教育現在已經逐漸轉變成人們自己花錢，理應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就業機會。

　　其次，教育部門現在主要的問題還是在圍繞升學這個指揮棒在做事，教育部門應該放開職業教育，把基礎教育、義務教育抓好，注重在基礎教育中培養職業態度、奠定精英人才的基礎。目前重點大學的教育管理和設置無法滿足不同層級、類型學生的需求，會為將來的就業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應該投入更大的精力，從基礎教育階段就讓孩子們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成長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興趣，和自己將來的工作接軌，高考獨木橋造成的青年就業難的問題是很難解決的，會給社會造成很大問題。

　　再次，教育政策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將人才過多地向研究型大學引導，會對教育結構產生不良的影響。世界經合組織(OECD)認為高等教育的過度擴張實際上會對青年就業問題帶來一種損傷，因此我們的教育政策制定和出台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政策執行過程中很多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很多事情既沒有強有力的保障，也沒有後續的跟進，這會給就業帶來新的問題。謝湘到廣西河池地區對免費師範生所做的實地調查發現，國家的很多政策如工資、編製、社保等一系列保障都不到位，那些年輕人本來是滿懷一腔熱血到下面去，而現在生存狀況令人堪憂。就業政策應該有完整配套的措施，而且還要有人不斷監督，與此類似的還有大學生村官政策。如果群體性的期待得不到實現，可能就會演變成一種政治意識上的不滿。

　　因此，要把青年當作一個社會的積極相伴而行的力量，應該從最基礎的教育政策開始，消除教育的不公，去面向人人，而且通過後續的職業技能的培養，使青年發現自己所長，發現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這對社會、對國家來講，是一個最好的信號。

　　(三)共青團組織與青年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團委書記季為民以多年從事共青團工作的經驗，提出了一些他認為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們必須搞清楚整個國家這幾億青年人口的真正狀況，他們的根本需求、缺失、問題和困難；國家、社會和各種青年組織能夠為他們的問題和需求做什麼———建立機制、提供政策或是項目支持。

　　近幾年來，時代變遷給共青團的基層組織建設帶來各種各樣的困難，團中央針對流動人口等情況做出了一些調整和新舉措。季為民介紹了針對社科院的中青年知識群體的青年工作，包括政治及價值觀引導、輔助其科研成長、解決他們實際的生活需求三個方面。此外，團委一直與團工委協作進行一些研究項目，如青年價值觀的研究、國際上青年遊行的研究及青年角色塑造的研究等，主要是針對中央國家機關，採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建模，分析對中央國家機關的青年角色成長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以便之後對機制及政策措施提出一些科學性的工作方法。

　　杜匯良認為，從整體來說，黨、團的系統在現在的發展之中，尤其是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除了在傳統部門如學校、政府機關、國有企業還能保持著原來的態勢，在其他系統都面臨著新的考驗。從團的十六大以來，一系列的改變圍繞著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開展，包括基層團建融入到人才培養中去。在很多高校就業方面，團的工作做得很多，如就業培訓項目、就業崗位實習等。針對青年農民工群體，通過多種形式建立團組織，很多省都有駐外團工委，確實要保證找到人、給他們做培訓，關心日常生活、關愛他們的子女、開展系統的培訓、申請小額貸款等等。另外還包括通過微博、網上建團，多種形式並舉。在促進青年就業方面，引導學生到西部基層就業、開展村官項目，也通過創業基金、創業培訓，進行「思想引領、成長服務」兩方面並重的工作。謝湘認為共青團組織的鮮明特徵在於它不是一個直接的管理部門，所以經常要聯合其他部門和單位一起來做各種工作。再有，相比婦聯和工會在保護女工利益等方面時常能聽到一些聲音，而團的組織更多的是偏重青年思想教育，其實在青年人的利益維護方面、在反映青年人本身的需求和政策建議上，有很多內容是可以讓團組織出彩的。

　　三、青年政治態度

　　(一)青年價值觀以及政治社會化研究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少年工作系主任吳魯平教授首先回顧了80年代以來他對青年價值觀問題的研究歷程，同時介紹了國內外不同角度的探索成果：如早期社科院以現代化角度切入的「75一代人的價值變遷」問卷調查和分析研究；1997－1998年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和日本、韓國合作進行的東亞文化變遷研究，主要是看儒家文化在社會的變遷中的保存以及三個國家的對比；1997年至今的美國密歇根大學的「世界價值觀調查」，以後現代理論為範式，從調查晴雨表中發現，歐洲的價值觀轉向後物質主義，注重民主，經濟穩定安全已經被認為是理所當然。近年來後現代理論注重精神層面的幸福，研究因此提出「奮鬥層面是怎樣」的問題，研究發現，日本是高享樂主義、低奮鬥精神；韓國是高享樂、中等奮鬥精神；新加坡的享樂意識是不太明顯的，奮鬥精神還很高；而中國未來是什麼走向需要進一步的探索。此外的其他理論視角如消費主義的視角、全球化的視角以及代際價值變遷等理論，都為國內青年研究提供了借鑒。

