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要GDP 更要幸福感

GDP（國內生產總值）一直是世人關注和議論的焦點。GDP總量、增速、排名、人均……各種GDP數據讓人糾結,人們既希望GDP高一點，又希望政府不要單純追求GDP。中國經濟超日，「GDP世界第二」是個振奮人心的信號。GDP增長，百姓的「幸福感」能否一起飛？「幸福指數」躍居今年中國「兩會」熱詞之一。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幸福指數」卻傲視寰宇。金錢不是一切，各國領導人對GDP這一貨幣指標日益不滿，著手尋找GDP以外的成功標準。世界經濟畫上一抹復甦亮彩之際，「幸福指數」風靡全球，被引入增長評估體系。幸福生活不能光由GDP說了算。但幸福是什麼？皇帝送皇后一座城堡，皇后不一定高興；窮人送妻子一根髮夾，她會幸福得掉淚。無論身處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幸福的定義。溫家寶總理在與網民交流時將「幸福」解讀為「讓人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令全國乃至世界注目。把GDP快速增長與民眾的幸福感對立起來，不盡客觀。實際上，GDP增加帶動了人們薪資的增長和就業機會，對GDP重視又不以為尊，讓GDP帶著幸福飛，才是王道。外媒：中國 GDP新戰略：讓人民幸福

2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與廣大網友在線交流。 新華社記者 龐興雷 攝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2月28日文章：如同美國新一屆國會啟動一樣，中國全國人大會議將於本周開幕。人們一直在談論的一個話題是降低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和給予人們更多幸福。其實溫家寶總理此前就披露說，政府計劃在「十二五」期間將GDP增長目標確定為7%，要低於上一個五年規劃。給人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GDP增長難道不能給人民帶來幸福嗎？從近幾周來官方和非官方媒體著重討論的整體幸福和全民幸福的輿論來判斷，情況似乎是這樣，官方發出的信息也是如此。首先，新華社發表一篇長文，論述了政府為何需要將人民生活和生活質量置於經濟快速增長之上。《經濟觀察報》也對不同城市和人群的「幸福」狀況進行了調查，深圳的中產階級似乎是最幸福的人群。引入注目的是，深圳所在的廣東省已經打出了「幸福廣東」的口號。甚至像清華大學的胡鞍鋼這樣一些嚴肅的經濟學家都極力推崇「國民幸福指數」，即便這一指數是區區小王國不丹首先提出的。這一指數重複了「人類發展指數」中的某些概念。其觀點非常簡單，即經濟增長本身不同於發展，因為後者將諸如可持續性、環境保護、社會福利和社會平等一系列標準融合在一起。有人將中國長期存在的不協調狀況濃縮為四個字——「國富民窮」。那麼新的口號又是什麼呢？按照新華社的文章，至少可以是「國強民富」或「國民共富」。地方須終結「GDP至上」思維其實，「十二五」規劃的主旨是將重點從經濟增長轉向發展以人為本的經濟增長。因此，人們應當將當局在最後時刻強調的幸福和高質量增長這一主題視為與新的經濟發展規劃聯繫在一起的一個政治信號。但是，為實現這幸福目標，除了設計口號和關鍵詞之外，政府還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例如，關注一下某些省份提出的「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目標。只有北京、廣東、浙江等幾個省市公布的經濟增速目標為個位數。這顯然不是地方當局第一次對自己省份的經濟增長過於熱情。不過，這—次中央似乎向地方當局施加了壓力，要求它們同步將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結合起來。增加收入難道等同於增加消費嗎？未必，因為你還需要採取鼓勵措施，讓額外收入變成消費，而不是儲蓄。但是，把更多政府的錢放進老百姓的口袋裡肯定是有益的。不過，激活並加強入不敷出的社保系統同樣是重要的。如今，如何才能讓地方政府採取行動，實施淡化GDP的方針呢？策略之一是改變政治激勵機制。將省級官員的提拔及其政治前途與經濟增長目標分離開來將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取而代之的是，將環境可持續性、能源效率、收入和福利、教育和文化的推動放在與 GDP增長和就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中國是否能夠認真改變其某些政治激勵機制以實現其確立的經濟目標，對於「十二五」規劃能否成功實施至關重要。中國政府目前實際上正在表達它將終結 「GDP至上」的時代。但是，並非所有中國人都贊同或認為這是必須的。日媒：中國人的幸福感能否位居「世界第二」？

