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馬東瑤 王潤英：文人庭園與詩歌書寫--以楊萬里東園為考察中心

　　 「文人庭園」，指的是文人的居游之所，它與「文人園林」是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文人園林是以植物、山石、水體、建築等為素材，在造園思想、技巧和手法上融入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和詩情畫意，創造出的供人遊憩和賞玩的現實生活境界；而「文人庭園」，雖然也有建築和山水審美的追求，但與建築學界所強調的須在物質空間上富有特色的「園林」不同，它在文化意義上的符號性、象徵性和寫意性更被凸顯與強調，與文學創作也往往有著更多關聯。杜甫的浣花溪草堂、司馬光的獨樂園、王安石的半山園、蘇軾的東坡雪堂、朱熹的武夷精舍，以及楊萬里的東園，大體屬於這類文人庭園。楊萬里曾在詩中說：「金谷惟堪貯俗塵，輞川今復得詩人。先生道是貧到骨，猶有山園斗大春。」(《寄題俞叔奇國博郎中園亭二十六詠·亦好園》)①將王維詩意的輞川別業與石崇富麗而鄙俗的金谷園相對照，又稱譽俞叔奇雖小而有詩人高格的「山園」，正象徵性地體現著對於園林、文人園林和文人庭園的態度。本文試從楊萬里有關庭園的詩歌文本出發，通過考察詩人的遊園、造園、寫園等活動，結合其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和價值追求，探討楊萬里圖景、實體和文本三種知音相契場域的建構，並由此考察文人庭園與詩歌書寫的深層關係。

　　 一、遊園與造園：從圖景想像到實體營構

　　 古代的政治體制決定士大夫往往過著仕宦漂泊的一生，生命中大半的光陰都在流轉的官任上，擁有穩定的小家尚且是個奢望，要築得相伴心影的庭園談何容易？好在他們雖不能以「主人」的身份擁有園林，作為「客人」還是可以時時游賞的。那麼，這些遊園的文人士大夫在作為「客人」游賞時是否在心中也曾構築過與自己情性契合的圖景式庭園？如果將來自己有機會築園，要把它布置成什麼樣子？楊萬里正是這樣一位酷愛園林，雖然遲遲沒有機會置園而又始終懷抱園林理想的文人士大夫。

　　 自紹興二十六年(1156)赴任贛州司戶參軍以來，楊萬里轉徙於江西、福建、廣東、浙江、湖南、安徽等省，不可謂不漂泊，但也因此得以游賞了多個園林景點和私人宅園，並作了大量遊園詩。僅臨安附近，詩人就遊歷過林逋孤山山園、裴禧宅園、張氏北園、天竺古園、徐載叔雙桂園、張功父南湖園等，以及普明寺等寺廟園林；在地方任官時，零陵唐德明玉立齋、蘇州范成大石湖、廣東常平西園、筠州碧落堂、建康的郡圃及南園等地方名園，楊萬里亦優遊其間。甚至寓居之處簡陋得幾不能稱其為「園」的小圃，楊萬里也饒有興緻，《後圃散策》、《後圃秋步》等記下了詩人愜意的心情。

　　 「詩者，志之所之也。」(《毛詩序》)楊萬里在詩中留下了諸多對於理想庭園的圖景式設想的痕迹。這首先表現在詩人對梅、竹、菊的鐘愛。據統計，「梅」的出現竟有437次之多，「竹」出現了286次，「菊」也有96次②，這些數據在宋代詩人中皆居於前列。園林風物如此之多，楊萬里為何格外關注這幾種？梅在詩中出現較晚，宋初林逋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山園小梅》)，可謂梅的寫意描寫之濫觴。此後，王安石、蘇軾等都有著名的詠梅詩，進一步賦予梅人格化的高格雅韻，楊萬里繼承了這一文化特徵。他愛梅惜梅、畫梅寫梅，在詩中多次將梅稱作「梅兄」：「道是梅兄不解琴，南枝風雪自成音」(《和張功父梅花十絕句》)、「梅兄沖雪來相見，雪片滿須仍滿面」(《燭下和雪折梅》)等，不同於以往梅被描述為女性形象，而賦予梅以之比德的君子氣質。其詩還往往出現梅與雪的聯袂，以此凸顯梅的鐵骨冰姿、堅韌高潔。事實上，「梅妻鶴子」的林逋在當時已經成為士人們競相效仿的人格和德行的典範。楊萬里有些詩更是直接表露了對林逋高蹈品行的欽慕。如林逋般以鶴、琴與梅相伴，恐已成為楊萬里理想園景之一隅。