　　隨後，吳教授著重闡述了自己從2008年至今所做的「政治社會化」研究。根據學術期刊文獻檢索，1970年代是美國對政治社會化的討論最火熱的階段，包括大量的政治學、社會學以及少量心理學研究，從國家認同、政黨認同的層面到每一個具體問題比如公民權問題的文獻都汗牛充棟，都可以囊括到政治社會化的框架下。研究方式經歷了從初期的系統理論到後期採用認同理論(以接收方為視角、側重心理層面)的轉變。主要有這幾方面內容：第一是國家認同，傳統上稱之為「愛國主義」；第二是政黨認同，但西方研究不同於國內支不支持政黨、贊不贊成政黨的研究；第三是政府角色，包括社會期待和對政府治理的評價；第四是最深層次的制度層面，比如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對於中國而言，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人民代表大會制是核心，構成吳教授研究的重點，側重製度層面的探討。他的研究認為，政治系統的變革包括認同層面和行動層面，而政治參與則恰恰是體現公民社會的生長點，參與變革的兩個機制則通過選擇性認同和選擇性行動發生變遷。該研究目前正處於最後撰寫報告的階段，將包括對政黨制度的認同、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認同、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同、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西方(美國)的政治體制對比研究、政治參與(包括網上參與和網下參與)、慶典意識的作用、青年如何看待不同話語等方面。

　　(二)青年對待共產黨執政的態度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少年發展與政策研究院周擁平教授擇要介紹了項目背景和具體工作設計，「共產黨執政基礎指數」是問卷調查用於測量青年人對共產黨執政到底怎麼看的一個重要指標，該指標賦值為0－100分，綜合了對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認同、對黨員幹部是否持正面評價、自身有否加入意願這幾個變數，以此完成對某群體對共產黨執政態度的測量。從結果上看，各社會群體的評價大都處在中間的基數。在測量和實施上，研究推進的關鍵是要結合調查方法。因為較長的問卷往往很難實施，信息量和質量通常成反比；所以調查基本上是在公開場合、問卷盡量控制在兩頁之內，在某些問題上再作追問，儘力保證獲得被訪者的第一反應。該研究主要定位在對真實態度的掌握。

　　從研究發現上看，2005年調查顯示的總指數是60多分，2011沿用原來的方法再次調查，通過兩次數據比較，總指數下降1%，下降速度不如原來預期。按周教授的分析，這幾年願意加入共產黨的青年人數增加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並進一步推測這與就業難是有關係的，因為入黨有利於獲得體制內職位。周教授還介紹了今年展開的新調查———「青年陽光指數」調查，基本上就是對社會的評價、對自我生活的評價，也涉及到一些對共產黨執政有效性的評價，保留了原問卷中某些問題以便做長期對比，另外增加了大量對社會的評價，包括對社會道德水平、人際關係，甚至包括對愛情觀的評價。

　　最後，周教授提出一些針對性建議：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來考慮監測青年群體，最重要的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治態度，比如將執政基礎指數作為一種監測指標，看它到底怎樣變化；二是就業指標，監測失業、就業情況；還可以附加上就業和生活質量的關聯度。因為，青年人即使失業，他們的生活質量不一定下降，很多人還可以獲得父母的資助。假如統合觀察，失業率持續上升，就業和生活質量的關聯度持續上升，即失業了、生活質量也下降了；假如發生這種情況，發生青年上街的事件很可能是難以避免的。周教授進一步解釋為中國社會現在的基本矛盾或者說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兩個局面，一是制度成本太高，具體表現在稅收高和灰色成本支出大；二是勞動力成本上升，會造成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這個矛盾會持續積累直至最後爆發。所以現在應該著重監測這幾個指標。

　　四、青年與互聯網

　　(一)網路社區的力量和青年網路文化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網路輿情》執行主編祝華新以微博女王姚晨粉絲數2000萬和韓寒博客累計訪問量6000萬與《人民日報》的發行量280萬、累計定戶數2000萬相對比為例，並透過5．1億網民規模以及微博作為新媒體和智能手機的擴展趨勢分析網路社區發達凸顯的影響力。他指出，博客、微博成為一個網民自己決定如何發表信息和看法的新空間，自媒體和網路社區賦予了年輕人自主的話語權。從微博對社會議題和熱門事件的即時轉發和海量評論來看，傳統媒體正在失去引領社會主流輿論的功能，而在某種程度上越來越成為互聯網的附庸。同時，網路輿論也經常轉為網下行動，超越輿論管理和新聞宣傳意識形態傳播的方式成為一個非常現實的社會管理難題。比如2011年大連市民反對PX項目，出現了「集體散步」，藉助於新媒體，一夜之間老百姓自發聚集了幾萬人到市政府門前廣場抗議，迫使市委書記兩度出來接見市民，當場承諾搬遷。再如去年淘寶網「網路暴動」，部分中小賣家因不滿大幅上調保證金和服務費引發集體行動，引起了商務部的高度關注，促使馬雲推遲了淘寶商家管理體系升級。此外，QQ、BBS、人人網等社交網站也具有強大的組織動員功能。美國規模浩大的「佔領華爾街」青年運動完全是通過Twitter發起的。這些社會行動都是新的提示：新聞資訊，甚至社會運動可以不藉助傳統媒體而闖入公眾世界。在這樣的發展態勢下，中央非常重視互聯網，2009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人民日報社考察，幾乎用了一半時間在與網友對話。總書記的重要判斷是「互聯網已經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