《日本新華僑報》16日刊出評論說，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這一數據反映出了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但仍要看到這只是中國大國崛起過程中的初級成績，應該把廣大民眾幸福指數的提升作為衡量和評價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目標，作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核心基點。文章摘編如下：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政府日前公布，日本2010年GDP為54742億美元。而早些時候中國政府公布的2010年GDP為58786億美元，比日本要多出約4000億美元。中國經濟總量從此躍居世界第二。這一數據反映出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經濟發展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但是，仍要看到這只是中國大國崛起過程中的初級成績，應該把廣大民眾幸福指數的提升作為衡量和評價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目標，作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核心基點。而日本似乎也並沒有感到窮途末路，財政大臣表示日本將不會與中國競爭GDP排名，經濟不是為了爭排名，而是為了使日本國民過上幸福的生活。他的這句話一語道破了天機，這句話不僅適用於日本，也適用於中國。增加GDP的最佳辦法有三個：一是出口；二是投資；三是拉動內需。從出口上看，著名的「中國製造」，由於勞動力廉價，每一元GDP的誕生，需要更多中國工人的付出。他們都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但是他們並不是享受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他們的幸福感有嗎？中國社會福利保障體系還處於建設的起步階段。城鎮、農村的醫療、教育保障建設遠還沒有實現全覆蓋，社會醫療資源還很落後，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與社會現實需要還存在巨大反差，家庭教育支出所佔比例過大，這離發達國家的距離就太大了。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在近期結束的一些地方兩會上，「淡化GDP考核」、「保障房建設」、「提升居民幸福指數」、「增加居民收入」、「控制物價抑制通脹」、「完善社保」等成為各地《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中的高頻詞，透露各界對民生問題的共同關注。多地淡化GDP增幅指標 「幸福」成執政導向

「十二五」民生布局新指向新華社發。2011年，五年規劃開局之年，往往是各地拉項目、比增長的黃金年。但在今年地方兩會上，一些省區市紛紛調低了GDP增長預期，轉而將重點轉移到經濟轉型以及民生保障上。北京提出「十二五」期間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比「十一五」規劃的目標低1個百分點；江蘇將「十二五」GDP增速鎖定在10%左右，比「十一五」期間下降3.5個百分點；廣東、上海也設定在8%左右； 「十一五」時期，廣西年均增長13.7%，「十二五」規劃中，降為年增10%……有評論分析，各級政府正在轉變執政理念，過去是把GDP發展定為主要目標，現在則將民生髮展放在重要位置，從而有利於解決居民收入與GDP增長速度之間的不平衡。地方兩會上，「幸福」可謂其中一大熱詞。提升居民幸福指數，走民生導向發展之路，讓百姓共享更多發展成果，已成共識。北京提出「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廣東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建設幸福廣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湖南提出「讓百姓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重慶宣示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各地代表委員們更是展開了對「什麼是幸福」、如何共建幸福的大討論，希望「眾手澆開幸福花」。關於幸福，每人有不同理解。收入高不高，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住得寬不寬敞，出行是否便捷，都涉及到幸福。廣東省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幸福指數」建議，把抽象的「幸福」分解量化為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指標，「老百姓更關心的，是菜價、房價、教育等具體的民生問題」。許多關於幸福的研究也表明，在影響個人幸福的最重要變數中，前三項分別是就業、婚姻和教育。但也有很多代表、委員、市民提出，幸福感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安寧的治安、優美的環境，富足的生活，還包括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權利的行使。外媒：各國追求GDP以外的成功標準幸福生活不能光由GDP說了算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1月10 日文章：金錢不是萬能的。但要衡量國家成功與否，卻又很難找到其他標準取而代之。作為一個國家生產的所有商品和服務的貨幣衡量標準，國內生產總值 (GDP)被視為國家在提高生活標準方面成功與否的指標。但政治領導人對GDP這種角色表現出的不滿日益強烈。去年ll月，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宣布將建立衡量國民幸福感的標準，這些標準將考慮到人們的生活滿意度等因素。此前，法國總統薩科齊也宣布過類似計劃。他們的舉措觸及經濟學應該研究的核心問題：什麼讓我們幸福？怎麼才能讓所有人都更幸福？然而，任何想得到明確答案的人可能都會感到失望。英國國家統計局衡量國民幸福感項目負責人保羅·奧林說：「幸福不僅僅取決於GDP，但很難提出單一指標來代替GDP，我們也不能肯定某種單一指標就是答案；也許我們住在一個多維世界，必須習慣管理較多的信息。」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周五對設立國家成功指標進行了討論。布曾金斯學會成員卡羅爾·格雷厄姆會後總結說：「這就像一門新的科學；仍有很多工作要做。」40年來，經濟學家在很長時間內都在冥思苦想一個悖論，它使人對GDP 能否作為衡量成功的世界主要指標產生懷疑。富國國民似乎並不比窮國國民更幸福。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研究發現，沒有證據證明國家的收入——以人均GDP計算——與國民申報的幸福水平有關係。「幸福指數」風靡全球 引入增長評估體系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幸福指數」風靡全球。法國總統薩科齊去年9月宣布，有意往本國經濟增長評估體系中引入能夠反映民眾快樂程度和幸福狀況的參數。加拿大統計部門也在全國範圍調查中增設反映民眾幸福程度的項目。英國政府將目光轉向了「國民幸福總值」。英國媒體日前報道，英國政府將增加對公民幸福感的調查，引入「幸福指數」，以衡量公民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狀況......