　　 對於竹，蘇軾曾嗟嘆：「寧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於潛僧綠筠軒》)楊萬里回應道：「坡雲無竹令人俗，我雲俗人正累竹。玉立齋前一萬竿，能與主人相對寒。」(《題唐德明秀才玉立齋》)愛竹慕竹之情絲毫不減於蘇軾，詩人在清高的竹前甚至顯出幾分惶恐，怕竹嫌棄自己剛作的詩不夠清絕。詩人以竹為友，強調竹之風節，其「春風吹墮錦衣裳，仰看青士冠劍長」(《西齋舊無竹，予歸自毗陵，齋前忽有竹滿庭。蓋牆外之竹，進逸而生此也，喜而賦之》)完全將竹視為臨風的高士了。楊萬里詩中對菊的喜愛則往往與陶淵明有關：「菊生不是遇淵明，自是淵明遇菊生。歲晚霜寒心獨苦，淵明元是菊花精」(《賞菊》其三)，「平生不解淵明語，菊卻猶存徑卻荒」(《寄題俞叔奇國博郎中園亭二十六詠·菊徑》)。周敦頤稱菊為「花之隱逸者」，菊在宋代受到頻繁的歌詠，正因其代表了陶淵明田園隱逸的人格與情懷。梅、竹、菊便這樣在楊萬里的想像中成為理想庭園的必備花木。

　　 楊萬里不僅關注園中景物的格調，還極重視這些景物與園主胸襟、情性的契合。其詩《題唐德明玉立齋》以竹喻主人唐德明，又作《玉立齋記》讚美園內美竹「不為雨露而欣，不為雪霜而悲」的品格，實際上卻是宅園主人唐德明「庄靜端直」、「抗節玉立」人格的映射。文末借登玉立齋的游者之口巧設一問：「人觀竹耶？竹觀人耶？」進一步體現了楊萬里對庭園風景與園主情趣、人格一體化的審美追求。其《賀澹庵先生胡侍郎新居落成》詩云：「眼高不肯住清都，夢繞江南水竹居。卻入青原更青處，飽看黃本硬黃書」，亦稱讚胡銓「拆洗乾坤」的錚錚鐵骨、高尚品德與「江南水竹」、青山綠水的庭園風光相映相契。而一個相反的例子是，據《宋史》載，韓侂胄「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③這固然反映了詩人近乎倔強的不畏權貴，然而也從另一方面道出其同樣執著的對庭園與主人須品性相契的審美追求。在楊萬里眼中，韓侂胄為人姦邪，品格惡劣，這與南園「取天地之造化，極湖山之優美」的雅潔美好是斷不相配的。

　　 楊萬里書寫庭園的作品中，有大量「寄題」詩和組詩，其中不少庭園其實是其一生不曾游賞過的，因而這類詩最為明顯地體現著楊萬里對於庭園的想像。其想像的依據，一是庭園的題名，一是園主的性情氣質，二者又渾融一體、實不可分。如《次韻寄題馬少張致政亦樂園》：「亦樂園將獨樂園，兩園誰窄復誰寬？似聞閭里溪深處，下有蛟龍水底蟠。黃帽已捐蒼玉佩，朱顏不借紫金丹。刺桐花發梅花落，安得乘風去一觀？」馬氏亦樂園在其家鄉建安，從詩意來看，楊萬里多半並未親至，詩歌主要圍繞「亦樂」之名和馬氏致仕之意做文章，作者將「亦樂園」與北宋司馬光的獨樂園聯繫起來，從而也將兩位園主精神氣質的傳承聯繫起來。

　　 楊萬里又有《寄題俞叔奇國博郎中園亭二十六詠》、《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十二詠》、《薌林五十詠》等，多是應園主之邀，對園中景緻逐一賦詩，從而形成頗具規模的組詩。如為俞叔奇磬湖園所賦二十六首七絕，包括亦好園、磬湖、釣磯、蘆葦林、酴醾洞等二十六景，詩人多因題名而想像而書寫，於是現實中俞叔奇的磬湖園，便成了詩歌中楊萬里的磬湖園。如《愛山堂》，表現心性淡泊虛靜的「詩人」，在愛山堂中竟日流連，樂而忘返。詩歌將平淡而超脫塵俗的自然景物，描繪得如同寫意的風景小軸，而流連其間的「詩人」，與其說是園主俞叔奇，毋寧說是沉醉於庭園想像中的作詩者楊萬里。