　　祝華新回顧了文革之後、開放初期出現的潘曉討論，質疑「青年的人生道路為什麼越走越窄」，更多地傾向於認為幾十年傳統的原教旨主義信仰的破滅。他進而談到「屌絲」現象。「屌絲」自嘲為「窮挫矮」，將「官二代」、「富二代」稱為「高富帥」，「高富帥」搶走了他們的女朋友「白富美」，這裡充滿了小人物的自我認同、自我減壓，當然也有些辛酸和樂趣、「重口味」的調侃。在這種插科打諢中更多表達的是社會發展機會不均給他們帶來的「集體焦慮」，這種「集體焦慮」成為網路輿論的特徵。尤其是對於底層社會，無論農民工還是普通大學畢業生，如果沒有特殊家庭背景，在事業上很難進入公務員序列，而今天經商發家的門坎也越來越高，社會改革的土壤已經板結、社會向上的動力已經停滯。如果要把握青年人的心態，就是這種巨大的社會不公和改變這種社會不公的無望。他列舉了每年600萬大學畢業生擁擠在就業市場上「就業難」、「安家難」的困境，「逃離北上廣」和「逃回北上廣」的兩難，弱勢群體和規模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的生存境況；認為未來社會穩定的關注點應該是在城鄉結合部，因為這裡是兩大社會群體———農民工和600多萬大學畢業生交匯的地方。如何給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以職業的安全感、溫暖感和認同感關係到國家的維穩大局。政府和社會要著重把握今天年輕網民的複雜心態、認真傾聽不同的聲音，以便擴展和修正社會治理思路。這種年輕人的集體焦慮與今天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疊加密切相關，後者可概括為底層社會上升通道堵塞、中產階層由於高房價產生嚴重的被剝奪感、富裕階層產生嚴重的移民傾向以及特殊利益集團的末世情結。在社會流動停滯的情況下，官民之間對抗情緒在加劇，比較典型的反應是「拼爹」現象、「國產四大名爹」。年輕一代不僅是對社會不公的失望，甚至涉及到國家、民族的歸屬感。他認為年輕人的看似「瘋狂」值得關注，對於偏激情緒需要雙管齊下治理，一方面要糾正網上的偏激的內容，清除有害信息，但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花大力氣改變網下現實中的不公，給青年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動通道。

　　祝華新還提供了一個研究青年文化非常便捷的角度和輔助手段———網路流行語，可以用來解讀今天的社會矛盾和現在年輕人比較敏感的心理。這些流行語是網民的語言，網民藉此來辨別對方是同類還是異類，經常和社會事件、電影、娛樂節目相連，借題發揮或圍觀起鬨，以此來疏解內心的壓力。比如，「淘寶體」更多的是傾泄一種感情，「高鐵體」主要是傾泄對政府的質疑，「輕度體」也同樣是傾泄對社會的質疑，「hold住」更多的是表現年輕人面對社會的從容、洒脫的心情，「自嘲體」等未必有特殊的政治內涵，就是年輕人在網上的自我減壓，「咆哮體」看似張牙舞爪、實際上衝擊力很弱，是一種集體的減壓和宣洩，最新的「甄體」，看似文質彬彬、非常儒雅，但顯得格局非常小，這與今天青年人的視野越來越狹隘有關。

