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泛濫與經典的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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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泛濫與經典的匱乏

2014年05月09日 09:54來源：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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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的建構，一直是國內學術界熱衷的「大事件」。早在1994年，錢理群等學者就曾發出「現代文學必須經典化」的強烈呼籲。如今，20個年頭雖已倏然過去，所謂的現代文學經典卻始終停留於爭議階段，非但未取得共識，反而呈現出愈發焦慮的趨勢。一個值得注意的跡象即是，在現代文學經典尚無定論的今天，部分文學評論家和學者又紛紛將目光聚焦於當代文學，忙不迭對其進行類似於現代文學經典化的闡述與建構。前些時候，文學評論家吳義勤就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代文學出現評價危機的重要原因，在於經典化的滯後。他說：「把經典的命名權推給時間和後人，這使得對當代文學經典作品的確認，成了被懸置的問題。」

幾乎同一時間，學者程光煒在其《當代文學中的「魯郭茅巴老曹」》一文中，不約而同地表達了他對於當代文學經典的看法：「對當代文學六十年，至少在我個人對『後三十年』文學的評價中，賈平凹、莫言、王安憶和余華的文學成就，已經具有了經典作家的意義。即使在1917年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中，他們的成就似乎也不應該被認為遜於已經被廣泛認可的『魯郭茅巴老曹』」。從程光煒這段話中，我讀出了兩層意思：一是賈平凹、莫言、王安憶和余華可被認定為當代經典作家；二是認定參照的標準，乃是現代文學史上的「魯郭茅巴老曹」。結合自己的閱讀經驗，我對「魯郭茅巴老曹」的評價及對當代文學的判斷，與上述看法有所差異。總體而言，我認為這是一個文學十分泛濫而經典卻極度匱乏的時代。

一、文學經典背後的意識形態

1949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文學充當著政治宣傳的工具。在此背景下，「魯郭茅巴老曹」的經典作家地位逐步得以確立。顯然，「魯郭茅巴老曹」這一排序的生成，折射的是1949年後某個時期內，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對於現代文學經典的選擇性建構。對此，程光煒還曾撰寫《「魯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為「經典」的》一文，文中指出：「魯郭茅巴老曹」是經過文學史精心策劃和「型構」的一個文學經典。故而我以為，「魯郭茅巴老曹」的命名與排序，並非傳統文學意義上寫作水平的高下。

觀照20世紀文學史，不難發現以下事實：文學經典的建構、解構與重構，確乎離不開特定的時代、人群、環境，以及特定的意識形態。還以「魯郭茅巴老曹」為例吧，被確立為經典作家後，他們在文學創作上的表現，與1949年前竟然有著天壤之別，不禁令人唏噓。

近年來，學術界在對現當代文學經典的多次解構與重構中，亦形成迥然有別的各種文學經典版本：有將魯迅與胡適平起平坐的；有將魯迅、沈從文、張愛玲、周作人、穆旦、曹禺相提並論的；有將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姚雪垠一視同仁的；有評選20世紀九位小說「大師」，將金庸排列第四，而將茅盾剔除在外的；還有編輯出版「世紀文學60家」書系，將賈平凹排在巴金、曹禺、郭沫若、錢鍾書之前名列第六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由此，我想起了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關於經典的看法：「經典的形成涉及一個深刻的真理：它不是由批評家、學術界或政治家來決定的。作家、藝術家、作曲家們自己決定了經典性，因為他們把最出色的前輩和最重要的後來者聯繫了起來。」所以，隨著時代變遷和意識形態變化，20世紀50年代確立的「魯郭茅巴老曹」這一文學經典，亦會遭遇不斷被解構乃至重構的命運。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意識形態原因而無法被列入此陣營的其他作家，寫出漂亮文字及深刻作品的大有存在。譬如，在學者夏志清撰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就至少還有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張天翼等作家深受他青睞。換句話說，「魯郭茅巴老曹」不過只是一種客觀的文學存在，儘管曾貴為經典，卻並不能代表中國現代文學的全部。