　　 為向子諲薌林而作五十首五絕，也是按園林景緻，分別題詠。這組規模宏大的組詩，實為追和園主向子諲之作，與園主進行精神溝通與對話的寫意性明顯更勝過對園林景緻的寫實。如《歸來橋》暗寓向子諲四十多歲便求終老薌林之事，圍繞橋名的「歸來」之意加以申發；《白鶴亭》則由亭名而聯想「白鶴」的幽居林下和叫月之聲，揣測向子諲或許也有未竟的「衝天之志」。在一組詩的不同作品中寫出仕與隱的矛盾，既是為他人寫心，更是抒自我之意。至於《梅坡》、《菊坡》、《竹齋》、《歲寒亭》、《讀書堂》諸詩，無不是以詩意想像營造出的充滿文化氣質的庭園圖景。不管是否親自游賞過那些庭園，在「寄題」中想像和書寫，既是與園主精神的溝通，又是楊萬里對自我設想中的庭園圖景的勾畫。

　　 對於楊萬里來說，正是多年的遊園經驗和個人情性的取向使他心中建構了一個圖景式的庭園。這個理想中的庭園從林逋那裡借得一樹梅，從王子猷、蘇東坡那裡討得幾竿竹，更植了陶淵明南山下的菊，還有鶴、有琴、有溪、有山石，都是和自己心性融洽的風物。神遊其間，在園中景物的變化中靜觀自然代序，體悟人生宇宙，興來則賦詩小唱，亦可架花理蔬。常約三五好友，流觴把酒，琴聲伴筆墨，何等快意悠閑。

　　 紹熙三年(1192)，楊萬里上書諫阻江南諸郡行使鐵錢會子，得罪權相韓侂胄，改任贛州知州，不赴而乞歸南溪故里，從此開始退居生活。紹熙四年(1193)正月，楊萬里自辟東園。佔地雖僅一畝，但楊萬里極具審美的眼光和智慧的造園能力，將其構築得雅緻而靈動。依傍舊宅，順應山勢和周圍的自然狀況，楊萬里在東園開得九條花徑，命名為三三徑④，並賦詩曰：「三徑初開自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三三徑》)輕鬆愉快的心情中正透出詩人早有的隱逸情懷。後又因白樂天有《洛陽春》和《游趙村杏花》詩，素慕樂天的楊萬里便又將杏花徑中小亭命名為「趙村」，並賦詩：「杏花千樹洛陽春，白傅年年愛趙村。月蕊晴葩風露格，老夫移得在東園。」因了杏花這並不罕見的花，以及趙村這毫不起眼的命名，詩人與數百年前的白樂天有了知己同道的愉悅神交。

　　 慶元元年(1195)，周必大來訪，有詩曰：「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迴環自斸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⑤除了讚賞三三徑的「意象絕勝」，還用賀知章以秘書監致仕時玄宗御賜鏡湖一曲之事作比，「賜書」之事，指「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⑥。楊萬里的這一書齋名，既因皇帝的御書而代表著一種榮耀，更因與理學的關係而在其庭園中有著象徵性的意義，故以精石刻之，立於「釣雪舟」前。「釣雪舟」為一小齋，因其形狀似舟而得名。以「雪」命名的另一景緻是「度雪台」，從楊萬里同題詩可知其為遍植酴醾、金沙等花草之所，與三三徑既有關聯，又自成一方小世界。「萬花川穀」同樣是以花為主角的所在。楊萬里為其寫詩：「無數花枝客說些，萬花兩字即非誇。東山西畔南溪北，更沒溪山只有花。」其實作為佔地僅一畝的東園中的一景，無論如何也沒有「萬花」之多，而「萬花川穀」，既以「更沒溪山只有花」的巧妙布局造成繁花似錦的眼前實景，更以詩意的題名在讀者的想像中營造了繁花似錦的圖景。

　　 楊萬里平生極好泉石，至於膏肓而不改其衷。恰逢鄉友之子王子林來，贈其永新怪石，於是便建成假山，又浚舊泉，泉冽而甓池，在池內「植以芙蕖，雜以藻荇」⑦，機泉噴射，流水潺潺，整個園子頓時生機勃發，中國古典園林造園所講究的「巧於因借，精在體宜」，在楊萬里這裡都成了發自內心的自然創造。楊萬里還手植羅漢松，並賦《松關》詩：「竹林行盡到松關，分付雙松為把門。若教俗人來一個，罰渠老瓦十分盆。」可知這鬆緊挨竹林而種。將竹引入東園，正是楊萬里對早年設想的庭園圖景的實現，松，則是與竹一樣被寄寓著品性風節的宋人喜愛之物。楊萬里這首以俗語寫就的諧趣之詩，卻恰恰是對「俗」的拒斥，是文人對雅潔品性的追求。種竹為林，以松為關，松竹之間，又恰成翠色蓊鬱的「碧瑤洞天」。於是，荷池、松關、趙村、三三徑、泉石軒、度雪台、萬花川穀、碧瑤洞天，小齋釣雪舟、雲卧庵，加上書房誠齋，東園已初具規模。花木相映，松竹蒼翠，泉石唱和，魚躍鳥飛，滿目的鮮活可愛。園內可讀書、可小憩，可聞醉人花香，可聽起伏松風，園外則有南溪水潺潺流過。