　　祝華新特別關注媒體應該如何與青少年展開對話。一是要大力打通兩個輿論場。目前官方的輿論場———官方媒體和所有官方的教科書、教育機構，包括學校和科研機構、主流意識形態機構所傳播的官方意識形態與民間老百姓的口頭輿論場———民間的、意識形態兩者之間存在巨大的隔閡和對峙。這也體現在電腦和電視的對峙、CCTV《新聞聯播》和「天涯社區時政版塊」的差異中。他曾撰文論述「電視和電腦合起來才是一個真實的中國」。新華社前總編輯南振中幾年前就提出存在著「兩個輿論場」的觀點，兩個輿論場重疊部分越大，輿論引導的針對性有效性就越強，如果重疊部分越小，針對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根本就不重疊，那麼官方和官方媒體正在面臨失去影響力的威脅。二是要高度重視意見領袖的作用，今天他們的影響力遠遠超過黨報、教科書、官方媒體和父母，對年輕人的影響是巨大的。美國Twitter的統計，兩萬名精英用戶，比例不到Twitter註冊總用戶的0．05%，但是Twitter上一半的貼文就是對這一小撮核心網友貼文的轉發和評論。從傳播學角度來說，這一小撮網友掌握著議程的設置權，從而掌握了輿論引導權。他進一步建議青少年工作、共青團工作應該推出自己的意見領袖，既要清除不良信息，又要講究網路信息的營養性和知識性，這是今天團的工作能不能具備意識形態影響力所面臨的挑戰。祝華新高度評價廣西師大的「理想國」叢書和文化沙龍以及網上的「人格模板」對年輕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事業觀的深遠影響。他還非常讚賞並建議通過「微公益」培養參與型人格，認為網路微博容易培養與社會不合作的心態，但未來的社會轉型、公民社會需要參與合作者、建設者。微公益在中國歷史上功不可沒，它幫助年輕人找到了堅守個人理想和融入社會最佳的位置，對中國未來的國民應該有很大的人格示範作用。同時，他呼籲媒體多發掘社會的溫暖因素，多一些身邊真善美的草根的報道，不要人為放大這個社會的悲慘，不要讓年輕一代心理失衡，對社會做出誤判。

　　他在這裡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把網上的批判能量變成現實中的正面能量？應該將其引導到正確的決策參與、建設性參與。與其打壓民眾的參與熱情，不如擴大政治參與的制度化渠道，才能釜底抽薪地保證社會穩定。三是鼓勵年輕人用好網路學習的充沛資源，如網路公開課、維基辭典、互動百科等。四是警惕微博毒性，提高媒介素養，主張微博時代要鼓勵鏈接、避免微博局限性，鼓勵從微博回到博客以助於邏輯梳理，最根本的是鼓勵回到讀書。五是鼓勵各階層上網對話，官民、政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多元互補、相互制衡，有利於網路輿論的生態平和，尋找社會最大公約數，希望年輕人養成更加開放的視野和更加包容的心態，希望政府更加包容、努力推進信息公開、恪守執政底線，才能涵養合理社會心態、壯大主流輿論、凝聚思想共識。

　　(二)青少年群體與互聯網研究反思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卜衛研究員回顧了中國從1996年開始參與的世界互聯網調查，對以互聯網的定量研究方法進行了反思：在互聯網普及初期，用定量的方法可以了解青少年如何使用互聯網及其對青少年生活和學習等方面的影響，但是定量研究默認了背後的一些理論預設，包括：一是傳播學理論中的效果理論，假定這是一個強效果———互聯網徹底改變青少年生活或者改變社會，現在對效果理論有很多爭議，還有其他的理論與之競爭；二是假定整個用戶只屬於一個社會階層，且這個階層是社會主流，而非主流的人群其實在中國是大多數，但是在這個研究中沒有考慮；三是技術決定論，認定媒介中心和社會中心兩分，忽視了兩者之間的博弈過程；四是認同國際標準，也就是會用一些國外的概念來測量國內青年，這個結果是不對的；五是比較認同主流的媒介素養標準。因此，這樣的研究忽略和排除了某些方面。

　　在反思的基礎上，卜衛研究員進一步闡述了2008年之後互聯網研究的現狀和問題。一是現有的互聯網研究主流之一是要研究新媒體如何發展以及傳統媒體如何做大做強，但是比較少地討論各階層的受眾、平民對新媒體的接受和使用。二是研究不分層，將中產男性，主要是網民和城鎮居民的經驗代替所有人的經驗，工人、農民工、婦女和殘障人士使用互聯網的經驗被排除和忽略。事實上，殘障人士做廣播電台做得特別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購買了他們兩年的節目內容，社會對殘障人士只能做盲人按摩的誤解也應得到破除。三是研究視角主要是商業視角，包括如何填平數字鴻溝、讓更多人上網，網路可以有更多的廣告、賺更多的錢，或是政府控制的視角、學者研究的視角。但較少以網民自身的視角來分析他們怎麼看待媒介新技術，到底媒介新技術是增加了他們的權利還是減少了他們的權利，幾乎沒有這方面的研究。四是互聯網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從外部輸入的先進力量，包括農民，不管他是否能用上、他怎麼想，他被迫要跟上這個所謂的時代潮流，在這種前提下，各種其他力量都被忽略和排除。大多數論文是把人民當作技術普及的對象、影響的對象和爭取的對象，但是他們沒有行動能力，他們怎麼用這種新技術和老的技術結合起來做社區改變，這些都被忽略了。五是沒有歷史視角，比如當年潘曉是一個農民工，後來出走了，這個探索特別有意義，就是青年人怎麼探索生活的意義。當談到媒介融合，一般就是電視和互聯網，其實媒介融合是因地制宜的。新媒體和老媒體、傳統媒體並不是沒有關係，其實非常有關係，包括地方戲劇、農民山歌表演隊、舞蹈隊等等，因為沒有商業利益，所以人們並不關注，但實際上它在區域性社會運動，比如打擊人口拐賣、抗擊艾滋病、反對針對婦女兒童的暴力等研究中，都是與新媒體競爭的非常有力量的媒介。六是對互聯網推動社會的前提缺少反省，比如誰會進步？誰因此會擁有更多的權利？為什麼會進步？怎樣進步？是增加了權利還是控制？增加了誰的權利、誰的控制？缺少批判視角的研究，比較集中於技術決定論。最重要的是，沒有從青年這個群體的視角，特別是被邊緣化了的這個群體的視角，看他們對媒體新技術的創造使用。青少年，包括兒童，他們對媒介的使用和創新已經改變了媒介的定義，以前認為一定的組織技術、一定的受眾是大眾傳播的標誌，但現在大眾傳播已經被定為一個統一體。一些勞工研究發現，青年農民工們正在創造一些新的媒體形式，比如MV———用自己的歌曲配上生活的圖片，放在網上；比如2012年的「打工春晚」———請崔永元主持，不用排練，所有的節目都是現成的，在春節前後，每天有一萬多人網上點擊，非常有影響力。

