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白居易 一個具有暖男氣質的大詩人

白居易算得上唐代大詩人中在世時最為顯達、仕途最為順遂者，這一點連出生於名門望族的王維都不如。

香山居士於大曆七年（772）出生時，李白已離世十年，王維辭世十一年，杜甫故去兩年，大唐詩壇領跑的接力棒，歷史性地交到這位神童的手上。以官場成就而言，他年年輕輕就授翰林學士，後來雖然有過貶謫江州的經歷，但任過蘇州刺史、杭州刺史這樣的要職，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是二品大員。從文學成就而言，他生前就文名婦孺皆知，文集流傳天下，這是死後多年文學成就才被承認的杜甫所不能比的。最關鍵的是，他活了七十五歲，在古代士大夫中，是絕對的高壽。退休後他在洛陽的豪宅里詩酒會友，遠比晚年捲入政治風波的李白、王維和死在漂泊途中的杜甫幸運。

撇開這些庸俗的指標，我以為一位文豪（同時也是士大夫）人生的成功標準應該考察其所擔負的責任完成得如何。對讀書出仕的文豪來說，他身上的責任無非是這幾方面：作為詩人所盡到的文化責任；作為官員所盡到的社會責任；作為男人所盡到的家族家庭責任。成績如何是可以仔細分析、衡量的。

文化責任，應該指這個人當時和後世的文化影響如何，對整個民族的文化發展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就此而言，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三座高峰。

社會責任，主要是作為一個士大夫對整個社會的治理做出貢獻。這差別大了，不僅僅要看能力，更要看運氣，因時勢、地位不同而差別甚大。李白、杜甫、白居易可以說年少時都有安世濟民、澄清天下的偉大抱負。但李、杜一生不得志，杜甫流落西南時寫《秋興八首》，念茲在茲就是對此抱憾。白居易除在中樞擔任過重要職務外，還做過蘇州、杭州、同州這樣名州的一把手，自己的政治抱負有不錯的施展舞台，李、杜若地下有知恐怕會十分羨慕。白居易曾經過李白的墳墓悲悼這位前輩：「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莫如君。」但他的命運比李白好得太多。

家庭責任則是一個男人為人子，為人父，為人兄弟的責任盡到了幾分。這一方面，李白和杜甫亦不能交出較好的成績單——當然主要原因是造化弄人，他們是有其心而無其力。李白一生像個獨行俠一樣，到處遊歷，常年把老婆孩子寄居在別處，他的幾位老婆對他是不滿意的。也沒有史料證明李白有相互幫襯的親兄弟。杜甫一家的生活更是凄慘，妻兒跟著他到處流浪、受苦，有幼子缺糧而餓死。杜甫有四個弟弟，只有幼弟杜占跟著他，其他三位散居在各處，他曾有詩感嘆「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

於家庭責任這一端，白居易的成績單比李、杜更是好得多。自古詩人皆多情，香山居士更是如此，到處留情乃尋常，然而他的家庭是幸福的。他早年在徐州遇到了初戀情人湘靈，因故未能結為夫妻，他一生為之不忘，在詩人中常常思念；他晚年有樊素、小蠻幾位年輕漂亮的侍妾。然而他對妻子楊氏一直很尊重。楊氏是豪門女，幾位哥哥是大官。兩人新婚後，白居易寫了一首《贈內》，詩中云：「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據說婚後白居易有些懼內，丈夫怕老婆的家庭一般說來比較和諧。

除小家庭外，白居易對整個家族也是盡心盡責的。他寫過一首《對酒示行簡》，詩云：

今旦一尊酒，歡暢何怡怡。此樂從中來，他人安得知。兄弟唯二人，遠別恆苦悲。今春自巴峽，萬里平安歸。復有雙幼妹，笄年未結褵。昨日嫁娶畢，良人皆可依。憂念兩消釋，如刀斷羈縻。身輕心無系，忽欲凌空飛。人生苟有累，食肉常如飢。我心既無苦，飲水亦可肥。行簡勸爾酒，停杯聽我辭。不嘆鄉國遠，不嫌官祿微。 但願我與爾，終老不相離。

詩寫給他的弟弟白行簡，表達兄弟之情，敘述了一件家務事，詩句今天讀來都明白如話。這家務事在今天看來不甚重要，可當時對白居易來說像一座大山似的。

白居易有四兄弟，他上面有個哥哥白幼文，在江西浮梁縣做個一個小官，四十來歲就死了。他下面有兩個弟弟，一個九歲就夭亡了，另一個就是文學成就相當高的白行簡，比白居易小四歲。白行簡所撰寫的《李娃傳》是中國傳奇小說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另外他還寫了一篇堪稱中國古代性學巔峰之作的《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

元和十二年（817），東川節度使盧坦死了，在其手下當掌書記的白行簡沒了靠山，於是離開巴蜀，順長江東下。第二年春天來到江州（江西九江）與任江州司馬的白居易團聚。兄弟倆會面後，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白居易詩中所言「復有雙幼妹，笄年未結褵。昨日嫁娶畢，良人皆可依。」

這一年白居易虛歲四十七，行簡四十三。那麼兩位幼妹很可能是白居易父親小妾所生的。古代過了及笄之年（十五歲）就應該出嫁，二十歲便是老姑娘了。白氏兄弟的父親白季庚做過彭城縣令、徐州別駕，娶小妾太正常了。白父卒於貞元十年（794），即使他死前某位幼女剛剛出生，到元和十三年也虛歲二十五了，已是不折不扣的剩女。父親亡故後撫養幼妹成人並擇婿嫁出去的責任落在白居易、白行簡肩上。如果兩位幼妹長期呆在娘家不出家，於死去的父親而言，白氏兄弟是不孝；於社會而言，有損兩位大文豪的聲名。

所以我們能明白為什麼白居易將兩位妹妹一次嫁出去，而且所找的丈夫是「良人皆可依」，他是那麼的高興，要和弟弟喝酒慶賀。詩中形容他的心情是：「憂念兩消釋，如刀斷羈縻。身輕心無系，忽欲凌空飛。 」——真是如釋重任呀！正因為對家庭最後的大責任盡到了，一身輕鬆，才能和弟弟共勉，「不嘆鄉國遠，不嫌官祿微。」

以今天女權主義者的眼光來看，白居易是霸佔少女青春的老流氓。但在那個時代，香山居士對的小妾態度是通達而負責任的。開成五年三月（840），深知來日無多的白居易寫了首《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詩中曰「病共樂天相伴住， 春隨樊子一時歸」。也就是說，他感謝樊素在他老病之時陪伴他，現在將她遣送出門，給些錢，買個房子甚至找個人家安置。

白居易於國，於家，於文化的責任成績單是相當不俗的，無疑他是唐代文豪中少有的幸運者。可在宋代，白居易這樣的幸運者屢見不鮮。宋代的文豪如蘇軾兄弟、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等等，雖然仕途中也有坎坷，不少人參與黨政受過傷害，可哪個人一生毫無波折？這些宋代文豪與唐代相比，多數過得不錯，能善終。蘇軾最倒霉的時候，也比杜甫好得多。「但是詩人多薄命」在宋代基本是不成立的，原因無他，宋代總體上政治清明、經濟富足、文化繁榮、社會安定，文豪們所受的人生苦難自然比唐代前輩少得多。

【本文首發於《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