　　 楊萬里珍惜與東園相處的每個朝夕，幾乎日日必來，來則賦詩。偶爾因病不到園中幾日，詩人便因又錯過了某場花事，又誤了與東園的某個約定，而感到萬分遺憾。楊萬里收集東園每個變化的表情，賦之於詩，不是如宇文所安所說將園林視為情人⑧，而是將其當作最理解自己的子期，當作仕宦退守後珍貴的人格依靠。

　　 二、寫園：詩人之心、學人之眼與士人之退守

　　 庭園景緻的布置完工並不意味著庭園生命的開始，作為主體的人居住與游賞其間，才是其真正的價值所在。當楊萬里將東園作為表現對象來抒寫，便如同面對一位可以與之談心的知音。早在東園尚未布置完全時，楊萬里就難以抑制自己的興奮，興緻勃勃地邀人前去游賞：「草草東園未整齊，卻於看雪最清奇。莫嫌踏濕青鞋子，自有瓊瑤隔路泥。」(《與子上雪中入東園望春》)不游則已，游必有詩，在與東園朝夕相對的日子裡，楊萬里的詩心詩情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自由與「泛濫」。

　　 詩人寫梅、荷、牡丹，寫明月、松濤，寫新晴、雪霽，寫夏熱、冬暖。即便園中不起眼的細物，如荷池中的小蓮蓬，杏花上的小蜜蜂，也滿懷情致地為其賦詩；即便園內最細微的變化，也能迅疾捕捉於筆底。他寫雨打荷葉：「雨聲一陣打疏篷，驚開睡眼初朦忪」(《小池荷葉雨聲》)；寫桃花穿徑：「可是桃花逞顏色，一枝穿過李花來」(《庚申東園花發》)；寫魚兒戲水：「一魚試前行，似報無他故。眾魚初欲隨，幡然竟回去」(《觀魚》)。詩人在園中細細體悟自然萬象，於是花草季候都浸染了詩意，鳥雀蟲魚都充滿了靈性。

　　 這詩意與靈性，不僅在於楊萬里具有敏感細膩的詩人之心，也因其有著擅長「觀物」的理學家之眼⑨。早在為向子諲所題詠的《薌林五十詠·文杏塢》詩中，楊萬里就極有深意地寫道：「道白非真白，言紅不若紅。請君紅白外，別眼看天工。」文杏塢當是遍植杏樹的所在，當杏花滿塢時，可以想見一片燦爛的紅白之色。在一個純粹而感性的詩人眼中，首先吸引他的也定是這滿目的絢爛，楊萬里卻強調，不要被表面的鮮艷所迷惑，因為更重要的是探尋紅白背後的「天工」。其中所體現的，便是理學家的觀物態度。正因兼具詩人之心與學人之眼，楊萬里對園中風物有著非同尋常的濃厚興趣，能於細細觀物之時發現旁人所不察覺的豐饒詩意，並用其詩筆極為靈動地表現出來。

　　 楊萬里常邀親朋好友來東園游賞，留子西、材翁晚酌，同子文、巨濟望月，和子仁看梅，與周益公讀詩，烹茶撫琴，題畫品藻，在釣雪舟中、度雪台前，將詩、酒、茗、琴一併醉成了花香與流嵐。但更多時候，東園是楊萬里一個人的東園。獨自漫步園中，觀雨後新晴、雪霽天朗、月上山頭，詩人無數次甘願沉入庭園詩意的魅惑。在東園，他不是園主，而是和東園融為了一體，「我樂自知魚似我，何緣惠子會莊周」(《荷池觀魚》)、「醉倒落花前，天地即枕衾」(《又自贊》)、「醉入梅林化作蜂」(《雪後東園午望》)，正道出了詩人莊周般的「迷糊」，但不同於莊周的是，楊萬里對東園是一種主動的靠近，同時也是一種與外界紛擾的自覺的區隔。「孤吟莫道無人覺，松竹喧傳菊細聽」(《新晴，東園晚步》)，獨自吟詠的詩人並未感到無人聽賞的寂寞，松風陣陣，竹影搖曳，菊花靜放，都是在與他相和相應。