　　卜衛研究員還強調應該特別注意青年人群本身對新媒介和傳統媒介的影響，網民不僅影響主流價值觀，也影響媒介的經營方式，同時創造一些另類的媒介，比如童謠、青少年搖滾文化、貼吧、視頻、網上廣播電台，特別是藝術節和音樂節。比如搖滾音樂節上盲人民謠歌手周雲蓬，專門唱底層生活，他今年唱的就是讓上萬青少年歡呼的買房子，唱房地產商，唱社會對年輕人的不公平。周雲蓬有一首特別有名的歌《中國孩子》，每次有成千上萬的青少年不斷地歡呼，讓他返場唱這首歌，因為它代表了他們的心聲。以往的研究低估了青年群體的能動性，認為他們被媒體毀滅或是被媒體解放，而他們正面利用媒介和新媒體的經驗沒有得到正視和研究，現在很多青少年自己參與了流行市場的發展，他們不僅是消費者，也是流行文化的創造者。在研究的過程中，還應該關注媒體的使用怎麼使青少年能擁有更多的權利，是增權還是減權，能不能表達他們更多的心聲。

　　最後，卜衛研究員介紹了自己從2005年開展的新的媒介學研究，並聲稱這是批判的社會科學研究。這個研究有幾個特點，一是要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研究者和參與者意識提高的過程；同時也創造一些行動，看看什麼樣的行動更能促進當地社區的積極改變。理論方面，採用傳播學框架研究整個的媒體技術，包括最老的媒體、當地戲劇，試圖發現所有這些技術對各個群體的賦權作用。首先對人群進行分層，然後看這些社會變革中，什麼樣的行動是有用的，新技術在這個過程中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針對以往研究的缺陷，增加了對不同階層人群使用新舊媒體的一些經驗研究，而不僅僅是互聯網，主要是依靠田野調查、民族志和一些定性研究；另外也增加了對佔大多數人的邊緣群體的研究，比如農民工、農民、被拐賣的人群、艾滋病感染者和少數民族，分析他們怎麼利用替代性媒介，研究這樣的媒介對增進其權利和賦權的作用。目前做的勞工文化傳播研究也打破了媒介的框架，因為不同的人群會有自己的媒體框架。她注意到現有研究中其實比較忽略青年的聲音。在對以往的簡單的用戶使用分析、以市場開發為目的、或者以控制輿論為目的的研究進行了反省之後，卜衛研究員希望開展以人為中心的研究，在勞工研究中以青年勞工為中心的經驗研究和具有批判視角的研究。在新媒體研究中，看這些新媒體怎樣嵌入不同人群，在此基礎上，從不同人群的視角來探討新媒介的作用，而且會施加一些行動，看哪些作用會更有利於社會變革。

　　五、青年與社會穩定

　　(一)青年群體的成長環境和認同研究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研究生工作部部長、研究生院副院長、青年發展研究中心任《蟻族》的主編廉思副教授分析了國內外群體性事件與「蟻族」利益訴求之間的關聯，總結出「蟻族」參與群體性事件的幾個特徵：首先，參加者與事件的起因沒有直接關係，絕大部分參與事件的人都是表達自己的不滿；二是集中的領域往往是政治領域，而不是經濟領域；三是事件的突發性強，沒有精心預謀和組織的過程，既無組織也無領導；四是事件發展的不確定性和非線性，都是由小事引起的，發展方向無從預期，容易導致政府誤判，事態不可控制；第五是參與主體為「蟻族」，但實際上沒有固定邊界。例如突尼西亞騷亂開始的參與者是「蟻族」，是底層知識青年，但是隨著事件的發展，實業界人士、失業工人、失地農民、底層藝術家都參與進來了，尤其是持異見分子的加入，使騷亂事件後來有明確的政治導向意圖；六是虛擬影響現實。