二、中國當代文學有無經典？

若僅從文學史書寫角度予以探討，我能理解吳義勤、程光煒等人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呼籲和推動。但是，必須看到，文學經典的形成畢竟不是「此時的事物」，中國當代文學有無經典，亦非經典化就能化出來的。評論家王彬彬就說過，只有那些經得起反覆細讀的作品，才有可能經典化。「作品的每一個細節都要處理得非常好，非常妥帖，富有文學意味，才是好作品。

按這個標準，當今很多作家的作品，都還達不到優秀。」這足以引起我們的作家深思。

客觀地說，當下中國文學面臨的現實處境並不樂觀。一方面，從事文學寫作的人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激情越寫越多，互聯網的興起更讓文學幾成泛濫之勢，但面對時代的複雜與斑駁、荒誕和疼痛，多數作家卻「自願放棄心靈對某種真實的探求，不去主動讓靈魂抵達社會現實的最內部，抵達人的最真實的內心」，而是選擇和市場同流，與世俗合污，以致出現「迴避崇高，情感缺失，以量代質，近親繁殖，跟風炒作，權力尋租，解構經典，閉門造車，技術崇拜，政績工程」的惡俗景象。因此，真正屬於這個時代的好作品仍然匱乏；另一方面，耐著性子閱讀文學作品的人越來越少。在當下許多人的閱讀生活中，成功學、厚黑學、養生學類讀物佔據了主流，即使涉及文學，也基本局限於玄幻、盜墓、官場、職場為主題的類型文學。一言以蔽之：「務實性」成為時尚，「娛樂化」成為流行。所以，有論者認為，我們今天有小說、詩歌、散文等等，但是卻鮮有文學，文學的存在方式被連根拔起，不再從其歷史的土壤中汲取任何的營養，不再有存在的任何新發現，文學發展的歷史停滯了，而依其慣性產生出來的只是非藝術性的文字作品而已。如此情形，敢問經典何在？

近日，當讀到美籍華裔作家哈金的《偉大的中國小說》一文時，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現狀及前景再次表示憂慮。哈金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概念，在他看來，「偉大的中國小說」應該是這樣的：「一部關於中國人經驗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豐富、真確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按照這個定義，哈金認為「偉大的中國小說」從未完成，也不會寫成。果真如此，那麼，誰是或將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魯郭茅巴老曹」？

三、如何看待文學經典？

不可否認，真正的文學經典，對於社會大眾有著極強的精神引領作用。但究竟什麼樣的文學作品才能沉澱為經典？作為讀者，抑或作為批評家，又該如何看待文學經典？

也許，文學寫作的特殊性，導致評定文學經典的標準難以統一和固化，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唯有經過歲月淘洗和時間考驗的文學作品，才能成為經典。或者換個角度，借布魯姆的話來說：「一項測試經典的古老方法屢試不爽：不能讓人重讀的作品算不上經典。」文學經典如果有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就在於不同時代的讀者，願意對其進行反覆閱讀和闡釋。而經典之所以是經典，就在於它既塑造了經典的人物形象，譬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和祥林嫂，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台和高老頭；又積澱了豐富的思想，譬如曹雪芹的《紅樓夢》和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還體現了獨特的審美追求，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調小說，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從而達到文學性、思想性和審美性的完美統一。

作品將來會成為經典作家作品，但恰如布魯姆所說，批評家並不能造就經典之作，「對經典性的預言，需要作家死後兩代人左右才能夠被證實」。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四大名著，莫不如是。倘若沒有足夠的耐心，難免會有失偏頗。

總之，文學經典化的完成及經典作家作品的樹立，不僅與作者、讀者、批評、闡釋等因素密切相關，還離不開意識形態、時間等其他多種要素共同且持續的作用。但對於中國當代文學而言，目前正進入一個文學泛濫與經典匱乏並存的時期，說什麼似乎都有點為時過早。畢竟，一切尚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