英國：GDP不是全部 將引入人民「幸福指數」英國政府消息人士周一表示，政府將引入「幸福指數」，來評估國民心理健康狀況和環境衛生狀況。法新社15日援引英國《衛報》的報道稱，英國首相卡梅倫擬要求國家統計局草擬衡量居民「總體幸福」的方法。英國政府的消息人士稱，「這樣做的目的是產生一套新的數據，並以待決定的頻度公布，以評估英國居民心理上和身體上的幸福感。」該消息人士補充道，「這種評估既對廢品回收量等情況有客觀的衡量，又對人們的心理和態度有主觀的評價。報道預計，卡梅倫將把這項指數作為其未來決策過程的核心，然而，在英國政府當下宣布大減公共預算的背景下，推進這項指數面臨著不受歡迎的危險。德國:不以GDP論成敗 擬將幸福指數引入國民統計新華網柏林１月１７日電（記者 鄭啟航）德國１７日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探討如何將民眾幸福指數引入國民經濟統計中。該委員會將在兩年半時間裡就改善目前的社會經濟發展統計辦法提出建議，把教育、環境、生活品質等更多人性化指標融入統計當中。「新的統計辦法將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好的嚮導，告訴他們我們的社會到底怎麼樣，民眾的生活狀況是比過去好了，還是更糟，」項目負責人德國社民黨議員達妮埃拉·科爾貝說。此前，一些國家已開始探索新的社會經濟統計辦法。英國首相卡梅倫去年１１月責成英國國家統計局設計新的統計辦法，評估英國社會的「總體康樂」狀況。法國總統薩科齊２００９年邀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設計將幸福指數引入法國社會經濟統計的方法。不過，世界上最先將幸福度指標引入社會經濟發展統計的卻是小國不丹。不丹從１９７２年起放棄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等傳統統計辦法，開始用「國民幸福總值」（ＧＤＨ）衡量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法國：總統薩科齊力推「幸福指標」 不重GDP