　　廉思從2007年到2010年帶領一支青年人的研究團隊，以低收入大學生群體作為研究焦點，開展了全國性調查，他們關於「蟻族」的報告使社會大眾對底層知識青年群體的生存狀況有所關注，近兩年來，他們的研究進一步發現，作為剛邁入社會的大學畢業生，「蟻族」對社會的認識往往是大學老師給予的，即青年教師的思想與「蟻族」的價值觀和行動是息息相關的。因此，「蟻族」研究的第二個階段轉向全國高校青年教師的調查，收集了5400份問卷，得到各界重視。調查報告分十個專題，包括基本情況、收入情況、兼職情況、思想狀況、學術道德、教學科研、網路行為、社會不公平感、女性青年教師。該研究發現，高校青年教師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元化、選擇多樣化的情況下總體狀況是好的，但思想呈現出兩極性：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基本認同，另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有效性表示擔心；一方面對社會主義制度基本認同，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表現擔心；一方面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表示贊同，另一方面又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表示擔心；一方面對黨的執政地位表示認同，另一方面又對黨的執政地位的長期穩固表示擔心。大部分青年教師對普世價值表示認同，其中對「自由、民主、公正」的認知度均超過50%，只有9%的人認為世界上不存在普世價值。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未來的發展趨勢」，31．5%的人認為各走各的路，31%認為最終走向社會主義，29%認為兩者融合產生新的社會形態，僅有8．6%認為社會主義將成為未來主流的社會形態。對於「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同樣存在不一致性，51．7%認為中國應當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共產黨領導，20．4%認為中國應該堅持共產黨領導，但不一定要搞社會主義，15．6%認為中國應該搞社會主義，但不一定堅持共產黨領導，12．3%認為不一定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對「黨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性」，他們趨向用發展的階段性成果來評價，這種建立在實用主義和公正主義上的認同具有脆弱性和不確定性。目前青年教師中還存在負麵價值觀的課堂式輸出，儘管高校應有批判性，但是應該提倡理性地看待這些問題。

　　研究拓展的第三部分是即將開展的新生代(80後、90後)海歸調查，同時準備開展青年意見領袖的訪談，以及虛擬社會運動研究。在後續討論中，他進一步談到2010年的調查發現「蟻族」的一些新變化：一方面「211」大學的畢業生數量在增多，超過了專科職業院校的比例；另一方面研究生「蟻族」和30歲以上的「蟻族」在增多，說明「蟻族」改變自己的境況越來越困難，這涉及到如何給青年人樹立一個合理的奮鬥預期。他強調不能就「蟻族」而談「蟻族」，要把「蟻族」放在青年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結合知識分子的脈絡重新制定政策。因為我們黨歷來都是很重視知識分子的，關鍵是讓體制外的年輕人如何認同現有的體制。原來大部分的大學畢業生都能進入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都能參與國家管理，現在面臨著如何讓大部分未進入體制內的年輕人認同這個體制的問題。

　　(二)獨生子女調查與城市青年就業穩定性研究

　　獨生子女是中國備受關注的一代，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院宋健副教授首先介紹了2009年11－12月所做的獨生子女現狀調查，調查對象是1975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現有人口。考慮到現在農村空心化很嚴重、大量的年輕人在城市裡，所以此次調查口徑做了標註：「現有人口」，既包括戶籍人口也包括農村流入人口。調查選擇了4個地點。利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獨生子女比例，把最接近平均水平的三個省份選出來，再計算上述三省各城市獨生子女的比例，再加上北京。調查方法是調查員入戶面訪，委託了調查公司，督導老師一直隨訪、督導。該調查數據清理完畢後，2011年，利用這個數據又研究了獨生子女的生育願望、代際狀況及「啃老」的問題，實際上也是和父母代際互動、經濟互動的問題；還把住房因素也放到經濟互動里，可能以往很多研究並沒有特別考慮住房，如果把父母的力量也放到住房消費上，「啃老」的比例會大大增加。

　　宋健老師還介紹了最近進行的兩個研究，一個是關於青年「拼爹」的問題，青年的初次就職是否會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初步結果顯示，家庭的直接背景不會影響初職，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有一個教育的代際傳承，這是一個間接影響。另一個是關於青年職業穩定性的研究，關注現在青年人頻繁跳槽的現象。根據2006年上海市就業促進中心發布的一個報告，2005年上海市勞動力在同一個單位連續工作的周期平均不到4年，職業流動周期與勞動者的學歷成反比，和年齡成正比。文獻回顧發現相關研究非常缺乏，關於青年的職業穩定性沒有直接研究，只有關於失業率和職業選擇影響因素的研究。總和工作流動率與總和職業流動率分別是3．12和2．60，如果按照2002年的城市青年就業平均流動率，一個人的一生大概要換3．12個工作，他的職業要更換2．60個，因此，青年人的職業流動是很頻繁的。宋健老師指出，做青年的職業調查的時候，按照全國的標準，職業分類是分成八大類，但如果用人口普查的分類，2000年和2010年的七大類分類中，青年就業的職業是非常集中的。因此在做基礎研究的時候，首先把2000年和2005年抽樣調查數據中的青年分布全部做出來，大膽地根據五普職業分類與代碼，並結合青年職業的特點，將所有選項歸為9類，並劃分為兩大類，一個是低端職業，一個是高端職業。