　　 寓居東園，與自然萬象同歸於適意，心緒本該是卷舒悠閑的，然而楊萬里卻常常深夜無眠而獨自散步於園中月下。《誠齋步月》、《八月十二日夜，誠齋望月》、《釣雪舟中霜夜望月》等詩的背後都有一位找不到睡眠的詩人。這照著東園的月，似乎也成了東園的一部分，它能和東園一樣慰藉詩人的心靈嗎？「只有三更月，知予萬古心」(《夜讀詩卷》)，楊萬里的萬古之心，又是什麼呢？從遊園中理想圖景的建構到現實中終於營得一方小園，奔波宦途大半生，從此本當無憂無絆，超然物外，明月清風我，與天地共徘徊，然而，我們為何又總能感受到詩人徘徊小園時流露出的孤獨呢？

　　 紹熙五年(1194)，朱熹在寫給楊萬里的信中說：「時論紛紛，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屬心，切冀眠食之間，以時自重，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遊，毋決於遁想，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⑩朱熹是楊萬里的同道好友，但他從未像周必大、張鎡等人一樣寫過稱頌東園的詩，相反，在這封信里，他表達的是對楊萬里醉心園林、忘卻世事的責備。那麼，以儒家正心誠意之學自勵的楊萬里，果然是滿足於一己之園的悠遊享樂生活而「忘與人同憂之憂」嗎？若果如此，既已有了東園，為何又常常並不開懷呢？事實上，與石崇金谷園一類主要是聯繫著奢華與財富的園林不同，文人的庭園往往聯繫的是政治上的退守和精神上的慰藉。從建築空間來說，這些庭園大多只是一些並不寬展的小天地，沒有值得誇耀的亭台樓閣、奇花異草，而它們之所以能傳世，在於庭園主人以詩文的書寫傳達出寄寓於庭園上的豐富的文化意蘊和精神內涵，從而使坍塌湮滅的物質處所在文字的流傳中成為經典，引人回想。而在文人庭園的文化意蘊當中，與政治的關聯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庭園以山石花木營造出自然和山林的氣息，本就隱含著與朝市的對立，文人在庭園的詩歌書寫中，有著與政治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楊萬里的東園詩，亦是如此。

　　 早在淳熙十六年(1189)，楊萬里因好友周必大解機政而作《感興》詩：「何似閑人無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已表達出對政爭的厭倦和歸隱之心。故而當捲入趙汝愚與韓侂胄之間的鬥爭的朱熹力勸楊萬里出山以挽狂瀾時，儘管不齒韓侂胄的作為，楊萬里卻堅拒再次出仕。同為理學家，同處儒學由「外王」轉向「內聖」的時代，楊萬里和朱熹此時卻有著不同的選擇。朱熹選擇了「外王」，楊萬里則選擇政治上的退守和人格的修持與完善——東園的營造，正是他表明這種態度的一個象徵性的符號。對於楊萬里來說，東園是一座可棲身的小園，更是與政治紛擾相抗拒的棲心之所。

　　 庭園之於文人士大夫，是為其心靈找到棲息地，而更為重要的是，在庭園居住悅游，煉造心性，縱懷宇宙，以達到人格的完善。楊萬里在東園觀物，在誠齋讀書，便都與他作為理學家的修為和追求有關。另一方面，這種人格完善的追求，其最終理想卻是通過對士大夫精神、品格、尊嚴的堅守，來捍衛士大夫階層在社會機制中「外王」的能力與位置。因為「脫離『兼濟』這一最終目的的『獨善』對於整個士大夫階層來說是沒有意義的，也不為社會機制所需要而有發展的可能。」(11)所以，即便是退守於庭園，家國之憂仍然是文人士大夫精神的碑石。庭園作為特殊的文化空間給士大夫提供了退守以持道的知音場域，使士大夫能於其間養浩然之氣并力圖使之充塞於天地，達到人格的完善。然而肩負天下的本體擔當卻註定了這種人格完善的磨難。對於楊萬里來說，從不曾忘卻世事的蒿目憂世之心，註定了給予他精神慰藉的東園，卻並不能消弭掉他的孤獨。他在《十六日夜再同子文、巨濟、叔粲南溪步月》詩中說：「天下無人閑似我，秋邊有句說從誰」，這「閑」似乎是呼應當年《感興》詩中所說要做個「閑人」，然而正如夜遊承天寺時自稱「閑人」的蘇軾和退居半山園時「寓悲壯於閑淡之中」的王安石，他們的「閑」，都類乎反話，楊萬里詩的下句「秋邊有句說從誰」便正是對上句的顛覆，寫出無人「知予萬古心」的無限孤寂之意。