法國總統薩科齊據《金融時報》報道，幸福、長假以及快樂可能不是每個人衡量經濟表現的標準，但對於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來說，它們應該被計算到國內生產總值(GDP)內。薩科齊認為，應當對國民經濟核算方式進行改革，將國民幸福感納入衡量經濟表現的指標。薩科齊2008年組建的一個專家組提出一套衡量經濟產出的新標準，這些標準是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里茨為首、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為輔提出的。薩科齊日前呼籲其他國家也通過新的經濟產出衡量標準。薩科齊表示，世界已經陷入「對數據崇拜」的旋渦中。法國國家統計局INSEE已經著手制定新的統計標準。該委員會提議將對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做出改進的一個結果是，由於計入了高質量的公共衛生醫療服務、昂貴的福利制度以及長假，法國經濟表現立刻得以好轉。同時，這個委員會提議的改變，將降低美國的經濟產量。各國拷問「幸福」皇帝送皇后一座城堡，皇后不一定高興；窮人送妻子一根髮夾，她會幸福得掉淚。無論身處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幸福的定義。但是全民唱「忐忑」的年代，更需要「幸福在哪裡」的追問。英國對「幸福」的定義：有工作就有幸福

一群職場中人歡呼雀躍。「工作關係到你的人生，而不只是收入。工作讓你有動力在早上起床，讓你感到自尊，讓你成為孩子的榜樣。而相對這些，收入顯然沒那麼重要。」——英國社會政策分析家瓦爾據英國媒體10日報道，英國首次「幸福指數」官方調查顯示，對英國民眾來說，幸福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份工作，至於工資高低則不重要。幸福要素：工作有保障英國國家統計局進行的「幸福指數」調查表明，絕大多數英國人最關心的三大問題依次是就業安全、個人財富和家庭關係。超過2000人接受調查，十分之九的受訪者給出了上述答案。英國人幸福人生的其他關鍵要素還有父母對子女未來的安全感，除此之外，社會自由和個人信仰等因素也是構成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對此，英國社會政策分析家瓦爾表示，就業是英國人認同感和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與工資是高或低相比，有一份工作要重要得多。「工作關係到你的人生，而不只是收入。」瓦爾說，「工作關係到方方面面，讓你有動力在早上起床，讓你感到自尊，讓你成為孩子的榜樣。而相對這些，收入顯然沒那麼重要。」瓦爾表示：「如果沒有工作，人們的生活就會分崩離析。如果一個人失業，其出現抑鬱的可能性就更大；失業與家庭破碎、身體狀況不佳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繫。」幸福在哪裡 丹麥人告訴你美國《福布斯》雜誌2010年報道，全球知名研究諮詢公司蓋洛普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９年間對１５５個國家的國民進行生活滿意度調查，丹麥再次當選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國民綜合幸福指數高達８２。對於一個僅有３０９４平方公里國土面積和５３０多萬人口的國家來說，這樣的調查結果令人矚目。量化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幸福該如何衡量？為什麼丹麥人擁有這麼高的幸福指數？日前，記者就這項調查結果對一部分丹麥人進行了採訪。大部分受訪者對調查結果深表贊同，他們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況非常滿意，且普遍認為丹麥之所以能被評為世界最幸福的國家，是因為其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國民的物質和心理需求。丹麥向來以高稅收和高福利著稱，優越的福利政策建立在高稅收的基礎之上。政府將稅收的７０％用以支持各項福利項目，通過調整稅收和福利制度，有效地降低了國民的收入差距。擁有一家珠寶公司的托米說：「丹麥的高稅收確實給經營者不小的壓力，尤其是在這兩年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但總體來說，丹麥的商業競爭環境很健康，只要按時納稅，所有的合法權益都會得到保障，並且稅收的一部分也會以福利形式返還。我對自己的經濟和生活狀況很滿意。」丹麥公民可免費接受各種教育，在校學生每個月還可以從政府獲得生活津貼。從下一代的教育培養到老年人的養老撫恤，從孕婦的孕期福利到兒童津貼，以及免費醫療和失業救濟，福利政策面向全體公民，不分階層和經濟狀況，落實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實現了「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即使在當前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丹麥政府也會出台新的政策，比如適當降低個人所得稅，保證國民的生活質量以及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促進消費。美國《新聞周刊》這樣談「幸福心事」