　　該研究採用的主要理論是職業聲望理論和職業生涯發展階段理論，研究假設有兩個：一個是低端職業穩定性更差，二是隨著工作年限的增長，職業穩定性呈現U型變化。核心概念是城市青年和職業穩定性的概念。職業穩定性是指在從業過程中，勞動者是否進行了工作變動以及變動的次數或頻率。在3000多份樣本中，除掉了從來沒有進入過職場的300多份樣本，最後剩下2700多個樣本。因變數採用泊松回歸。研究的主要結論包括：一是青年的職業穩定性確實比較差。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青年都換過三次以上工作，研究假設一得到驗證，越是低端職業穩定性越差。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是就業最終能穩定下來的拐點是10年左右。假設二也得到證明，剛開始的時候職業穩定性差，過了一個拐點之後，工作逐漸穩定下來，呈U型分布。另外一些有作用的控制變數是年齡、戶口、受教育程度、子女情況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年齡來看，35歲以下的青年人跳槽的經歷越多，他們選擇工作的資本就越多。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工作穩定性更好一些，初職會是比較高端的職業，轉換成本也更高一些。子女狀況的影響是比較明顯的，有子女的人工作穩定性會更好一點。

　　六、總結與討論

　　目前學界的一個基本共識就是：「80後」或「90後」這一說法已經不足以揭示青少年群體內部的巨大分化，不少研究者都更加重視青少年研究與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之間的關係。在筆者看來，這主要分為以下兩個方面的研究：

　　其一是注重青年群體本身的社會分層及內部分化。隨著青年走向工作崗位，他們自身已經出現各種階層分化。「80後新生代農民工」與「80後城市白領」顯然有著巨大的階層差異和社會距離；體制內與體制外的青年人在收入與消費、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方面也有所不同。同時，青年內部分化不僅是體現在傳統的社會分層(職業、收入等經濟指標)意義上的，還體現在生活方式和風格、消費模式和態度、亞文化小圈子和身份認同等方面。各種被標籤化的、非學術意義上的「一族」概念，諸如「月光族」、「卡奴族」、「布波/Bobo族」、「NONO族」(NO Logo)、「樂活族」(LOHAS)、「窮忙族」、「尼特族」(NEET)、「飛特族」(Freeter)、「快閃族」等等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青年群體的內部分化和細化。雖然這裡的不少概念源自於西方發達社會，它們在中國的現實對應體或許還處於萌芽狀態；但在全球化的時代，信息和價值觀的傳播速度往往會超越社會結構的變遷速度，青年人更容易先從思想上受到外部影響進而結合自身狀況轉化為實際行動。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這些五花八門的不同青少年「族群」倒是為我們繪製了一幅當代中國「青少年社會結構」的另類圖譜。

　　其二是注重分析在城鄉之間、不同社會階層在代際傳遞上的差異，特別是先賦性因素(父輩家庭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文化資本等)對不同青年群體向上流動的影響；在現實中這突出地體現在人們對「官二代」、「富二代」以及城鄉青年教育機會不平等的高度關註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十多年來影響著中國社會分層研究的「市場轉型理論」範式的大量討論(邊燕傑，2002；邊燕傑等，2008)無論其具體觀點是贊成、修正或反對，一直都只是成年人的視角，關注的是成年人的不同社會階層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利益、機會和權力的得失消長、延續或再生產問題，而嚴重缺乏青年和代際傳遞的視角。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有三十多年，新的一代已經逐漸走向社會生活各個舞台並開始成為骨幹力量，在新的階段，我們認為社會分層研究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引入青年和代際的分析視角。因此，青年研究是對中國社會分層與社會轉型研究的必要補充和完善，並會不斷豐富其成果甚至可能產生出新的理論範式。