　　 據《宋史》本傳：「(楊萬里)卧家十五年，皆其(韓侂胄)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奸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這段記述彷彿宣告了孤獨的勝利，最終以其冷峻和殘酷打破了楊萬里關於庭園的構夢。然而楊萬里用踽踽一生建構圖景、實體、書寫三種知音相契的場域，已經實現了士大夫人格的完善。在庭園中數次拒仕不出，節操的堅守貫穿始終，「筆落而逝」，殉於精神的清野。

　　 三、精神建構：詩歌書寫中的文人庭園

　　 事實上，庭園的建構從來就不是從一磚一瓦的實體開始，對於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而言，他們積极參与造園、藝園，那些遊園的經歷和前人對於庭園的審美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滲透到他們自己的庭園藍圖中來，這是經驗與習得的問題。只是，這經驗中又有著選擇，譬如楊萬里在眾多園林風物中尤為鍾愛活潑的泉石和高潔的梅兄竹君，在眾多的園主中更願意親近陶淵明和白居易，可見，想像中的文人庭園圖景實際上是在經驗的基礎上糅進了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精神氣質。經驗穿過文人士大夫精神與氣質的濾網，最終形成的圖景式庭園自然脫不了他們自我情性的色彩，然後在實體的營構中盡量與那個圖景靠近。而這種靠近，並非實物的重現或模仿，它更重視的是寫意性的模範，是通過題名、詩歌詠唱或其他象徵的方式創造性地與理想圖景達成一種精神氣質的貫通和聯繫。

　　 文人士大夫以庭園為屏障，作為對塵世和政治的主動區隔，摒棄了外在現實世界的紛擾，一方面是對天地和自然的靠近，對自己理想圖景的貼近，故而耳目得以清凈，身心得以舒放。文人的詩心詩情和學問修養有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和土壤，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詩歌的生長，進而拓寬了詩歌對於文人士大夫內心世界的探索；另一方面，庭園的建構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可居可游的場所，使得有著家國責任本體擔當的他們因為庭園的區隔，更容易清晰地反觀內心和反思政治，正如楊萬里於東園的靜謐中照見自己憂世的孤獨，在觀物與詩酒中深刻體認到現實政治的痼疾。而更為重要的是，當政治理想與現實產生衝突時，庭園作為文人士大夫失意後的退守之地，成全了他們人格的堅守和完善。如此，進則有功，退則持道，文人士大夫才能成為裕然於仕與隱的君子，而不至淪為進退失據的小人。文人士大夫於庭園中養天地浩然之氣，鍛造心性以追求人格的完善，那麼，仕途風波便不能湮沒其理想與節操。同時，通過這種「內聖」的人格堅守和完善，也就捍衛了士大夫階層在社會機制中對於「外王」的追求。蘇舜欽的滄浪亭和司馬光的獨樂園，便都隱含著這類政治的因素。蘇舜欽因「進奏院案」廢居蘇州，購園圃而名其亭曰「滄浪」，直指「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孺子歌》)的隱喻以及與忠而見謗的屈原的聯想。儘管舜欽之濯足「滄浪」並非自願的選擇而只是仕途失意者的無奈接受，然而其後期的「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12)，才使他完成了不惟「兼濟天下」、且又「獨善其身」的儒家文人士大夫的形象塑造。他的「時時攜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蘇舜欽《獨步游滄浪亭》)的孤高幽獨之態，便因此鮮活在了後世文人的詠唱中：「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識春風載酒人」(沈東《游滄浪亭》)；「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髯猶想見長身。」(程俱《和張敏叔游滄浪亭》)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退居洛陽，建「獨樂園」，並作《獨樂園七題》(13)。詩歌以讀書台、釣魚庵、採藥圃、見山台、弄水軒、種竹齋、澆花亭為題，分詠董仲舒、嚴子陵、韓伯休、陶淵明、杜牧之、王子猷、白樂天等，司馬光對他們的「窮經守幽獨」、「愛君心豈忘」、「退身家履道」大加稱許，不難看出正是自述心志。他更與同道聚飲於獨樂園後見滿窗明月而抒懷：「只疑玉壺冰，未應比明沽。」(14)與蘇舜欽的滄浪亭一樣，獨樂園見證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失意、堅持與理想節操的堅守。