奧巴馬最適合天才發展的英國、女性的波蘭、藝術家的德國、音樂家的法國以及平等的丹麥、理想主義的荷蘭、教育強盛的芬蘭、生物科研的瑞典，而對美國的評價只是，「一個適合致富的國家」。中國：哪些因素影響幸福感？

在近期召開的地方兩會上，「讓人民幸福」成為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二五」規劃中的高頻詞。哪些因素影響幸福感？人民網就此推出的調查，受到了網友的廣泛關注。截至2月20日21時，共有11519人次參與此次調查。對影響幸福的因素，分別有超過三成的網友選擇了「經濟狀況、生活質量」和「權力規範、公共服務」，其中選擇前者的比重略高。可見，規範權力運行已與增加經濟收入一樣影響著幸福感，政府依法行政，改善公務服務，消除影響幸福的負面因素，網友非常期待。34.4%的網友（3957票）認為「經濟狀況、生活質量」是影響幸福的首要因素。這說明，改善收入、提高生活質量，是幸福感的基礎條件。幸福永遠是一個相對指標，從調查中可以看出人們對幸福理解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有31.4%的網友（3612票）認為「權力規範、公共服務」是影響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政府對自身權力進行規範，讓社會公平正義得到貫徹時，民眾的幸福才能更加有保證。讓公共服務給人民以穩定的預期，人民的幸福感穩步提升，政府可以大有作為。27.7%的網友（3194票）認為「社會保障、體面尊重」與生活幸福感關係最緊密。這說明，體面、有尊嚴、有保障的生活，已成為衡量幸福的重要指標。此外，還有6.6%的網友（756票）選擇了「社會參與、價值實現」這一選項。這也同樣表明，在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穩步推進的今天，參與社會事務、實現人生價值，已經受到更多的重視，成為更多人的訴求。 (來源：人民日報)金錢不是一切 「幸福指數」靠譜嗎？年過七旬的張大爺在北京京客隆超市不停地轉悠，他來到擺放牛奶的櫃檯前，不時抬頭看一下櫃檯上同類商品的價格，取下來再放上去，反覆對比後，將三元牛奶放入了購物筐。記者上前詢問GDP是什麼，張大爺滿臉的疑惑，「GDP？不關注，我只關注商品的價格是漲了還是降了。」張大爺的幾句話道出了GDP面臨的尷尬：跟老百姓不直接相關，更不能用其來衡量老百姓的幸福，幹嗎關注它？2011年3月，眾所關注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將要公布，跟「十一五」相比，GDP指標該擔當一個什麼樣的角色？GDP指標將何去何從？