　　其次，青年問題雖然涉及面廣泛，但其中教育和就業方面尤為重要，直接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和長遠發展。其中，大學生群體和新生代農民工又是備受關注的兩個重點群體。大學生就業難和對於體制內工作崗位的熱衷等問題不僅反映出高等教育體系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出現的偏差以及大學生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還折射出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衡特別是體制內崗位的優勢地位(工作穩定性和隱性福利)。而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對城市認同感更強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鄉之間「進退兩難」的處境更凸顯出我國城市化新階段和戶籍制度所面臨的困境。此外，各類資源的地區分布嚴重不均衡(特別是集中於大城市)更加劇了青年的就業難題和城市生活壓力，「蝸居」和「蟻族」現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青少年群體作為網路社會和數字時代的「原住民」，他們幾乎從一開始就處於一種網路化的生存狀態，與網路社會有著內在的密切關係。在互聯網的發展中，青少年群體體現出了更多的主體性和創造性，這一點尤其值得重視。青少年不僅是網路技術的運用者和網路新媒體的被動受眾，更為重要的，他們還是網路內容的生產者和網路流行文化的創造者，在網路時代他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話語權但同時也承擔著更多自我約束的責任。他們不僅在網路上消費、學習、交友、娛樂，也通過網路發泄自己的各種情緒並且不同程度地參與到社會批判和社會建設中去。我們不僅要考察新媒體對青少年發展正面和負面的影響，更要重視青少年對新媒體的積極推動作用。所謂的「社會化媒體」(Social Media)和「自媒體」(We Media)即反映了隨著網路發展出現的草根性、平民化和個性化的新特徵，但同時也帶來了信息失真、良莠不齊以及網路表達的情緒化、民粹化問題。

　　再者，青年一代身上集中體現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作為主體的人的價值觀轉變，這一轉變與社會轉型交織在一起，但又有其自身的發展軌跡。青年價值觀的研究內容極其豐富，包括他們對愛情婚姻的、對父母養老及下一代教育；對工作、消費和生活方式；對經濟發展與公平正義和環境保護、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以及對黨和政府的職責、社會熱點問題、中國未來發展方向、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等諸多方面、不同層次的看法和態度。

　　正是在上述時代轉換的宏觀背景下，我們認為年輕一代是未來中國社會價值觀轉變的主要載體和先導群體。正如米德所說的「未來就是現在」(「The Future Is Now」)，青少年不應該僅僅被家長、老師、社會和政府看作是幼稚不成熟的和接受教育的對象，他們也可以成為我們的「老師」和學習對象。青年研究因此已超出了其自身範疇而具有更為普遍的意義。

　　最後，我們嘗試著簡單列舉未來青年研究可以不斷拓展和深化的幾個方面：首先，應該加大青年研究的國際比較和歷史性研究。青年問題與中國當下的社會轉型密切關聯。一方面，當代青年本身受到社會轉型的直接影響並且自身也構成轉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們也越來越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其價值觀和行為方式都不再是自我封閉和獨立的。因此，為了更完整和準確地理解中國當代青年的境遇與態度，我們應該加大青年研究的國際比較力度。且從歷史性視角來看，目前的國內青年研究在開展和加強跟蹤性研究。美國學者格倫·埃爾德(2004)的經典之作《大蕭條的孩子們》給我們帶來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歷史變遷對於個人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孩子人格形成的成長階段，而且貫穿其成年後的工作生活和整個生命歷程，甚至影響到其下一代，並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國民性格。

　　其次，青年研究與互聯網研究的結合應該有著更為開闊的問題意識、研究對象和研究手段。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國內針對青少年與互聯網關係的研究逐漸從早期的青少年網路使用習慣、網路成癮等問題擴展到對青少年網路交往和參與、青少年網路社區、青少年網路語言和各種網路亞文化等方面。網路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年輕人心態的獨特窗口，網路流行用語和網路輿情往往折射出青年價值觀和態度。雖然「數字鴻溝」在全社會範圍內(如城鄉、代際、階層之間等)應該比青少年群體內部要大得多，但我們也要注意網路分析手段的代表性問題，因為網路上的發聲者並不能「代表」或替代「沉默的大多數」的境遇和看法。

　　再者，青年研究與消費和文化研究之間可以有更為密切的結合。青少年群體不僅是消費社會的「晴雨表」，而且也是大眾文化的主要影響群體和參與創造者。在「文化」成為「產業」的今天，消費研究和文化研究在青少年群體身上找到了直接的結合點。對青年文化消費或消費文化進行研究將有助於提供出台有利於拉動消費、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政策的依據。從學術的角度看，對「文化工業」的批判或是對「文化產業」的肯定，反映出不同理論脈絡對於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藝術的自主性和批判性與迎合市場需求的感官化和娛樂化之間、資本－市場控制與民眾自主性之間、官方意識形態和傳統權威與包括青少年在內的普通百姓之間多種關係的不同看法。

　　當代青少年群體成長於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歷史階段，同時又與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浪潮以及消費社會的興起交織在一起。與上一代人相比，他們的確受到更多宏觀力量的綜合影響，本身就是一個透視中國當代社會的「萬花筒」和「放大鏡」。同時，青少年群體的成長關係到中國未來的社會穩定和健康發展，隨著其主體性和能動性的不斷增強，他們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建設者和主角。因此，我們認為青少年研究應該更有潛力揭示出中國社會轉型的某些內在機制和長遠趨勢，相應地，這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強不同學科之間的合作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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