　　 由於家國天下並不隨時在場，對於庭園的詩歌書寫自然亦錄下了文人士大夫對庭園風物和自然萬象的單純喜悅，這種喜悅融匯著文人士大夫的詩情和學養，浸在筆里，便點落成映雪的梅花、田田荷葉間俏皮的魚吻，以及庭園雨中不可捉摸的氤氳煙氣。而相對於庭園和庭園生活的單純喜悅，因了特殊的身份與責任，文人士大夫面對歷史政治時的態度和情感在詩歌書寫中並不容易被隱藏。於是，書寫傳達的不僅是文人士大夫的品位好尚，更留下了他們的人生歷程和品格追求的印記。由於這類文人庭園並不十分突出園中建築和景物布置的精美，而重在通過文人的方式(如想像和書寫)來形成具有象徵意義的知音場域，故而實體庭園的築成並不能代表「文人庭園」的完成，它和文人士大夫設想中的圖景式庭園或多或少還存在著距離。當詩歌作為一種書寫方式參與進來，用紙筆搭建起書寫中的庭園，才真正填補了「文人庭園」精神的部分，賦予物質實體的庭園以靈魂，從而與想像中的圖景式庭園更為貼近。例如同為安史之亂後的政治失意者，王維和杜甫，同樣以遠離朝市的文人庭園拒斥政治、慰藉心靈，而他們的庭園又因詩人主體精神旨趣和書寫的不同，有著不同的象徵意義。王維的輞川別業既是一個物質的莊園，更是詩人精神的依歸之所。作為物質實體來說，這別業里的花、鳥、竹、明月、青苔、深林，似乎與其他人的別業並無二致，然而在王維詩意的書寫中，缺席的他者，明月相照的深林，獨坐於幽篁里彈琴長嘯的詩人，空山澗戶中自開自落的辛夷花(15)，遠離塵俗的宇宙與自然的生命的永恆存在與自在，構成一方自足的凈土，而詩人不是這個世界的闖入者，是與那自然融為一體的。相比王維的輞川別業，杜甫的浣花溪草堂自是簡陋得多，然而「浣花一草堂，遂為千古宅」(王嗣奭語)，千載之下，人們依然時時流連於此，追想詩人當初「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杜甫《寄題江外草堂》)的風姿。儘管連衣食都尚無著落，詩人仍興味盎然地細細經營著他的草堂，不僅「台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杜甫《寄題江外草堂》)，結構殊不草草，且從這裡覓得綿竹、榿木，去那裡討得松子、桃樹、果苗(16)，栽滿堂前屋後，將這僅一畝見方的小小草堂繪成了浣花溪邊的一幅水墨畫。詩人無日不在思鄉，是「卜居」而無長住打算，卻不辭辛苦地種下松竹之屬，正是這根深蒂固的文人趣味將一個簡陋不堪聊以棲身的草堂變成了詩意的文人庭園；詩人因狂風捲走屋上茅而發出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慨嘆，則使杜甫的浣花溪草堂相比王維的輞川別業，同為世人所津津樂道的文人庭園，卻因詩人精神追求的不同，有著截然不同的象徵性意義：一個關注個體的內心，一個悲憫眾生的世界。

　　 在遊園、造園和寫園中，通過想像、建築和書寫，楊萬里們實際上建構起了「圖景式庭園」、「實體庭園」和「書寫中的庭園」三重與自己知音相契的文人庭園。但是並非所有文人士大夫都有如此幸運，他們中不少人其實終生都難以實現構築實體庭園的夢想，所以常常是作為「客人」，在身游和心游中勾勒自己理想中的庭園圖景，以及將這種情感連同自身的精神氣質置換成筆下流淌的文字，構建書寫中的庭園。最典型的如死於陣前一生不得置園的盧象昇，將滿心的嚮往託付給了紙上的庭園。盧象昇所設想的湄隱園，被遠岫煙村、籬落雞犬所環繞，千柳垂垣、清流繞垞，遍植蓮菊蘭桂、松檜竹柏，處處瘦石短草，欹花掩映，其間亭台隱現，讀書樓、石友堂、雙桂軒、聽鶴山房……可以臨流垂釣，可以月下撫琴，可在樓中讀書，可在雨中吟誦，亦可荷鋤戴笠，親執其役，以察物理(17)。盧象昇生當明末亂世，二十餘歲考中進士後，便奔波於內憂外患的險惡宦途中，最終在三十九歲時為國殉難。寫於其殉國前兩年的長文《湄隱園記》，清晰地展示了一個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在「仕」與「隱」的矛盾中的嚮往、掙扎以及最終的抉擇。正如其園名「湄隱」所示，盧象昇渴望臨水而隱，他所設想的園居生活，也正是無數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圖景。盧象昇最終選擇了大義，湄隱園成為從不曾真實存在過的幻夢，然而，「蘭亭梓澤，轉瞬丘墟，何物不等？」(18)蘭亭也好，梓澤(金谷園)也好，物質的庭園早已湮滅，蘭亭因詩筆文字中的文人風流尚得以流芳千古，曾經無比豪奢的金谷園，卻還比不上湄隱園這紙上的庭園。留存著盧象昇的嚮往、掙扎和抉擇的湄隱園，以幻夢而不朽，永久地留存於世人心中。