假如沒有正確的態度，幸福指數也可能成為另一種GDP，也會出問題。CFPGDP，淡化但無法淡去GDP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但是，關於GDP的詬病由來已久。如不能衡量社會成本，不能衡量增長的代價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質量和實際國民財富等等。而民眾呼聲最多也是最主要的問題是，GDP不能反映民眾的幸福指數。「比如你今天把路挖了，明天把路又修好了，之後再挖路，再修路，這些都計入GDP。看起來GDP增長了，實際上大家的福利被損害了。這是很典型的。」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曉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其實，不只是中國，歐洲各國也正越來越多地表達對GDP這一貨幣指標的不滿，著手尋找反映政府提高民眾生活水平是否成功的替代指標。英國首相卡梅倫去年底宣布，打算建立衡量國民福祉的指標體系，可能納入民眾生活滿意度等評價指標。法國總統薩科齊先前也作出類似努力。從上世紀中葉開始，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開始探索提出替代GDP指標的綠色GDP概念，但是由於實施綠色GDP核算體系，面臨著技術和觀念上的兩大難點，GDP的「權威」依然沒人能夠撼動。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祝寶良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採訪時表示，GDP是有問題，但仍然是當前考核經濟的最好的一個指標，「別的國家找指標代替，也不可能找到別的指標來代替，哪個國家也少不了GDP。」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社副編審鄧聿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不管中央強調與否，GDP指標事實上還會起著一個重要的風向標的作用。「首先是因為有一種慣性，大家都會想著用這個指標來衡量各地的經濟發展情況。其次，在沒有找到更好的指標來代替GDP前，也只能用它去衡量、考核地方官員。所以它的角色還是很重要的。」儘管GDP角色重要，但中央關於「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並未像歷次五年規劃的建議那樣提出GDP增長的目標，淡化GDP指標被認為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能否順利推進的關鍵。祝寶良認為，在「十二五」考核指標中，GDP和人均GDP指標肯定是要有的，只是在考核GDP這個單一指標的情況下，還要考核其他一些比如節能減排、公共服務等的約束性指標。記者注意到，「十一五」規劃中已經有22個考核指標，不僅僅強調GDP，節能減排、就業指標也在「十一五」中規劃體現出來，「『十二五』規劃應該還會按照這個思路走下去，從國家的角度，是在逐步淡化單一的GDP考核。」 祝寶良說。儘管中央明確要求未來五年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取得重大進展，但某些地方拋出的GDP超高增長目標表明，「落實仍是最大難點」。其實，GDP作為重要考核指標從來沒有在政府或者黨的文件中出現和羅列過，但實際上卻一直是按照這個指標進行考核的。「中央考核省領導，是大面上的考核，當然還有其他考核指標；但是到了地方，省里對市裡的考核，經濟指標應該還是第一位的，這沒什麼可說的，交了多少財稅（跟GDP直接相關的就是財稅），這個是最直接的。」張曉晶說。一些人喜歡把GDP的快速增長和民眾的幸福感對立起來，似乎GDP漲的快是以普通人的幸福為代價的。實際上，GDP增加帶動了人們薪資的增長和就業機會，而GDP增速放緩在督促政府改善民生的同時，也增加了普通人就業、生活的壓力。（《環球時報》 馬紅漫）時事點評：要GDP，更要幸福感

資料圖幸福感是一個人人可言說的話題，由此出現了「每個階層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對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不過，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奚愷元表示，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有助於增加幸福感，現在的中國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離的現象呢？事實上，就世界範圍來說，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離是一種普遍現象，在經濟學上被稱之為伊斯特林悖論。經濟發展以追求效用最大化為目標，一般來說，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增加，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指數也會同步增加，但令人遺憾和困惑的是，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人們的幸福感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同步均衡增長，產生了所謂的「伊斯特林悖論」。研究顯示，在人均GDP較低的階段，GDP的增長使幸福曲線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後，GDP進一步增長並不能帶來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長。根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伊斯特林等學者的研究，在過去的50年中，儘管收入不斷增加，但美國和日本國民的幸福感並沒有增加，歐洲自1973年開始有記錄以來國民幸福感也沒有增加。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說，國民的幸福指數明顯滯後於GDP增長。在筆者看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工作壓力過大、工作時間過長、勞動保護差、勞動者精力透支和職業枯竭，而各種權利權益得不到保護更是重要因素。有關調查表明，中國職工的總體工作幸福指數處於中等偏下狀態，基本上每10個在職人員就有3個人的工作幸福度偏低，工作壓力已成為中國居民的第二大痛苦源，占痛苦來源的16.5%。在這樣的事實面前，國人的幸福感怎能提升呢？一個各方面都運轉良好的社會，一定是經濟社會發展與民眾生活質量的提升並行不悖、平衡發展的社會。如果一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而人民群眾的幸福感持續下滑，這個社會的發展就可能失衡，甚至引發社會動蕩，阻礙經濟發展。正因為如此，我們要關注公眾的幸福感，要關注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幸福感的狀況。另外，不應把幸福感與GDP的關係看成是對立的。能夠關懷幸福，說明發展理論與發展實踐上升了一個層次，發展的內涵更加豐富了，但這決不是要在GDP與幸福感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沒有財富的積累和民眾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也談不上民眾的幸福感。對GDP，應重視之而又不以之為尊。將GDP與幸福感等指標相互補充，作為考察社會發展進步的依據，才有益於社會的和諧。（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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