　　 可見，庭園實體的坍塌在所難免，和庭園實體一樣逝去的是眾多的人生，而書寫才真正保存了庭園這張鐫刻著文人士大夫情性的臉孔。接下來它經歷了被模仿、被流傳、被記住的歷程，士大夫最珍貴的堅持和人格魅力因而得以保存，並對後世產生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書寫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和精彩的一筆。由此，我們才能藉助詩歌書寫的碎片，跨越時空去辨認庭園當時的風物，感受園主的庭園生活。以詩歌作為感受的附麗，進而真切地觸碰到庭園主人的人格情性和價值追求，甚至窺見他們情感和心態背後歷史的車轍和政治的刀劍。

　　 在詩歌書寫中文人庭園得以流傳，同時，作為一種極易消逝的物質空間，文人庭園在流傳中得以永恆。換言之，文人庭園通過詩歌書寫已然超越了作為物質空間的存在，也超越了單純的文字記錄，逐漸成為一種迴響著文人士大夫情性和人格理想的精神符號。文人庭園因了一代代文人層層疊疊的詩歌書寫而變得意蘊深厚，與其說詩歌喚起了人們對歷史的記憶，不如說前在的詩歌引導著後來的讀者的感受、感受方向和方式，這種引導有時甚至搶在人們自身官能和情感的前頭，將人們領入曾經的庭園，和已然消逝的園中人情性相通。它開啟了某種想像的空間，使後來者得以跨越時空的阻隔，與先賢進行精神的交流。後世的人們觀菊時會不自覺地遙想南山下陶淵明的草屋東籬，賞梅時腦海中會自然地浮現西湖旁林逋的山園茅舍，當後來者遭遇相似的場景時，總有一座文人庭園矗立在歷史的時光里，作為忘年的知音和精神的寓所，為他們帶去心靈的撫慰。

　　 在朝代的更迭和時光的流轉中，庭園偶然又必然地成為文人士大夫精神人格與歷史、政治的觸媒，它見證了文人士大夫與政治相對的過程也正是不斷與孤獨倔強相對的過程。彷彿他們追求其理想一日，孤獨便有機會生存一日，於是這種倔強相對就有了西西弗斯推石而上的意義，然而即便是西西弗斯，也從未被描述為失敗者。詩歌記錄並敷演了文人庭園的美麗與孤獨，使得「文人庭園」成為文人士大夫人格精神的符號，為無數的後來者提供了精神的棲息之所。正是依託庭園，文人士大夫將堅守人格理想的執著站成了一種不朽的姿態，比對過去，昭示未來。

注釋：

　　 ①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本文所引楊萬里詩文皆出自此書。

　　 ②據北京大學2005年研發《全宋詩》檢索系統統計所得。

　　 ③脫脫：《宋史》卷四三三《楊萬里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870頁。

　　 ④《吉水縣誌》，清光緒元年刻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48頁。

　　 ⑤周必大《益國文忠公集》卷四十一《上巳訪楊廷秀，賞牡丹於御書扁榜之齋，其東園僅一畝，為術者九，名曰三三徑，意象絕勝》，四部叢刊本。

　　 ⑥脫脫：《宋史》卷四三三《楊萬里傳》，第12870頁。

　　 ⑦置假山、浚泉、築池等事見楊萬里《泉石膏肓記》。

　　 ⑧宇文所安：《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陳引馳、陳磊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14、115頁。

　　 ⑨楊萬里詩與理學的關係詳參張鳴先生《誠齋體與理學》，《文學遺產》1987年第3期。

　　 ⑩朱熹：《晦庵集》卷三十八《答楊廷秀萬里》，四部叢刊本。

　　 (11)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8頁。

　　 (12)脫脫：《宋史》卷四四二《蘇舜欽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3081頁。

　　 (13)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四，四部叢刊本。

　　 (14)《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五《南園飲罷留宿詰朝呈鮮於子駿范堯夫彝叟兄弟》。

　　 (15)王維《輞川集》二十首，包括《鹿砦》、《竹里館》、《辛夷塢》等。

　　 (16)杜甫《杜少陵集》有《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栽》、《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詣徐卿覓果栽》等。

　　 (17)盧象昇：《忠肅集》卷二《湄隱園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8)盧象昇：《忠肅集》卷二《湄隱園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